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华夷观念下的外交理论及实践——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

一、东亚世界的形成理论及历史进程

“东亚”在地理上通常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及中南半岛等地，而在历史上，又以中、日、韩三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本书作者对东亚世界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对东亚世界的形成机理及历史进程作出了详尽的阐述和论证。

古代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因此，研究东亚世界的形成，必然要追溯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及其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作者指出，古代中原王朝“实行的对外政策是在以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①]。根据古典文献记载，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国家，强调对不同民族的包容、交流、同化、融合，注重建立文化优势来处理同周边民族的关系。在本书的上编部分，作者大量引用了《左传》、《尚书》、《诗经》等史料，论证了华夏族存在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华夏”的称呼本身便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进一步明确了“华夷之别”不在于血缘，而在于生活环境不同所造成的“积习”，即“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②]。又因为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可以改变，所以华夷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而是一种“柔性的文野之别和道德价值认同之辨”[③]。实行中原的礼乐文明，是儒家“用夏变夷”的关键，即用传播华夏文化、实行周朝礼仪制度的方法拓展“天下”，改造夷狄。相反，诸夏不遵礼法，不敬王室，破坏了原有的礼乐制度和天下秩序，也为转为夷狄，即《春秋公羊传》所言“中国亦新夷狄也”。因此，可以认为，在华夏文明的早期阶段，华夏民族已然形成了文化认同高于种族认同的观念，奠定了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思想基础，以“不断地追求扩大文明，以求达到天下一统，统一在高度的礼仪文明之上”[④]为终极目的，以“修文德以来之”为基本手段，以等级秩序为基础，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领导者、仲裁者的角色。

先秦时形成的对外关系理论秦汉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及进一步发展。秦汉时期，中原王朝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其建立的国际秩序自然不能建立在虚无缥缈的道义上，而必须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为依托，这包括经济、军事的实力，以及先进制度的文化吸引力。同时，先秦形成的外交思想仍在发挥作用，儒家提倡的“德化”说依然是朝廷外交的重要原则，中原王朝追求的也不是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谋求建立君臣式的国际关系体系，并在这种体系中起到领导作用，担负保护臣属国的义务。双方的关系则是通过册封的形式来确立的。受册封的国家保持原有的社会组织不变，其首领可独立行使政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在外交活动中要谨守本分，不得有所违逆。需要注意，商周时期遗留下的宗法伦理观念在外交活动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例如，汉朝天子多次下嫁宗室女与匈奴，双方结成翁婿关系后，便具有了君臣和父子的双重关系，于是“通过血缘的纽带，既强化双方的联系，又使得森严的政治秩序变得富于亲情而柔性化”[⑤]，比较好地处理了的汉匈关系。

当汉帝国崩溃后，传统的东亚世界体系了平衡各方的权力中心，之后的数百年间，东亚地区未曾有可以控制全局的强大政权，各国之间的关系主要由军事力量来决定。南朝以政治、文化正统自居，对朝鲜半岛及日本有较强的文化吸引力；北朝则凭借相对强势的军事实力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在对外关系中，魏晋六朝时期最明显的趋势是册封称号的军事化和内臣化，形式重于实质。

在经历数百年的分裂后，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了中国，无论是出于华夏传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还是出于现实的国防需要，都必须面对重建国际秩序的问题。由于高句丽占据辽东故地，此地对于经略东亚，羁縻外族，抵御突厥，保卫华北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故而隋唐统治者高度重视朝鲜问题，一再征伐，意欲收复故土。隋朝遽亡，但唐廷并未放弃这一目标，经历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才最终解决了朝鲜问题。另一方面，日本在隋朝建立后便开始派遣使者，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经过圣德太子改革以及大化改新后，日本模仿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并且在与大陆政权交往时极力谋求与之对等的地位。朝鲜半岛作为大陆与日本交流的中转站，极受日本朝廷重视。当唐朝攻灭高句丽后，日本恐其在朝鲜南部的利益不保，故而与唐朝爆发了白江村之战。日本战败，举国震动，国内爆发了“壬申之乱”，无力再争夺东亚世界领导权。因此新罗独立，日本战败，可以看作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大致形成。这一体系中，唐朝廷为最高的领导者，采取册封、朝贡、羁縻等方式把各国吸纳到东亚世界中，在确立双方君臣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他国的自主权，基本不介入他国内政，以确保东亚局势的和平稳定。

