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何成韵？

有宋一代，那些被升迁的官员是要向撰写诏书的翰林学士支付润笔费的。谁能想到，润笔费竟来源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不但“亲自帮助翰林学士向获得了升迁的官员讨要润笔费”“还规定了润笔钱物的数量，从此成为宋朝的‘定制’”。支付润笔费一视同仁，“为皇帝撰写制词、如遇到立皇后、立太子等关系到皇帝本人的重大事件，还有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各种带有文宣性的制诰诏赦等。遇到这些情况，翰林学士还是可以得到皇帝赏赐润笔费的。”上行下效，润笔费还渗进了民间，比如撰写碑志支付润笔费蔚成风气，若是名人价格不菲不说，往往还得等上一两年。

长期以宋史为研究方向的黄博，在提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圈时手到擒来。本书中，黄博带领读者“游走”于宋代宫廷、官场、旅途、科场和文坛五个最具文艺气息的生活场景。黄博的这本书很“高级”，虽然许多内容其他著作也有涉及，但黄博所选取的视角独特且高深，比如苏轼所擅长的分韵与王安石的保留项目集句诗，除了历史的呈现外，黄博还带读者一一赏析，许多涉及鲜为人知的历史典故。今天，每每提及宋代，总有一些人情不自禁地畅想宋人诗和远方的浪漫与惬意。然而，深读此书后我们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即如果没有达到相当“段级”的文化水平，恐怕只剩下苍白的“远方”而难以言“诗”了。

有网友戏称本书是“宋风三万里”。确实，黄博在本书中对宋代文人生活圈有过许多细致的展现，特别是通过宋代士大夫所擅长的诗词。本书所撷取的诗词，不少鲜为人熟知，非深耕所不能。而宋人的玩法也超出一般人的吟和，更工于技巧，志于意境。前面提到苏轼分韵试无人能及，然而王安石的集句诗首屈一指，甚至连苏轼也甘拜下风。分韵难在韵脚对仗，实际是一个再创作过程。集句诗则像是古诗中的大数据，将前人诗句重新组合成新诗，“既要诗意相连，又要平仄相合，还要对仗押韵”。

王安石的集句诗厉害，但他的字却被时人评价为“皆如大忙中写”。黄博对宋人书法水平评价不高，认为缺少唐人书法中的气韵与意境。唐宋之所以在书法上有如此大的差异，权因夹杂于唐宋间的五代十国文化滑坡。此时，曾经如日中天的大唐被分裂成众多小国，军阀混战，能征善战的武人掌控着那个时代的绝对话语权。相比之下，文人地位江河日下。确实，在一个疲于奔命的年代，有几个人能气定神闲，悠哉悠哉地研习前人书法呢？另一方面，由于战乱频仍，“文物凋落，士大夫平时练字习书，很难从二王、颜柳这些大家入手”。

滑稽的是，尽管宋人书法水平总体一般，但水平并不能阻挡一些人的“手菜瘾大”。推官钟传以战功著称，但他却常常“仗着自己的权势地位，非要用自己的字替换掉名胜古迹牌匾上的名人题字。而且他的字写得又不怎么样，‘然书实不工，人皆苦之’”。有人玩书法上瘾，有人则有所写而有所不写。当宋仁宗下诏让蔡襄为最喜爱的张贵妃碑书丹时，“竟然遭到了蔡襄义正严词地拒绝，蔡襄说出了那句名言：‘此待诏职也。’”

不过，对于宋人沉迷书法之风，朱熹却不屑一顾。朱熹主张“写字不要好”，而像“苏轼、黄庭坚等文艺性大于学理性的文人士大夫却在书法上要求好、求嘉，这种矛盾显然不可调和”。朱熹说“写字不要好时，却好”“因为写字对士大夫来说是理所当然，但写字求嘉求好，便是多欲，而不要好，才是寡欲”而“北宋理学学的集大成者程颐和程颢，更是视书法为玩物丧志”。黄博对于朱熹等人的观点显然难以苟同，因此不忘幽他一默，“书法既然是玩物丧志的玩意，那弃之不顾不就行了嘛，朱熹他们又何必与苏黄在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

宋代文人专功于书法，是觉得这是一种足以展现个人才华气韵的风雅。在理学家看来，这种风雅本就是一种俗。不过，虽然宋代书法水平无法与唐代相提并论，但宋画则没有像书法这样遭到理学家群体的枪烟炮雨，连对书法不乏微词的朱熹对此也“网开一面”，还不无风趣地调侃郭拱振给自己画的两幅画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变有以知其为予也”。在以“学问、文章、诗词、书法、参禅、为政等”方面服人的宋代，外在颜值自然不是审美主流，传遍社会上下，流芳千古的往往是各种饱含文化韵味的所谓佳话。

本书中，黄博还写到宋代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算命迷信的风盛。至后来，这一卜术又与西方星座相术结合，至而演变出更多的算法。尽管如此，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震撼后人的文天祥认为，“四柱八字的排列组合最多也不过五十一万八千四百种，但全天下的人口数量，最多时可达一千多万户，按户均三四人算，人口就达五千多万了”。在黄博看来，宋代算命风气日盛有时代土壤，“士人们需要从算命中获得精神支持”。需要指出的是，科举考试在宋代相当成熟，虽然科场竞争通道依然狭窄，但毕竟为底层向上攀爬提供了肉眼可见的通道，科场成功者成为社会中流砥柱者甚众。所以说，算命就像是喝鸡汤，打鸡血，有的人活到老，考到老，图的是为“命”一搏。

然而，古代帝王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往往强调“承天运”。如果“天运”均可为凡人所算，那朝廷根基岂不是掌握在算命先生手中。于是干预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宋太宗甚至连一般的占算吉凶的活动，也严加禁止”。

在宋代文化兴盛的背后，大都能找到一个共同源头，那就是皇宫。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代皇帝的军事集权结果是去军事化。宋太祖可能连自己都未曾料到，原本只是为了防范属下功高盖主、重蹈五代十国反叛后尘之举，其后人却渐渐沉迷于去军事化的“文化乡”。“从太祖喜欢打猎，到太宗、真宗对打猎没什么兴趣，再到仁宗厌恶打猎，宋代皇帝生活的去军事化彻底实现了”。而“太宗与文臣的诗句唱和，促成了宋代诗坛一个新的诗歌类型（词）的诞生”。真宗则在太宗的培养和熏陶之下，继承了太宗喜欢读书和写诗的爱好，史称“真宗听政之暇，唯务书”，而且每看一本书，就要写一首诗以为纪念。真宗的诗，最有名的就是那两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总之，没有无缘无故的文化风韵。俗话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宫廷文化是时代的方向标，宋代皇帝亲自下场参与各色文化活动，必然大大推动文化的发展。而这些文化往往又会通过群臣等各种通道外溢，向社会四处扩散。表面上宫廷是文化的集散地，但由于大臣不敢僭越皇帝的潜规则，使得宫廷文化特别是诗词书法水平必有所抑。而民间则失去了这一潜规则的束缚，于是汪洋恣意，登峰造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好的诗句往往出于民间而非宫廷，毕竟文化也需要深植社会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