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

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关于鸦片战争开始前中英关系的历史书。作者的核心观点，鸦片战争并不是中西文明必然会发生的冲突，开战前英国国内对此有过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战争并非无法避免，当时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推动了局势恶化。研究清楚当年的事情，有利于正确对待中国当今崛起中可能重现的问题。

战前，欧洲启蒙时代，对中国有些朦胧的高看，认为中国儒家经典代表了这个古老文明的现实，是远超欧洲的理想主义乐园，这看法显然脱离实际。儒家经典的理想的确很美好，但那只是帝王笼络知识分子的驭人之术，外儒内法对欧洲人显然太深奥了。

在控制印度之后，英国一直试图扩大对华贸易。但清政府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且有行商这样的特许经营制，也就是对华贸易被限制在有限区域内，交易对手也仅有几个行商。这就导致了交易规模和交易成本的不利局面。显然满足不了资本主义的胃口。

1792年，东印度公司推动了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携带了当时代表英国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很多产品，希望能说服清政府：一、开放沿海其他口岸；二、放弃行商制度、允许英国和民间自由贸易；三、建立外交渠道，允许英国在北京设公使。结果，乾隆一个没同意，对英国高科技表现的兴趣索然。他祖上以来看法就是，如果对洋人玩意太看重，他们就会运来更多，徒增变化。同时相对于洋人对中国产品的强烈需求，中国物产丰富，并不需要外贸货品。虽然马嘎尔尼这趟访华没有取得实际成果，但是沿途所见所闻，促进了西方对中华帝国朦胧憧憬的祛魅，这个传说中的强大帝国百姓生活困苦，官员腐败，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强大。

实际上，清帝国的确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清政府八成财政来自土地税，而1712年康熙承诺永不加土地税，随着帝国版图扩大、人口增多，土地税不增加导致财政对外贸带来的关税收入依赖渐深。人口增加，读书人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的难度加大，导致贿赂严重。乾隆晚年老糊涂，和珅把持官场，这个古今中外有名的大贪官进一步带坏整个官场风气。白莲教乱，各级官员以平叛为名克扣军费，中央财政被大量浪费。

1793年开始，英法开始了二十二年战争。 法国控制欧洲大陆和东南亚，英国对广州贸易更加依赖。并且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并不赚钱，英国财政的十分之一来自广州贸易，对这条商路更为看中。1808年，因葡萄牙和法国签订协议，不允许英国商人入驻澳门（当时远洋帆船受季风影响季节性航行，清政府要求外商在非贸易时期不能待在广州，各国外商都住葡萄牙的租借地澳门）。英国派舰队占领澳门，葡萄牙请求清政府保护。虽然最后英军撤退，但这开启了中英军事对抗的序幕。

嘉庆继位，和珅抄家。但没有随之开战深度反腐行动。一方面害怕官员派系之间以此为名相互倾轧，造成结党；另一方面还怕最后剩下的清官无法支撑行政体系继续运转。虽然在强力的坚壁清野之下白莲教乱暂时平定，在招降禁运之下沿海严重海盗问题暂时平定，但军队战力底下、官僚腐败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治理。并且，此后为节约财力控制军费，导致军队战力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英法战争结束，英国控制大量殖民地，建立强大海军，国力大增。中英已经逐步拉开了差距。

1816年，英国派出阿美士德第二次访华。目标更为务实，不再要求开放其他口岸和派出公使，只要求取消行商，在广州自由贸易。结果因为中方官员安排的问题，皇帝的面都没见。这次访问时英国国力正如日中天，认为清廷已是昨日黄花，应该顺应时代变迁，接纳英国贸易要求，对清帝国的仰视变成了平视甚至俯视。随着使团访问和探险家、传教士、翻译等民间交流增加，清帝国的神秘感已被彻底去除了。作者对清政府要求英国使团叩头的事情进行了多次澄清。英国两任公使对于清廷要求向皇帝叩头的礼仪并没有绝对抵制。相较于取得目标中的外贸条约，礼仪问题根本不在原则问题内，大使的务实性和灵活性还是远大于叩头这件小事的。

