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丨我与“三国”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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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著《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于今年1月出版，中华书局为此举办了发布会，以“我与‘三国’四十年”为题目，这说的是我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三国史的论文，到现在出版新著整整四十年。但我要补充两点，首先是我认识“三国”很早，不止四十年；其次是我并非研究了四十年“三国”，投入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来探讨这个领域是最近十年的事，其中的情况和原因给大家讲讲。
《三国演义》连环画少了一本《走麦城》
在我的记忆中，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最早是从一本“小人书”开始的。我在六岁的时候，看到了幼儿园同学带来的《赤壁大战》连环画，这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故事，看了以后非常兴奋，回去恳求家长给我买一本。父亲去了书店，被告知那是两三年前出版的单行本，已经买不到了，目前只有整套六十本的《三国演义》连环画，从《桃园结义》到《三国归晋》，于是买了其中的一册《赤壁大战》，故事内容是从“借东风”到“华容道”，比单行本要少得多。我看完之后就想知道前因后果，拥有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成了最大的愿望，这对现在的家庭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当时的生活条件远没有如今这样好，让家长买一两本连环画是可以的，但要一次买下几十本就太过分了，我都没有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愿望直到一年以后我上了小学才开始逐步实现，那时家里给我早餐和午餐的饭费，每天是五角钱，我就每次节省几分，日积月累，最后终于凑齐了这套连环画。说是凑齐了，其实只有五十九本，还有一本《走麦城》始终没有买，因为看了以后难过、生气，心目中的大英雄关羽死了，而且死的那么窝囊，让人接受不了，所以不愿意买这本书。
我从喜欢阅读“三国”连环画，扩展到《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隋唐演义》和《大明英烈传》（那套小人书叫《朱元璋》），慢慢认识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英雄和改朝换代的故事。到了小学高年级，又开始阅读通俗的历史读物，印象最深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林汉达先生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集》，后者第一本是《春秋故事》，第五本是《三国故事》，由此培养出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的浓厚兴趣。但是我对历史的了解到1966年戛然而止，那年我上初中一年级，严酷的动乱时代降临了，街道居委会的人和红卫兵挨家挨户地砸门，收缴各种“四旧”书籍，我收藏的二百多本连环画和家里的《三国演义》等中外名著都被抄走，付之一炬。学校停了课，图书馆关了门，书店里买不到文史类书籍，学生们纷纷上山下乡，我的生活与“三国”和历史知识在很长时间内断绝了联系，但是对它们的兴趣爱好始终珍藏在心里。直到十年噩梦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专业，并且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成为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一名学生。
用新方法来处理旧问题
1982年初，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安排在历史系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科研任务是秦汉史方向，这和我喜欢的三国及军事领域有些矛盾。尽管工作繁重，我还是抽出时间撰写了论文《汉末三国时期的“质任”制度》，并且在1984年发表。但是我的第二篇三国史论文到2001年才得以问世，中间居然相隔了十七年，主要原因是我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可写。关于三国的战争、将帅和军事制度，前人多有论著，我想不出新的题目，又没有能力超越旧说，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创新之路，这使我陷入了困惑和苦恼。这时看了台湾王尔敏先生的《史学方法》一书，觉得很有收获。王先生说选题是研究学问的首要工作，是专论决定性的基础。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选题如果适当，那么完成任务就有了把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若是选题不妥，南辕北辙，就会影响研究的成功与价值。
如何选择研究课题，王尔敏先生归纳出多种方法与模式，例如提出前人没有做过的题目，即为“开创式”，属于最佳之选择。在前人看法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发展，是为“突破式”。彻底推翻传统观点，称为“翻案式”。找出旧说的个别错误，弥补其缺漏，叫做“补充式”。汇集不同意见，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提出公允得当的看法，则为“总结式”。对我深受启发的是王先生所说的“实验性（式）”选题模式，即使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处理旧问题、旧资料，也可以得到新境界、新结论。也就是说，在新的理论思想指导下看待问题，从新的视角来观察史实，亦能产生新的见解。苏东坡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观测同一事物，就会得到有差异的印象。
