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贵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动态化基础上的多元化叙事

谈起“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今人头脑中浮现的影像可能初始清晰，稍加思索后又趋于模糊。说它清晰，是因为人们会快速联想到一个稳定的“新文化人”系谱，重点指向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诸人，他们在1919年前后构成了依托北大与《新青年》杂志的知识社群，从而与这“一校一刊”一起，长期稳居运动历史叙述的中心位置。说它模糊，是因为新文化运动虽以“文化”为名，但“文化”之义在“五四”当时也已是言人人殊；号称为运动核心诉求的“科学”与“民主”，在“五四”前后亦皆可对应甚为多样的知识资源与思想取向。不仅如此，国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个体价值与集体精神、理性与激情等等思想、价值与行为倾向，彼此不无矛盾，却在运动中共存并进；而运动对应的时段范围，也历来存在多种意见，各自言而有据。现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种历史的复杂性，务必得到尊重，学者不宜将之溶解于某种后设的观念结构中，或强使之服从后人往往过于简洁明了的逻辑推演。这也不是要纵容细节的堆砌、否认整体理解的可能性与意义，而是提示我们应当经由对于观测角度与方法的持续反思，深究如何更“准确”地描述与解释某些历史对象所富含的“模糊性”。而进言之，上述貌似清晰稳定的“新文化人”系谱，又是否足以解释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复杂性？这个问题的旧有答案，同样值得检视。近年陆续有学者指出，对于新文化运动如何兴起的考察，不宜不假思索地遵从北大/《新青年》单点发起的图式；这一兴起过程，还至少涉及“研究系”、国民党（主要指中华革命党一脉）与江苏省教育会等“五四”前既存的势力扮演的角色。这不是要否定《新青年》同人基于自身因由、确立自身地位的历史合理性，而是说明“新文化”之所以“运动”起来，并非北大或《新青年》一方所能独力达成。其中，周月峰教授多年来关注梁启超等人构成的“研究系”，一些阶段性成果已通过论文形式面世。这项研究之后形成专著《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梁启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于去年出版，书中指出“研究系”中人并非外于新文化运动，他们在运动中的位置甚至一度靠近中心。不过，本书主要使用“梁启超系”一词，而非“研究系”。“研究系”之名，源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其成员与民国初年梁启超等组建的进步党有相对明显的渊源关系。在“五四”前后舆论的使用中，这一政派称谓已有较多贬义色彩，且“研究系”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始终热衷于政治活动，而未积极参与“文化”运动。至于“梁启超系”，则指向某个或某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网，同时又兼顾“派系”之义。具体来说，该系以梁启超为领袖，包括梁氏在清末民初（尤其护国运动期间）的门生与事业上的同志，“或因理念相近，或基于师生之谊，或有共事经历，在1918年前后逐渐汇聚，形成一松散的文化、政治团体”（15页）。该系与近代中国多数“群体”“派别”一样，并无严格的组织与清晰的边界，唯可辨认出一些核心人物，有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张君劢、蒋百里，另如丁文江、徐新六、林长民、黄群（溯初）、舒新城、徐志摩、宗白华、俞颂华、郑振铎等，亦曾被这一关系网或其延伸收纳其中，参与该系的文化事业。这些事业，主要涵括五个方面：办报，主要指《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三种报纸及其副刊；创办“五四”时期颇具影响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创办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共同推出影响甚大的“共学社丛书”；发起讲学社，积极开展与新文化相关的讲学活动；接办中国公学，创办自治学院。