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纪元下的人类世
在《三体》中，ETO组织中的“拯救派”为了拯救三体世界而实验了无数次，可惜现实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摧毁了他们的尝试——三体问题不可解，乱纪元就是加诸三体文明之上的诅咒。
几光年之外的世界是否真的被乱纪元笼罩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就在身边，中国，以及隔壁的印度，在历史长河中却真实地经历过仿佛“乱纪元”般的灾难。印度裔学者苏尼尔.阿姆瑞斯在《奔腾不息》一书中，就介绍了他的祖国和周边亚洲国家，遭遇的苦难和长期的抗争。
本书副标题《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顾名思义，介绍了自然中的水对亚洲历史的影响，当然，作者绝大部分篇幅介绍的还是印度。推荐序由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所作，从北京亚运会主题曲说起，对全书进行了提纲挈领地解读，非常适合在开始研读前先形成思路。
本书涉及水利、气象、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环保诸多话题，作者旁征博引，帮助读者对印度近现代史有了更多认识，比如国大党的建立、低种姓的抗争、甘地与尼赫鲁的工作、印巴分治，尤其是印度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同胞开展科研，令人钦佩。
季风对印度的影响如此巨大，季风带来的灾难，以及造成的死难人数更是骇人听闻，而相伴相随的干旱，也造成了大量饥荒。一位经济学家吉安.昌德所述，“我国处处是亡灵，完全可以将人的头骨作为国徽”，真是触目惊心。英国殖民者对此也做了一些工作，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和对印度报以同情的人士，但更多只是出于维护英帝国本身利益，对民众的苦难不太关心。
英帝国在19世纪就有“白左”思想，虽然认识到砍伐森林对环境的破坏，但颁布“一刀切”似的禁令，过于苛刻，威胁了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给我们警醒。
讽刺的是，英政府也曾采取计划经济方式抵御旱灾带来的饥荒，甚至受到大清晚期《申报》的赞许（并对清政府未能及时救济灾民提出批评）。然而，拉开历史长线，英殖民当局的做法只是杯水车薪，而古代中国因政府的强烈干预，有效抑制了许多次天灾的蔓延。
从古至今，中国在气象、水利方面基本都领先印度，“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除了中国的钦天监外，没有其他机构或个人能与之匹敌”。这就是作者的一个突出手法，一直兼顾中国，首先，印度的自然环境很多方面可以对观中国。比如p26提到，印度有一条粗略的垂直线将干燥的西部与湿润的东部划分开，大部分印度人生活在这条线以东地区，季风区的水稻和干旱地区的小麦或小米养活了印度人。这不就是胡焕庸线的印度版？
自然条件之余，人的活动更可以对照来看。从印度人为了生计移民东南亚，联系到同一时期中国人的“闯关东”，作者视野令人佩服。他对中国的成就一直充分肯定，甚至从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中国先辈的奋斗。
水利工程的兴起，尤其是大坝这一“景观”的兴建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密不可分，中印两国从美国苏联取经，尤其是向苏联学习。作者不惜篇幅提到孙中山先生的宏伟理想和李仪祉先生的事迹（惭愧，还是从作者这里知道了这位先贤）。作者对中国人民也怀有感情，提到五四运动、抗战，对国府制造的花园口决堤进行了尖锐批评。
中印建立独立的新国家后，不可回避的敏感问题出现了，“印度独立之时，印度人几乎都不知道他们国家的多数河流都发源于中国。只有双方对河流开发的野心膨胀时，河流的跨境流动才会产生某些问题”。印巴分治亦然，人为制造的纸上谈兵的分界线，把科研机构一分为二，河流更是被切分，但当时的科研工作者仍值得钦佩，“不论周遭是何等的混乱和战火纷飞，气象学家们仍不顾一切地坚持着他们的事业”，印巴在独立之处还修了运河，渠首位于印度，下游位于巴基斯坦，不禁让人想起红旗渠。举国之力修筑的巴克拉工程汇集了全印各地工人，起到团结人心的作用。拍摄的纪录片观众众多，振奋人心，也像新中国初始阶段的基础工程及相关纪录片。
印中曾经也有好朋友时期，众所周知的不结盟运动，印度政府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54年，两位印度水利专家访华，作者用大量篇幅记录这次中国之行，肯定新中国的伟大成就，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译者加工过（开玩笑了）。治理黄河、红旗渠、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这都是印度学不来的，“在印度，如果拥有与中国相似的人力，通过适当的组织、激发人民的热情，理应可以达到和中国相似的速度”，然而，这正是印度政府无法做到的。访华归来，向尼赫鲁报告时，专家塞因说，“目前在各个领域中国都落后于印度，但我觉得按照他们的发展速度，中国可能会在10—15年内超过印度”。尼赫鲁显然不喜欢这个回答。
