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杨旭辉：叙北京图书馆藏傅校《文苑英华》

叙北京图书馆藏傅校《文苑英华》

杨旭辉

有唐一代，文章极盛，名家辈出，足以结集者即有三百余（据《新唐书·艺文志》），严沧浪更“尝见方子通墓志：唐诗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沧浪诗话·考证》）。到清乾隆修纂《四库全书》时，仅收存七十六家，且其中也不乏后人重新辑校之本。而众多没有成集或诗集早已亡佚的中小诗人，其诗作至今还赖以流传，见收于《全唐诗》，此功当首归前代编定的总集和各类选本，后人才得以从中窥得一斑。在众多的前代总集中，《文苑英华》则是较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部。 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三四引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钞》云：“《文苑英华》有三善：唐人文字足本颇少，可以补遗，一也；与本集互有异同，可资校勘，二也；去古未远，体例赅备，可供取法，三也。”此一语道出了其中之真味，此煌煌总集，实为百家文集之总龟，一代词翰之渊海。《英华》一书，编修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至雍熙二年（九八六）告成，此时去古未远，旧集多存，再加上宋初先后平定南唐、西蜀等国，尽得其庋藏，凭借既厚，搜采较广，故唐文之蕴藏尤为丰富。周必大《文苑英华序》云：“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它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修书官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收入。”（《平园续稿》卷一五）《四库全书》所著録的七十六家唐人别集中，李邕、李华、萧颖士、李商隐《樊南甲乙集》等就因据《英华》辑录而成的，四库本《张燕公集》则据《英华》补杂文六十一篇，使之收罗更为完备。（1）《英华》当时所据以钞录的别集多为旧本，接近原集之旧貌，于文字校勘上颇有参考价值。更有南宋嘉泰间周必大、彭叔夏二公的精校，于书中多补有异文“一作某”，“集作某”，彼所谓“集”，则当为二公庆元间所见之刻本，与北宋太宗时之旧本又有异矣，关于这点，赵怀玉氏并未说清，但他强调其校勘价值却是极为精辟的。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就曾举出时行王右丞及崔颢诗集文字不及《英华》佳者，并云“如此类甚多，读者宜详之”。（2）基于这些原因，清编《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时都取资参考。清徐松考释唐史，开始较多地利用其中的材料，他的《登科记考》和劳格、赵钺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至现代，岑仲勉先生钩稽《英华》，于考订唐史颇有得益。 然此煌煌巨著，“非出一手，丛脞重复，首尾衡决，一诗或析为三，二诗或合为一，姓名差异，先后颠倒，不可胜计”（周必大序）。其弊端早在北宋真宗景德间就有所觉，于是“四年（一〇〇七）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文苑英华》以前所编次未精，遂令文臣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芟繁补阙，换易之，卷数如旧”（《宋会要辑稿》卷五五）。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又由陈彭年等覆校二次。而后此书一直未受世人所重，盖因其未见刊行，无以睹其全貌之故。至南渡之初，周必大与彭叔夏对《文苑英华》的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书中之讹误悉正之，“详注逐篇之下”（周必大序）。经过此番整理，于嘉泰间付之枣梨，是较为完备的本子，惜此刻今仅有一百四十卷残本存世（中华书局有影印）。彭叔夏所撰《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又以“考订商榷，以类而分，各举数端，不复具载小小异同”（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叙》）。故二公之巨业仅可获见一斑，未能得其全。明隆庆间刊本，今存全帙，也较为通行，然此刻所据为一缮写之钞本（事见涂泽民《刻文苑英华序》），“不数阅月”（3）即成，杀青如此之仓卒，必不能对原书作很好的校订，遗颣孔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隆庆本（《提要》误作万历本）时云：“而卷帙浩繁，仍多疏漏，今参校诸书，各为厘正，其无别本可证者，则姑仍其旧焉”。可见，对通行本的校订，早就有先贤为之，而于校勘用力最勤者，则莫过于江安藏园傅增湘。 傅增湘长年专研版本目录之学，校勘古籍，平生校书近八百种。其少时酷嗜唐文，时披《英华》一集，“往往览未终篇，榛芜触目”，“惜明刻沿讹踵谬，孤行天壤，无人董理，私自策厉，引为己责”（《藏园群书题记》）。从清季至本世纪三十年代，经多方搜访，广储异本，其中不乏宋椠明钞，亦复有明刊及清人校本多种，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始为雠校，历近二载，卒偿始愿。藏园聚宋、明诸本，对明刊之讹误，细加校勘，其订正分异字、疑字、脱讹、脱句、脱行、补注、错简、脱全篇、脱全叶、补校记和补撰人十一类；又改正了格式行款的错误多处，使得《文苑英华》日臻完善。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影印《英华》时，在《出版说明》中说：傅校本“不仅不注据校的出处，而且还有不少遗漏，不足以令使用者信赖”，这一评价显然与事实不符，粗观傅校，不作仔细的分析研究，确会有此误解。