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天日！这43册日记，是了解山西半个世纪历史变迁的百科全书
当刘大鹏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腊月初一的那个寒冷冬夜写下第一篇日记时，一定不会想到，他的日记竟然一写就写了52年，也一定不会想到，这些丰富到包罗万象、细致到近乎琐屑的日记会成为后世研究清末民初山西历史变迁所公认的最珍贵的史料。
2024年4月28日上午，“《退想斋日记》新书发布座谈会”在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馆成功举办。本次发布的《退想斋日记》是以山西省图书馆馆藏《退想斋日记》孤本为底本制作的全本影印本，极具学术和收藏价值。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刘大鹏和他的《退想斋日记》的故事。
1
我们先来说说刘大鹏的生平（这个部分或许有些枯燥，但是对于后面我们的分析至关重要）。
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又号梦醒子、潜园居士，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十八出生于太原县赤桥村（在今天的太原市晋源区），他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刘大鹏的父亲刘明早年习武，后来从商，在太谷县经营木材生意。母亲甄氏在家侍奉双亲、抚育儿女。
同治四年（1865年），刘大鹏开始在本村宿儒刘午阳的私塾中读书。光绪四年（1878年），刘大鹏考取秀才。光绪二十年（1894年），刘大鹏又考取举人。此后，刘大鹏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但是，均未考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制度。刘大鹏的科甲之路就此断绝。
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起，为了养家糊口，刘大鹏在参加科举之余，一直以在太谷县南席村等地的私塾教书为业。
宣统元年（1909年），刘大鹏辞去教职，回到家乡。同年，省咨议局成立，刘大鹏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推举为省咨议局议员。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刘大鹏又先后被推举为县议会议长、县选举资格调查会会长、省议会议员、县财政公所所长、县公款局经理、县教育会副会长等职务，广泛参与地方事务。
在此期间，刘大鹏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曾经主持修缮晋祠庙宇、开辟晋祠西路的工程。由于处事公允、兴利除弊，受到当地民众认可，被评价为“公正绅耆”。
1914年，应朋友邀请，刘大鹏开始负责石门煤窑的财务工作。因为他“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两年后，又被邀请入股经营，还被推选为煤矿事务所经理、太原县商会特别会董。
1929年，由于股东嫌隙加之经营困难，刘大鹏退出煤窑生意。此后，刘大鹏以乡绅的身份，一边读书写作，一边在家务农。
在之前的文章《这个“十一”假期，如果你想来山西逛逛……》中，我们说过，民国年间，在日本古董商人的唆使下，天龙山石窟被大规模盗凿并流失到海外。
1932年，刘大鹏就曾以县保存古物古迹委员会特别委员的身份参与处理天龙山圣寿寺佛首被盗案。为了实地勘察文物被盗情况，时年76岁的刘大鹏亲自登上天龙山，拄杖行走，登峰逾岭，为文物保护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11月9日，太原沦陷。日寇在山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刘大鹏对此愤慨不已，对于红军（当时，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但是刘大鹏仍习惯地称之为“红军”）取得的对敌斗争胜利则大加赞赏。
抗战期间，刘大鹏一家的生活捉襟见肘，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1941年五月十八，他过了86岁生日；六月十三，最后一次参加县保存古物古迹委员会会议；七月十四，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七月十九，于家中辞世。
2
我们再来说说《退想斋日记》。
在《退想斋日记》的首篇，刘大鹏以“五戒”“七征”“十求”“八本”自勉。“八本”之中有“以退想为快乐之本”，这应该是《退想斋日记》一名的由来。
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腊月初一到1941年七月十四，共计52年，写日记成为刘大鹏后半生最重要的日常功课，除了父母去世曾经两次停写共计五十余天，基本没有间断过。
日记本是刘大鹏的随身之物，在家中，在私塾，在路途，在深山，他都会随时提笔。而且，刘大鹏的日记不只是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还会刻画自己的所见所闻。
因此，大到甲午战争、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庚子之役、辛亥革命、日寇侵华，小到水旱灾害、年节习俗、庙会集市、婚丧嫁娶、赋税徭役、商品价格，可谓无所不包。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刘大鹏的记录事无巨细、非常详细，因此，能够成为后世研究清末民初山西历史变迁所公认的最珍贵的史料。
比如，他对于戏曲演出场地、戏班、剧目、价格的详细记录，对于婚丧嫁娶流程、花费、礼品、菜式的详细记录就成为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民俗史乃至社会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刘大鹏写日记的初衷，应该是效法曾国藩，希望将此作为个人修身、自省的工具。此外，也希望将来自己功成名就之后，能够刊印发行，留存后世。因此，早期的《退想斋日记》，难免有些刻意为之的内容。
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境遇的变化，《退想斋日记》越来越直抒胸臆，史料价值也随之增加。
3
