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海龙评《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出土文献调查、整理与研究的典范
2023年11月，作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丛刊之一，荣新江教授的新著《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以下简称《典籍与文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典籍与文书》集中呈现了作者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有关吐鲁番出土文献追踪调查与整理研究的成果。全书由“历史与地理”“文书与碑刻”“群书与佛典”“调查与报告”“综述与书评”五个专题组成，汇集了作者三十多年来有关“吐鲁番学”研究的各类文章三十四篇，文章编排不以时间为序，而是按照内容分门别类归入五个专题当中。纵览全书，笔者选取其中代表性论文考察之后，认为该书有以下特点：出土文献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是全书最突出的亮点。该书虽为论文集，在篇幅上彼此间相互独立，但全书内容基本都贯穿了这一主题。从调查、整理与研究三者的关系来看，三者应该是一个逐渐递进、相辅相成的关系。荣新江教授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走访欧美、日本，追踪国内外公私机构的吐鲁番文献收藏，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过眼吐鲁番文献最多的学者。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的难点就在于文书分散世界各地，有的同一件文书因人为割裂被不同的机构收藏。荣新江教授通过不断走访调查，摸清了各地吐鲁番文书的底数，调查后每有新发现便会撰写调查报告向学界介绍，这一点在该书第四编“调查与报告”中有具体例证。这些调查报告的发表，使当时国内学者了解了以往许多不为人知的材料，极大地推进了国内吐鲁番学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荣新江教授又组织牵头整理出版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等有关吐鲁番文献的资料合集，可以说荣氏的调查走访为其之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吐鲁番文献整理过程中还注重整理与研究相结合，这在该书中体现尤为明显，如书中的《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康家一切经”考》等论文都是文献整理过程中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利用新材料对过去学界鲜有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填补学界空白的新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前文提及的《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郡县城镇》，作者利用吐鲁番出土的《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探讨了当时吐鲁番城镇分布问题，以往学界的研究多使用传世文献以及唐长孺先生主持整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但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模糊，以及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残缺，研究结论还有进一步探讨空间，而该件《送使文书》较以往出土文书，保存状况更好，保留关键信息更多。作者利用该件文书对阚氏高昌王国地名的考证，现在看来是正确的。此外荣氏还利用该件文书另有新论，即《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本书未收录），由于阚氏统治高昌时间较早，且时间较短，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关于这段时期的相关记载非常零星，更多的是依靠传世文献，而利用这件文书，作者不但探讨了古代丝绸之路交通问题，如当时焉耆国、印度北部的乌苌国的使者通过高昌与柔然和其他地区的交往，还进一步阐述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填补了阚氏高昌研究的许多空白，极具价值。研究涉猎的广泛性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是由五个相互独立的专题组成，每个专题又囊括数篇论文，虽然每一专题彼此间关联性不大，但这也体现了作者关于吐鲁番学研究涉猎的广泛性。吐鲁番学一向号称难治，研究内容极为庞杂，涉及考古、历史、宗教、语言文字、艺术等诸多门类，其中通过对出土文献研究弥补传世文献记载所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纵览全书，可以看出作者主要利用的是三至八世纪时，汉族为主体在古代高昌地区活动时所使用的文献，并由点及线、由线及面，不断延伸扩展，所论及主旨皆围绕古代高昌在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如《典籍与文书》中《高昌居民如何把织物当做货币（3-8世纪）》一文，选取了吐鲁番墓葬出土的契约、随葬衣物疏等出土文献，对汉民族在此活动时期（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时期）的织物货币进行了探讨，梳理了织物货币在高昌出现的时间、在支付中所占比例及购买力等问题。高昌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道，贸易活动十分发达，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一直在古代高昌的贸易活动及居民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古时期充当货币的主要是纺织品、谷物及金属钱币，这些在吐鲁番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特别是在唐西州时期前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地货币的构成是多样的。此外，作者由于研究旨趣所在，对吐鲁番出土佛教文献较为关注，《典籍与文书》的第二编中《“康家一切经”考》便是利用吐鲁番出土佛教文献研究佛教在此地传播发展的代表性论文。“一切经”即“大藏经”之别称，吐鲁番出土佛教文献以写本为主，印本较少，虽然印本中发现有《开宝藏》《契丹藏》《金藏》等，但吐鲁番是否存有完整的《大藏经》，学界一直未有确论。