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郑劲超｜“工具化的理性”概念及其解读：从历史批判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蜕变
【摘要】著名的“工具理性批判”一词,来自于法兰克福中后期代表人物对马克斯·霍克海姆思想的误解和超出原初语境的挪用，这始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而发扬光大于哈贝马斯，这个思想史公案对整个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发展方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仔细考察霍克海默原初版本的《理性之蚀》，我们会发现他讲的是“工具化的理性”（Instrumentalized Reason），这一概念在施密特翻译的过程中词义被转变成了“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而事实上，霍克海默并不希望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工具，“理性被工具化”这一命题是他对西方理性传统的一种辩证的反思，是霍克海默所区分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矛盾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现象，强调理性概念随着人类支配自然的活动而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工具理性”一词则难以反映出这些内涵。而哈贝马斯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角度来理解工具理性，两者表面上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澄清，有助于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从历史批判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蜕变，以及它对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
【作者简介】郑劲超，男，1988-，广东中山人，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曾赴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一年，现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关键词】霍克海姆,哈贝马斯,工具化的理性,工具理性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注释从略
【延伸阅读】 仰海峰：霍克海默与批判理论的早期规划
一、霍克海默的“工具化的理性”概念
1、“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由来
霍克海默通常被视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不是一位理论的建设者，与他那些才华横溢的同事和晚辈相比，霍克海默的理论地位显得黯然失色。但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霍克海默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他为社会研究所订立了宏大的研究任务以及批判理论的纲领，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领路人和设计师，尤尓根·哈贝马斯也认为他无可争议地堪称是所有合作项目的“主心骨”和“占据着核心的地位”（《霍克海默集》，编选者序第1页）。尽管哈贝马斯作出如此评价，但他与霍克海默的理论主题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他与霍克海默之间政见上的不和也是导致他1959年离开法兰克福的原因之一。哈贝马斯此后对霍克海默的理论作出了很多批评，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工具化的理性”（Instrumentalized Reason）概念的重新解读之上。
霍克海默的“工具化的理性”概念从何而来呢？在1944年春，当时已经流亡到美国纽约的霍克海默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五次题为“社会与理性”的讲座，他以概要的形式介绍了他与阿多诺合作进行的综合性哲学理论，1947年这些讲稿被编辑成《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并在美国出版，“工具化的理性”一词最初以英文的形式在这部书的“自然的反抗”（The Revolt of Nature）一章中出现。
“自然的反抗”构成了《理性之蚀》中最为特殊的一个论断。霍克海默认为，人类在自身解放的过程中，并不是独立地外在于周围的世界，而是与之分享着同样的命运，每一个主体在不得不去征服外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征服自身内在的“自然”。因为当整个自然（包括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越来越被看作是对象、被看作是与人类主体相对的客体的时候，人类主体也随之失去其自身的内容，成为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支配自然包含着对人类的支配，而人类被征服也就意味着被压抑，这是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而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被压抑者（自然）的反抗。霍克海默形容道：“自然已经失去了它引人敬畏的特征，失去它隐秘的质，自然已经完全被剥夺了通过人的心灵而发言的机会，甚至通过那些居于特权地位的（思辨哲学家）群体的被扭曲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机会也不复存在了，自然似乎要实施自己的报复了。”（Max Horkheimer, p.71）自有文明以来，源始于自然的压抑而形成的反抗采取的形式是社会革命、个人犯罪和心理学意义上的错乱；而在希特勒时期，“自然的反抗”被“理性化的非理性”整合为纳粹统治的手段或工具：“这些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家庭妇女和小业主等，这些人被发现是受压抑的自然（repressed nature）和工具化的理性(instrumentalized reason)的受害者。没有这些群体的有效的支持，纳粹不可能获得其权力。”(Max Horkheimer, p.83)
