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诞生的时刻
站在锯齿状群山环绕的腹地，十数条地平线彼此交错，光线在如此复杂空间中的明暗变化也会欺骗我们，不再能够帮助人正确感知时间。行走其中，对空间的感受、对时间的认知都会被颠覆——于是行路者无尽地循环、犯错。严酷的自然环境压制人，人也彼此压制——于是人们无尽地分割、征战，历史无尽地循环、犯错。
在《大地中心的人》开篇，童末写道：行进在山中，“光线的明与暗”都在“互相攻防”。这就是统辖腹地人——也即“大地中心的人”——的古老原则。而这个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山地世界“驷匹尕伙”（彝族对大凉山区域的传统称呼），是世界的缩影。这个世界循环往复地犯错，走到了末日时刻。小说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下不同人的行动。末日，一个线性时间观念下的词语。小说中，“大地中心的人”/诺苏（凉山彝族的自称）的语言中没有“末日”的概念，他们用的词是“斯涅”：死日。与之对应的是“卓涅”：生日。“斯涅”之后是“卓涅”，“卓涅”之后“斯涅”也可能再发生。在这样的认知中，时间是非线性的、循环的，人与世界的命运是轮回的。
展开《大地中心的人》的外封，叠加上作者绘制的三张路线图，读者得到的是一张书中世界的地图。不同于俯瞰的按比例尺缩小的平面图，不同于官方发行的通用地图，不同于历史某阶段的某张真实存在的地图，这是一张以“大地中心的人”的视角绘制的地图，一张融合记忆、情感、想象和幻想的地图。它是经验的，也是超验的。它是处于父权制次序最底端的逃亡者们：被驱逐的诺苏女人和被掳掠的汉族男人共同走出的逃亡路线图，也是书中诺苏人的知识分子：毕摩（巫师）传承的灵魂的行路图，是各路军马的行军图，“魔王”俄切的寻金路线图，更是故事中那些相信孜孜尼乍（鬼母，或者故事，或者语言，或者希望）的人心中世界的真实图像。这多维的现实汇合在这一地图中，共时存在，平行相交，彼此争论，相互生成。这就是《大地中心的人》呈现的世界。
“斯涅”
“斯涅”是书中所有人物共同面临的灾异与苦厄，因此所有人物都在逃亡。随着人物相继出场，我们会看到一个流血的世界：驷匹尕伙山内，诺苏人社会阶层等级分明，黑骨头（贵族）与白骨头（平民）决然对立，不可通婚。最底层的是单身的呷西（奴隶）。阶层之下是家支（宗族）。家支之间祖上有了血仇，后人就永世背负复仇的命运。因此很少有人能活过中年。书中故事发生的民国年间，军阀割据，兵荒马乱，山区土地少，难以维生，诺苏男人出门找“营生”，其实就是打劫。到了山外汉家地界，就成了祸患。这也为当时的“攘夷”政策提供了借口。
其实，诺苏人的祖先大多是为逃避战乱、饥荒、税赋和中央集权统治而深入驷匹尕伙群山深处的，他们本是逃亡者，自由者，如今走到了“斯涅”面前，究其根本，是因为诺苏社会与山外世界一样，遵循着古老法则：父权制。
《大地》中的几个人物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出逃者。首先出场的人物铁哈无疑位于权力序列的最底端。他是诺苏人的奴隶，或者说，奴隶中的奴隶，因为他是戍边攘夷的汉家军人的孩子。大败于诺苏人后，父亲意欲携他自尽。诺苏人救下了他，将他作家奴收养，名字由冯世海改为铁哈。这是他的第一个“斯涅”。为奴十数载后，他要被移交给另一诺苏家支，而这两个家支本是仇敌。这是他面临的又一次“斯涅”。于是他踏上逃亡之路，但无论诺苏还是汉族社会都没有他可藏身的位置。最终，他抵达被诺苏人视为“鬼地”的德布洛莫的一个山洞。
第二个出场的主要人物孜那是诺苏黑骨头头人的女儿。原本地位高尚的她因与白骨头青年相爱而被族人放逐，她的爱人也被罚跳崖。孜那执意要用诺苏人的方式安抚爱人的亡灵，却无法实现。这个安提戈涅般的角色，因其坚持以内心准则挑战社会法则，走向了她的“斯涅”。 最终，她抵达德布洛莫山洞。
