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何以启示时代 ——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
《文艺报》2023年5月31日
科幻何以启示时代
——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
李扬
十余年来，宋明炜教授持之以恒地致力于开掘华语科幻的潜力，探寻科幻文本内外的阐释空间，在理论研究与作品编译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作为较早深入研究中国当代科幻的学者，已成为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其影响力于海内外科幻研究界首屈一指。2020年4月，他的新作《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精选二十篇与科幻议题相关的论述，细腻绘制了“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历史谱系、生成机制以及未来的发展向度，视角多元地展示了华语科幻理论的前沿动向。
一、“新浪潮”：历史与感觉的测绘
作者在本书中以“新浪潮”（new wave）一词命名二十世纪末以来华语科幻叙事的革新气势，打破科幻作为类型文学的分类标准，发崛其中的美学先锋性，从而为其在文学史甚至整体的人类文明中寻找到了坐标系。首先，宋明炜将1990年代以来的科幻描述为“新浪潮”，并非简单挪用西方科幻文学史的概念，而是深入探查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史后触摸到了中国科幻的别样质地。在作者看来，“新浪潮”的发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中国历史秩序的嬗变与科幻的自我超克。自晚清以来，科幻便作为中国文学的边缘文类存在。但这一文学史中的“潜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响应“向科学进军”、“繁荣儿童文学创作”等号召，参与进主流意识形态的书写，以此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文学同声歌唱的一部分。直至1980年代，科幻作家仍大多呼应着国家科技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持有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经历了19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后，科幻进入沉寂阶段。然而1990年代始，科幻以迥然不同的科学观念、知识系统、叙事模式刺破了人们对乌托邦的乐观想象，其书写也逸出正统文学体制，以新奇的想象承载了历史反思、现实批判、人性道德、人类命运等问题。所谓“新浪潮”之“新”正是基于作者对上述历史脉络的清晰、深刻的理解凝练而成，它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回应了中国科幻多舛的命运，在承续中国科幻传统的同时发生了想象与审美的双重裂变；另一方面也在空间维度上释放出科幻与政治、技术与幻想、科技与伦理等多重命题的张力。
“新浪潮”除了指涉1990年代以来科幻作家以形态各异的表征符号挑战既定的文类秩序，进一步打开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外，亦意味着新的历史语境下作家精神与情感空间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宋明炜把捉到了科幻作为一种“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能量，以诗人之心洞悉科幻小说在现实层面以外“不可见的事物”，由此进入了刘慈欣、韩松、骆以军等作家复杂的精神脉络与思维路径。“感觉结构”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用来描述生活在同时代人共同分享却又难以言说的文化意识。[1]宋明炜对于韩松《地铁》的分析便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在他看来，《地铁》是由五个中篇小说构成的意义含混的集合体，非但很难从中抽取出逻辑完整的故事，反而呈现出难以解释的氛围，这种含混不清的、身处鲁迅式“无物之阵”的“感觉”，恰恰指涉了中国的现实，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2]正如王德威所言，宋明炜的科幻研究，“不仅思考其当下此刻出现的意义,更勾勒其与文学史的关联。他注意到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历史、政治寓言及预言的潜力。”[3]
在宋明炜建构的科幻研究范式中，“诗学”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必须承认，作者在学术研究以外长期从事诗歌创作，诗人之敏锐体现在他能够迅疾地把捉文本符码与小说叙事的缝隙，并以准确的语言细腻地表达阅读感受。但是，诗学之所以成为宋明炜科幻研究的基石，不仅来自于科幻文本与他的感性体验的碰撞；他之所以能从阅读体验中抽绎出问题意识，更来自于他对科幻本身学理性特征的洞悉。宋明炜指出，科幻文学固然具有真实的一面，但无论它以奇观为核心的特征，还是在语法、修辞、叙事、世界观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写实主义的独特诗学特征。科幻的真实不等于现实，它是一种语义和文本层面的真实，它借助认知另类（cognitive alternative）来重塑世界形象，是对现实的一种高密度的摹仿（high-intensity mimesis）[4]，从而抵达了为人们视而不见的更深的真实。[5]在此意义上，鲁迅的《狂人日记》颠覆常识，以另类的认知方式揭示了真实。该思路打破了对该小说“现实主义”式的常规解读，继而追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幻线索。[6]