这里的“工具化的理性”在文中第一次出现也是唯一一次出现，表达了“被工具化”的理性所带来的恶果，霍克海默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作为技术生产工具的理性与社会压抑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尔库塞后来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霍克海默试图解释启蒙运动和技术进步以来，人类所表现出的那种机械化、非人化的过程，在他看来，进步本身所推崇的理性概念，正在被合理化的趋势所慢慢吞噬，霍克海默称之为“理性之蚀”。这一过程到底如何发生的，理性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并导致自然的压抑和反抗的？霍克海默通过对主观理性（Subjective Reason）和客观理性（Objective Reason）区分来作出了他的回答。他认为，“工具化的主观理性”(Instrumentalized subjective reason)要么把自然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活力（表现在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之中），要么就把它看作是一种野性的力量（表现在达尔文主义之中），这两种对自然的解释都无法正确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命运。霍克海默认为，正是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偕越，见证了人类历史的这一变化。他对“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定义，目的是要回到他对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解释之上。
2.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德国哲学渊源
霍克海默对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解释，离不开深厚的德国哲学的背景。在霍克海默之前的德国哲学，就已经有关于理性的主客观方面的深刻讨论。黑格尔把主观性与客观性放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相当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通过思维以克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认识的目的一般就在于排除那与我们对立的客观世界的生疏性，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使我们居于世界有如回到老家之感。这就无异于说，把客观的世界导回到概念，——概念就是我们最内在的自我。”（黑格尔，第378页）在黑格尔那里，主观性和客观性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的对立，而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最初不依赖于外在物质或材料的主观概念，不断客观化其自身，同时，客体也在运动的过程中证明它同时是主观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从目的到理念的发展过程。
客观性包含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三个形式，其中目的性集中体现了上述过程。黑格尔接着说，目的这一概念可以正当地成为理性的概念，主观的目的通过一个中项与外在的客观性相结合，这个中项就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一方面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是被设定为直接从属于目的的客观性，即工具”。（黑格尔，第391页）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其实已经暗示出霍克海默想要表达的观点，也就是：理性要想使客体受到目的的支配，首先就必须占领或控制它的肉体，使之成为理性的工具。但同时，黑格尔也给予理性一种既能保存于主观性和客观性之中，又能超脱于它们之外的能力，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机巧”（die List der Vernunft），霍克海默则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把身体的受控制理解为“自然的压抑”，从而发展出“自然的反抗”的革命意义。
与黑格尔尝试把机械性、化学性等实证科学的内涵纳入精神科学的做法不同，胡塞尔则着力于消除实证科学给精神科学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受到了实证科学的支配，形而上学的不断退位与实证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铸造了单纯注重事实的人，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对生死攸关的人的生存问题、意义问题抱以冷漠的态度，而这需要理性对此作出回答。在胡塞尔看来，理性是有关真实的和真正的价值的主题，是“‘绝对的’，‘永恒的’，‘超时间的’，‘无条件地’有效的理念和理想的名称”（胡塞尔，第19页），是最终赋予一切被认为的存在着以意义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应当是揭示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这种理性的历史的运动。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通过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对立的分析，表明理性的失败不是由于理性的自身，而是由于理性的肤浅化使它陷入了“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胡塞尔认为，理性主义“是从哲学最初在人类中出现开始的，处于不断自身阐明的运动之中的理性，在此以前，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尚完全处于隐蔽状态中，处于黑夜的昏暗状态中”。