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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奢侈”掩盖的资产阶级意识

——围绕18世纪法国社会奢侈现象的再讨论

法国大革命，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某种程度上形塑了现代政治的重大事件，是讨论西方历史不可绕开的话题。长久以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解读，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存在着这样对立的两派：马克思主义派和修正主义学派。其中，作为最经典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无论原因和结果都是资产阶级的，最后资产阶级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掌握了法国社会和经济的霸权。而《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一书，则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法国革命的解读范式，对于“法国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进行了反思。同时，将讨论范畴由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进行扩展，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

在书中，萨拉梅萨向我们提示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法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对于资产阶级身份缺乏认同。无论对于哪个群体而言，资产阶级始终属于被指认的“他者”。而她认为，一个阶级只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且为之辩护时，这个阶级才真正存在。萨拉梅萨论述的关键在于，向我们展示法国十八世纪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各个群体对于“bourgeoisie”的否定和抗拒态度，以及法国社会长期以来对于传统定义中“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否定，来证明bourgeoisie只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假想敌，一个“想象的他者”，从而证明，资产阶级在法国“并不存在”。

在第二章“商业、奢侈以及家庭之爱”的论述里，萨拉梅萨将目光聚焦于城市生活、服饰变化等方面，对于十八世纪繁荣的消费主义和物质文化进行了一番描述。在列举了这些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先声的现象后，紧接着，她却又笔锋一转，论述道：尽管当时存在更加富有、更加城市化、更加消费主义种种现象，但这些经济变化被当时人广泛地纳入社会对于“奢侈”的普遍焦虑和否定当中，而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阶级，自然也不被指认为资产阶级的特征。并且，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对奢侈现象抱有怀疑的态度，没有出现“鼓励消费和利益”的传统资产阶级认同。财富的普遍增加和消费主义——这些通常被指认为资产阶级崛起的现象——被视作问题的核心，而不是解决方案。由此，萨拉梅萨认为，十八世纪法国社会当中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并不能象征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在这一论述路径当中，核心的问题是——18世纪的法国出现的关于“奢侈”的种种话语，如何遮蔽了当时人们的眼光，遮蔽了本应出现的“资产阶级意识”。

一、奢侈的定义及其性质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当讨论，如何定义奢侈（le luxe）？维尔纳· 桑巴特在其著作当中这样言简意赅地表述道：“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同时，为了解决“必要开支”的标准和衡量问题，他还引入了奢侈的“两个方面”——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量的方面和挥霍同义，指的是数量方面的庞大和冗杂；质的方面指的更多是“精制品”，指制作工艺方面、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精致程度超过奢侈标准的事物。克里斯托弗·贝里也这样表述：“必需和奢侈的关系是负面的或者对立的。”可以看出，在一般情况下，奢侈被人们视作一种“相对语”，即通过说明“需要不是什么”而对“需要是什么”进行具体界定。而如何定义“需要”？贝里倾向于认为，基本需要具有历史性。社会必需的手段性需要实际影响了需要的构成，因此，将社会需要和物理需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必要。这种需要的其中一部分被界定为必需，作为普遍的人类处境是无法被根除的，因此奢侈作它们对立关系的另一面，也是不可根除的。除此之外，他明确地指出“奢侈的关键在与品质上的精美而不是数量的多少”，将对于奢侈的界定着重置于桑巴特论述当中“质”的部分。可以看出，在他们二者的理论当中，对于奢侈的界定隐含了一种广泛被认同的看法：即奢侈品具有动态性与相对性。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奢侈品的内容和内涵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这正是所谓奢侈的“动态性”。与此同时，奢侈由于作为“必需”的对立面，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法国，奢侈实际上具有贵族性。它的贵族性体现在奢侈的内容里，并且沿着明确的道路扩展。这一特征包含了奢侈的否定方面，即它不能扩展到广大平民中而只能局限于很少一部分人。正如桑巴特所言，“这种总是关注审美原则和时尚风尚的的奢侈，本质上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区分整个时期的四个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是表达统治集团愿望的风格。”“……在概念上根本不存在奢侈‘民主化’的可能，奢侈品的本质就规定了它必定为大众消费所不及。”由此观之，奢侈的本身定义当中就涵盖了一定的“社会身份”的识别和区分。必需和奢侈的类别关系，是一种有助于界定社会生活的某些基本规则的关系，是社会认同的构成部分。

二、被“奢侈”掩盖的资产阶级话语

如前所论，“奢侈”在一个社会中会永远存在，但是“奢侈”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却是在变化中的。而这样变化的传导过程存在着时间差。由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主义的发展，曾经的奢侈品会存在“下移”现象，但是人们对此现象的反应往往不是及时的。奢侈作为原有社会身份和社会秩序的标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当中会得以保留。于是在某些时期，特别是社会商品和消费即将发生转型的时期，“奢侈”会显现出僭越和秩序混乱的表征。

萨拉梅萨对于十八世纪法国人对于奢侈的焦虑，则集中于这一点。“大人物想要效仿君主的富丽堂皇；中等市民想要跟大人物比肩；穷人想与中间阶层平起平坐，而在这一危险的链条上，追求奢侈的冲动从最高等级一路传导到最低阶层的各色人等”，奢华在这里的本质问题是等级和等级的混淆。每一阶层都有运用“下放的奢侈”模仿和取代上一阶层的趋向。通常情况下，保证等级制度和凝聚力的核心力量是君主，皇家意志平衡了国家当中不同成员的利益。但是进入十八世纪，“君主的神授地位被一系列政治危机破坏”。法国人在一个缺乏传统神圣中心和可识别的社会地位标记的世界里感到了危险的漂泊感，其结果在当时出现的许多奢侈文学当中反应出来——人们产生了强烈的道德空虚感和社会解体感。

