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罗志田《权势转移》,兼谈国党二三事

本书看题目像是一本专著,实际上是数个围绕着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形成的主题收的论文集。罗志田描述了一个乡村绅士阶层在士人缺位后进入政治和文化领域领导权的情况 。根据黄氏和杜氏的乡村研究,这也就是乡村政权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当中,乡绅阶层形成一个基层政权共同体的时间段,也是国党不断的以现代化之名支配社会关系的前夜,后者则是为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所反映的国党保守主义政治底色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反对阶级斗争的现代化提倡者之取向,更重要的是,新生活运动在理论上提供了一套活生生的例子:如何以国家政权暴力机关的形式改造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并试图将其从潜在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动员基地改造为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政权。新生活运动所要求的意识形态是所谓面向未来的,但其理论基础则是政权转向内在。新生活运动熟练的运用革命的语句要求动员群众并建立一种政治主体,但其反革命的历史本质则不断强调军事化治理,以官方主导的政治动员替代群众的革命主体性,并试图掩盖其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比起更多的是技术层面上的群众动员,其反革命的一面往往不加掩饰的成为国党的意识形态鼓吹手的话术。傅斯年在1932年便也是收起了新文化运动式的激进态度,提出需要用强力的政府来解决不断增长的康米问题了;更有甚者甚至在调查河北定县经济之后,大概是为仍生活在“野蛮”当中的中国同胞所吓破了书生的胆子,竟然大言不惭的说出国党应“再专制一点也无妨”。试问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却可还记得1919年热烈批判国家政权改造社会的尝试散发着“专制的臭气”时的那个傅斯年?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可还是那个“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的国民党???有“革命”之言却行反革命之实,有动员群众之行却以消灭群众运动为志,新生活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德里克对新生活运动有一个十分巧妙的结论“一场旨在压制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新生活运动的实行者们竭力试图动员群众,却自上而下的拒绝任何群众自发性;鼓励群众采取行动,却又将群众视作为政治治理的单位,这样一种掩盖阶级关系而不断加强现存权力结构的政治运动,总结了民国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基本特征,如毛泽东言:“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拚死命保持...独裁统治”
新文化一代知识分子如此精神分裂的原因与罗志田所提到的权势转换不无关系。权势转换,更完整一些说,应当是文化的权势转化,即为清末新政以来前资本主义的中国传统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集团领导权的转移过程。从士人所承担的沟通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各单元和封建城乡秩序的相互渗透,到资产阶级所需的新的城市化的资本主义知识分子。从社会的层面看,这便就是在殖民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发展下,率先在城市当中所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其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关掌控对其统治下的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支配和改造。具体表现为税务摊派,司法改革,会社政治解体及村县以下治理的国家化,等等。(具体可见黄宗智,李怀印等人著作)
罗志田本著作的最重大缺陷在于,我们从上面的总结性分析可以看出,不存在一个能够被直接把握并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文化权势,对罗志田来说,文化社会几乎=全部社会,但现实并非如此。罗志田认为民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国家-社会的变态,而对我们来说则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同样,罗志田笔下的新文化学人:胡适,傅斯年,陈独秀等人眼中的同时代社会也是缺乏其中心的崩坏,而非一个急需社会革命所扫除的关系之总和。(这与罗继承的钱穆-余英时的史学传统分不开,他恰恰缺乏一种基于文化但深入社会的史学取向,这也就导致了罗著永远只能知其史料用其分析,但无法取信其结论。)蒋先生的失败,陈先生的堕落和新文化运动的悲剧就在这里:造反的一方停留在文化与政治层面的敲敲打打小修小补,治理的一方则迷信被压制的群众力量能通过动员的通知主动承担改造社会的任务。忽略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愿真正的进入社会运动当中,同时也对历史有着一种政治化的漠视。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如此没落的,一代中国的社会运动也就是这么失败的。
那么以历史的视角放眼如今天下,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