另类帝国小说与缺席的中国

两年前看完写的书评，没投出去，刚在文件夹翻出来了。。

罗斯·福曼（Ross G. Forman）现为英国华威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研究方向副教授，从事维多利亚文学及文化研究，长期关注英国与中国、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缠绕的帝国》（China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Empires Entwined）一书于2013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2022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中译本。该书集中考察了1840-1911年间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及中国人书写，全面回顾了从英侨在华创作及发行的小说到英国本土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并借此重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主义策略在亚洲的展开及反馈。书中涉及了许多在华英侨创作的小说，这类作品在中英学界以往的研究中关注都较少，研究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与印度等亚洲殖民地不同，晚清中国始终没有成为英国的正式殖民地，英帝国在中国进行着的是福曼称之为“非正式的帝国主义”的活动，而面对英国的扩张中国从始至终都表现出对抗甚至鄙夷的态度，福曼认为这样的负面反馈直接影响了在华英国人的写作，中国通商口岸小说、香港殖民地小说中因此成为一种另类的帝国小说，它们动摇了英国殖民小说中惯用的帝国主义完美叙事模型；而在英国本土，与中国相关的舞台剧及小说也都陆续表达出对中国入侵、亚洲共同体联盟可能性的恐惧和担忧，“中国”概念为英国各种层面的担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共鸣板。然而，尽管该书题目叫做“缠绕的帝国”，造成了一种将“中国”与“维多利亚英国”并置研究的错觉，但实际上福曼展开了一项围绕维多利亚帝国文学及文化的单边研究，“中国”及“中国人”更多是作为抽象概念参与了英帝国的扩张想象与自我建构，作者对晚清中国的人文地理、社会历状况的忽略是其研究中的瑕疵之一。

一

萨义德曾提出小说是殖民主义话语和帝国观念表述的最充分的领域，“帝国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英国小说里那样有规律和经常性地出现。” 小说不仅是新的文学消费形式，也是接触与英国文化、现代性、殖民者等密不可分的新价值、新观念的途径。消费过程中，小说不单是殖民工具，也是文学转换、协商和抵制的场所。为了考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化症候，福曼也选择了帝国文本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书的上半部关注有实际在华生活经历的英国人小说，包括了通商口岸、殖民地香港岛、义和团时期的北京及华北地区的书写，这类作品将在华实际生活体验放置到维多利亚帝国殖民小说通用的框架中再加工时出现了冲突，许多作家开始重新审视英国对华政策及英帝国殖民主义文明观；下半部，福曼转向了在英国本土生产和流通的中国主题文本，包括亚洲入侵小说、英国舞台上的中国形象、伦敦华人聚居区莱姆豪斯的文学书写等，这类写作充分制造了中国幻象和东方焦虑，他们笔下的中国是一个完全想象性的东方概念。福曼的研究呈现出沿海—岛屿—中心—宗主国的空间叙述逻辑，从几乎沿中国海岸线分布的通商口岸，到香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到晚清中国的中心北京，再返回英国本土，维多利亚英帝国亦是沿着这条路径构筑了对中国的扩张幻想。

福曼从英国登陆中国的第一站通商口岸开始着手研究。通商口岸城市将欧洲人的定居点联结在一起，呈现出对中华帝国版图重新配置的隐喻。福曼指出通商口岸小说与同期英国侨民在华写作的纪实报道、旅行文学非常不同，后者更关注中国实际情况，而通商口岸文学的作者多为派驻口岸的英国人，他们与中国本地居民之间的交集不多，因此倾向于抹除区域差别，更关注当地英国人社区内部的生活故事及观念冲突。但是，通商口岸小说也反映了在华英国人与本地人交流时的不稳定状态，这些作品对异族通婚、纳妾、混血儿等跨文化题材的处理方式与宗主国呈现出微妙的差异，更倾向于肯定调和的态度，许多作品也谈及本国领事与商人间的利益冲突、本国浪子触犯法律又被制裁的故事，借此反思了英帝国殖民话语的稳固性。狩猎小说讲述粗鲁排外的中国本地农民如何对洋人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和攻击性，最集中地反映了英国侨民与口岸城市土著间的冲突。这些故事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西方入侵者的回应。对于宗主国惯用的帝国航海伟大叙事，旅居通商口岸的英国作者经常予以讥笑嘲讽的态度，通商口岸小说为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殖民扩张观念提供了多重视点。