作者指出，“梁启超系”是以“复调”与“竞争”为特色的“五四”思想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甚至一度试图与《新青年》同人争“主潮”；而本书的取径，也不是偏向抽象思想的、静态的思想史，而是将该系人物及其活动视为“周流变动的关联性结构之一部分”，借以勾勒“五四”思想界的动态“肌理”（sinews），揭示以之为主角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发生及演变的过程（29-31页）。二在第一章绪论之后，作者以八章篇幅详叙“梁启超系”新文化运动的来龙去脉。这一过程可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8年底至1920年初，此期梁启超与蒋百里等人出洋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西政情与文化，而蓝公武、张东荪等人居留国内；第二阶段是1920年初梁启超一行回国后，该系的文化运动方针发生了明显变化。本书在前一阶段，出镜率最高的人物是张东荪，后一阶段则为梁启超。以下据笔者的理解，将此八章两两归并，对作者的论述逻辑与其间要点作一简略的说明。首先，是考察“五四”爱国运动前夕“梁启超系”与《新青年》的互动，聚焦于主持上海《时事新报》的张东荪与主持北京《国民公报》的蓝公武两个案例。早在1918年3月，《时事新报》已创办《学灯》副刊，该副刊向来被列为新文化运动的四大副刊之一，但早先聚焦于教育改良，之后就戏剧改革议题，刊载批评《新青年》的文字，才开始关注后者倡导的诸“文化”议题。《时事新报》与《新青年》几番互詈，其间不无意气之争；后经张东荪与胡适等书函联络，双方冰释前嫌，开始在“立异以求同”、共谋革新的基础上，分享彼此的言论阵地。而在北京，有一份较《时事新报》更少受到学界重视的《国民公报》，在“五四”前后的思想界亦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它响应《新青年》主导之论题的时间，还要早于《每周评论》《新潮》在京之创刊。主持该报的蓝公武，曾与北大傅斯年等发生论争，但双方措辞相对温和；该报还积极向陈独秀等约稿，并邀得罗家伦、孙伏园等北大学生成为报社特约记者与编辑。与之相应，《国民公报》从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向力倡“文化”革新的舆论平台转变，正是在与《新青年》的互动中完成的。但与《时事新报》相似，蓝公武对于《新青年》也不尽是追随，且有“竞争”与“调节”之意；不单如是，《国民公报》在改革之初积极输入学理，注重介绍俄国革命，倡导社会主义，相比之下（据李大钊的观察），“五四”之前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同人还很少讨论苏俄革命与其实践的主义。接下来的两章，探讨张东荪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动，分别论述张氏的“总解决”方案与凸显“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主张。在“五四”之前，孙东荪虽已厌倦“国会主义”标签下的政派政治，但仍大体维持上层发起政治革新的思路。而“五四”爱国运动彰显了青年学生的力量，也凸显了非常规的变革手段，进而在张东荪的观念中提升了“从威尔逊转换到列宁的革命之路”的可能性（83页）。随着爱国运动的推进，张氏“青年结合”的期许又开始向学商工各界联合的主张发展，进而在当时渐趋流行的诸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演变为指向“阶级竞争”的“总解决”方案。不过，他所谓的“阶级竞争”，是指“平民阶级全部”与军阀、官僚等“特别阶级全部”的斗争，而非社会内部对立阶级之间的竞争；且鉴于当前社会各界都还不够有“组织”，他认为“总解决”之前应有一个长期的预备阶段，在此阶段中，应从事引导各界自行革新、提升思想水准与组织能力的“文化运动”。与之相应，张东荪又提倡超越当时中国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第三种文明”，大致是指向“社会主义”文明；但他又未认定某种具体的学理，而是主张“浑朴的趋向”，广泛介绍社会主义标签下的各种学说。