受王尔敏先生论述的启发，我开始学习和关注军事理论及其动态。数年之后，终于遇到了机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我国的军事地理学出现了重要的发展，就是衍生出一个分支，即战略地理学。开始是一些论文，后来涌现出几部专著，例如陈力的《战略地理论》，雷杰的《战略地理学概论》，还有董良庆的《战略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任务，是以地理环境为依据，来分析战争形势，拟定战略方针和计划。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它的研究对象，有战争爆发的地理背景，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的主要方向及交通路线，后方根据地与前线的联系，全国的兵力部署，战线的分布，战区的设置，战场的选择等等，看了令人兴奋不已，这可以研究多少军事问题啊！虽然这门理论分析探讨的是现代战争，但也能够借用于研究古代的军事领域，正如某位先哲所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向导师宁可先生做了汇报，并且提出来想把科研的重点从经济史转移到军事历史地理方面，感觉这样做可能会取得更多的成果。宁可先生听后支持我的想法，并且提出来一个研究方向，让我考虑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对抗与南北战争”这个课题。它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先秦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自元朝以后，中国不再有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我过后仔细思考，感觉这个课题的内容庞大，以个人眇眇之身，恐怕是完成不了。想起早年导师推荐过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觉得可以从宁可先生提出的大方向中选取一系列要点来建立课题，即《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在征得导师同意后便开始着手工作，后来我在宁可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撰写论文《先秦战略地理研究》，就是上述课题的第一部分。
在完成《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系列研究的过程中，我再一次接触到三国的史料，印象和几年以前截然不同。三国南北对立，相持的战线自东海而起，沿着长江、汉水、秦岭到陇西，绵延数千里，分布着数十座著名的要塞，加上双方进退的交通路线以及攻守谋略，这里面有多少个题目可以研讨，简直就是一座亟待发掘的宝库。但由于系列研究的内容和时间所限，我只从中选择了合肥、汉中和濡须三个要地进行探讨，结束后便忙着撰写下面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南宋的相关问题去了。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尽管喜爱军事史研究，但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后改称“历史学院”）主要负责秦汉史的科研和教学及研究生培养任务，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必须认真努力地对待，绝不能敷衍。事实上直到退休前两三年，我的研究重点仍然是秦汉史，其重要科研成果，即在《历史研究》发表的三篇论文，在《中国史研究》发表的六篇论文，全部是秦汉史的内容，而且与军事无关。《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这项系列研究的结束因此拖延了很久，从首篇论文发表到专著最终出版，整整经历了二十年。后来到2014年，才得以集中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我喜爱的三国领域，逐步完成《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这部著作，最终在我退休之后的2018年，由中华书局发行。
“为什么不写孙氏与刘备？”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网上打分较高，我看了非常高兴，但是注意到有位网友提出来尖锐的批评，他说这部书有严重的缺陷，为什么曹魏的内容写得那么多，蜀汉和孙吴部分又那么少？书里详细地写了曹操的发家史，为什么不写孙氏与刘备？我看到后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可以找出一些客观因素来为自己辩护，例如：蜀汉和孙吴的史料较少，不像曹魏那样有较多的题目可写；这本书有项目资助，结项日期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没有时间展开来写。可是，我觉得这些理由站不住脚，因为那位读者讲的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身为作者，我完全清楚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有缺憾，尤其是蜀汉部分内容太少，虽然不可能达到曹魏那样充实的篇幅，但是还有问题可以探讨，再增加几篇论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另外，有几个研究难度很大的兵争要地也没能写出来，那就是蜀汉的武都、阴平，孙吴的陆口（赤壁）和曹魏的关中。曹魏方面只写了进攻战略，却没有写防御战略；孙吴方面讲了守江战略，而未能说明它的进攻用兵情况，这些都是明显的不足。课题的主体部分虽然竣工，但是仍然需要补充和完善，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任务，必须将它们完成。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用三年时间撰写了六篇论文，其中有《曹操在赤壁之役后的战略防御部署》《孙策攻占江东的经过与方略》《孙权统治时期都城、兵力部署与主攻方向的演变》《三国蜀魏战争中的武都》和《三国战争中的陆口与蒲圻》，收录在《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书里，但是蜀汉的阴平和曹魏的关中这两个题目我还是没能写出来。前者的资料太少，后者的内容庞杂，我觉得才思枯竭，已然无计可施。冷静休息一段之后，想起《荀子·劝学篇》中的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我整天地思考也没有结果，那还不如用点时间再去读一些书。论文写不出来，那就是有关的资料看得还少，学习掌握的知识不够，只有继续努力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为此我又用了两年时间来钻研探究，终于写出了《三国战争中的阴平》和《曹魏的战略重地关中》，把它们编入《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一书。