第三个出场的主要人物甚至没有名字。她被叫做“兹莫女儿”。兹莫作为一脉高贵的统治阶层，却不能给自己的女儿一个名字，是因为她是一个病人。身染疟疾的她被视为不吉不祥的女人，隔离在别处。染疫者频繁的高烧谵妄，让她近于通灵。她对诺苏人的鬼母孜孜尼乍神话深信不疑。因此，当她看到德布洛莫山洞口出现两道人影，便坚信是孜孜尼乍回来了。于是也来到洞中。后来，一群被诺苏社会像垃圾一样排出的女性畸零者也来到了这里。
至此，故事中所有的赤裸生命在此汇聚。女人们唱起“没有什么希望”之歌，在此结盟。然而，这群人恰是最怀有希望之人。她们决意借孜孜尼乍的力量跨过自己的、同时也是诺苏人共同的“斯涅”，开启“卓涅”，彻底颠倒、更新这个世界。
洞穴（或地狱，或母体，或语言，或莫比乌斯之环）
洞穴，也是童末以往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它是庇护所，是死亡与重生发生的母体，也是文学与虚构相遇的地方。洞穴在童末的作品中，总是一个莫比乌斯之环。
短篇《新大陆》中，异族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语言学习者，她曾将“地狱”（hell）听成了“洞穴”（hole）。这绝非闲笔。在短篇《洞穴》的结尾处，历尽苦厄的女主人公被坍塌的煤矿埋入地腹，生死时刻，她奇迹般地经由一处狭长的甬道进入传说中的地下王国的洞穴，被地下河冲回外部世界。这个得救的过程，仿佛一个已死之人进入地狱，又重返产道，被世界的子宫重新分娩。（哪个世界？现实的还是语言的？还是两者合一的？）这个连接真实与虚构的甬道-洞穴的存在，宣告着作家对语言的信仰，以及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语言观。
洞穴之旅意味着重生。进入地下的死者世界，又折返回人世，这是但丁的《神曲》所描绘的诗人灵魂的旅途。能让人完成这一旅程的，唯有对语言的信仰。
童末在短篇《拉乌霍流》中表达了对这一信仰的动人追寻和深刻思考。从小病魔缠身的女主人公被语言世界拯救，获得了通感的能力，却在恢复健康后背弃了这一无法被外部世界和她自身所接纳的灵力。对语言的热爱像深刻的记忆，驱使她成为人类学与语言学者，到大山中追寻一种濒临灭绝的古老苗族语言。然而，语言学的工作范式在田野中总是捉襟见肘。最终，主人公在神启时刻中顿悟，她所追寻的古老语言是一种属灵的语言，而这正是自己曾拥有却失去的天赋。它是活的，无法被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认知体系所捕捉。这种属灵的语言诞生在文字与逻辑之前，只存在于声音、表情、姿态与心灵。这种语言没有文字，却是文字语言的母亲。
巫师以对民族史诗和历史传说的唱诵，以及与鬼神灵沟通的仪式保存着这种语言，他们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然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传承的知识，也许还不够古老。
在《大地中心的人》中，德布洛莫被认为是鬼地，非自然死亡的、触犯古老法则的诺苏亡灵最终去往的地方，这里的亡灵不可轮回。因此，它是诺苏人的禁地，让人心惊胆寒。
德布洛莫的山洞就是地狱，一个父系神话中的粪坑。然而，在作家笔下，它又是母系神话的起点，鬼母/女神孜孜尼乍毁灭旧世界/开天辟地之处。这象征女性的山洞，是一只让驷匹尕伙山地发生时空轮转的莫比乌斯之环，也是让古老秩序和意义彻底颠倒的莫比乌斯之环。