不仅如此，宋明炜对科幻“诗性”特质的发掘，还提供了一种深描中国科幻的方法，在科幻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探索层面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如何打破科与幻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方式，如何让科幻研究回到科幻的文本性本身？宋明炜为科幻研究引入诗学视野，正是为了回答何谓科幻这一“元命题”。他独辟蹊径地从认知真实这一角度出发，以语言、修辞、叙事等具体文本角度发掘造成科幻“感觉结构”的历史机制与内在逻辑，从而进一步打开科幻的阐释空间。
二、以“后人类”为方法：文学反思与反思现实
自1970年代，西方出现了后人类主义思潮，这些理论探讨围绕何为人类本质、人与技术关系等问题展开，挑战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尽管目前对于“后人类”的概念并无定论，但思想界分享着相近的问题意识，比如如何面对人的数字化、赛博格化与机器的生命化？在人类生存状况随人工智能、生命技术极速变化的当下与未来，技术伦理的边界在何处？
宋明炜敏锐地发现，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科幻“新浪潮”亦内在于这股后人类思潮之中，触及的问题涉及人类的赛博格困境、探讨智能时代新的人机关系等等。然而，在宋明炜看来，科幻“新浪潮”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既有后人类理论范式的阐释，而是在文学层面上提出了对“如何理解人”这一总体性问题的探讨，从而回向了传统人文主义的根本。“后人类”概念作为跨学科的新兴产物活跃于理论场域，然而宋明炜是将“后人类”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而非仅仅参与理论论战的工具看待的。究竟如何理解科幻书写中涉及的大量后人类现象？科幻的“后人类”思考与理论场域中纷繁复杂的“后人类”之辩相比[7]，究竟呈现出何种独特之处？宋明炜通过梳理科幻史，为“新浪潮”中的后人类形象寻找到了后人类主义思潮中的位置。科幻文学自发生起便以后人类现象投射了对于人自身的反思，无论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还是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均出现了区隔于正常人类的“他者”——非人或变异的人的形象。科幻中的后人类问题正是在区隔人与非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由“人与非人”这一思维结构推演、辐射出的人的生存问题，就不再拘囿于人与外部技术的关系之内，而是关乎人类自我认同、自我建构、伦理重建的诸多方面。他指出，“当我们在族群、国家、政治身份、性别、性取向的意识上判断何为正常人，何为另类，以及区分你我、判断敌友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实践后人类政治。”[8]比如在书中，宋明炜通过对陈楸帆小说《荒潮》（2013）的讨论，延展并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意义。《荒潮》对主人公小米复杂幽暗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刻的刻画，她感染人工智能后冲破了原有的阶级，却在人类意识与后人类赛博格特性之间发生了分裂，宋明炜将小说中这种“内向化”的投射解读为一种“后人类的启示”，认为其中蕴蓄着“新的诗学与政治的可能”。[9]在宋明炜这里，科幻反向延展、深化了我们对于“后人类”这一命题的认识，他剥除了“后人类”这一概念看似前卫、缠绕的一面，回到了对于人的普遍性问题的回答上来。
科幻中的“后人类”思考绝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更不是技术乌托邦或恶托邦的二元立场的简单寄托，而是关乎人如何看待自身、如何看待异类这一伦理问题。陈独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西方思想的冲击时便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科幻“新浪潮”在处理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的同时，也洞见“不可见的事物”，所谓“不可见”即关乎隐秘而幽微的人性道德深处，回应着百年前陈独秀发人深省却长久以来为人忽视的宣言。宋明炜通过发掘科幻“新浪潮”中关于“后人类”的不同表达与书写方式，将文学书写转化为一种理解现实的思想资源。在这一意义上，文学为技术化生存的时代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可能。
三、未完成的“中国性”
作为中国大陆首部科幻小说评论专集，本书集中展示了宋明炜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不仅勾勒了科幻“新浪潮”的兴起始末、发展谱系，指出“新浪潮”的先锋性之所在，而且体现出他重估中国科幻的世界地位的努力。他提示道：“中国科幻的新浪潮正在领跑世界科幻，如一道光芒，照亮了现实中看不见的维度”。[10]
与英美科幻绵延不绝的传统不同，中国科幻传统几经断裂，历经现实政治的考验。“中国科幻史从来都不是绵延持续的，而是充满断层”[11]，因此，科幻的每一次再生与繁荣都需要完成自我超克，重新寻找恰当的表达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科幻一直是“不可见”的那部分。科幻小说在晚清时蹒跚起步，直至1990年代市场化兴起、文学被边缘化后才重获新生。青年科幻作家飞氘将中国科幻形容为“寂寞的伏兵”，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科幻埋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状态。而相比飞氘带有悲壮色彩的诗性譬喻，宋明炜则从更为历史化的视野出发，进一步将中国科幻长期以来“不可见”的状态视作为“新浪潮”积蓄能量的历史动因。中国科幻的传统、表达方式甚至对话对象都迥异于英美科幻。面对1980年代政治变动后的震荡，科幻“新浪潮”能够崛起不啻为对科幻这一文类的再创造与再发明；也正因为在中国，科幻无可避免地与现实政治和“中心”相互缠绕，“新浪潮”发明了独特的处理现实的方式，超越了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官方政治话语。韩松使用“秘境”一词形容中国现代性曲折的内涵[12]，暗示通过异质的科幻世界洞见现实的背面；同时，该词也揭示了宋明炜以科幻为媒，解读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近年来宋明炜身体力行地向英美学界引介中国科幻，推动了中国科幻走向世界，但对他而言，何谓科幻的“中国性”仍是一道开放的命题。在韩松、刘慈欣、王晋康、陈楸帆等作家笔下，不乏读者与研究者容易辨识的要素：后人类、生物政治、赛博朋克、环境危机等等，但这些现象很难被理论简单收编，而是有着独特的生成路径与表现方式。宋著选取的“现实”与“诗学”两个维度回答了中国科幻再现“不可见”的方式与成因，勾勒出科幻之“中国性”的重要面相。
