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局

这两天读完了《工厂日记》，有不少共鸣和感想，于是简单写点自己这十几年在工作中接触的企业现状。

毕业至今，我一直在一个与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协会工作，负责纳管上海与制造业配套的企业。协会的会员数从我刚入行的四百余家已经减少到如今的七十来家，导致数量骤减的主要原因是受国家与市郑符层面出台的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影响，其他多是企业自身经营策略调整所致。

我们这个行业是圈内外公认的“脏乱差”、“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但工艺历史悠久、是制造业不可撼动的根基，几乎所有行业，如风电、核电、船舶、军工、机械、家电、城市艺术装饰，以及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等当下新兴产业，都离不开它的支撑。然而正因为工艺传统、每亩产值低能耗高、环境不达标、工人整体素质偏低等等，长期遭到有关部门的反感、不扶持，甚至打压，被逐渐边缘化，直至许多厂关的关、走的走。

先说说企业管理者面对的压力与困境。简要概括是：政府税收高、近些年环保和应急管理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与监控惩治措施日益严苛，企业管理要求、成本、风险逐年增加。也许大家都以为我们国家的标准不会比发达国家高，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国正因为不够强大，所以更要对自己痛下狠手，再加上天天宣传“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神圣口号，势必需要彰显大国风范，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加强监管力度、收紧标准也在所不惜。我们翻阅过相关资料，前两年出台的《环保法》、《xx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对标日本、欧盟、美国与德国数值，其中日本最低，几乎可以说每家工厂都能达标。曾经在日本考察一家工厂，就建在加油站隔壁，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想象的。其次是欧盟，然后是美国，德国最低。所以国家环境局发布的排放限值介于欧盟与美国之间，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应处于领先位置，当然要高于国家标准。

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企业买单。我们的企业在环保设施与安全上的投入比重年年大幅增长，从几十万到几千万不等。投入大的一般是外企、资金雄厚的民企以及不差钱的央企国企。其中能得到最大优惠政策的肯定是央企国企，其次是与政府部门熟络的民企，外企最惨，花的都是自己的钱，而受到的管控与质疑最大。又因为我们这行许多企业的产品为多品种小批量，尺寸、材质、精度大小不一，很难像那些批量化生产的工厂那样简单安装配套除尘净化、防爆等设备。大多只能采用“一企一方案”的定制化设备，管理和技术部门经常为了避开行车、堆放的物料、生产设备的限制，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一次次试验，绞尽脑汁与供应商商讨可行性方案，因此难以在短时内安装运行设备。而且，不要忘了，投资设备只是入门，这些设备每年的维护成本很可能大于投资成本。有家芬兰公司的EHS经理苦笑，为了自律规范，近三年他们在环保方面总共花了2000多万的投资成本，新上的环保设施维护成本约1000万元/年。他们集团领导每年都质询，让他们拿出最佳方案，确保这些投入是值得的，不会被执法部门查出漏洞，同时又很委屈，因为他们在芬兰的总部与其他国家的分公司完全没有这样的环保要求于检查力度。环保安监来查，每次必查出整改问题，稍严重的就罚款处分公示，你跟他们讲道理、谈专业、可行性分析，他们不认。很多企业找我们出示证明，请我们一起参加座谈，有时我们会与征服领导争辩不休，即使拿出行业国家、地方标准，告诉他们没有问题，他们依然不接受，因为有居民投诉气味、烟尘，或者在许多细分工位上没有配齐应有的环保设备。说到居民，许多企业领导也头痛不已。当初是当地证辅招商引资拼命说服他们买地建厂，之后又开始开发房地产大建住房。如果工厂与居住区小于规定距离，搬迁的必定是工厂；如果距离没问题，只要老百姓投诉，企业只能不断协调，该请客的请客，该送礼的送礼（对居民和xx都得讨好），然后企业必须整改、继续投资更好的设备，直到所有人满意。问题的根源出在谁身上？一目了然。大致总结下企业运营的成本：土地成本、能资源成本、生产环保安全等各类设备、原辅料成本、固废与危废处理成本（以前废料还能出售，现在企业不得不以每吨3000-8000元不等的价格付给有资质的回收单位，可想而知产量大的单位有多辛酸）、人力成本、软件成本（政府宣传推广智能化倒逼企业不得不投入ERP、MES、SAP等软件系统）、招待客户和有关领导执法部门的开销……

