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时代的生存危机，人类未来究竟在哪里？

1930年9月14日，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德国国会选举中获得18%的选票，有了左右政坛的力量。可是，当时的德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德国民众希望希特勒可以把他们从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解决出来。德国总统兴登堡则希望纳粹党可以平衡国会中的左翼势力。

此时，47岁的雅斯贝尔斯正在写作一部精准地刻画这个时代的作品。他敏锐地意识到德国即将步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正当我还沉浸在书稿完成的满足感之中的时候，1930年9月的大选结果就令我感到震惊，甚至对纳粹党人取得了最初的胜利感到惊恐。

这部书稿就是著名的《时代的精神状况》，正式出版于1931年。在本书中，雅斯贝尔斯总结了时代的特征，剖析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指出了造成30年代社会危机的根源。

一、失去庇护的现代人

雅斯贝尔斯指出，与过去的黄金时代相比，人类已经失去了他的根，陷入了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创造、丧失与获得的漩涡之中。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西方人的三种信念：理性主义、主体性、对现实的确信。

这三股力量导致了一种祛神化的过程。这种祛神化不是指个人丧失了信仰，而是指人类走向了虚无主义。旧的此在秩序（Daseinsordnung）的整体性、稳定性、连续性都不复存在。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家庭生活、工作乐趣、体育运动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普遍的此在秩序将真正的人类生活推出了自己的世界，使之沦为一种彻底的功能。”

这种虚无化的过程，在机器和技术的发展总体现得尤为明显：

人类生活不再是不可逃脱的漩涡那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了，我们有必要把这样的生活理解为一台根据经济发展进行运转的机器。

在时代这台大机器之中，人们像齿轮一样在其中工作，以此谋生。因此，此在秩序蜕变为群众秩序（Massenordnung）。

二、平均化与乌合之众

群众秩序最显著的特点是平均化（Nivellierung）。消费品都是批量生产的，新闻媒体的内容同质化，年龄的差异也被消除了。甚至老年人都盲目地追求年轻。

在这种秩序中，不会有自我生活的积累。过去的事情不再有效，只有当下是存在的。人类不可避免地被束缚在下一个目标上，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待生活的整体。

人们变得碎片化、原子化、冲动、轻信。用勒·庞的话说，人们成了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是没有实质的此在，它容不下个体与伟大，它可以踏平一切，把人们驯服成蚂蚁。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

如果个人还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么在今天，他就不能向群众提出任何根本性的质疑；他必须默默地忍受着，与群众合作，否则他就会成为这个以默不作声的方式毁灭一切的专制集体的殉道者。

在这种群众秩序之下，人们已经丧失了自我。正因为如此，在《时代的精神状况》出版仅仅一年后，纳粹党就获得了37%的选票，一举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希特勒也顺利成为德国总理。由此看来，雅斯贝尔斯的目光相当犀利。

三、存在主义哲学的洞见

由于这种机械化与平均化，此在秩序的方方面面都经历了衰落。国家不再是实现自我的前提条件，教育成为平庸和琐碎的事务，人们不再追求精神上的创造性和高贵性。

面对这种衰落，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但是，它们都把人类看作某种对象。这样一来，人们当然可以认识到一些有关人类的事情，却无法认识人类本身。

想要认识人类本身，就必须将目光投向人的存在。这就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所做的事。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只剩下人的存在本身。于是，人的存在现在成了哲学必须关注的中心。

人们的堕落和罪恶在于他们遗忘了存在，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自由与责任全然托付给了“客观知识”和“客观真理”。而存在主义哲学的洞见恰恰是，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真正的本质进行斗争。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

世界的现实性是无法回避的。经历现实的残酷性是走向自我的唯一途径。积极地参与世界也一直都是自身存在的条件。因此，我们需要的伦理就是与权力机构共存，同时不要被这些机构吞噬。

正因为如此，当纳粹当局禁止雅斯贝尔斯的著作出版时，雅斯贝尔斯仍然笔耕不辍。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还在写书呢？雅斯贝尔斯回答道：“如果有一天人们起来推翻暴政，我不愿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

身为犹太人的妻子格尔特鲁德不愿意连累丈夫，要求雅斯贝尔斯放弃自己。可是，雅斯贝尔斯是这么说的：“万一格尔特鲁德被这个国家殄灭了，而我却幸免于难，那我将形同猪狗，无足挂齿。”

雅斯贝尔斯用自己的言行告诉我们，一种存在主义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它就像许许多多四散坠落的个体的星群，不知道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往何处去，穿梭在此在之间。个人无论多么渺小，都会通过他的自我生活的升华而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