香港殖民地小说更强化了不稳定的帝国书写特征。在第二部分，福曼选取了短篇小说家詹姆斯·达尔齐尔展开分析。英国人通常喜欢描述一个中国人缺席的香港，他们想要说明在英国国旗悬挂之前，香港岛几乎没有历史。作为苏格兰驻港工程师达尔齐尔的小说却是异类，福曼认为他篡改了长篇小说稳定、高强度输出帝国主义话语的传统。达尔齐尔的小说多为短篇，以分散、简短的篇幅绘制出人口众多的香港地区不同阶层的生活，他关注个体间的交往和情感，摆脱了极端的爱国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殖民小说的通俗框架。达尔齐尔的小说佐证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英国对中国的治理其实缺乏重大影响，甚至对英国直接管辖下的民众的影响力也有限。达尔齐尔的写作总体是现实主义和悲观主义风格的，并未展现一个海上商业帝国的宏大神话，而是更侧重关注英人在香港岛的具体生活处境、迁徙以及个体间的跨文化交往。

北京是始终处于“洋中国”想象版图之外一座无法攻陷的城池，北京由城墙层层包围起来的森严空间坚守着晚清中华帝国的完整性。1900年及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对在华洋人造成了严重打击，并催生了大量由欧美人士写作的义和团小说，北京被叙述成为了一个野蛮、充满攻击性的危险空间。福曼指出，义和团小说善用围困状态与空间投射隐喻的特点，这类小说重视城市的空间构成物，如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以及保护英国使馆的墙壁等城市空间架构，小说让英美男孩主人公成为送信者，进出北京城的这些空间、穿过城门，在城市空间中的这种流通，激发了跨越城池边界、在亚洲隐匿地穿行和掌控的预言。义和团小说多在伦敦出版并在英国本土发行，因而普遍输出了一种稳定的帝国主义历史论述，义和团小说作为英帝国神话制造的一部分，展示以及文明对抗“野蛮”，纪律对抗“暴乱”的终极霸权。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福曼将视线折回了英国本土，考察由澳洲和美国等地发展出的“亚洲入侵小说”传入英国后的发展，以及舞台上的“天朝”中国形象。亚洲入侵小说突出“黄祸”威胁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危害，渲染中日同盟的威胁性，并暗含建立英语国家同盟新格局的期待。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系列故事、希尔的《黄色浪潮》故事等，推出了诸如傅满洲一类残酷的天才中国人形象，这类形象是野性残酷与技术文明的杂交物，有可能逆向入侵西方，征服欧洲，抹除白人的历史。而维多利亚时代舞台剧中与中国相关的表现，则以军国主义色彩浓重的戏剧和低幼化的哑剧为主，这些戏剧对中国的一些幻想和印象还停留在18世纪，渲染远东浮夸的异域风情和神秘感，一些与鸦片战争题材相关的道德主题戏剧则倾向于把中国人描绘成潜在的基督教徒，等待西方的救赎。

最后，福曼考察了伦敦的华人社区书写。华人社区规模很小，但却集成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市的多重焦虑投射，大众媒体将犹太移民、工人阶级潜在的暴动可能、城市犯罪与堕落、贫民窟生活都整合到了华人社区叙事中，把伦敦华人故事，融合了侦探小说、贫民窟叙事等多种叙述模式中混合呈现。在这一部分福曼考察了伯克和西姆斯的作品，二人对莱姆豪斯地区以及中国人形象的塑造一反常态，将华人男性称颂为道德模范甚至白人女性的拯救者，福曼指出这类作品所描述的“中国人”，可以作为个人和集体力量参与塑造伦敦帝国主义城市特征，这种叙事标志着英国早期写作的转变。

总体来说，福曼沿着从“异乡中国”到“本土英国”的空间顺序考察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变化，在中国版图上的英侨写作更为真实多元，而英国本土生产和发行的作品则相对单一，但二者共同之处在于，维多利亚人眼中的中国始终是潜藏着危机的，它始终位于英帝国阵营的对立面，庞大顽固而排外，难以掌控，中国与印度等其他殖民地相比的特异性也在推动和促进着维多利亚人重新审视自身的帝国主义观念，而对中国的想象和建构也成为帝国小说中一支另类的呈现。