当时张东荪的思想，似比同期的陈独秀还要激进，其主持的《时事新报》与“五四”爱国运动后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对于传播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社会主义学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五四”之后倾向“革命”的力量开始进一步联合，张东荪一度置身其中，“戴季陶、朱执信等愿与其接近，而陈独秀等在讨论组党时亦拉其加入”（116页）。然而，张东荪的走向“革命”，似有“一时激动”的特点；加以1920年初梁启超诸人结束欧游回国，“梁启超系”的新文化运动发生转向。第六章回溯梁氏一行欧游的始末，包括梁启超等人对西欧战后景况的观察，与柏格森、倭伊铿等西哲的交往，这些经历提升了他们对于所谓“东方”文明的信心，也影响了他们对于自身回国后着手之建设事项的设计。作者归结：“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诸人欧游一年，有一种独特的‘缺席’与‘在场’：对国内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学生运动所搅动的时代潮流的‘缺席’，以及对欧战后欧洲思想氛围的‘在场’。”（136页）而国内张东荪、蓝公武等人“缺席”与“在场”的情形，与之恰恰相反，同人内部的经历差异及由此加深的思想分歧，便成为梁氏回国后重点应对的问题。在第七章，作者便讨论在梁启超主持下，《解放与改造》杂志接受整顿的过程。早先，张东荪主持的该杂志参照日人《解放》杂志的“解放宣言”，以“解放”标举破坏之义，追求言论的“彻底”，颇受青年读者欢迎。但经过整顿，改由蒋百里主持的杂志更名《改造》，取消“解放”二字，编撰倾向亦发生了如下变化：一是从对当时的中国文化/文明存而不论、主张另造“第三种文明”，转变为提倡“尊重爱护本国文化”“以复古为解放”；二是从高谈“主义”、主张“总解决”，变为倾向于研究具体“问题”；三是从疏离现实政治（不是绝对不关注政治），变为更积极地谈政治，使这一鼓吹“文化运动”的舆论平台更直接地介入废兵、制宪、自治等时兴政治议题。一方面，梁启超诸人的归国，使得部分《新青年》同人感到自身在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受到进一步的挑战；但另一方面，整顿后的《改造》减轻了破坏倾向，加强了稳健色彩，“从革命回归到改良，成为激进时代的渐进者”（169页）。第八、九两章，继续以梁启超为主角，梳理梁氏等人化合中西、再造文明的思路，与他们理解中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五四”时期新旧人物心仪的文明型范，以“复古”“俄化”“欧化”为常见；梁启超对三者均持否定态度，但他却未给出自己的型范，而是寄望于未来“研究”所得。不过在他的思路中，“国故”或中国文化并非只能成为被新文明超越的对象，而是至少与别种文化平等，有望“化合”进未来的新型范。这也并非退居某种保守立场、主张全盘移植传统文化，而是欲以温故知新的方式，培养新的国民“心理”；这一重视心理层面之国民性改造的思路，又“像是前期新文化运动理念的延续”，而非“五四”爱国运动后流行的以宣传与组织为主要手段、注重社会改造的思路（181、185、188页）。在另一方面，“梁启超系”的文化运动也从未真正拒斥政治，其“以政治为主要着眼点”的表现，包括社会方面“筑基础”与政治方面“造势力”两个层次。该系人物重视青年学生，也主要是视之为地位高于普通民众的“社会中坚分子”，反映出“传统士人的精英眼光”（203页），倾向于以培养行政官僚与代议制政党人才为鹄的，而非养成体制外的革命者。然而，自进步党解散后，梁氏及其周边人物又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215页），“梁启超系”在“五四”之后意图筑成一股新政治势力的努力，成效终归有限。第十章为全书总论，概述“梁启超系”的历史地位：他们积极响应《新青年》同人主倡的文化议题，可又不仅仅是响应者，且是“形塑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性力量”。