那么，政府每年出台的技改、环保投资优惠补贴的政策落实了吗？答案是肯定落实，但要人人获益那是白日做梦。因为政府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扶持的高端新兴产业——半导体芯片、医药、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等等等等，最后才轮到我们。就算轮到我们，当然也是先把蛋糕分给纳税高、左右逢源的企业。毕竟区、镇级别的基层看重的是税收和能耗，市级则看重上海品牌形象和产业链完善竞争力强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优秀企业，他们追求政绩效益，不可避免地只考虑眼前的利益最大化。因此，那些政策最后在我们的中小企业面前往往沦为一纸空谈。

有一个交大毕业的老总说，他是技术出身，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从来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努力追求产品质量，让客户满意，没想到到了五十知天命的时候，突然发现变天了。国际形势差，我们被排挤，客户要求越来越高越细，很多技术来不及更新，每天还要花大把精力学习掌握执行落实上面层出不穷的法规政策，负责人必须考取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证书，一旦企业被查出问题，他是第一问责人，情节严重的话直接送进监狱。他现在只求保命，让跟了他几十年的老员工安稳退休，再把厂关了，早日脱离苦海。一个与我关系不错的给叔叔打工的温州人说：我早想通了，我们就是看坟人，每天除了擦擦灰扫扫落叶、垃圾，还能怎样呢？等哪天坟被打倒、被雷劈了，大不了撒手不干赶紧逃呗。

除了应付上头，行业内部也混乱无序、恶性竞争。比如内卷、客户压价、原本就利润低的企业收益持续减少，这些又造成企业缩减人工成本和资产成本、购买次等设备原料，最终则是消费者买单。某名声显赫的超级工厂，手握政府赐予的诸多特权，为了满足供不应求的市场，采购的国产设备与母公司的国际先进设备质量差距很大，同时又从同行中最快攫取优秀资源，靠到处挖人、在各平台收买人心、怂恿同行员工跳槽；企业内部则与民企采取一样的狼性制度与丛林法则，员工对外宣称自己多么有归属感，幸福指数有多高。

人才流失是企业家面对的又一大难题。首先是上海对此行业管控、外地却大力振兴扶植，导致向外转移的工厂越来越多，技术人员也跟着外迁，本地一线工人下岗，要招人肯定在外地招，解决外地人员就业；再者，各地高校取消相关专业，企业根本招不到对口人才；而外地毕业生来实习的99%一年不到就离职。大多数年轻人、务工人员的孩子也不愿意在这种环境中上班，他们宁肯送快递外卖，至少灵活自由，不用天天对着领导，还能赚更多辛苦钱。我们在推广为工人开展技能培训的时候生源寥寥，原因是：大多数员工取得证书职称后就跳槽到薪资更高的公司。企业赔了夫人又折兵，还不如不培养。另外，管理员工也是极其头疼的事。且不说工人在有赏罚制度的情况下依然不配合穿戴防护用具、及时清理工位，更要命的是各类工伤。除了被动工伤，主动工伤的情况无处不在。他们不惜自残，至少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贴补家用。每个企业或多或少都出过大大小小的事故，高空坠落、跌进几百上千度的炉子、被机器绞死电死……曾经有家国企的员工死亡，企业赔了160万，天天派人去死者家赔罪送礼。老板对我们坦白：幸好人死了，不然残废了我们还得养他一辈子，那我只能关厂算了。另外，许多大型企业都有极其严格的出入管制，因为他们多次发现产品、物料被工人偷出厂外变卖，于是每天下班时私家车一律接受后备箱检查。