道前人所未曾道 《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这本书是《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的第二部续编，其中包九篇专题论文，其主要特点是选题比较新颖。学术研究的结论必须是创新的观点，否则就成了抄袭和剽窃，但是各种研究的创新程度有所不同，它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发展或是补充修正，第二类则是另起炉灶，提出新的课题，其观点是前人未曾提及的，即前述之“开创式”研究。 书中的九篇文章里，有七篇的题目是前人没有做过专题论文研究的。例如《三国第一战——董卓与关东诸侯的战争》，论述了双方的兵力部署、攻守进退路线、用兵谋略及战争的影响。《曹魏的战略重地关中》则论证了这一地区在汉末三国地理形势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曹操对当地势力的笼络、控制与消灭过程，以及此后对关中的经营和利用。学界此前有人研究过刘备入川的路线和占领益州后推行的政策，新著中的《刘备攻取益州的经过与谋略》，则详细深入地论述了这次战役的背景、过程与计谋。公安一城曾经被刘备作为管理荆州的治所，孙权把该地作为临时国都，后来又当作南郡太守的驻地，部署重兵，但此前无人对其情况进行考述，新著中《汉末三国的孱陵与公安》一文则填补了这项空白。关于蜀汉的要地阴平，此前学界主要讨论其通往内地的道路情况，新著之《三国战争中的阴平》则着重论述了它的军事地位及重要影响，以及与蜀汉后期北伐战略发生变化的关系。《汉末三国的军师》讨论了当时的兵制问题，发掘出曹操第一位军师周㬂的事迹，曹操平定北方战争中设置的军师及其重要作用，魏国建立后“中军”和各州都督配置军师的情况与其职能；蜀汉与孙吴设立军师的不同特点及其演变。《“天时”与三国的战争》则专门探讨了季节、气候因素对当时作战行动的影响。另外两篇论文则是在以往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例如《逍遥津之战杂议》探讨了孙权此次进攻合肥的反常之处，分析他可能是与刘备达成了某种政治交易，到合肥只是虚张声势，真实目的在于吸引曹操主力从汉中撤回。孙权出动的兵力并非十万，大约只有四五万。张辽在战斗中使用的是战国秦汉流行的“斩将搴旗”战术，逍遥津遇险及其他史实记载反映出孙权继承了父兄好勇乐斗、轻佻冒险的性格特征。《刘备重返荆州作战的两次失利》则通过分析蜀汉在争夺南三郡之役和夷陵之战的失败来探讨刘备治国用兵的种种弱点，亦有新的补充，希望能给热爱三国历史的读者带来收获。
史学研究与理论知识 这本新著发行之后，我初步统计了一下，《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这项系列研究从《文史》2003年第4期刊登我的《濡须与孙吴的抗魏战争》一文开始，至今陆续发表了二十六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三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全文转载，有一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要转载。一共出版了三部专著，其中《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经过专家评审，在2015年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这与此前在十几年内无题可做的情况相比，可以说具有天壤之别。在三国历史领域能够取得如此丰厚的成果，与战略地理学的理论指导是分不开的。史学研究需要掌握“三个基本”，即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各所高校的历史专业都开设了史学理论课程，但是有一点往往被研究者忽视，在这里说说自己的感想。
史学工作者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个人理解有三个层次。最高一层是所有文科学者通用的理论，例如哲学、逻辑学等。其次一层是历史学科专有的理论，例如本专业讲授的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等。此外还有容易被人忽视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与研究课题所属性质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之理论，例如研究军事史所涉及的军事理论，研究法制史所触及的法学理论等等。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风俗、文化，甚至于天文、地理，可以说无所不笼；因此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本专业的史学理论，还应该了解掌握一些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若是进行微观的考证工作，或许用不着后者的帮助；但要是从事宏观的课题研究，具备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则是相当必要的。设想研究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而不懂得民族学，研究法制史却不了解法学的相关理论概念，恐怕不利于学术探讨的拓展，会影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掌握与课题联系密切的其他学科之理论，应该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我自己研究三国史经历的切身感受，说出来供大家参考批评。
结语 早年看过一部南斯拉夫的战斗影片《桥》，其中工程师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建筑师造好一座桥，就再也不看它一眼了。这是说他需要把全部身心投入下一座桥梁的设计和建造工作，无暇再回顾以前的成绩。我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做，新著出版了固然很高兴，但是在我面前还有一些三国史的问题需要探讨。《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这项课题，对我来说就像是画家、雕塑家手下的一个作品，要尽量求得完美，可是现在仔细观察它，发现仍有缺点和遗漏，还应该补充若干题目，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所以在这部新书的定稿交给中华书局以后，我的心思就转移到以后的研究工作上，对过去的成果不大关注了。期盼能在有生之年继续取得进展，为三国史研究领域的大厦建构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