（胡塞尔，第321页）胡塞尔的这些表述恰恰对应了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一书标题中的隐喻：理性不是消失了，而是像月亮一样被遮蔽了。胡塞尔相信理性将会在这场无信仰的毁灭性大火，在西方人类使命绝望之徐火中，升华为精神的不死鸟而涅磐重生。同样，霍克海默也相信工具化的理性最终也会得到拯救。霍克海默早年在弗莱堡听了胡塞尔一个学期的课，而且在后来给阿多诺的信中也谈到，胡塞尔的这篇极其抽象的艰辛之作的立意在于“解决当今的历史性任务”（《霍克海默集》，第364页）。他与胡塞尔都认为，专门科学及其实证主义的辩护词并非就不带有主观主义因素，它们的客观主义的虚假性影响到了科学的实践，并“无可挽回地转变成为一种对科学的拜物教崇拜”（《霍克海默集》，第363-364页），使人把物理学的纯粹的物质就如同具体实物一样加以看待。霍克海默对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区分，就是为了揭露所谓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绝对化的主观主义。
3.霍克海默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1930年代辗转流亡到美国，而且加上二战的爆发，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变得困难起来。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协定、德国与苏联瓜分波兰，被看作是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协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蒙上了前所未有的阴影，沉重地打击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但也迫使他们正视现实，重新发展新的理论。《理性之蚀》就是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理论成果，它与霍克海默在1940年代初的其他论著一样，都预言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全面实现和独裁主义国家的到来。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都以不同的统治方式和技术威胁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与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抱之以乐观的态度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更有针对性地揭露当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的“异化”问题，揭示当时普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理性及其许下的致力于改善人类境况的诺言，霍克海默的目标就在于揭示那个现在叫作“理性”的东西。
霍克海默认为，理性原本是一个自我解释、自我确认的概念，而当人们试着去回答“什么是理性”这一问题时，两种不同的回答区别了历史上的两种理性：主观理性（Subjective Reason）和客观理性（Objective Reason）。主观理性通过分类、推理和演绎这些思维技巧，本质上只关涉手段和目的，它为了达到目的而所需要的程序被认为是自明的和理所当然的，因此，目的本身也是合理的。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反映了它并不依赖于某种主观的因素，因而，它又成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主观理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主观理性试图成为一种客观的形式或工具。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到德国唯心主义以来的西方哲学，都是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目的在于逐步形成一个综合的、等级制的体系，人类及其目的在于达到与总体性的和谐。客观理性内在于实在的结构之中，是衡量个人行为和思维的标准，主观理性在其结构中只是有限的、部分的存在。客观理性不关注于行为和目的的协调，而关注于概念、最高的善、人类的命运和最终目标的实现。（Max Horkheimer, p.4）
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历史上，前者在近代逐步颠覆了后者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时期里的统治。16世纪的法国思想界中，思想家为了摆脱宗教所支持的、作为最高的理智权威的理性概念，逐步消解其客观的内容，譬如蒙田对个体生活的发现，让·博丹对国家生活的发现，都显示出一种更人文的气息，但同时，人们对真理的关怀弱化了，对现实生活及其原则的真实本质的关注消失了，人们更愿意顺应流行的兴趣，更愿意适应于现实。霍克海默认为，理性与宗教的分离，标志着客观理性的衰弱以及主观理性的进一步形式化，人与自然（外在的和人类本身的）的和谐被打破。
4.理性的主观化与工具化
“理性被工具化”是霍克海默对现时代中的理性的主观化过程所作出的诊断。霍克海默设想：在一个法庭上，当法官提问“你的驾驶是否合理”的时候，里面已经隐含了那些被社会尊重的价值和标准。因此，这里的主观化了的理性已经不仅仅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的规则，而且被视为“认识目的、决定目的的工具”（Max Horkheimer, p.7）。这样，主观理性的“工具的方面”被实用主义所加强，完全被应用到社会进程之中，它在支配人类和自然中所体现的“操作的价值”成为了唯一的尺度。霍克海默说：“概念已经成为了‘流水线的’、合理化的和节省劳力的装置。这就犹如思维自身已经下降到工业过程的水平，从属于紧密的时间表——简言之，成为生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ax Horkheimer, p.15）霍克海默不仅仅是哀叹理性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性而成为了一种工具，而且进一步指出，工具化的理性将会获得一种“物质性和盲目性”的外观，成为一种“物神”（Fetish）（MaxHorkheimer, p.16）。由于理性的工具化，诸如正义、平等、幸福、宽容等内在于理性之中的概念也失去了它们的基础。虽然它们依然是基本的社会目标，享有着历史上的那些自由宣言、独立宣言中所体现的精神的遗产，然而，它们并没有在当代的意义上与客观现实联系在一起，没有与非正义的、社会压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而它们只是一些无法验证的表述。工具化的理性越是失去其功能，它的神秘性和非现实性就越是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概念的“去活力化”（devitalization）的应用一直伴随在政治的历史，因为政治活动者所使用的概念都是形式化的语言，它们都无法用来反对事实或经验，所以这种主观理性可以用来迎合任何意识形态的目标或需要。
