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

中国传统朝贡体系拥有坚实的宇宙论基础（天子制度），其核心是中国坚信自身作为高级文明居于世界的中心，将外族进行动物化，卑贱化（称其为“夷狄”）。朝贡体系不仅体现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贸易关系，同样反映中国内在的官僚政治逻辑。该体系存续期间受到诸多挑战，随着近代中国被卷入世界发展的洪流，该体制终将走向奔溃和消亡。

朝贡体系下的传统外交观 通过《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作为萨摩藩属地的琉球群岛》《中越关系中的干涉与朝贡，1788-1790》《中国与内亚的关系：匈奴和西藏》《1368-1884年间的中国与中亚》《中国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几篇文章对不同国家的中外朝贡贸易分析，可以窥见中国传统的外交观的几个显著特征。 一是核心观念。朝贡体制的内在根源是统治者要求外方承认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把异族人并入官僚帝国之内。而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有助于外邦其自身维护政治地位，获取经济利益等。 二是现实表现。朝贡体制通过实行通过礼仪（朝贡礼仪）来维护外交传统。涉及外邦派遣朝贡使节在不同节日觐见君王以及王室成员，呈献贡品。使节往来的过程中存在朝贡贸易。 三是实际手段。“上天裂土而不分民”原则奠定中外关系，彰显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伸缩性强的手段。可承认独立自主的统治者，也可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地区进行干涉，因为中国皇帝对普天之下的所有民众负责，这些地区的统治者皆被视为中国皇帝委派的代表。在实践层面，朝贡体制下中国对于藩属国态度是消极的，整个体制是防御性的，倾向于防止冲突、维持现状和维护“边界”，中国朝廷一般不关注藩属国内政外交事务。 朝贡体系受到的历史挑战 朝贡体系在历史发展中受到的主要挑战类型有三种，一是多种政权并立的“中心”问题，三是少数名族入主中原的“正统”问题，三是外来宗教信仰冲击的“神权”问题。在朝贡体系发展过程，通过重新诠释解读，兼容并蓄内包，使得该体系源源不断传承下来，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内核力量。 针对第一种问题，无论是汉代匈奴政权威胁大汉文明地位，还是宋代辽金与王朝分庭抗礼，乃至蒙古铁骑剑指中原的岌岌可危之势，朝贡体制的核心在于传承的儒家文明，在士人眼中，这种道德与文化都超脱于现实政治的国家实力，形成一种类似阿Q精神的稳定内核。当然，在现实挑战下，统治者也愈发意识到“威”才是朝贡体制坚实的内核，而“德”仅仅是柔软的外皮。针对第二种问题，元清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华夏夷狄观”，冲击了唐宋以降的“正统论”。夷狄成为朝贡体系顶端的天子，迫切需要为朝贡体系的存在提供合法性。两朝统治者采取的方式都是继承朝贡体系儒家文明的稳定内核，以强大的国家政治军事实力为威慑，以贸易庇护等现实利益为抓手，维持天朝上国地位与朝贡体制的基本稳定。针对第三种问题，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三教合一整体的世俗化，使得佛教信仰在中国本土与朝贡体系的天子论宇宙观不悖不害。 朝贡体系的终结 费正清教授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一文中对古代中国世界秩序划分法进行了批判，他反对将1840年鸦片战争用作朝贡时代与条约时代、中国主导时代与西方主导时代的分界。并指出1840年仅仅是开端，之后至1860年，是中国以条约为基础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准备期。条约体制本身并不直接致使传统中国（清）进入现代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而只是清政府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运用朝贡体制，探索处理对外关系新方式。这是因为早期条约本身并没有改变中国承自羁縻观念的世界秩序观，外国人掌管租借的权力是仍然是通过皇帝恩准的条约授予外国领事的。从权力结构和文化的角度解释，西方入侵者能够并且事实上进入了清朝的权力结构但他们并未像以前入侵的夷狄那样接受中国文化。 注：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用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民族政策。该政策起源于秦朝，经历汉、唐、宋等朝代的发展和完善，成为一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聚居关系的制度。类似于绥靖政策。实际实施全视当时中国的强弱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