说起“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与政治密不可分，远的不说，时至今日，埃及、埃塞俄比亚两个本不相邻的国家都能为尼罗河水的使用问题来到战争边缘。中印双方最终也不免兵戎相见。1962年战争失利令尼赫鲁心碎，并于2年后去世。不管怎么说，对于印度来说，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略带凄凉的落幕也让人唏嘘，他的骨灰被撒入恒河——如同很多印度人一样，他生前就说，这没有宗教意义，纯粹是对国家的热爱。
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早在1972年的联合国环境会议上怒斥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方面的无理指责，发达国家靠掠夺压迫殖民地发展起来，而现在却告知落后国家不能使用自然资源。她的很多话非常犀利，“贫困与需求难道不是最大的污染源吗？”““住在乡下、贫民窟的那些人，生活从源头开始就受到污染，我们怎么能跟他们谈保护海洋、河流和空气洁净呢？”1991年印度学者撰写的《不平等世界中的全球变暖问题》，再次对“环境殖民主义”进行批判，怒斥西方领导人和环保主义者对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的指责。
而作者的态度是很客观的，一方面，中印的自然条件与发展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中印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西方的指责。世界头两号人口大国，在环保方面备受指责，这显然是不公的。
但环境因素终究也是要考虑到，比如修筑大型水坝对生态的破坏，是当时未被充分考量的。对三门峡工程提出批评的黄万里先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应该都是他反对修建三峡工程吧，此事在李锐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大坝的修建，本就是双刃剑，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破坏，可以说也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带来的必然思考。作者还提及梁从诫先生的“自然之友”组、南水北调工程，他对中国是相当了解和始终关注的。
随着时代发展，印度的关注点也从本土扩展到海洋，比如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的影响。作者在全书最后，对未来提出警示，警示不仅限于印度，也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如地下水的枯竭、河流污染、城市下水道的破坏等，面临风暴威胁的亚洲城市就像一条环绕着亚洲海岸线的“项链上的珠子”，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面对的。
其实，贯穿全书的一个观点，即政治版图和自然形成的分界显然无法吻合，这就造成了大量矛盾。但蝴蝶效应不是传说，各国一定要将共同的问题视作整体，从印度到菲律宾的广阔区域，受到的气候影响是彼此关联的。
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觉得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应该遇到一些困难。尤其是几张地图，都有审图号，无疑是单独送审、并经过精心加工的。我从别的译者处亦得知，只要含有地图的译著，地图都要单独送审，连文学作品都不例外。
因此，译者太注意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了，充斥全书的“中国南海”让人怀疑是不是简单替换了“南中国海”，毕竟South China Sea的很大部分确实不在我们版图内啊，湄公河入海口翻译成“中国南海”，类似对面“哥伦布发现新中国”似的强行政治正确搞出的笑话。
此外，还有个别翻译问题，比如p116的“耶马克”更常见译名是“叶尔马克；p156“使山西的这个地方实现现代化”，这个错误不应该，李仪祉先生是陕西人，更是陕西近代水利奠基人，中国人应该比印度人更了解自己的先贤。
Anyway，瑕不掩瑜，全书的翻译还是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