《大地中心的人》中，巫师所念诵的经文和创世神话中并没有鬼母孜孜尼乍的影子。孜孜尼乍神话只存在于诺苏人尤其是女性的口耳相传之间。这是由于孜孜尼乍神话比巫师所传诵的神话体系更为古老。它诞生于父系氏族社会之前的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所不容，因此她的形象在父权视角下变得越来越可怖、丑陋。他们以巫术驱赶她，削弱她的力量，直至否定她的存在。
然而，以“兹莫女儿”为代表的诺苏零余女性却对鬼母神话有不同理解。在她们看来，孜孜尼乍是一位具有重生之力的女神。
诺苏自己的“斯涅”到了。知识分子想要挽救它，但他所掌握的知识已经失效。只有畸零者拉起了手，带着无所希望的希望，用生命献祭它，用希望重启它。小说中，女人们凭借对孜孜尼乍这位失落的女神的信仰，召唤出了一场大火。它是信念中的孜孜尼乍燃起的毁灭与重生之火，也是现实中心如死灰的飞行员关祜生（又一个逃亡者）坠机燃起的火。它阻断了诺苏人的屠杀者、军官“魔王”俄切在山洞中开采黄金的计划，也让诺苏人的巫师恩札从一个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纵身一跃，成为为守护族人而不惜赴死的英雄。
在这里，现实与虚构燃为一体，这是孜孜尼乍重生的时刻，也是文学诞生的时刻。
行进
孜孜尼乍的复活指向一个更为平等、友爱、存在救赎的可能性时刻，一个女性主义的世界，一个人类最初曾拥有过，却最终失去的世界。相信她就意味着相信人类能够修复自身的缺陷和错误。同时，她也指向一个语言的世界，相信她就是相信语言，相信文学，相信希望。然而，仅有希望还不够。就像书中人物说的那样，“斯涅是要靠自己走过去的”。
作家不厌其烦地写人在复杂山地的行进，在艰辛的循环犯错的旅程中，展开人物苦难的历史。这一小主题反复出现，似乎在隐喻着一条通往自我的道路。逃亡者铁哈，一个行走在边缘的离散者，像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的角色那般完成了多次变形。他走出的是一条通往自我的路：起初是戍边攘夷的汉族军人的后代，而后是被诺苏人收养的奴仆，然后是一个折返向汉族世界寻求认同的逃亡者，一个伪装的士兵……他是一面朝向世界的镜子，不知道自己是谁，直到一切身份认同都失败，他抵达德布洛莫，成为什么也不是的人，成为空无。在这里，铁哈与自己的镜像相遇：一个触犯诺苏法则，被放逐的猎人女孩孜那。这个成为空无的女孩让他再次彻底地变形：一个爱人的人。这变形让他完整。后来，他又一次变形：他相信了神话，相信了语言。故事的最后，铁哈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沟通汉诺两个世界的语言工作者，并最终有了一个自指性的身份：写作者。起初，他是这本书中的故事的旁观者，之后是相信孜孜尼乍神话的女性们的集体叙事的记录者，慢慢地，他成为写作者，成为这本书的叙述者（之一）。
自始至终，铁哈和故事中的女性角色一同用反抗的行动保持行进。铁哈与“兹莫女儿”一同逃出德布洛莫，走到山外，他们发现，世界并没有重启，战争愈演愈烈，“魔王”的黄金开采计划也付诸实践。甚至，对于他们所亲历的那段故事，也在不断被扭曲、篡改、删除。如果说他们获得了什么，那就是关于历史的认知——历史是空无。于是，他们开始讲述这个故事，书写真正的历史。这时，讲述、书写就是抵抗，就是行动，就是重启世界的可能的方式。——这就是他们靠自己走过斯涅的方式。
铁哈并不是书中唯一一个具有成长性的角色。小说结尾，兹莫女儿在山洞中受孕，诞下一个孩子：小索玛。小索玛是孜孜尼乍碎裂后洒落大地，开出的野花的名字。这个孩子事实上是文学之子。她的存在是对仅提供精子的“父亲”的嘲弄。在洞悉真相的那一刻，兹莫女儿从一个曾将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的传统女性蜕变为一个试图塑造新信仰的人。至于巫师恩札，他是部族的守护者，文化的传承者，社会阶层的疏通者，诺苏人的心理医生，他让人尊敬，又具有保守性，这个形象是坚持正典信仰的诺苏知识分子的写照。猎人孜那是爱与平等的化身，她不发一言，始终保持着抵抗性，却具有封闭性。每个人物都有其局限性，但他们聚合在一起，却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本书就是由他们的行动共同写成的。