他们不仅对运动的“量变”有贡献，且曾促成运动的“质变”，最显著者，便是“将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从思想文艺转向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226页）。此外，在文言白话问题、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整理国故”等议题上，“梁启超系”都是重要的当事人或参与者，可谓“直接影响新文化运动之走向”（229页）。综观全书，作者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新文化运动研究聚焦于某一特定群体、刊物或教育机构的思维定式，在后人习以为常的人物系谱之外，揭示了另一批人对“五四”思想文化变局的重要贡献。这批人中的核心人物梁启超，虽然身为“晚清一代”思想者的代表，但在“五四”当时依然是风云人物，其在思想界的光芒未被所谓“五四一代”完全掩盖。而“梁启超系”中梁氏的门生辈，与《新青年》同人也大致是同一辈人，这可以启示今人进一步反思《新青年》同人对其同代人的“代表性”问题。在此，作者亦不是把新文化运动视作轮廓清晰的静物、描述某一为人忽视的局部器官与静物整体的关系，而是贯彻将运动视作“过程”的思路，视“梁启超系”为运动的形塑力量。在此形塑过程中，“梁启超系”积极参与人员与言行诸层面的“纵贯横通之联络”，表现出个性与共性（226页），其在社会上与思想界中的地位亦相应发生变化。可以说，本书提供了一则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化叙事，此番多元化又建立在充分动态化的基础之上。而这样的研究进路也提示，“五四”时人所理解、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存在超出许多后人想象的多歧性与过程性，多歧性的来源亦不限于“梁启超系”，这一点在作为本书附论的《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一文，以及作者未收入本书的名文《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中，有更为集中的阐述。作者对新文化运动叙述模式的检视与谋求突破的努力，依凭的是细致绵密的史料功夫。“梁启超系”主持的报刊如《晨报》《解放与改造》，较早已获整理出版，但在新文化运动研究中的地位，大体仅是作为寻章摘句的对象，构成《新青年》《新潮》等刊的“陪衬”。《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因其“四大副刊”之一的地位，较早引起学界重视，而《时事新报》本身则在近年才获得较多关注。《国民公报》原先不单用者寥寥，知者似亦不多，直至近年经过整理、收入大型数据库，才开始得到较多学者的利用。作者长期从事近代史料整理与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对与“五四”思想史相关的资料整理致力尤深；具体到本书所涉材料，对于《时事新报》《国民公报》的整理公开，作者可谓贡献良多。新文化运动的论述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史料的存世与利用情况的影响；而反过来说，史料建设的进展也会受益于研究思路的更新。本书未满足于胪陈报文撰作者的只言片语，而是注重梳理时人思想的展开“过程”，及各人思想过程之间的动态关联；这些关联有时隐而不显，尚须作者细心发掘文本蕴含的“潜台词”，揭示其间关于人物社会认知、群体认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信息，并以之为材料之间的衔接点。作者亦未迷失于遍布细枝碎叶的丛林中，而是不忘阶段性的总结与整体的观照，同时尽力避免研究者自身环环相扣的逻辑过程遮蔽历史中人彼此之间或前后之间的矛盾抵牾。援引陈寅恪先生的名言，学者依据“新材料”研求“新问题”方为“预流”，本书在“新材料”与“新问题”两方面，较既往研究均有显见的推进。“五四”新文化相关史料的开掘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如在梁系、中华革命党系报纸之外，有政学系背景的《中华新报》等近年亦开始受到重视），这些进展也将有助于开拓新的论题，帮助新文化运动研究这棵“老树”萌发出更多“新枝”。三本书内容丰富，但并未涵盖作者近年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全部。