二

福曼的研究具有两个突出亮点。首先，他建立了两种空间坐标，指出同为中国题材的小说，在中国创作和出版与在英国创作流通时内容有所差异。福曼经研究发现，达尔齐尔的作品《英国直辖殖民地编年史》（1907）和《远东的高品质生活》（1909）原本是在香港创作的关于当地生活的短篇故事，谈及了许多殖民地范围内异族通婚等敏感话题，而在伦敦重新出版时，则使用了不同的文本和发行策略，增加了许多海上故事，从而具有了典型的维多利亚帝国海洋小说体裁特质。再如，义和团小说尽管以中国为背景，但几乎都在英国出版，所以呈现出统一的英帝国价值取向，许多作家并不是义和团围困的亲历者、甚至未曾到过中国，他们仅从新闻中了解信息便借题发挥创造小说，有些故事则与印度兵变故事共享了高度相似的情节框架，显然在英国本土范围内对中国的书写，从属于一个含混的、整体性的东方生产与想象，对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较为统一，皆服务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重构世界版图的幻想图景；而在中国土地上，英侨的写作则暴露了“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推进中存在某种缺陷，英帝国在中国的殖民扩张中呈现出不稳定、不连续、边缘化的状态。福曼聚焦两种差异，拆分并对比了同一时代、不同空间的中国书写，从而深入分析背后的帝国话语驱动、生产与变异过程，这是其研究突出的贡献。

其次，本书中也贯穿着鲜明的性别话语分析。维多利亚统治后期，随着英帝国在海外扩张方面日渐式微，“衰退”的焦虑反向刺激了帝国殖民小说对男子气概的强调。随着布尔战争、苏丹兵变等事件发生，英国海外扩张屡遭挫败，童子军的创始人巴登·鲍威尔直言帝国衰落背后是男性气概的衰落，他写道“请记住，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与今天的大英帝国一样伟大，可是它最终覆灭了，因为年轻的罗马人放弃了男子气概……” 这种社会思潮转向充分体现在了冒险小说中，G·A亨蒂的《盟军朝向北京》也是一部面向男童的小说，在围困中化解危难的英雄主义男子气概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福曼通过义和团小说，详细深入地分析了帝国小说中的性别话语，他指出大部分义和团小说都融入了成长小说的框架，在围困故事中，处于青春期的英国男孩会短暂地伪装成柔弱的、中性的中国人，甚至卷入一些同性恋、三角恋等与当时伦理相悖的异常情感状态，而结局通常是在顺利度过围困危机后，男孩最终成长为男人，跟一个女性走入婚姻，回归正常生活，欧洲化的家庭空间被起义破坏，后又恢复，男孩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考验，最后成熟。福曼也在两个空间坐标的对比中分析对比了东方人的“性存在”及其威胁，他发现了通商口岸小说只侧重强调英国人的男子气概问题，异族通婚只发生在英国男性和亚洲女性之间，然而异族通婚到了伦敦的莱姆豪斯则变成了一种威胁，亚洲男性与英国本土女性的通婚成了一个污染血统的威胁，并受到频繁攻击。事实上，“黄祸”是一套融合了性别和种族的交叉话语，在当时英国的流行叙事中，对中国的畏惧和仇视是建立在十分具体的“强奸”威胁之上的，霍彭施坦德（Hoppenstand）做出了准确的描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流行文化叙事中，白人英雄对“黄祸”的抗击和对西方文明的捍卫，往往通过一套常见的符号系统来实现，那就是保护白人女性免受东方人的侵犯[6]，这并非福曼个人发现，但他从文本细读中不断捕捉和挖掘潜藏在情节之下的性别信号，深度考察英国的殖民观念与性别话语的交织，这是其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

三

福曼的整体研究思路都是“求同”，将众多小说中的相似之处视作关键的、能够展示帝国想象的方向，而将小说的不同之处及其成因尽量忽略掉。以这样一种思路来考察“中国想象”，忽略了“想象”与“现实”间的对照研究，在中国读者的视角里难免有不够充分之嫌。