“工具化的理性”是主观理性在当代的一种症候，是霍克海默研究当代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对当代理性之本质的一种探讨。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关系是《理性之蚀》一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它又是以历史批判哲学的方式对精神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进行反思为前提，两者不是思维中独立的、分离的两种方法，而是共同构成了一种真实的矛盾的运动：一方面，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支配和控制自然，这为主观理性占据优先地位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不可能完全压抑那些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客观理性——价值、意义和终极目的等等。因此，理性只有认识到这两方面的局限，意识到自身在社会生产与在意识形态之间所能起到的调和作用，才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成为对社会批判有用的东西。“工具化的理性”是霍克海默的一个历史的、批判的概念，也就是说，“理性被工具化”是一种病态的、异化的历史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人与自然的技术关系与资本主义支配逻辑所造成的，这一命题立志于对此进行批判和解构。
二、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概念的解读——“工具理性批判”
1.“工具理性批判”概念究竟是如何降生的？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已经对霍克海默的“工具化的理性”概念本身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学界中广为人知的“工具理性批判”一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它首先来自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对霍克海默英文本的《理性之蚀》的翻译整理，更为重要的一部分解释则是来自于哈贝马斯著名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解读。
霍克海默的继任者施密特一直致力于重新编辑和出版霍克海默的著作，他把英文本的《理性之蚀》翻译成德文，并取名为“工具理性批判”（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与此对应英文书名为Critique of InstrumentalReason），1967年，这些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稿与霍克海默回到德国以后的一些论文和演说，合并为《工具理性批判》一书出版。霍克海默为此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赞赏了施密特编选和修订这些文稿所作的贡献，尽管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一书序言（1968年）中表示，自己一直踌躇于是否应该重新出版他早期的作品，因为他不希望人们不假思索地、教条地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实践，但当时包括批判理论在内的整个文化，都面临着被权力统治所埋没的危险，因此，《工具理性批判》和《批判理论》在新的环境下又重现面世了。
然而，《工具理性批判》英文版的书评者认为，这本书既不适合于研究当代思想的初学者，也不适合于想深入霍克海默思想的专家（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p.640）。20多年的时间跨度（经历了纳粹德国的兴衰、反犹主义的盛行和战后联邦德国的重建）、文本之间松散的结构以及文本翻译中存在的误差，种种这些因素表明，与其说《工具理性批判》是霍克海默思想的“代表作”，不如说这是施密特收集、整理并编辑出版的各种学术文本的汇集，它与《批判理论》的性质一样，都只能被看作是面向过去历史环境的一部思想“记录”（霍克海默，1989年，序言第5页），很难再承担起新的理论批判的任务。
从文本自身的意义上，把这些文稿归纳为“工具理性批判”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霍克海默在英文原文中讲的是“工具化的理性”（Instrumentalized Reason）和“工具化的主观理性”（Instrumentalized Subjective Reason），而不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或Instrumentellen Vernunft），英文后缀中的“-ized”所表达的意思——“被工具化的”——在德文中并没有体现出来（Max Horkheimer, 1967, p.118）。第二，霍克海默是在深入讨论主观理性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时，在讨论“自然的反抗”的语境下极少使用到的概念，很难把它作为《理性之蚀》一书主要核心。第三，“工具化的理性”（Instrumentalized Reason）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也是有区别的。从上述对《理性之蚀》讨论中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并不希望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工具，而是把它看作是在社会秩序中不断被主观化、形式化的概念，“理性被工具化”这一命题是他对西方理性传统的一种辩证的反思，强调理性概念随着人类支配自然的活动而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寄予了理性能够帮助人类认识社会关系的希望，“工具理性”一词则难以反映出这些内涵。