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很多人觉得绝大部分老板都很无能无知，靠运气才走到顶端。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然。因为我这个行业的特性，认识的老板很多出身穷苦，有的靠捡废品起家，买一台二手机器就能在家里开始小作坊生产，很多温州、宁波的老板年轻时带上亲戚一起来上海办厂。其中一部分人能吃苦，肯钻研，有作为，通人情世故，积累人脉资源，看得清市场，有战略眼光，识才惜才，摸索出一套独有的企业文化。当然，这不代表他们都无私、慷慨、素质高、修养好。

所有的企业老板都觉得日子难过，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那么工人呢？在我看来工人当然是最可怜的，这毋庸置疑，尽管他们只需考虑工作本身、薪资福利、让老板满意，不用考虑其他各方面的繁杂事务与战略大计。

西蒙娜在书里说：如果让工人每天的工作量加倍，钱也加倍，没人肯答应。我只能说，那是法国，你在中国试试，十有八九都愿意。不止一个企业领导骄傲地说：员工多么勤劳爱岗，不让他们加班他们还跑到你跟前吵着要加班，自觉得很。我苦笑，这还不是因为他们穷、要养家又缺少足够的权益保障吗？不然谁这么拼命这么爱工作？许多一线工人是两班倒甚至三班倒，由于加班很少顾家。大部分工厂做六休一，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可能只休两三天，节假日上班也是家常便饭，无论民企还是某些国企都如此。至于工作状态，与西蒙娜书中描写的并无二致。除了需要精通复杂工艺的技术人员，其他工位都是机械化的简单操作，只要求你精神高度集中重复劳动，速度快不出错。每天陪伴在你身边的是机器声、警报声；你数着完成的工作量计算工钱，不敢迟到早退，更不敢请假。任何感情、思想丰富的人都不会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好过，身心不出问题那是奇迹。

前文提到的芬兰公司的中层经理告诉我，他原来在行业内影响力极大的西北某大型民企工作，那是当地政府极力支持宣传的标杆企业。可他对那里的工作体验很不满意，看不惯民企普遍的作风和制度，于是来到上海的这家外企。他非常认可这里的氛围和待遇，比民企央企人性化太多，不用加班，也不鼓励加班，但是工作强度高、效率高；工作之余的活动丰富精彩。

我们有一个地位很高的副会长单位，荣获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专精特新企业”等诸多荣誉与几十个专利。公司董事长是位只比我大4岁的姐姐，她接父亲的班管理三家公司，身兼市巾帼建功标兵、市三八红旗手、G60科创走廊优秀人才奖、某区工匠等多重身份。她聪颖大气、低调谦逊、专业能力强、有魄力有格局，同时待人接物又细致到位，有一个女儿，教育女儿很有一套，永远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的样子，总之是我很欣赏的女企业家。她曾邀我去她家当面交流，关心我们协会的发展、提供我一些建议与方案。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上层人的豪宅。印象最深的是楼挑得很高，一楼相当于普通人家的两层楼，大客厅与室内游泳池相连，有一个素雅的茶室，里面点着香播放梵音。即使她满足了我对一个理想女性的想象，也给予我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但是当听她介绍她与丈夫花了10年设计的工厂全方位管理软件后，我还是感到失望。这款软件其实并没有多大新意，从订单管理、采购、生产、出库、销售等都进行一整套跟踪管理。让我感到忧心的是它的监控系统，我不记得整个厂区安装了多少摄像头，总之她在电脑和手机上能追踪到几乎每位员工和设备的实时动态。她自豪地说：只要迟到、违纪，不管你是到别人工位上闲聊，还是在工作期间脱安全帽，我都可以截图作为扣罚凭证，每个员工也能及时收到薪资明细与处罚依据。虽然我知道员工的确不该违反企业制度规定、理应受罚，但我向来厌恶这种侵犯隐私的监控体系。有次参加一个市里的会议，也请了一位集团副总裁分享了类似的软件系统。会议结束后，许多协会秘书长涌到她身边咨询软件应用的事，大力称赞这样的软件对企业家来说大有必要，以后管理企业方便、高效多了。我望着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叹与副总裁志得意满的笑容，默默走出会场。