下文提出的问题，针对笔者认为的书中某些意犹未尽或值得商榷之处，一些可能在作者的其他研究中找到解答，一些则是延伸性的讨论。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多个还是一个？语词或概念所指倾向于“多”还是“一”，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本书主标题称“另一场”，似以“新文化运动”为复数；但文中又不时可见“整体的”新文化运动、或“梁启超系”与《新青年》同人同在“一个”新文化运动中之类的表述，且曾援引“复调”之喻，似是指认新文化运动为“复调”的“单数”。而如近年袁一丹教授的著作，题为“另起的”新文化运动，在此对于运动亦可以有单数与复数两种理解。雷蒙·威廉斯（R. Williams）、柯塞雷克（R. Koselleck）等海外学者曾提示，重要语词或概念往往既可以是复数，也可以是“集合单数”（collective singular）；而中文无法直接通过词形变化显示单复数，这便加剧了语词在单复数的判断上游移两可的现象。“五四”时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甚为多歧，却又普遍存在对于时代风潮之整体性的追求，这就为此种游移现象的发生与流传提供了更多条件。不过，时人理解多歧，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每一种理解都可被认作是在从事“另一场”运动；构成“另一场”的一大前提，应是与“这一场”存在联系以外，尚有自成一脉，且在当时造成较大影响的言行内容。据此而言，在语词史中处理“新文化运动”的单复数问题是一回事，在关于某一势力组织与运动之关系的研究中判断运动能否是复数，以及是何种意义上的单数是另一回事，后者相比前者，更直接地涉及研究者应如何理解当时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形式，以及既往给出的关系图式能否沿用，或在何种意义上可被沿用的问题。本书对于新文化运动（此处不加引号，是指其包含“名”所对应的“实”，对应上段末所称“后者”的情况），似存在两种描述倾向。一种是凸显游移于单复数之间的形态，强调“梁启超系”对于运动存在《新青年》同人的言行无法涵盖的重要贡献；另一种则倾向于传统意义上的单数形态，更多沿袭了以往的关系图式，将《新青年》同人认作必然的“中心”“主流”，将“梁启超系”视作“响应”主流的“后来者”，或拱“月”的众“星”之一。笔者以为，本研究的“动态化”，在这一点上尚可执行得更彻底一些，中心/边缘、主流/支流之类的判分，宜转换为两个彼此存在重叠的问题：一是“众星拱月”的图式本身有多大的合理性，亦即其他派系与《新青年》同人是否只能被形容为边缘之星与中心之月的关系？二是“众星拱月”的图式如若合理，它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适用于一切时段，亦即北大或《新青年》的中心/主流地位是何时确立的，相应的中心-边缘关系或主流-支流关系又是经由何种机制与过程而得以显现的？此间，研究者不宜轻信《新青年》同人的某些富于自我中心主义色彩、以自身为“新潮”天经地义之代表的表述，不宜不假思索地依循许多人在多年后将这些表述默认为基本事实框架、据此有意无意地修改自身记忆而成的说法，而应更充分地整合动态化的历史现场具有“自认”与“他指”性质的材料，及其他反映书刊传播与篇章阅读状况的材料开展判断。如据鲁迅等人自道，以及今人考辨，截至1918年上半年，《新青年》的销路仍“大不佳”，其言论乏人赞成，也乏人反对；此时《新青年》是否已占据思想界的主流位置，其力倡的文学革命等议题是否已成思想界的核心议题，实有疑问。作者也注意到，《国民公报》等梁系报纸对《新青年》及其倡导的议题给予重视，是在“《新青年》同人筚路蓝缕、孤立无援之时，而非在‘从风而靡’之后”（68页）；笔者以为，这恰可表明梁系人物是参与了“促使”《新青年》变得令许多人“从风而靡”的过程，帮助《新青年》主倡的议题逐步成为思想界的关键议题，由此参与塑造或曰确立了“五四”思想界的中心/主流。而在中心/主流尚未确立之时，又何谈对中心/主流的“响应”？要之，上述的两个问题，目前似无确切答案，但问题本身可以提示我们，对于“新文化”形成“运动”的过程，“梁启超系”是至关重要的力量之一，而包括《新青年》同人与梁系人物在内的这些重要力量，各有其指向文化运动的前情与后续，新文化运动乃是他们合力生成的对象。在此意义上，研究者似乎不宜、也不必定出他们之中孰为运动的“先来者”、孰为“后来者”。