尽管如此，施密特的“工具理性批判”这一说法还是被广泛地沿用，甚至成为了霍克海默思想的“代名词”。哈贝马斯在解读霍克海默“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时候，也是依照着1967年施密特的德文译本和“工具理性”的说法，并且，哈贝马斯以他自身的理解重新阐释了“工具理性”。哈贝马斯的“工具理性”概念，是与他早期对“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的区分联系在一起的。与霍克海默亟需反抗的、充满着权威的（犹太家庭的权威和纳粹德国的权威）社会环境不同，哈贝马斯生长在注重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中产阶级家庭，在法兰克福学派中，他是第一个于纳粹时代在德国成长起来的非犹太人。二战中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使青年的哈贝马斯期待一场德国的精神革命，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和哲学界中却依然有着一些隐隐约约的纳粹思想。这些因素促使了哈贝马斯把政治和哲学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来研究。
2.哈贝马斯早期对“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的区分
哈贝马斯早期阅读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卡尔·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这两本对他影响很深的著作。洛维特在其著作中以精神史的方式解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哈贝马斯从中获得了启示并认为，谢林从批判黑格尔的观念论出发，得出了先于理性化的物质“自然”的这样一个历史哲学的结论，而马克思正是在谢林提出的“存在物与它的基础的辩证法的框架内”（哈贝马斯，2004年，第237页）理解和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哈贝马斯通过对自然与理性的区分，否认了自然与社会的同一性以及自然与理性所调节的、有目的的活动之间的同一性，并逐渐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可以相互沟通的人类主体之上。而对于卢卡奇，哈贝马斯则是把他的“物化”的问题理解为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的问题，试图建立“一种现代化病理学的理论，即一种使理性在历史中变为现实的理论”（《哈贝马斯精粹》，第490页）。
通过对“工具”和“语言”的区分，哈贝马斯试图把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维度重新组织起来。虽然哈贝马斯还是沿用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的划分，但哈贝马斯的区分更加明确，他使“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之间的隔阂变得更加不可跨越。哈贝马斯把“工具活动”理解为“生产活动意义上的劳动”（哈贝马斯，1999年，第46页），人类通过工具改造对象，通过技术改变着支配自然力量的大小，而这仅仅是研究“包括劳动和相互作用”在内的“社会实践”的其中一个部分。另一方面，语言虽然与工具一样起中介的作用，但它构成的是人类的交往关系，“主体从语言的交往关系中解释自然，并在自身的周围环境中解释自己”，只有通过“交往活动”（包括哈贝马斯所提倡“反思科学的批判活动”），自由交往的社会组织才能取代暴力制度，才能把人从内在自然的强制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分别解决的是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强制的问题，制度框架（生产关系）中的问题只能通过交往活动，而不能通过工具活动（生产活动）来解决。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局限于工具活动的范畴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只能论证的是生产知识，它不是反思的知识，也不能理解统治和意识形态中被扭曲了的交往活动。
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试图通过“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两种行为类型，来区分社会诸系统：“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另一方面，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哈贝马斯，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9页）。社会的“制度框架”是由规范组成的，交往活动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它的“合理化”体现在“解放、个体化和自由交往活动的扩大”；而在经济系统和国家机器中，或者在像家庭和亲属这些子系统中，目的理性则发挥主要的影响，遵循的是工具的和战略的活动模式，它的“合理化”体现在“生产力的提高、支配技术力量的扩大”。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似乎是以一种制度框架的“不可侵犯性”的丧失，借助于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而开始的合理化过程为标志的”（同上书，第72页），虽然生产力在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生产力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科学的进步甚至会使统治合法化，因此，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更适宜于重建人类历史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哈贝马斯把交往活动放在社会合理化过程探讨中的关键地位，而工具活动的非社会性和交往活动的社会性特征，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3.工具理性批判的缘起