我们再来说说《退想斋日记》是如何重见天日的。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退想斋日记》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乔志强先生（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删节整理、标点注释的版本，于199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个是这次发布的以山西省图书馆馆藏孤本为底本制作的全本影印本。
我们先说前者。
前面说过，《退想斋日记》共计52年。但是，其中1899年、1900年、1909年、1910年、1911年、1912年、1920年、1924年、1935年共计9年的已经散佚。《退想斋日记》手稿在刘大鹏去世后，几经辗转，收藏于山西省图书馆，为绝世孤本。
20世纪50年代，乔志强先生在进行田野考察时，在晋祠圣母殿左右两廊的碑石中发现了《刘友凤先生碑铭》，开始想方设法搜集刘大鹏文献。此后，他的很多学术著作也直接以这些文献为史料。
1982年，乔志强先生安排自己的硕士研究生行龙先生（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副校长）前往山西省图书馆抄录《退想斋日记》手稿。抄录完毕后，乔志强先生进行删节整理、标点注释，并于199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再说后者。
前面说过，《退想斋日记》手稿在刘大鹏去世后，几经辗转，收藏于山西省图书馆，为绝世孤本。
山西省图书馆不仅是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还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
2018年，山西省图书馆开始组织专业团队对《退想斋日记》进行修复（关于修复工作的具体情况，山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雅梅女士在《<退想斋日记>修复保护述略》一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我在这里简要复述一下）。
修复前的《退想斋日记》手稿为散页，用牛皮纸包装，一年一册，共43册。
《退想斋日记》的用纸情况非常复杂。
光绪十七年（1891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用的是竹皮纸，纸张很薄，但是韧性不错，破损程度并不严重。1913年到1924年开始使用机制纸，韧性较差，在脆化后存在比较严重的掉渣情况，而且存在不同程度的虫蛀、鼠啮、发霉情况。
1925年以后的用纸很不统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包括旧的日历、账本、收据、报纸、传单、信笺、年画、歌谱等。裁切之后，拼接在一起，掉色比较严重，边缘参差不齐，加之使用浆糊等黏合剂进行拼接，导致污渍、褶皱问题比较严重。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刘大鹏一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不得不去节省开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大鹏恪守“敬惜字纸”的儒家传统，对于废旧纸张二次利用。
2018年起，由邢雅梅女士牵头的山西省图书馆专业团队本着“修旧如旧，最少干预”的原则，经过拍摄、记录、标号、选材、去污、制糊、配纸、溜口、刷浆、裁齐、订线、压平等十余个环节，历经两年的高强度工作，终于完成了43册、10000余页的修复，修复成果受到业内高度评价。
随后，山西省图书馆又紧锣密鼓地对接出版单位，进行数字加工及出版准备工作。2024年4月28日，这版以山西省图书馆馆藏孤本为底本制作的全本影印本《退想斋日记》终于以“完璧”形式面世。
4
我们最后说说《退想斋日记》中的刘大鹏。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退想斋日记》中的刘大鹏，那就是——矛盾。
刘大鹏生活的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社会，都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迁。
作为一个自幼接受儒家教育的乡绅，面对政权之鼎革、纲常之颠覆、新旧之嬗替、西风之东渐、乡村之衰败、倭患之日炽，自然感到不安、彷徨、挣扎、妥协。
于是，在《退想斋日记》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刘大鹏的心态都显得异常矛盾，其实，这种矛盾心态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乡绅阶层所共有的。
一是对废除科举与兴办新学的矛盾心态。
自隋炀帝开科取士从而打破世家大族对入仕机会的垄断以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成为中国文人的梦想。刘大鹏自幼接受儒家教育，自然深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推行“新政”，废除科举制度。对于刘大鹏来说，这个消息不啻于一记晴天霹雳，令他深感震惊、彷徨、不解、愤怒。
比如，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初一的日记中写道，“天下学校全改为学堂，学堂者外洋各国之民也，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为，最重测算、技巧、格物一门工艺也。学术之坏不知伊于胡底耳”。
不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二十九到正月三十，刘大鹏特意花费两天时间游览山西大学堂、师范学堂、陆军学堂、实业学堂、测绘学堂、公立中学堂、公立小学堂、公立女学堂等新式学堂。他在日记中感叹“均极雄壮”，这次游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对新式学堂的看法。
此后，当他得知山西大学堂员额不够继续招生时，立即命令儿子刘瑄进城应考。当得知刘瑄成功考取并能每月领取三两薪水时，他对自己的选择也非常得意。
1913年，刘大鹏接受晋祠蒙学小学堂邀请，担任教习，教授国文等课程。1921年，刘大鹏又被聘为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这些学堂都是新式学堂，刘大鹏欣然接受，并且一切“系（悉）遵新章办理”。
二是对前清故国与民国政府的矛盾心态。
