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张建华：我国的俄罗斯文学批评需要重建形式诗学——跟着纳博科夫读俄罗斯文学
摘要：文学批评的理论、哲学、宗教的文化转向在带来新视角、新方法的同时，也给文学批评带来了危机。重建形式诗学已成为当今西方和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共同趋势。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以读者为支点，强调对细节的关注，对结构的探究，对情感的体验，对风格的把握，其文学阅读和批评方法是对语言形式的文学文本如何形成最终文本意义路径的探究，堪称用新的形式诗学批评理念展开文学批评实践的典范。讲稿的启示是：重建形式诗学批评；强调精细阅读、反复阅读、比较阅读；呼唤有温度、独立性、创造性的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俄国史教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副理事长。
文章来源：外国文学,2020(04):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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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形式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危机
在我国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形式诗学批评从未受到重视，没有其应有的地位和显著的成果。早期它被社会历史学批评所压制，而今又被新的文化批评理论、概念、流派、主义所遮蔽。 我们不妨以2015—2019年纵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俄罗斯文学专业的立项课题为例。此五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包括重大、重点、一般和青年项目）立项的俄罗斯文学项目总共38个，其中大文化类项目20个，内容包括历史记忆、生态文学、社会学、哲学、宗教、俄罗斯性、文学传媒、现代性研究、人民性、文学接受、文学关系等，占立项总数的52.6%；理论类项目共8个，内容包括形式主义文论、巴赫金文论、赫拉普钦科的历史诗学、蒂尼亚诺夫的文艺学思想、故事体小说叙事俄国学派、民间文艺学等，占立项总数的21%；两者相加共28个，占立项总数的73.6%。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共9个（2015、2017年没有），其中文化类（作家的人民性、高加索文本、文学团体研究、巴赫金视域中的中国小说文本）和理论类课题（文论思想研究、故事体小说叙事俄国学派研究、民间文艺学、接受理论研究）各4项，分别占44%，两项课题总数达88%。这两组简单的数字足以证明我国俄罗斯文学批评研究的文化、理论主导地位以及俄罗斯文学形式诗学研究的缺失。 笔者以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第一，形式诗学的批评理念和方法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和研究者的头脑中从来就没有生根，立足于语言、艺术形式的文学阅读和批评，除了在大学的文学课堂上略有涉及外，几乎没有进入批评和研究者的视野。第二，文化、理论批评的兴起和风行尽管为资源相对贫乏的文学批评和研究重新思考文学提供了有力的言说资源，但是文化学、哲学、宗教神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场外理论”变身为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做法完全改变了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使得形式批评被彻底屏蔽，导致文学研究和批评本身越来越被异化。第三，研究者的理论焦虑，对文学文本细读的忽视，对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学批评的不屑，还有研究主体语言敏感度、阅读能力、艺术修养、想象力的不足，造成了批评与研究主体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缺失。 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纯粹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同，文化批评、哲学批评、宗教批评、社会学批评等不再是一套服务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而成了一系列没有学术边界的评说社会万事万物的文化假说。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体系，文化、理论批评远离了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基本对象——语言文本，无视文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而且文化、理论的新时尚不仅显得艰涩、高深，还会不断地拓展、更新和发展，以至于阅读、理解、掌握十分困难。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米勒（Hillis Miller）说，“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等”（18）。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甚至把这种危机看作对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背弃，认为从古希腊、罗马人对演讲术的重视，到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倡导者所开展的各种研究都是从语文学走向政治、哲学、道德、人文思想的，一旦失去了对文本形式的分析必然背弃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文学理论》207）。俄罗斯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ёв）也对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在批评中的泛滥深为不满：“文化理论家们追求的只是一种思想‘震荡’，很少顾及文本和文本的艺术结构、左右文学生活的创作和审美接受规律”（Фортунатов,Н.М.,идр7）。今日欧美和俄罗斯文学批评家都强烈地意识到了文学批评危机的存在，所以才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文学文本上来，主张重建形式诗学批评的理论家们正是从接续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基本态度上看待文学批评功能的。