合理化是《交往行为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哈贝马斯意识到现代经验科学需要一种既具有规范意义，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社会理论，而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的要求。他认为，在古典社会学家中，唯独马克斯·韦伯独具匠心地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他说：“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哈贝马斯，2005年，第142页）由于哈贝马斯把现代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个韦伯式的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哈贝马斯把自身的理论目标设定为：指出合理化理论的不足、对行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澄清和整合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和发掘通过相互沟通而获得协调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韦伯的古典社会学。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划分了四种社会行为的类型：目的理性式、价值理性式、情感式和传统式（韦伯，2005年，第31-32页）。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在概念上和行为取向上的欠缺，使得他只能从目的理性的角度去研究对社会行为加以评判，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他自己的行为理论来补充韦伯的行为系统，从而最终解决韦伯所提出的合理化问题。哈贝马斯区分了三种行为类型：工具行为、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以目的为取向的非社会的行为，而策略行为是以目的为取向的社会行为，交往行为则是以沟通为目的社会行为。哈贝马斯认为，目的合理性的行为的出发点在于行动者对实现一定的目的的关注，这种行为能够通过对周围世界的深入占有和积极适应而获得成效，但它在社会中会被一种自私自利的、自我捍卫的倾向所束缚。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开始了他对“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他认为，霍克海默既把韦伯的目的合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又把工具理性认为是主观理性，从而使之与客观理性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已经哈贝马斯之所以作此论断，原因首先在于，施密特在把《理性之蚀》从英文翻译成德文的过程中，把“工具化的理性”（Instrumentalized Reason）翻译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ellen Vernunft），它与哈贝马斯自己在论述社会学中的目的合理性概念时所使用的“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eller Rationalität）和认知-工具合理性（kognitiv-instrumentellerRationalität）概念表面上尤为相似，哈贝马斯认为目的理性行为的条件不仅包括手段的工具合理性，也包括根据一定价值来确定目的的选择合理性，但霍克海默的“工具化的理性”概念并没有这方面的内涵。其次，霍克海默的主观理性与韦伯的目的理性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都主要关注于理性的计算和目的的实现。最重要的一点是，“工具理性”概念本身所存在着的社会学方面的缺陷，也有利于哈贝马斯找到批判的立足点，从而找到理论范式转型的根据。因此，哈贝马斯根据“工具理性”概念，把霍克海默看作是一位韦伯主义者，梳理出一条从韦伯、卢卡奇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线索”，并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与韦伯的合理化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4.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转型
哈贝马斯敏锐地抓住了卢卡奇和霍克海默思想中所共有的那种黑格尔哲学的因素，他们认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外在自然和人自身的内在自然）的关系中，理性获得了客观的表现”哈贝马斯，2005年，第337页），但与卢卡奇和霍克海默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把人理解为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他认为卢卡奇和霍克海默的错误恰恰就在于用“物的形式”来理解社会关系、社会事件和万物（哈贝马斯把三者称之为“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通过从马克思的“物化”和韦伯的“合理化”双重角度来理解社会劳动领域和生活世界语境之间的分离：当工具性的、非语言的交换价值成为了协调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的媒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生活世界语境也出现了物化，交往生活关系的合理化也表现为物化，而人需要通过自身中的那种反抗物化的潜力而成为一种阶级主体。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的缺陷在于：以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方式创造出这种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主体。