二、评价与问题

本书关注的重点在于东亚世界形成的机理与过程，应将其置于东亚史这一学术背景下进行评价。“东亚史”最早见于战后的日本史学界。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西嶋氏提出了“册封体制”和“东亚世界”的概念，认为汉字、律令制、儒教和汉传佛教是东亚世界的四大元素。[⑥]对此，作者在第二、三章进行了论述，基本上认可四大元素在东亚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教育制度和技术也是不可忽视的，相对完善了西嶋氏之说。但作者不认同西嶋氏的“册封体制说”，因为在册封的国家之外，还存在着大量未册封的国家或部族，他们都会受到朝廷不同的待遇，例如有的民族被纳入朝廷设置的“道”、“属国”制度中，从中央表示臣服，但仍维持原有社会形体，因此“册封只是君臣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仅此不足以涵盖古代东亚世界的各种关系形态。”[⑦]此处虽着墨不多，但却是对西嶋氏学说的突破与发展。

全书论证东亚世界的形成时，特别关注到了移民的作用，见于第五、六、七、十三、十四等章节。若依据历史文献，隋唐以前中日间的交流并不多，散见于《三国志》、《宋书》等，皆为官方交流，但通过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南朝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巨大，其中有不少文化传播是通过朝鲜半岛实现的。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政局动荡，战乱频发，因此出现了部分中原人士向东迁徙的现象。这些移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将汉字、文化、宗教思想、器物技术等传播到了朝鲜，再经由朝鲜流传到了日本。应当看到，在隋唐时期日本派遣遣唐（隋）使之前，中日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以民间的移民为主的。大批移民“以其聚居的移民社会为依托，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里，传播移植大陆的文化技术，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着日本社会大踏步向前迈进”[⑧]，在政务、外交、生产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突出移民的作用，并将其置于东亚三国互动的历史中来进行考察，可称作本书的创见之处。

本书所引之中文史料，基本出自《尚书》、《左传》等古典文献，但在解读史料时，则会因个人见解不同而产生异见。如第一章中，作者在论述历史上“蛮夷戎狄”观念的演变时引用了《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为便叙述，兹节录《史记》原文如下：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记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⑨]

作者引秦穆公言，认为“可以看出，夷狄也希望采用‘中国’的文化制度来治理其国家。”[⑩]此言似有误。首先，由余本是晋人，晋、秦都属于周王室的分封体制下的诸侯，作者所言“夷狄”，不论指谁，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其次，秦穆公当政时期，励精图治，已然使秦国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文中“秦穆公示以宫室、积聚”，说明此时秦已经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意图以国力威慑周边部族，这与后世大一统的王朝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该段文字的作用主要是突出由余的贤明以及太史公对礼乐文化的反思，与作者的论点没有直接联系。并且，上述秦穆公与由余论证的记载仅见于《史记》，《左传》、《国语》皆无，其真实性还有待考证，直接引用似乎并不恰当。

另外，本书所论证的东亚世界，只包括了中、日、韩三国，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在东亚世界中发挥的作用则关注较少，这是比较可惜的。

三、结论

韩昇教授所著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一书，从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东亚世界的形成过程，强调了先秦时期形成的华夷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东亚世界形成的重要基石，批判继承了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突出了大陆移民的在东亚交流中的基础作用，考证了秦汉以来东亚秩序的演变，尽管存在些许不足，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本文写于二〇二四年四月，系“东亚史”课程期中作业）

参考文献

[①]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②]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③] 李云鹏.古代东亚世界体系宏观逻辑及其现代启示探微[J].文史博览(理论),2012(12):23-26.

[④]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⑤]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⑥] 金子修一,徐纯均.古代东亚世界论及其课题[J].南开史学,2021(02):187-211+265.

[⑦]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⑧]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⑨] 韩兆琦译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

[⑩] 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