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不喜欢作者文笔，每句话都像烂棉花将断不断读着很难受。

182，杨度《金铁主义说》：“则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 183，（《金铁主义说》）“由此而知中国立国之道，苟不能为经济国，则必劣败于经济战争之中，而卒底于亡；苟不能为军事国，则亦必劣于经济战争之中，而亦卒底于亡。且必兼备二者而为经济战争国。”可见当时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意识”远大于对“道”的持守和保留，而且“竞争”能力的强弱变成了“立国”判断的标准，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现象。自宋代以来，中国从未以军事经济力量耀人于前，而是均主张以"文化"的优势化解“野蛮人”的军事优势，即所谓帝国“内向气质”的形成。中国人在文化意识上的不自信却是从19世纪末才开始的。文化的自卑由于经济军事的屡屡受挫而凸现出来，这导致了一种根本性的思想转向，知识界开始以现代概念的实力原则取代持守几千年的“文化”原则。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旦这种转向变成了官僚机构许多官吏的共识，并成为官僚运作的具体指导原则时，儒家“意识形态”中的“象征建构”部分就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比如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华帝国趋于内敛的气质就为竞争气氛笼罩下的金铁主义式的强霸思维所取代。

306，梁启超晚年大量借助佛家术语阐释“文化”累积与发生作用的情形，比如在给“文化”下定义时，就把它描绘成“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共业”二字即源于佛家术语，而梁氏对"业"字含义的解释亦是相当的玄妙，所谓"业"就是：“我们所有一切身心活动，都是一刹那一刹那地飞奔过去，随起随灭，毫不停留，但是每活动一次，他的魂影便永远留在宇宙间，不能磨灭。”任公用宜兴茶壶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的意思是说，茶壶相当于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而文化因子就好比是壶中的茶水。老宜兴茶壶，多泡一次茶，那壶的内容便发生一次变化；茶吃完了，茶叶倒了，洗得干干净净，表面上看来什么也没有，然而茶的“精”渍在壶内；第二次再泡新茶，前次溃（疑当为“渍”）下的茶精便起一番作用，能令茶味更好。茶之随泡随倒随洗，便是活动的起灭，渍下的茶精便是业。茶精是日渍日多，永远不会消失的，除非将壶打碎。这叫作业力不灭的公例。在这种不灭的业力里头，有一部分我们叫作“文化”。——其实，这里所谓“业”，实当为“薰”。“业力”下之“积习”，“积习”下之“熏染”。业>习>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