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是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的角度来解释文化的再生产，并且进一步把物化理论推向极端，也就是说，资本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通过用技术征服外在自然等工具行为的活动，使“宰制”（Herrchaft）的思想进一步引申为对物和对人的控制，从而压制了主体的反抗力量，因此哈贝马斯得出“决定物化意识结构的是‘工具理性’”哈贝马斯，2005年，第362页）这样的结论。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是从“人与自然关系”入手的人类学角度，还是从“自我认同”、“统治冲动”入手的心理学角度，都是一种“工具理性批判”，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自我批判，然而，理性在其中却又是一个主客观分裂的、摇摆不定的、自相矛盾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实际上并没有兑现他早年许下的“实现跨学科的唯物主义研究”的承诺，最终又回到了“意识哲学”的范式。
最后，哈贝马斯批评这种“意识哲学”以“反映客体并作用于客体的主体”作为出发点，通过认知-工具活动来建立起社会与外在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归根到底，这是一种从认知和行为主体出发的工具理性，而对于如何解释和重新建构物化的、单子化的社会关系，“意识哲学”则是无能为力。哈贝马斯认为，这意味着行为理论范式必须发生转变，必须从研究目的行为转向研究交往行为：“需要解释的现象，已不再是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而是可以达到沟通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2005年，第375页）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通过成员之间的协调行为而得以维持的，这就需要一种旨在达成共识的交往行为，也就是依赖所谓的“沟通”，而“意识哲学”或“工具理性批判”的失误恰恰就是对交往的社会化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视而不见”。交往理性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工具理性所遗留的任务，是因为交往理性所涉及到的不是一个自我捍卫的主体，而是“直接介入到它应当加以捍卫的结构化过程当中”(哈贝马斯，2005年，第380页），因此交往理性在个体相互理解的前提上把社会整合在一起，进而能够在一种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克服合理化的难题。
三、对“工具化的理性”概念及其解读的反思
综上所述，霍克海默的“工具化的理性”概念有其自身原初语境和思想史逻辑，而非施密特所理解的“工具理性”，更非哈贝马斯从韦伯意义上所理解的目的合理性。用霍克海默平生最欣赏的一位哲学家——叔本华的话来说：“作为工具的并不是哲学”（叔本华，第10页），同样，作为工具的也并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替身在冒充理性。“工具化的理性”之所以不是一种“工具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面对胡塞尔所揭示出来的20世纪科学实践的危机以及理性的肤浅化的倾向，霍克海默一方面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在专门科学中，盲目追求客观性的实质是一种科学的拜物教行为，而科学作为一种生产手段、一种社会功能（《霍克海默集》，第163页），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矛盾，因此，科学的思维或理性的思维需要对当前的社会状况提出正确的理解，霍克海默的“工具化的理性”就是对当下社会历史状况所作出的判断；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上，把理性的工具化理解为一个异化的过程，理性在利用工具的活动中表现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彼此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这种活动是一种矛盾，同时也是一种推进的力量，工具化是理性的一种错误或异在的形式，理性的拯救在于扬弃这种形式，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达到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和解的必然环节。
第二，霍克海默的主观理的性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虽然都关注于理性的计算和目的的实现，但它们根本性的区别在于：目的合理性仅仅是韦伯为了社会学的目的所创造出来的概念上的纯粹的行动类型之一，至于实际的行动是否能完全符合这些类型，韦伯则有所保留；霍克海默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则是立足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物质文化压抑之间的关系，不是知性科学意义上的两个世界或两个领域，而是历史的、辩证的两个方面，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不能单独而论。霍克海默曾经在1919年听过韦伯对苏维埃制度的分析的演讲，并希望能得到关于如何以理性重建未来这一设想的启示，但是由于韦伯不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渴求意义的时代的先知，而更乐意作为一名学者和教师，与时政保持距离地、价值中立地进行分析，所以，韦伯故意抽象化的、疏离化的讲授方法让青年霍克海默失望了（韦伯，2004年，第107页）。可以说，建立在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的区分之上的“工具化的理性”概念，包含着霍克海默本人强烈的、重建理性社会的历史诉求，特别包含着反对法西斯主义统治逻辑的政治诉求。
第三，“工具化的理性”概念属于霍克海默立足在法西斯主义情境下的一种历史批判哲学，它基本上是一种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支配自然一历史过程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中渗入了他和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20世纪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统治形态的理解，并进一步扩展为对整个西方的启蒙传统的社会批判，这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和扩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而反观哈贝马斯对“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生产活动或者说工具行为从社会行为中排除了出去。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的观点，理性的统治已经不再采取过去的主人统治奴隶的形式，而是把统治本身物化为法律和制度，“工具赢得了独立性：独立于占有者意志之外的精神中介作用，缓解了经济领域内明显的不公”（霍克海默、阿多诺，第29-30页），诸如语言、武器和机器等本来受人类控制的工具，在理性化过程中反而成为了统治的来源和因素，这些都是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难以预料到的新变化。