第二，“梁启超系”这一称谓的合理性以及相关问题。“梁启超系”相比有时近于政治污名的“研究系”，可能更契合文化运动的主题；不过，与“研究系”类似，这一名称在具体操作中的“边界”问题依然存在：呈现的边界太过清晰，将难以解释界线内外的取舍标准；太过模糊，开展讨论时又容易“失焦”，且能否称为一“系”亦成问题。质言之，这类问题甚为棘手，关系到研究者应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说明知识群体边界的“模糊性”；唯具体到本研究，聚焦人群的边界与相关的议题边界似仍有拓展的必要。例如，本书实已论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关系；而研究系中的林长民等人，与梁的关系亦甚密切，对“五四”时期的政潮与学潮之发生曾起到重要作用，在探讨梁启超诸人对政学关系或政治-文化关系的理解时，似不宜排除在外。另如黄群以及能否归入梁系更有疑问的陈光甫等人，长期在商界活动，这些人物及其活动对该系的资源汲取能力与文化事业的展开存在何种影响，同样值得探讨。另外，在本书后半部分，“梁启超系”有时似乎呈现为一个思想倾向与梁本人严格一致的整体，蒋百里、张君劢等人与梁的思想差异似乎被淡化了。仅张东荪与梁的差异始终受到重视，但行文中又曾将张氏排除出“梁启超系”（215页），当然这也可能是作者一时的笔误。抑有进者。本书对“梁启超系”文化运动的描述，也侧重于办报纸、办杂志这两块内容，而对所办之共学社与“共学社丛书”，以及接办中国公学、创办自治学院的情形，叙述较为简略。他如该系人物在清华、南开的活动，则几乎没有谈及。所办之讲学社与在国内组织的讲学活动，也少有涉及，仅是提及由倭伊铿推荐来华讲学的杜里舒，而经“梁启超系”延请在华讲学的罗素，也没有多少出镜率。这可能是因为全书以报纸杂志为主要资料，在集中火力之余，难以顾及更多样的史料，也可能是因为有些内容已被作者安排进其他主题下的研究。不过，即便是报纸杂志，本书也主要是利用报刊论评，而较少呈现报刊的经营与背后的人事状况（如《时事新报》《国民公报》的经营详情，牵涉黄群等人，似可详论）。作者曾判断：“仅就在舆论界、出版界的势力而言，梁启超诸人拥有当时最有影响的几大报纸，跟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最好，其势力远在北大一方，甚至国民党一方之上。”（226页）“最有影响”“关系最好”之说或可商榷，若称其操持的书报舆论极具影响，应无疑义；问题是，该系在思想界的权势曾经如此之盛，又为何最终沦为时代的“落伍”者？个中因由，不仅仅是言论旨趣的变化，也应涉及该系人物的组织、经营与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能力或表现，以及在各界的关系网络等“功夫在诗外”的方面；“诗外”与“诗内”相互影响交缠，催动了思潮变化与各方在思潮中的地位变化。另外，“梁启超系”在京尚有另一大言论平台《晨报》，若将该报及其对应的陈博生等人安排专章讨论，“五四”前后“梁启超系”的活动图景应可呈现得更为完整。第三，本书似可被视为一则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史”，而“势力史”或有与“地域史”进一步结合的可能。近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地方史与区域史（可以认为二者思路有别）研究方兴未艾，但需要强调，地方/区域视角并不等于“边缘”视角，而是提示对于包括中心点与相对边缘之地在内的整个运动图景，都应进一步关注空间维度。结合本书所涉内容，如张东荪的思想变化，实有地域性的社会环境与关系网络的影响，涉及他与东南政、商、学、报界人士的交往，而常驻上海的梁系人物感知的爱国运动与文化运动的氛围、参与的运动过程都与在京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且“梁启超系”或“研究系”的地域分布，在京、沪之外还涉及天津，甚至可能涉及其他地域；这些人物及其事业与所处地域社会的关系、人物的跨地域互动，以及相关书刊与思想的跨地域传播，都值得在结合更多社会与空间要素的基础上作更深入的探索。

徐佳贵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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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