如果你看过我豆瓣主页里一个“厂房略影”的相册，就会发现，很多企业的样貌仍是几十年前的老厂，屋顶和墙壁都是乌泱泱的，玻璃窗多有破碎，地上都是砂、机油、废水等各种杂物，安全通道拥挤无序。很多时候还没进入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室内漫天烟雾。夏天高温走在机器和熔炼炉周边更是全身发烫，很容易中暑。所以有些车间天花板装巨型电扇，每个工位旁配一台立式大功率电扇，空地上会放几块很大的冰块降温，定时为员工供应绿豆汤、盐汽水等饮料。以及被无休无止的噪音，每台机器、设备运作的声音笼罩，员工必须佩戴耳塞、耳罩、防尘口罩（不同工种用的口罩也不尽相同），有些还需要眼罩、铁头靴，与同事沟通工作全靠吼。我经常在三伏天白天去车间，走到半程已经浑身湿透，别说是一个穿着长袖工作服、佩戴3M口罩、耳塞耳罩、在炉边温度超过40°C的位置劳作。所以他们不爱戴防护用品很能理解，因为这些妨碍工作、拖慢进度，最后有损自身利益，还不如抱着侥幸心理简单上阵，有问题再说。我从那些车间出来的时候，眼镜、鞋的表面总有一层灰，甚至口罩里层、鼻涕中也有。这就是在里面待了半小时的结果。工人们工作一天八小时甚至更多，下班的工作服是黑的，几十年下来呢？所以为什么要年年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因为耳朵、肺损伤的情况太普遍了。一旦查到，先调岗，谈不拢便离职。这些条件最艰苦的岗位老板必须付较高的工资才有人肯干。而条件比较好的岗位，比如在恒温恒湿的机加工车间、检测分析室，工资则相应少一些。

这些年国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制造，口号响亮目标伟大，能实现吗？没有丰厚家底的老板想都不敢想，他们没有这么大魄力和实力，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这不是光买几台机器人、用几个软件、装几套国际先进设备就能运作的事，连带着的技术人才储备、机器工装调试、厂房布局调整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有家小厂，买了台十几万的智能设备，最后因员工无法顺利熟练操作被弃之一旁。他还会继续迈向智能化发展吗？但上面的人不会考虑这些，毕竟屁股决定脑袋，人人各司其职。

去年一家外企通过咨询公司找到我，想了解上海及我国目前的营商环境对我们行业发展有没有帮助、值不值得在这里建厂。我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很多事不敢挑明了说，就举了几个实例：比如有个镇原来关停了一堆厂，后来换了个镇长，原就是干这行的，立马变了风向，重新鼓励发展企业投产。比如我们会长单位，每年中秋、春节都要派挡组织干部慰问居委会、业委会和街道办，请他们来参加茶话会，汇报今年工作、每年花几百上千万投资设备采取了哪些新的环保措施。他每年要招待各级别各部门领导，为什么能做到？因为他父亲是房地产老板，家里不缺钱。再比如2022年夏天，某台资企业的中方领导急着来访，请我们出一份证明，因为区里来查税，要求他们补齐近三年的“技术许可费“税（按产品净销售价的2%-2.5%计算），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理清来龙去脉，总之他们以前从来不用交这笔钱，但是因为那年众所周知的原因，上面口袋空了，于是想着法子提高收益，都是为了生存嘛。最终，企业领导多次与当地领导电话、当面沟通，至于其中有什么操作我不清楚，只知道他们一起商定了2%-2.5%这个范围，再让我们出证明，签字盖章，然后乖乖缴纳，问题解决。与这位外企人士通话临近尾声，对方叹了口气，说：今天听了您的讲述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看对不对，那就是要在中国开一家不被看好、不被鼓励的厂，需要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风险也很大，关键还无法保证公司能持续发展，随时可能关停。我说：没错，无常嘛，我们中国人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