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一坐，十年磨一剑。

1988年，作者本硕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接受完系统地训练。 他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1980-1988），与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时间（1981-1988）几乎重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刘道玉校长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如推动学分制、主辅修制、导师制等，开风气之先，珞珈山的校园文化十分活跃。王奇生自称从文化荒芜的农村考入武大，适逢其时，有如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初到日本一样“狂饮大嚼，目不暇给”，不仅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

王奇生硕士毕业时，正值南方经济特区建设风起云涌。同期毕业的研究生或南下“下海”，或北上“上班”，而王奇生却选择东进，从武汉顺江而下南京，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坐“冷板凳”。据王奇生说，那时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外开放度高，内部研究人员更可自由调阅档案。那时民国史研究在中国大体处于从“险学”向“显学”过渡时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设有民国史研究室。王奇生一去就被分配在民国史研究室。研究室没有给他指定研究任务，完全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王奇生后来回忆说，在“二档”的五年，是他学术生涯起步阶段，而有幸置身于国家级收藏民国档案的宝库，自由调阅档案，不仅对“二档”的馆藏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对民国档案的特征与史料价值有较深切的感受，而且每天浸蕴其中，是一种特别难得的学术训练。那时的“二档”虽然开放度高，但学界前去利用其档案做研究的人并不多。与同辈研究民国史的学者相比，这段经历无疑是得天独厚的。这也养成了他对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的高度敏感和重视。在此期间，他对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史感兴趣，将散布在“二档”各个全宗中的留学案卷一一调阅，几乎搜罗殆尽，最终写出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这部著作在民国留学档案的搜集利用上，后来的学者很难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