当然，萨拉梅萨还在书中对于法国人对于奢侈的恶感做了其他的解释：传统的基督教禁欲主义、七年战争带来的反英主义、重农主义对于生产的重视（在他们看来，奢侈是“不结果”的）。但最重要的是“君权丧失”这一原因，因为它本质上反应了一个政治问题。这种解释将这一时期发生的经济变化通过“奢侈”这一话语扩展到了普遍的政治领域，将社会各经济阶层之间的冲突放到政治的框架之内。由此，这一时期的变化代表着国家力量的崩溃和重组，而不是某个阶层的胜利或者竞争。他们将政治从偶然和突发性的误解当中拉回，而将其构想为某种深层的、结构性的、具有文化复杂性的东西，用以取代传统的社会阶级叙事。在这样的阐释中，“奢侈”被放大为国家和民族面对的共同问题，因此，种种经济变化当中原本可能涵盖的资产阶级话语，被遮掩在了整体性的国家政治问题之下。

三、奢侈与资本主义

所谓“奢侈”，即书中给我们展示的物质财富增加、商业消费增长、消费主义盛行的种种现象，和“资本主义”存在着何种联系？传统的观点，如维尔纳·桑巴特所指出的，“奢侈促进了当时即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势，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贸易方面，奢侈品促进海外贸易和商品贸易在17、18世纪的持久进步，而海外殖民和殖民地贸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零售业，所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是半资本主义性质的零售商店，都无一例外地供应奢侈品。奢侈品形塑了市场；在农业方面，圈地运动等现象的出现根源于人们对于精致羊毛织品的需要；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在绝大多数奢侈品工业当中占据优势，并且伴随着大规模企业出现。桑巴特一类的学者所论及的资本主义是广义的、代表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现代的经济学家们在讨论奢侈品的历史作用时，也同样将其作为“消费”、“商业”发展的一个代表，归纳进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链条当中。

对于这一点，萨拉梅萨表现出认同。纵观全书，她关于“资产阶级”诞生的论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步：第一考察这一时期是否存在传统意义上“资产阶级的”经济因素，即社会经济层面的条件；第二，考察“资产阶级”是否识别出了自身，即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她在书中这样写到：“有关这一阶段社会财富和物质文化的新证据或许显示，资产阶级崛起于18世纪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毕竟是正确的。然而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崛起……”由此可以看出，18世纪法国的奢侈现象通过了萨拉梅萨判定的“第一步”，而卡在了第二步。也就是说，她对于这种观点持有默认态度：即奢侈代表的商业消费，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天然的关联。

对于这一点，也许可以对比同时期中国的奢侈现象进行进一步的反思。众所周知，在18世纪的江南，存在着大量繁华靡丽、足称“奢侈”的现象——“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侈”。黄敬斌老师在《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消费》一文当中，对于这种现象做了具体的考察归纳：在饮食领域，数量和质量的奢侈并存；在服饰方面，人们不仅对于质料、装饰、式样的要求大大提高，也开始讲求时尚，并且在这一领域出现了和同时期法国一样的平民着装的僭越和混乱现象；在住宅方面，不仅出现了豪华的园林，室内的家具陈设也日趋精美化。那么，同样是处于十八世纪，同样具有消费和商品社会的奢侈特征，为何中国始终没有诞生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商业和消费社会为何没有顺理成章地走向工业化？

以往学者，对此的论述重点在于“辨识两种商品经济”。他们想要证明的是，明清江南的奢侈和商品消费，与欧洲“能发展出工业资本的”商品经济存在不同。而近些年来，被称为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对这一传统的消费-商业-资本主义阐述路径进行了根本反思。他们认为，十八世纪的欧洲和中国一样，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其主要动力是以贸易和分工为基础的“斯密型增长”。斯密型成长受到的主要制约，是没有出现技术突破。由于没有技术突破，所以这种成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情况。换言之，市场的容量就是这种成长的极限。也正是因为没有技术突破，所以斯密动力无法导致近代工业化，在这一点上，18世纪的江南和法国都是一样的。

而欧洲最终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依靠的不是“欧洲商品经济的特殊性”，而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通过“矿物能源经济”走向现代化；而明清江南之所以不同于欧洲，走一条节省能源与材料的工业发展道路，是由江南工业的内外资源条件所决定的。因此，是否能够发展为现代的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关键，在于能源禀赋和对于能源的把握和利用，而非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加州学派彻底割裂了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将近代化和能源方式的利用结合在一起。

如果基于这样的观点，“奢侈”以及伴随而来的物质财富增加、商业消费增长、消费主义盛行，则从根本上与现代语境的资本主义无关。在这一点上，萨拉梅萨也没有突破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研究的观点和范式，其对于十八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层面的讨论，也始终被限制在了不言自明的“前提”之中，而将目光过快地转向了政治话语和社会文化层面。当然，这本书的出发点是社会文化和政治话语等领域，自然要集中于这些方面来论述。只是，对于奢侈这一现象和资产阶级的关联，或许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进行讨论。

总而言之，萨拉梅萨的观点是有力明确的：“法国并不存在资产阶级”。这样的论点看起来武断而又充满争议。但是，正如她本人在绪论当中承认的，尽管这是一个有些夸张的说法，但是其中浮现出的法国社会文化的种种侧面，却会让我们对于阶级话语的建构、政治文化的塑造，个人身份的确认等命题产生更为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