鸦片走私问题由来已久。鸦片一直是中国的违禁品，但从明朝开始就根本没有进行有效的查禁。东印度公司开始控制了印度的鸦片生产，通过控制生产维持高价，也就决定了这只是属于中国少量有钱人的奢侈品，危害有限。但是高额利润促使不在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印度自由邦也开始种植鸦片，产量加大导致价格下降，中国上瘾人数开始大增，相应需求也大增。1827年，鸦片超过棉花成为中印贸易的最大宗商品。英国人对鸦片的危害性一直很清楚，所以东印度公司并不直接进行鸦片贸易，中印之间的鸦片贸易都是由自营商运输。自营商运至广州外海上的伶仃岛附近，交易后由中国人小船运到陆地进行分销，名义上英国并未直接向中国走私鸦片。一方面官员腐败，收钱放行；另一方面高额利润导致黑帮猖獗，地方实际也无力清剿。

随着英国国内工业势力抬头，议会选区重新划分，工业区发言权大增，要求终止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声音占据主流。垄断解除后，自营商竞争加剧，商品供过于求，价格进一步下降。并且，汽轮技术日渐成熟，使运输不再受制于季风，自营商要求扩大对华贸易、开辟新口岸的诉求不断上升。自营商们开始冒险北上，探索广州外其他贸易口岸。这些探索并未遭到清政府有效制止，这实际让英国人对清政府的海防实力嗤之以鼻。

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垄断权取消后，管理在华商人由东印度公司派出的大班变为政府派出的贸易监督，并不是大使。这个角色没有执法权，为后期的冲突埋下了隐患。第一任监督对华强硬，在广州与地方政府产生冲突，不久之后在澳门去世，实际为自营商对施压英国政府对华开战落下口实。第二任监督义律相对务实，向政府要求授予针对在华英商的执法权，但被英议会以治外法权有辱清政府的名义否决。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无力管理洋人，英国监督无法管理洋人，实际上两不管。清政府原来对洋人的沟通都是通过本土行商进行，清政府转行商，行商转东印度公司，公司转英国政府。垄断取消之后，清政府仍无意改进沟通渠道。

鸦片走私造成清朝的货币白银危机。清政府不允许白银用于外贸交易。行商在合法交易时和洋人使用的都是鹰洋等外国货币。而鸦片走私本就是非法的地下活动，付给洋人都是白银。可是拿到白银的洋人却无法用其在行商那里购买合法商品。随着鸦片走私猖獗，白银大量外流，造成白银短缺。清政府货币体系内白银与铜钱兑换比率并不固定，白银相对于铜钱升值。广大老百姓在缴纳赋税时必须缴纳白银，结果就是需要使用比以往更多的铜钱交税，也就是实际税负加重，引起民怨。与此同时，作为白银主产区的南美开展独立运动，引起白银产量下降，世界范围内用于贸易流通的白银总量下降，更进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对于清朝来说，鸦片走私所引起的货币危机，其影响远大于其造成的民众上瘾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白银危机基础上，清官员开始公开讨论鸦片合法化。但同时也有官员提出禁绝论，将吸食鸦片成瘾的人全部死刑。道光皇帝陷入道德困境。随着琦善在天津、林则徐在湖广等取得的查禁成果，推动道光选择了禁烟之路。

鸦片战争前夕，两广总督邓廷祯对国内烟贩的大力查禁，本土鸦片贩子减少，加之中国国内本土种植罂粟增加，一些洋商开始退出鸦片走私市场，进口数量实际已经萎缩。

林则徐被道光寄予厚望，上任之前道光、包世臣等都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不要和洋人正面冲突，禁烟执法对象针对中国人，确保合法外贸正常开展。遗憾的是，林则徐似乎是决心大于方法，上任之初就采取相当激进的措施，派兵包围商馆、撤走中方人员、断绝供给、停止合法外贸、威胁进攻，一步步推动了形势迅速恶化。一方面担心林则徐的紧逼影响中英关系和外贸，另一方面有英国废奴时期政府赔偿奴隶贩子的先例，英方贸易监督义律积极配合林的禁烟行动，以英女王名义担保收购鸦片交给林则徐。走私商本就担心查禁造成损失，在有政府官员背书赔偿的情况下，其上报鸦片数量远大于广州洋商手中的实际存量。部分被重复计算、部分船只为躲避查禁已赶赴东南亚等地、部分还在运输途中未达广州。结果统计数量与实际上交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又导致林则徐认为洋人仍在隐藏不交，双方沟通完全失去信任。一方面，林则徐的派兵围困可能是虚张声势，想施压尽快禁烟；另一方面，义律代英政府出面收购属于反应过度，惊弓之鸟。两方都有导致形势恶化的昏招。