宋明炜将2010年在上海召开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研讨会视作“中国科幻的创世纪”的完成时刻，认为自此之后，中国科幻开始广泛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他标刻这个距离当下不远的时间节点来为中国新科幻寻找历史坐标，一方面在文学史叙事与建构中为中国科幻“新浪潮”定下了年轻、生机与活力的基调，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中国科幻研究仍处于蓬勃新生、有待深耕的阶段。在宋明炜等学者的推动下，近年来科幻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加之《流浪地球》上映等事件的推波助澜，中国科幻研究已然集聚了一批新鲜的研究力量，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这种科幻“热”也值得深思甚至警惕，与繁荣景象共生的是大量重复与真知灼见的匮乏。在今天，技术发展的迅猛与对世界缺乏整体性阐释框架之间形成了张力，这给科幻写作带来极大的挑战，既要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又必须寻求美学陌生化。那么，科幻研究与批评如何在处理科幻复杂性的同时，促进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宋著向我们展示了勇于建构批评体系推动科幻发展的努力，他拒绝挪用封闭的理论框架与未经反思的批评术语，探索解密繁复而隐秘的科幻“中国性”的可能。
如果说本书初步总结和展示了作者对科幻的独特见解，那么宋明炜近期提出的“新巴洛克美学”则将科幻研究的理论视野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科幻探索的人与世界关系的边界，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它所置身的复杂时代。在他看来，巴洛克时代是大航海和哥白尼-伽利略天体革命的产物，对应着知识论的更新与文体的混杂；而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巴洛克时代的起点：信息技术的更新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改变了认知结构，科幻奇观频现。与之对应的“新巴洛克美学”抵御着整体、单一和同质化，指向了不同元素的多元共生。科幻探索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丰富维度，容纳多重离散因素的相互碰撞，归根结底讨论的是人类自身的境况，“让我们在现实中真正有勇气去面对未知和他者”。[13]从《新浪潮》到“新巴洛克美学”，宋明炜向读者展示了科幻如何突破自我界限，洞见“不可见的事物”的逻辑起点、历史谱系、文类特质与美学原理，以及科幻作为思维方式推动人类自我认知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1] [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2] 宋明炜：《再现不可见之物——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题》，《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12页。
[3] 王德威：《序一：想象世界——及其外——的方法》，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4页。
[4] 宋明炜：《再现不可见之物——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题》，《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09页。
[5] 宋明炜：《科幻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与诗学特征》，《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87页。
[6] 宋明炜：《〈狂人日记〉是科幻小说吗——虚拟的真实与写实的幻想》，《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03页。
[7] 关于后人类理论流变的相关梳理与总结参见Rosi Braidotti ，Maria Hlavajova：Posthuman Glossary，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8] 宋明炜：《人民到底需不需要科幻》，《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3页。
[9] 宋明炜：《再现不可见之物——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诗学问题》，《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27页。
[10] 宋明炜：《中国科幻小说是否会梦见新浪潮》，《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71页。
[11] 宋明炜：《中国科幻小说是否会梦见新浪潮》，《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68页。
[12] 韩松：《序二：解读中国现代性的秘境》，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1页。
[13] 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命名与阐释》，《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