文学行动
书中人物的成长之路无疑具有自指性。对某些作家来说，文学是关于少数者、为少数者的，也是关于失去的、为失去的。有些人会成为少数者的作家，有些人永远不会。
为什么选择书写凉山彝族的故事？这大概是出于作家的知识体系、文学观念和价值观念合一的自然选择。在这本书中，少数族裔不再是汉语作者制造异域风情的景观珍宝柜，不再是汉语作者寄托理想的乌托邦。在这本书中，作家力图与她的书写对象像孜那与猎物那样合一。在这本书中，他们真的被作者看见。那是一种灵魂对灵魂的看见，就像故事中的那些畸零者对彼此的看见，女人们对孜孜尼乍的看见。出于这种看见，作者从遍布错误的历史中寻找到了“踏过谎言与梦境才能抵达的真实”。——它不是历史，却是“历史的母亲”。
如果说云贵川是我们的拉丁美洲，那么这本书就是我们的《腹地》和《世界末日之战》。它也让我想起罗贝托·波拉尼奥对人类文明的粪坑的书写、安妮·普鲁对人与极端环境的相互角力的书写、科马克·麦卡锡对人类存在的启示录式书写、厄休拉·勒古恩对世界的一体制衡的书写（以及大胆地频繁地使用专名），以及一些百年前的德语作家，比如写《着魔》的赫尔曼·布洛赫对自然的书写，约瑟夫·罗特对历史与人的关系的书写。而其中对于战争与战争代理人的书写，又让人想起托马斯·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中对那个热爱诗歌的军官魏斯曼-布列瑟罗（死神）的庄重又戏谑的书写，而女人们的集结抗争，让人想到其中的“黑人支队”通过从战场废墟中捡拾火箭的零件，带着重新装配一枚超光速的火箭的希望，试图让时光倒流，挽救被殖民者灭绝的部落的故事。当然，这些列举未必与童末的阅读重合，准确的想象总会把作家带向他们该去的地方。
当然，就像童末在后记中提到的，她的老师之一是凉山彝族送灵仪式上唱诵的《指路经》。巫师用语言为亡灵指路，引导亡灵从家宅出发，穿越群山，回归祖地。《指路经》并非一成不变。世世代代的巫师/知识分子不断修改着这份文本，重述着神话与历史，而这历史就如同希罗多德的《历史》，溶解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在这本书中，现实与虚构就是如此交融，直到德布洛莫那场大火燃起，达到了顶点。最终，她以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的身份，复活了孜孜尼乍，完成了对《指路经》的重写。
提到以上参照谱系，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大地》的立场，更是为了描述它的风格。文学终究是语言的艺术。《大地》所使用的是充满力量的、属灵的语言。它像在悬崖峭壁上行走的人的步伐那样谨慎和准确，又像天才的飞行员，让语言令人赞叹地飞翔。它是跨学科的写作，杂糅了文学、人类学、历史、神话学，它的语言也杂糅了以上诸种学科的语体特点。这也许带来了一定的阅读障碍，但文学就应该是敞开的。在这本书中，老毕摩被灌了致幻剂后，大脑敞开了。他发现脑中装的知识全都失效了。这时，他需要向女性去学习，向历史的母亲学习。我们也是一样。
也许这样，下一次的“斯涅”循环中，我们不会失败。
2024.4.19重写，已发表于《澎湃》，谢绝转载，抄袭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