福曼对小说的分析倾向于从情节设计入手，归纳小说的共同之处、论述相似的人物和命运，概括总结的内容较多，很少提取具体的、有代表性的文本片段，除了对达尔齐尔和伯克的作品展开系统分析之外，对其他作者的分析较为模糊，通常抽取一两篇小说的部分情节作为论据，泛泛而谈。本书前半部分的研究过分追求共性，有选择性地搜罗证据、提炼作品间的共通点，用以佐证“不稳定的帝国主义叙述”这一论点，但其选择的作品是否有充足的代表性，以及它们的共通点是否突出？福曼没有充分论证。如在研究“香港书写”部分，福曼只选取了一位作家达尔齐尔和他的短篇小说集支撑了全章，达尔齐尔能否代表当时英侨香港书写的普遍状况，如若不能，他与其他驻港写作者的差别又如何？福曼并没有深入分析其中的差异化表达。且这一章以个案研究展开，研究方法和结构上与其他章节都不同，福曼亦没有做出解释。

在对通商口岸小说的考察中，福曼忽略了中国不同城市间的巨大差异，将所有开埠城市笼统划入“通商口岸小说”这一文类框架中去。尽管通商口岸小说通过虚构一个所谓“中国海岸”的地理实体来维系自身对中国版图的想象，小说内容也多述说英国侨民内部的故事，但写作者本身长期侨居中国城市，具体城市的文化、风俗、政治环境都会直接影响到作者的殖民观以及对中国的认知，不同城市给予英国侨民的体验也不尽相同。晚清中国部分城市沐浴西风，对于现代事物及西方世界接纳速度很快，有些城市则民风彪悍、仇视西方，还有的城市有特殊的殖民记忆，这些历史遗留因素以及城市间迥异的风土人情，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在华英国人的写作。然而，福曼的研究中将这些旅居通商口岸的侨民小说统一视为“海岸故事”，甚至在分析作品时很少提及究竟以哪座城市为发生地，反映了福曼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具体情况缺乏了解和关注。福曼的论述中也不乏一些细节错误，例如丽丝·博海姆（Lise Boehm）的丈夫于1885年至1891年担任英国驻淡水领事，因此博海姆的《中国海岸故事》（China Coast Tales）这部作品小说集大部分时间是在台湾淡水写作的，台湾与上海、北京、汉口等内陆城市的文化与政治环境非常不同，自然也影响了博海姆的写作，但福曼在分析博海姆时并未论及这其中更深入的差异。再如，维罗妮卡·金与保罗·金二人以W·A·里弗斯（Rivers）为笔名的写作大多都是在旅居上海期间完成的，晚清上海具有其特殊性，上海对西方事物的接纳极快，迅速崛起为一座光怪陆离的现代城市，大量来沪西人都对上海展开了丰富的书写，当代相关研究大多会将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选题来分析，然而福曼在分析里弗斯小说时，忽略了这些故事发生地的特殊性，并未重视上海在晚清中国的独特性，而是将之泛泛归类到通商口岸城市当中一笔带过。福曼忽视上述这些城市间的重要差异，也导致他忽视了“微观的中国生活如何影响具体作家写作”这一问题。里弗斯等作家的作品中多涉及中国佛教、道教、中国古典哲学、艺术等内容，有些作家甚至可以算是半个“中国通”，这些细节都体现了中国文化对英侨写作的深入影响，但福曼基本没有提及这一方面。福曼最终指出，洋中国及口岸城市作为英国的幻想投射之地充满了经济或领土纷争，而通商口岸小说通过揭露英国人在中国的实际生活来暴露了帝国幻想的不稳定性、异质性，他对通商口岸小说的分析就到此为止。事实上，若能进一步结合晚清中国具体的人文地理情况、中国生活及中华文化对英侨作家的影响等要素来剖析后者作品“异质性”的成因，福曼关于通商口岸小说的研究结论显然可以继续深化。