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寓目此书，并加以过录，花费了相当长时间去整理，有机会细加考察，对傅校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事实并非如《出版说明》所云，《藏园群书题记》其实早已有过交代，存世之一百四十卷宋椠残本，均首取而移写之；至于他卷，则以周叔弢所藏明钞本为主，（4）若遇有疑滞，更用另一明钞（傅氏称之为“百衲本”）参订，两本校毕，又复以范校本补其疏漏，（5）证其异同，而遇周本、“ 百衲本 ”二明钞均无者，则以范校本校勘。以周本校定者，全书所占居多，一概不加以说明，以免累赘，而依范校本之卷帙，藏园则在相应卷末的校语中明示。如傅校本卷二二〇之卷末就有校语云：“自二百十一卷至二百二十卷，凡十卷，家藏明钞两本皆缺，假东方馆藏本校之，乃夺讹溜幅，殊不足据，因以范履平临叶石君校本移录于上，竢异时访得精善之本，再为补勘也。藏园老人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书局影印本配有宋刊一百四十卷，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中之数亦同，而其所寓目之卷次又略有不同，《题记》言及宋刊时云：“余四十卷咸属诗篇，其中二百六十一至二百七十之帙为余所藏”，此十卷宋本恰为中华本所无。傅氏在《英华》全书校毕，作完校跋之后，（6）又有新的发现，于己卯年（一九三九）十一月复见及十卷宋本，遂取箧中旧校予以补订，此十卷为卷二七一至卷二八〇，傅校本于此十卷之卷末除有先前校语外，又有补记云：“己卯十一月以宋本重校，改几字”。由是，此二十卷尤当珍视，其价值勿用多言。 今通行的明刊《文苑英华》，杀青仓卒，未能加以精校，造成书中讹误脱漏极多，傅校每卷是正之讹误往往至百许，片言只字不胜枚举，甚而至于有脱句、脱全篇的，仅以诗言之，刊本较明钞少杜甫《九日登梓州城》（卷一八五）、柳恽《关山道》、沈佺期《关山月》、庾信《出自蓟北门行》（均为卷一九八）、刘长卿《送皇甫曾赴上都》（卷二七〇）等五首，凡此俱失，今皆补完，实为快事。除此而外，明刊还有一个更大的弊病，周、彭二公所作的校和注文多为其删落径改，既失本真，或致武断，而藏园据各本，一准原式补入。观其所补，以异文居多，据沅叔自己讲，“此类钞本甚多，而校以刊本，删落者乃居半数”，这些义可两存的异文却是前人据其所见的本集、总集、选本所补，这些古集中的异文自应引起重视。傅校本中所补周、彭二公校记亦颇多，校记有录异文者，亦有录异文之出处者，注文中往往有“一作某”，诗末的校记往往以“一作皆艺文类聚”、“一作皆中兴间气集”等形式以示异文出处。《全唐诗》所录之异文多有出处不明者，由此亦可辑得一二。《英华》作为《全唐诗》辑佚的重要文献，今人童养年、陈尚君已付诸努力，而他们所据仅为通行本，而傅校本中尚有聂夷中诗的三联逸句未被收辑。《全唐诗》收聂夷中《送友人归江南》仅有前六句“皇州五更鼓，月落西南维。此时有行客，别我孤舟归。上国身无主，下第诚可悲。”傅校于此下补六句，遂使之成为完篇：“天风动高柯，不振短木枝。归路无愁肠，省亲无愁眉。春日隋河路，杨柳飘飘吹。”此事《文苑英华辨证》卷六亦指出，不知今人辑作何以未录。另外，傅校还补刊本漏刻的撰人、作品本事多处，不复赘言。 以一人之力校此千卷巨著，实为不易，功不可没，然其疏漏处亦时有之。如卷一七四宋之问《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一诗，“春发幔城中”后脱四句，这在彭叔夏《辨证》中已指出：“宋之问《幸未央宫应制》诗，‘春发幔城中’，集作‘ 春发幔城东’，仍有四句‘登高省时物，怀古发宸聪。钟连长乐处，台识未央中’。《文苑》以‘东’作‘中’，遂脱四句。”《全唐诗》承其谬而脱，藏园未能据《辨证》补入，或其所见诸本均未有此四句，然校《英华》岂有不参考《辨证》之理欤？又，按《文苑英华》体例，一人而连篇入选者，辄以“前人”二字概之，在刊印时偶有漏载，傅校于此虽有所补，但有一些仍付之阙如。而实际上有些作品的作者，完全可以根据编排体例的分析和查阅别集及其它总集钩稽出来。如卷一八四《听霜钟》二诗，傅校未补作者，观二诗收于戴叔伦《晓闻长乐钟声》之后，而二诗又均在戴集中可以查找到，由此可断定为戴叔伦所作，诗题下当补作者“前人”。因《全唐诗》之编定时，零章碎句多采自《唐诗纪事》、《文苑英华》诸书，《英华》此二首脱作者，编订时未加审核，以为无名氏而收入《全唐诗》，殊不知已与戴叔伦诗重出，则明刊《英华》之误事大矣。《文苑英华》卷二七八《送人归沔南》及以下六诗均定为“朱颀”所作，而唐时无一名“朱颀”之诗人，查此七首诗的来历，均见李颀集中，中华书局影印本后所附索引亦据正文单列“朱颀”条，是为未加细辨矣，此种失误，傅氏亦未觉察。 《文苑英华》作为一代文章之渊薮，研习唐文、唐史者不可不读，通行之本讹误尤多，而佳本长期以来尘封一隅。草为此文，以引起博雅君子重视傅校，这也正是笔者心愿所在。

注：

（1）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文苑英华》。

（2）钱谦益见有宋刊，《牧斋初学集》卷八五《跋宋版文苑英华》言其尝假宋刻残本七十册（七百卷）于王岕庵处

（3）胡维新《刻文苑英华序》。

（4）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傅增湘致张元济信云：“《文苑英华》传世明钞甚多，叔弢有一部，似据宋本所校，异时或以此本足之。”（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又《藏园群书题记》云，“其行与宋刻无异”，“行格画一，渊源当出于宋刊；缮写精严，校字亦至为审慎”，是较好的本子，是故傅校“凡宋本所无者，咸以因本为主”。

（5）所谓范校本，为康熙时范履平从叶石君校本移录者，《藏园群书题记》有专为此而作的跋。

（6）据《藏园群书题记》，校跋作于己卯（一九三九）九月初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