由此可见，“工具化的理性”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批判的理性概念，根本上不同于哈贝马斯的静态的、纯粹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概念。哈贝马斯之所以把霍克海默“工具化的理性”概念解读为“工具理性”，一方面存在着施密特翻译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哈贝马斯本人的一个从概念误读、再阐释到概念再创造的过程，其目的在于限止和放弃霍克海默的历史批判哲学基础，走向一种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交往行为理论，后者之所以缺少批判性，就在于交往理性实际上隔离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文化与价值的问题。马克思与霍克海默共同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一种坏的主观理性或理性的退化，而是客观的历史理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但霍克海默是从主观理性的工具化的历史畸变中来确认的，而没有从马克思的那个历史的占统治地位的客观理性，即资本的逻辑内部矛盾与自我产生的角度来认识。
霍克海默的“工具化的理性”与哈贝马斯的“工具理性”区别在于，哈贝马斯的工具理性作为主观理性的同义词则完全非历史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规范的理性概念则是脱离生产技术领域的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像霍克海默的那样，把理性看成是一个历史中生成并不断变化的批判概念。在哈贝马斯那里作为社会系统基本构成要素的那些统治秩序和基本规范，在霍克海默看来恰恰是最值得怀疑的东西。霍克海默毫不留情地对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作出抨击，而哈贝马斯则为统治重新寻找合法化的规范性基础，这是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思想之间的根本性的区别，同时也是他们面对不同时期的德国现实所提出的不同的两种观点。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非批判、非历史地吸收了社会学的概念，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社会批判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语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付出的代价是使批判理论成为了规范化的政治哲学，成为一种现代性的社会理论。而晚年的霍克海默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文化领域，与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经济系统转移到行政系统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社会生产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维度，因此也难以与资产阶级哲学区分开来。他们虽然都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问题，但都夸大了历史批判哲学或社会理论的作用和意义，把文化或理论革命看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唯一有效的方式。他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历史的表现，他们也就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社会批判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的历史哲学批判和规范化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回到历史当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第一性的,而是被特定历史阶段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所中介与再生产出来的,表面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通过理性与自然和解这种理想的方案来解决,也不能依赖于用新的社会合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而是要认识到，对人与自然之间统治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主观理性的技术,而是资本的逻辑的统治。资本的逻辑通过构造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一种“自然的”、“工具的”关系，把自身标榜为把人从自然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并通过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断建造出符合自身统治的结构。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人对自然的技术支配所导致的科学与社会危机，不能通过假设一种人与自然统一的哲学思维方式，而是通过一种历史的政治的活动，也就是说，只有改变以颠倒的物化面目呈现出的统治人类的当下的社会历史条件，才能从根本上摧毁资本逻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统治，把人类从抽象的人与自然关系及其统治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