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代人眼中的东北

看班宇、双雪涛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大型国企时代的怀念。在他们笔下，那是一个生活富足的年代，是一个人与人真诚相待的年代。这也符合《铁西区》、《钢的琴》的形象塑造，形成“激情岁月”和“下岗年代”的对比。

然而必须指出，东北大型国企职工家庭的普遍富足，事实上集中体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一段不长的时间。五六十年代全国都不富裕，东北国企职工生活水平也就那么回事，大部分人住平房、住集体宿舍，作为样板间的沈阳“工人村”跟同时期上海的“两万户”差不多。在动荡的十年中，辽宁每人每月的食用油配额也不过三两，年轻人照样下乡。

真正的黄金时代来临是改革开放后“放权让利”，国企拥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得以给职工发放福利，也为了化解返城青年就业问题将父子顶岗制度铺开。同样是八十年代，因为人口的增长，城市建设加速，出现大量的预制板楼式的家属楼。同样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上的消费品才越来越多地出现，港台风喇叭裤录音机那种穿搭才被允许流行。从而形成了印象中的黄金时代的东北：双职工家庭，以厂为家，住在家属院，生活富足、打扮时尚，舍得在面子上花钱。

这种生活只持续了十多年，到了九十年代初开始下滑，之后就是大下岗。也形成了印象中黑暗时代的东北：百业萧条、犯罪高发。其实这段黑暗日子也只持续了十年，随着中国回到WTO之后的经济腾飞，土地财政观念下的城市改造，以及下岗工人岁数大了，那些尖锐矛盾就被慢慢化解了，社会治安也稳定了很多。

所以说班宇、双雪涛笔下的东北，其实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东北：作为80后，他们正是在那段比较富足稳定的时期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而在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度过了躁动迷茫的青春期。进而，在他们的体验/回忆之中，又会将童年的无忧无虑赋予80—90年代，又会将青春期的躁动不安赋予90年代末。从而形成了他们笔下“黄金时代”和“黑暗时代”的对比。这种对比显露出现实的冷峻，以及人们面对这种冷峻的幽默，又揭露出这种苦中作乐的荒谬，形成他们的文字风格。

一个地方的浮沉本身就具有故事色彩，东北又具有全国都上浮时候自个儿下沉的对比，正是这种悲剧感塑造了近年备受追捧的“东北文学”。这种悲剧性值得共情，但不是标签。

这种悲剧性是对经历了这出悲剧的人的共情，但不是对所有东北人的标签。班宇和双雪涛仅能代表80年代出生于东北工业城市的职工家庭的子弟。他们的笔下，东北要么是大工厂、家属院和工人，要么是黑社会、犯罪和底层互害。但换一种视角，写来写去都是铁西区那点事，东北这么大就只有沈阳？沈阳这么个大城市，除了你铁西就没别的地方了？沈阳除了下岗工人就没别人了？能不能写点别的？

这也就是网上有人激烈反对班宇和双雪涛——认为他们是靠有意抹黑东北吃饭的败类，或者虽然不是故意抹黑东北但客观上加深刻板印象的傻缺——的重要原因。东北除了城市产业工人，也有住在市中心的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并不认可将东北文学局限于刻板化的“铁西故事”，毕竟海派文学可没天天盯着普陀和杨浦。东北除了城市产业工人，还有县城和农民，但他们在“东北文学”中失语了，《平原上的摩西》也好《漫长的季节》也好，和他们有个毛线关系。

同样，90后东北年轻人第一次走到外面大城市，被看了“东北文学”的人问起你们那边大下岗黑社会是怎么回事，也是一头雾水，“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啊”。

那么在90后东北人的眼中看到的是什么呢？又或者说杨知寒她是怎么看待东北的呢？《一团坚冰》为我们提供了视角。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小说集中反复出现的几个设定：单亲家庭，校园霸凌，没有稳定工作的年轻人，以及“南方”。

杨知寒生于齐齐哈尔，这个城市是一个典型的衰落中的城市。它曾是东北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在80、90年代仍然是一个“较大的市”，今日在互联网上最有名的反而是牛肉烧烤，这本就是“去工业化”的缩影。但作者没有去写富拉尔基工业区，也没有去直接写大下岗，因为那些都不是她这一代人的经历。

东北城市90后的童年直面大下岗的冲击余波，大下岗带来许多家庭的破碎，这种动荡的社会价值观，又带来校园中的丛林法则。而他们长大以后，发现东北自2012年以来又一次面临了经济失速，城市发展停滞、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们在经历高等教育以后，反而已经难以真正回到故乡。

这是《一团坚冰》，是又一代人的东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