辛亥革命之后，作为前清举人、乡绅阶层，刘大鹏对于清朝自然无比怀念，对于民国则是满怀敌意。比如，他在1913年正月十三的日记中写道，“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孝弟（悌）忠信，何人实行，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
当年，清帝早已逊位，已是民国元年。但是，刘大鹏在写日记时仍然采用宣统年号，奉清朝为正朔，强调“以予系大清之人，非民国之人耳”。
但是，为了解决家庭经济危机，也为了造福乡里乡亲，1913年，刘大鹏还是“勉为其难”，担任县议会议长。此后，又先后担任县选举资格调查会会长、省议会议员、县财政公所所长、县公款局经理、县教育会副会长等职务。
虽不承认民国正朔，但是担任民国官员。并且，在民国官员任上，刘大鹏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切切实实兴利除弊。在此期间，刘大鹏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曾经主持修缮晋祠庙宇、开辟晋祠西路的工程。
三是对困窘现实与谋生手段的矛盾心态。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四民社会”，士农工商，秩序森严。其中，士的政治地位最高，弃士务农、做工、从商会被认为“有辱斯文”。刘大鹏自幼接受儒家教育，自然深受这样的观念影响。
但是，养家糊口的现实需求又迫使他不得不先后私塾教书、参与经商、在家务农。于是，在《退想斋日记》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刘大鹏的心态都显得异常矛盾。
比如，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初四的日记中写道，“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脩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
但是，刘大鹏也承认，对于经济困窘的士子来说，私塾教书是既有里子、也有面子的最佳选择。他每年的脩金高达一百两，一日三餐全由东家供给，这个待遇不可谓不优厚。
比如，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三的日记中写道，“此处富家每岁设席请教学先生数次，尚知尊师重道之礼，此其大好处也”。
在参与经商上也是如此。
一方面，保持着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刘大鹏对商人锱铢必较、追逐利益的行为，心存鄙视。比如，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二十一的日记中写道，“天地之间，原是一个利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求利为事。以义为利者，则天下国家长久而治；以利为利，则天下国家必将倾覆”。
另一方面，在实际接触商业经营之后，他又勤于担当、勇于任事。比如，他在1921年十月十一的日记中写道，“自秋以来，日以窑务为事，寻常入山，寻觅煤矿，以使冬日采取，亦资生之一法也”，并且感叹“商贾事业亦不易也”。
四是对纲常颠覆与西风东渐的矛盾心态。
刘大鹏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并且深受程朱理学影响，自然誓死维护纲常名教。因此，在一开始，对于一切西来的新式事物都抱持着一种怀疑、防范的态度。
比如，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初九的日记中写道，“近闻各省有开矿、开铁路之说，草野闾巷，聚讼纷如，人心慌慌，不知措置，殊令人诧异”。
又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日记中写道，“此村之北八里许车辋村，前月设立女学堂一所，女学生不一，有女，有妇，凡十余人，年皆十七八，教习为某孝廉、某生员，皆未三十岁，所教皆效洋人之法，衣服亦效洋人之装饰，人多羡慕其所为，而不以为非”。
但是，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刘大鹏也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始接触西来的新式事物。在此过程中，他原来的怀疑、防范的态度逐渐松动、转变。
比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赴京参加会试期间，他曾经乘坐火车前往天津游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二十九到正月三十，刘大鹏在游览新式学堂期间，还专门参观了承恩门火车站。此外，在《退想斋日记》中，刘大鹏观看“文明戏”和电影的记录也很多。
5
在之前的文章《你涮火锅的这种食材，曾经影响了世界历史》中，我们说过，“历史并不总是宏大叙事，历史其实就藏在细节中”。
1941年七月十九，在一场绵密的秋雨后，刘大鹏于家中辞世。这位乡绅86年的人生轨迹，恰好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
彼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正是透过他的《退想斋日记》，我们得以从更民间的视角、更丰富的层次、更多维的领域，一睹政权鼎革、新旧嬗替、西风东渐之际，山西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那广泛而深刻的变迁。
2024年4月28日，以山西省图书馆馆藏孤本为底本制作的全本影印本《退想斋日记》终于以“完璧”形式面世。我想，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这位乡绅远去的背影了。
参考文献
[1]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 邢雅梅.《退想斋日记》修复保护述略[J].古籍保护研究.2023,(01):81-93.
[3] 行龙.刘大鹏及其《退想斋日记》[J].社会史研究.2023,(01):1-34.
[4] 路赛博,李明.变革时局下的个人日常生活史——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中心[J].地方文化研究.2023,(06):90-99.
[5] 赖媚苑.《退想斋日记》研究综述[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03):7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