《“康家一切经”考》利用上世纪初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的《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并结合旅顺博物馆、欧美、日本等机构收藏的残片，对以往研究又有进一步深入。作者通过细致考索，认为这位唐西州时期的粟特人出于多种目的，出资抄写了至少八百五十八卷写经，虽然这一数字距离一部完整的《大藏经》还有较大差距，但也无疑推动了吐鲁番写本《大藏经》的相关研究。本书“学术性”与“通俗性”兼顾，同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吐鲁番对于学界来说是一个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研究资源的“风水宝地”，学者们关于吐鲁番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拓展，但吐鲁番学向普通读者的普及工作还是任重道远。《典籍与文书》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尝试，如该书第一编“历史与地理”中的《吐鲁番历史与文化》一文，为介绍吐鲁番历史的通俗性文章，主要论述了上讫吐鲁番盆地的姑师时期，下至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协助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两千多年的历史。将该文放在全书之首，可以起到统领全书的目的，使读者开篇便可以对吐鲁番的历史有一个较为清晰地认识。该文详略得当，可以说是最早对吐鲁番历史进行介绍的文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就敦煌吐鲁番学而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的相继创办也为推动敦煌吐鲁番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基本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许多研究材料收藏于国外各公私机构，国内学者很少有机会能看到这批材料。荣新江教授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最早出国调查走访吐鲁番文献的学者之一，每到一处都尽可能地搜罗国内学界所不了解的最新资料，对于这些材料荣氏或撰写研究性文章，或撰写文章将这些学术信息介绍到国内。如《典籍与文书》中“调查与报告”“综述与书评”这两编，主要收录作者近些年走访国内外各吐鲁番文书的收藏机构而撰写的调查报告，以及为一些近些年国内外出版的重要吐鲁番学论著所写的书评与综述。其中“调查与报告”编中关于这些国内外收藏机构所藏吐鲁番文书的具体情况，多数已收录在作者所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中华书局，2021年）。但随着作者近些年调查的深入以及新文献的刊布、定名，以往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该编中《黄文弼先生与甘藏吐鲁番文献》《日本散藏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欧美所藏吐鲁番文献新知见》等文章就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的新推进。书评是学界了解学术动态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一些在学界中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在“综述与书评”编中有两篇书评需重点关注。两篇书评所评介的都是日本学者的著作，一是百济康义教授的《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佛教文献》（第三卷）；二是西胁常记教授的《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印本目录》。这两本书的研究对象都是吐鲁番出土的汉文佛教文献，只是一侧重写本，一侧重印本。由于这两本书所刊布的内容许多并未公开且是有目录性质的工具书，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十分重要。但两书是以英、德文在国外出版，国内学界不易看到，荣氏的两篇书评使国内学者对这两部重要著作有所了解，通过对国内外吐鲁番文书的调查、追踪、刊布，极大地促进了吐鲁番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以上为《典籍与文书》一书的主要特点，值得称道的是该书书前给出文中涉及的重要文书的高清彩版，书中正文中使用的图版也较为清晰，图文并茂，目录后给出了“图版目录”，方便读者的查阅使用。《典籍与文书》印刷精美，质量上乘，为近年少有的关于吐鲁番文献研究的佳作，可以看出作者在该书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文中还是有个别地方值得讨论，如该书第一编“历史与地理”，《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一文中关于沮渠京声的译经地点便值得探讨，“北凉王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曾在高昌求得《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和《观世音观经》各一卷，并且就在高昌郡译为汉文”（第8页），但在《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都仅记载京声是在高昌得此二经，并未提及在高昌翻译此二经，《大正藏》中也载《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为宋居士沮渠京声译，此外笔者也统计过吐鲁番出土沮渠京声译经残片的数量，发现沮渠京声所译佛经在吐鲁番所见不多，由此推测此二经应是沮渠京声南奔刘宋之后在南方所译。另外《典籍与文书》中《历史上的胡汉葬俗：吐鲁番的例证》一文中，“高昌城南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和交河沟西两地，成为汉族民众埋葬的主要地点”（45页），其中“高昌城南”应为高昌城北，方位错误，再版时应改正。此外《典籍与文书》集结的是作者三十多年来有关吐鲁番学研究的相关论文，为保留文章原貌，文中许多信息并未更新，如提及阿斯塔那墓葬发掘数量时，“但比较有科学价值的发现是1959年以来所发掘的466座墓”（45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阿斯塔那墓地还进行了数次小范围发掘，并出土了许多重要文物，笔者认为在尊重文章原貌的基础上在页下给出注释较为合理。
武海龙
敦煌研究院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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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