林则徐封锁中断正常贸易，这在英国引起的政治影响远超对鸦片商人查禁的影响，英国人认为这体现了清政府对国家间合法贸易的完全不尊重。同时，义律对鸦片走私商开出的空头支票钱从哪儿来也成了难题。英国废奴资金来自发行国债，但英政府不愿为鸦片再次增发国债，义律没有经过授权的个人行为将这笔账记到了女王头上。在孱弱的清政府面前，英政府肯定想要赖账，不如开战，让清政府来承担这些债务。在英国议会，关于谴责开战的动议投票结果为271：262。实际上相当于国会批准了战争行为，这9票开启了鸦片战争。

战争过程参见《天朝的崩溃》，摧枯拉朽。道光皇帝收不到准确的战报，各级官员都在谎报胜利，包括在历史书中作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和邓廷祯。所以在各级官员的瞒报之中，清中央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大批量调动军队，稀稀拉拉的战败了。《南京条约》

这场战争，美国是最大受益者。1944年望厦条约，美国得到了英国通过战争才得到的大部分好处。美对华贸易份额大涨。战后鸦片贸易继续扩大，随着中国本土鸦片产量上升，洋人最终才退出。政府没解决的问题，经济规律解决了。

战前，英国已开始有意无意的收集中国情况。使者、商船、探险家、传教士等等都已经在收集信息，绘制地图，学习中文，翻译书籍，了解经济信息和风土人情，并且通过报纸、杂志和印刷出版，充分交流。而清朝对英国的了解，也仅限于几个行商在广州当地的交易，信息严重不对称。天朝上国的自大美梦只有无情的现实才能打破。战后，清朝才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

在作者的观点里，如果林则徐没有威胁洋人、没有停止正常贸易，仅仅查禁鸦片，洋人就不会获得开战的道义。如果义律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对鸦片损失一股脑全部揽下，英议会可能无法通过对华的战争政策。看上去，战争并非绝对必然结果，人为的偶然因素不可或缺。但从唯物史观来看，英国需要中国市场，扩大贸易是刚性需求。而对清政府来说，维稳是第一目标，外贸不断扩大显然是“徒生变数”海防空虚与白银外流都在累积问题。两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鸦片只是个由头，战争不可避免。我认为作者的观点并不正确。

这本书的可读性很强，但没有初看《天国之秋》那时候的惊艳了。除了对两国官方的描写，中间还穿插了对商人、探险家、传教士、翻译家、海盗、甚至名媛的描写，增加了故事性和娱乐性。总体来看，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叙述中国历史的同时，描述西方世界同时发生的事情，更容易让读者明白中西互动之中各种因素的关系。相比之下，在学校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分开的，虽然年代标注的清楚，但也难以让我明白各种中外事件的相互影响。比如拿破仑时代的英法战争，两国在世界各地对抗，法国占领东南亚各国，英国更重视中英在广州贸易的稳定性，为此不愿采取对华强硬态度。对我来说，缺点就是结构不清晰，没有很突出的重点。看完后整理读书笔记相当费劲，有效信息太少了。

鸦片战争，在战事开始之际英国报纸已经这样命名了。战争的必要性、合理性，对国家政策的讨论与反思，在当年的英国报纸与议会讨论中都有迹可查。反观清朝，道光在将鸦片合法或是查禁的纠结中，如何下定最后的决心，永远也不会为外人所知。专制独裁的封闭性，让走私商们当年在合法化的惊喜和封禁的损失之间反复横跳。没有法治，没有公开，商人无法形成清晰稳定的预期，国家经济也无法长期稳定运行。

历史照进现实，如今到处都在号称遥遥领先，韬光养晦的必要性是不是真的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