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有限，虎头蛇尾

莱克维茨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里提出了一种对“晚现代”社会的批判视角：与工业化现代的标准、规范和一致性相反，晚现代社会注重特殊性和独特性，推崇质的差异——个性、特性和不同寻常之物。

社会的“独异化”进程期望、制造、积极评价和体验着特殊性、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不可比拟性和优越性。这个社会进程的实现形式是“赋值”，即对某些个体、事物、时空和社群的推崇与赞赏。不可避免的，这种“赋值”同时也是对“未被赋值”者的“去值”。因此，社会的全面独异化，会系统地制造出不平衡和偏差，形成独异化与极化的双重结构。《幻想的终结》就是对晚现代社会中此类双重结构的观察与探讨。

从理论角度看，“独异性”或“独异化”并不是一个特别新奇的概念，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已经给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它学者也常常各有所见。莱克维茨的不同之处在于，把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各个层次统合在“文化化”的框架之内。

如果你觉得“文化化”较之“社会化”“现代化”“合理化”读起来要奇怪一些，那不妨把它称作“价值化”：一个持续不断地进行“赋值”和“去值”的游戏，价值与金钱的联系并未减弱，与声望、地位和身份认同、自我情感的关系也在极速升温。晚现代的价值游戏既是主观的，来源于人们内心的认可与赞赏，也是客观的，需要调动社会资源去充实、稳固，以成为部分人乃至大多数人的共同认可和赞赏。价值游戏的特色还在于，它绝非一劳永逸，而是不断更新、持续变化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时尚、流行、网红的快速迭代。由此，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都开始经历“价值评判”：你使用的手机品牌是否高端，你发的朋友圈内容受同辈群体如何看待……

价值游戏为什么玩得下去？它游移不定的性格，已经让大多数人不厌其烦。但是，只要人们还在追求“个性”，这幕闹戏就不会停止。对个性的不倦追求常被认为发端于“后工业社会”的教育普及、知识经济和物质相对过剩，其后果是人们发现自己被撵进了红皇后的王国：你只有不停奔跑,才能停在原地。个性从一开始就是无解的魔咒，一个孤立的个体自己无法评定自身是否有“个性”，而必须与他人相比较。一个人的个性总是依赖于他人，特别是某种概念化的普遍的他人。个性源于社会，终于他人，却要求身居其中的个体“自我实现”：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终归有限，只有潜力无穷的主观世界允许数十亿人去捏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游戏的价值就是这样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是金融游戏凭空生钱的进阶版本，因此也是资本主义大踏步前进的最新成果。

问题在于，主观世界具有无穷的潜力，却不具有无穷的现实。不独人类思想和意识存在限度，个性与他人的纠葛缠绵也不曾支持过真正独立的个体和价值。对“文化化”的价值进行思索，终究导向承认、比较或者欲望的重新创造。因而“文化化”不过是一次又一次滑落到社会地位、符号价值和文化资本的积累、较量、模仿与搬弄中去。

在我们这个鱼缸世界里，绝大多数四处游移的小鱼只不过想要离其他某些小鱼更远一些，却（有时是窃喜地）发现自己必须与另外一些小鱼挤在一堆——这就是极化。超文化与文化本质主义两种文化化模式、新中产与老中产的快速分化，以及高端服务业（知识）与低端服务业（体力）的割裂，都呈现出独异性的自我悖反：追求独异性的结果，是“扎堆对立”。

就此而言，极化作为独异化的自然后果，耗竭了独异性的创造潜力，把它浪费在彼此角力造成的原地打转上。莱克维茨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折衷、协调的“共识方案”。内嵌式自由主义看似对“管制”和“放任”进行划分、隔离或综合，实质上却在错误的层面上试图处理错误的问题。对晚现代价值问题的忽视，导致本书最后一章与前文基本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