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想法

读过这套书（后简称“兴起”）读过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也没那么熟，很多也记不太清了。最近看到有其他老师继续汪晖的一些思路在做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回过头来随便说点想法。 首先是汪晖自己本身的问题意识，他做的鲁迅博士论文反对80年代的现代化框架，形成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框架，并延伸出（个人、历史、文化、态度等）“同一性的自我瓦解”框架，在89后便有鲁迅钞古碑的姿态去研究“格物致知”。于是，在“兴起”中，他也是用“自我瓦解”的框架叙述理学和心学，即“理学与心学的发展在后果上其实是极为相似的，即瓦解了主体经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有效对话关系，最终无法提供道德评价的客观基础”。 在“兴起”中，汪晖回应的问题是极其多的，这得益于其多样的知识资源。方法上来说，他回应的是两套思想史论述：一般哲学系的进路（冯友兰、张岱年、贺霖等）和马克思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进路（侯外庐）。就问题来说，在“帝国—国家”这个问题上，他回应了帝国转向国家论述（中马、费正清、韦伯、列文森），宋代就算是近代国家论述（京都学派），以及延伸出来的明清资本主义和先秦理性主义两个变种。就“清朝如何迈向现代”这个问题上，他回应了京都学派、清代地方内部转变论（孔飞力、梁启超、胡适、侯外庐、余英时、艾尔曼）以及多元主义论（拉铁摩尔以及…）。除了他自己书中和讲座明说的这些（包括他在柏林的帝国研究小组），还能看到他在柯瓦雷当时还未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引用了，等等都说明其知识资源是相当丰富的。 他当然知道这些论述背后的意图，比如京都学派其实最后的落脚点要落在中心转移到日本，他做的就是借力打力。可以说，他为各种问题和论述构建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乃至“生生”。 “兴起”是从晚清开始写，发现不满足，便一路往上追溯。杨念群就批评他一直追到了孔子，还是有起源崇拜。章永乐说他这种写法放在西方就是说“早期现代”在在希腊、罗马、意大利都兴起过。而他自己的意图其实就是消解“现代”，一方面是看到现代内部的多样性，一方面是寻找多种“早期现代”，让人感到疑惑，解放思想。背后是“生生”，一方面是思想家个人要面对思想的张力，一方面是文明的张力。 那么“生生”这样的回应方式似乎就是与一般人理解的规范性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现代”（“现代性”）是很宽泛的，但无论如何，总要找到某种规范性论证。就我自己的观点的话，牛顿就是现代。当然，可以去追溯伽利略、奥康、笛卡尔等，也可以找霍布斯、休谟、卢梭、康德等（其中康德没怎么打开问题，而是做出了一个精致的方案）。 汪晖基本接受了唐宋变革论，他抽象为“天理世界观”（我在这里有忽略掉政治问题），并与“公理世界观”做比较。但在唐宋，我们似乎找不到牛顿这样定于一的规范性论证带来的世界观，而是很多人（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开始）不断回应现实问题带出来的理论。汪晖用“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的特征来建立对比关系的，即价值（理）和物的相对分离。确实可以对“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进行宏观对比，但问题在于建构“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的目标和论证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你可以说，新儒家就是要回应佛道，三代远了，没办法有客观的礼了，把天和圣人拉了下来，建构了客观的势，并进一步有了理、气、物；而中世纪晚期很多人就是受不了教会垄断了亚里士多德以进行统治，所以拼命想要突破，最终在波义尔排除生物学后牛顿在物理学取得突破，没有目的论了。 如此，便有了文明的对比，其实是很有晚清对文明进行宏观处理的意思在的，青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在他这里是“世纪”。如果说新儒家的理势概念中总有理想要去吞没势的感觉，那么在汪晖建构的“世纪”这里，势和理的关系似乎是顺着势（唯物）去进入理（辩证），即“行动、政治、战略等概念必须在时势的范畴内展开，它们总是指向特定局势内的矛盾运动或敌我关系，从而包含着一种克服重重困难的具体规划、持续壮大自身力量的强力意志和夺取最终胜利的顽强逻辑”。 如果承认“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的对比关系的话，那么，我们确实还能找到更多的有意思的关系。特别在“世界观”的笼罩下，把科学都泛化了，如宋儒就是把汉代阴阳五行给泛化了（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牛顿后人就是把牛顿体系泛化了（除了洛克、休谟、康德这些所谓哲学家，达尔文作为科学家也是）。文明感又出现了。要说问题的话，那么就是讲了很多关于“自然”的哲学论述，而没怎么具体讲“自然”内部的论证。 汪晖其实是从一个位置打开了很宏大的论述的。如果不认可其位置，当然可以攻击他，比如他几乎都讲的儒家，怎么不讲讲新儒家的兴起其实来自佛道的冲击？他后面基本都讲革命，学生甚至可以把一些保守人物也激进化（梁漱溟），怎么不多讲讲其他的？他在“兴起”后的著作总体而言对我还是有启发的，特别是关于韩战的那篇文章让我很感动。但因为其坚定的立场，其论述就很容易被人诟病，比如《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建立在将主观的政治和客观的政治对立起来，能看出来其激情的召唤，但很难完全认可。 另外，我还是不是完全清楚他的某些写作脉络。比如甘阳提到他写公理与反公理是建立在哈贝马斯对三种理性方式的分类上，即①科学主义（严复）；②历史诠释学（梁启超）；③批判理性（最高人类经验，章太炎），是不是如此呢？最令我困惑的是汪晖关于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内在困境的三条思路，即①反理学、反人道主义，在人为与自然（天理）的对立中界定自然/天理，代表人物章太炎；②新制度论，在自然与必然的关系中界定自然/天理，代表是康有为和社会主义者；③新礼乐论（新风俗论）和新古典主义，在自然与时势的关系中界定自然/天理。不是不认可这个分类，但我不清楚这三种分类是否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汪晖没给出论证，他也没举例新礼乐论（新风俗论）和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谁，王国维么？ 最后，我是觉得“兴起”是相当好的基石性工作。要推进，也不一定站在汪晖本人的立场（毕竟有89还有12，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汪晖也是写着写着才明白自己的问题的）。至少在微观上，可以和论争结合起来，和科学结合一起，看能不能有其他线索。反正有老师在做更细致的研究，打开了不少面向，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