对英国本土“黄祸论”小说部分的研究也暴露出福曼对中国方面材料缺乏关注。福曼在讨论亚洲人入侵欧洲主题的小说时，似乎不知在晚清中国的确有过入侵欧洲的论调。梁启超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宣称，白种人傲慢自大，厌恶艰苦的工作，相反黄种人则谦恭而勤劳，汉族能够统一全球，澳大利亚和美洲将成为居统治地位的黄种人的殖民地。梁启超还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还明确提出了侵略的字眼：“然我中国人种，固世界最膨胀有力之人种也，英法诸人，非惊为不能压抑之民族，即诧为驰突世界之人种，甚者且谓他日东力西渐，侵略欧洲”，中国本土的入侵欧洲论调与英国的亚洲入侵欧洲小说不谋而合。同样，晚清中国被迫接纳西方科学技术时，也的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论，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技术最后对抗西方，立自身于不败之地是晚清改良派的理想，这亦与福曼所指出的入侵小说中的恐惧模型——东方传统帝国观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体——有相通之处。中国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关注到了中国本土的入侵欧洲论调，并分析其在欧洲引发的恐慌和变体[7]。但福曼更倾向于单纯地使用后殖民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认为黄祸论、傅满洲等扭曲叙事实为英帝国将自身的扩张焦虑投射到了中国形象中，是维多利亚帝国心理痼疾的具象化。这一论点固然富有洞见，但对于其中可以深入挖掘的细节，福曼并未重视，他跳过了中国方面的史料，省略了对照工作，缺乏中英对话的研究思路。

四

福曼对中国方面资料缺乏关注，归根结底源自立场、视角和研究目的差异。总体上，福曼意图围绕“英帝国如何想象中国”这一核心问题来完成一项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文化研究。福曼指出，“天朝帝国”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蓝图，这种焦点转移使帝国主义多元化，也展示了大英帝国与其他帝国的“交织”，然而，他的具体研究并没有充分呈现出对这种“交织”的考察。同样，在序言中福曼称试图解决“缠绕的帝国对英国和中国意味着什么”，但显然他的研究更侧重“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而未解决“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站在中国读者的视角上，看到本书标题时会对这一研究抱有比较文学视域下的期待，但阅读后发现这并非一项比较文学课题，福曼的研究中没有同时代中英文化的交汇与对话，中国仍然是以缺席的形态在场。

福曼提出，维多利亚时代帝国小说研究者需重视中国的存在和重要性，打破一味地将印度作为英帝国研究的中心模式，然而在研究实践中，他又时时对照印度，许多研究结论都离不开与英人印度殖民地小说的对比分析，而不是与晚清中国实际的地理、政治、文化等史料的对比得出。如在对义和团小说的考察中，福曼也关注到许多作家曾评述过义和团的起因和性质，评价过太平天国运动对基督教的误读，以及借小说人物之口“反思”和巩固英帝国殖民观等事实，福曼若能沿着这条线索通过与晚清中国方面的史料做对照阅读，可以更进一步地剖析义和团小说的生产语境。但事实上，福曼时而对比义和团围困与印度兵变围困叙述的相似之处，时而援引马克思对中国的论点，甚至指出日本军队在解围北京使馆时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英国故意弱化日本的军事实力等意图，但就是未对小说发生地中国华北、北京当时的生活状况进行还原和说明，福曼的研究始终需要借助印度、日本等宏观的“东方”概念辅助，来评估英国对中国的想象。

标题中“想象”二字不可忽视，不论是晚清在华英侨作者，还是作为当代研究者的福曼，都在围绕着一个被想象的、被建构的抽象中国形象展开书写和分析，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晚清中国作为一个实体的历史状况。福曼把中国书写这一命题物化为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症候来分析，中国书写如同若干症状，福曼仔细切分这些症状，寻求其共同点，只为探索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病理，这也是他只重视提炼作品共同点而忽略不同之处的原因，他没有把在华英人的小说视作是中英跨文化交流的鲜活产物来考察分析，他决定无视情感与文化层面的碰撞，而是只切掉能够分析英帝国主义病理的部分去做论证。斯皮瓦克在分析吉卜林《征服者威廉》时敏锐地指出文本中印度已然退场与消失，例如饥荒作为南印度的特定性，其出场目的完全是工具性的，印度西北部的一些地名被比作“像婚礼上的钟声在她耳边回响”，斯皮瓦克认为这些地名不仅不是对印度的说明，相反却意味着印度的消失[8]。这一特点无疑也体现在维多利亚作家的中国书写当中，而福曼的研究立场和视角使他同样没有重视中国已然缺席这一事实。福曼几乎没有从一手中国史料中寻求思路和发现，他仅仅关注英国人对中国的二手叙述，而即便脱离了对中国晚清的具体观察，他的研究也可以在“帝国动机”的丛林里自行生长，这也导致这本书并没有清晰勾勒出晚清中国的轮廓，没有在此基础上比对英国人写作的误读、忽视与想象，反而增强了晚清中国的模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