西方与俄罗斯文学批评重建形式诗学的整体趋势
新世纪以来，以理论名世的西方和俄罗斯文学批评家、理论家都有返璞归真的意图，他们的文学批评研究开始收敛起学院姿态，不约而同地回到文学批评的原点，认真仔细地阅读文本，强调艺术形式的批评并由此敞开新的人文批评空间。 早在1989年，美国学者杜布罗（Heather Dubrow）就提出了“新形式主义”的概念，试图唤起文学批评、研究对艺术形式关注的回归。2000年，美国《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刊发了“为形式而读”的专栏，新形式主义开始在西方文学研究和批评界产生反响。西方一些以文化批评名世的大批评家、理论家提倡回归文学的词语、细节、人物、结构，回归有温度、有情感的文学阅读，坚持“细读传统”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陈太胜24）。从2011年开始，一些著名的西方批评家、理论家有关文学阅读、批评的新著在国内被翻译和出版，如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如何读？为什么读？》（2011）、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批评与研究文集《为什么读经典》（2012）、伍德（James Wood）的《小说机杼》（2015）、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2015）等。回归文学文本，倡导新的诗学批评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批评家、理论家所提倡的回归形式诗学的主张，是对形式与历史文化的双重关注，是一种建立在文本细读和形式分析基础上探知人类主体精神状况的文学批评，而不是像以往的形式主义批评那样，是去历史化、去人文化的。他们认为，对形式的关注也是如何从形式批评中获得新的批评智慧的问题，艺术形式本身所揭示的思想内容提供了揭示历史人文真实的巨大可能性和丰富性。 俄罗斯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也在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作用和功能，关切文学作品应该如何读、为什么读的问题。他们深深感到，历史诗学传统深厚，但对形式诗学普遍不够重视的俄罗斯文学批评现状应作根本性的改变。“文学批评应该谈的是文学，而不是拿文学说事，不能避开其艺术结构的特点……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了‘什么’，而是这个‘什么’是怎么说的”；“文学历史的时代更替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是简单的意识形态的演变，是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语言规范的演变，而是文学形式的演变”“应该有针对性地将美学问题纳入文学史教程”（Фортунатов,Н.М.,идр8,10,11）。这些意见成为众多俄罗斯批评家、文学史家的共识。为真正实现形式批评与人文批评的有机结合，他们主张将边界模糊的“文艺学批评”概念改成“语文学批评”的新理念。正是在这样的批评语境中，2000年俄罗斯教育部高校语文学专业大纲中增设了一门新的课程——“文学文本的语文学分析”。围绕着语文学研究的目的、作用、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批评界、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文学史家福尔图纳托夫教授（Н.М.Фортунатов）说，“新千年初语文学批评新浪潮的极度高涨绝非偶然”（7）。 2003年，瓦尔金娜（Н.С.Валгина）的理论专著《文本理论》问世。作者以高校语文和新闻专业的师生、语文学研究者、出版工作者为对象，从文本理论的研究对象、目标，作品的语言形态、功能、语用、语义、篇章结构、文本形态，小说与诗歌的文本、结构、文体、语义等多个层面，对语文学批评方法作了全面深入的理论阐释和方法论研讨。这本在俄罗斯高校广为使用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成为俄罗斯教育、科技部为第13届莫斯科国际书展推荐的重点语文图书。同年，尼科琳娜（Н.А.Николина）编写的高校教材《文本的语文学分析》出版。这本偏重于实践应用性的语文教科书涉及体裁、结构、语词、文体、时空、标题、修辞、互文性等多种文学文本的艺术形式，体现出鲜明的审美意识和文本比较意识。编者以19、20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一部代表作为例，从文本最突出的艺术形式特点切入，将艺术形式作为文化历史的媒介来把握，比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小说结构、赫尔岑的《往事与回想》中的时间处理、什缅廖夫的《死者的太阳》中的关键词研究等。2004年，第三版的《文学文本的语言学分析：理论与实践》（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анализ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текста）和高校语文学教程《文学文本的语文学分析》（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анализ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текста）问世；2008年，篇幅达671页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Историярус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19века）出版，书评认为，该书“高度重视形式问题、作品文本的分析方法、文学文本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联”（Фортунатов,Н.М.,идр2）。上述作者都高度重视文本细读和阅读经验在文学阅读、批评、研究中的基础作用，强调审美的艺术形式在文学批评中的第一性地位，同时又重申继承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的重要性，意在标举一种与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不同的新的形式批评。他们普遍认为，今日的形式诗学批评和研究不可能重返“前理论时代”，不能蜗居于形式主义的规训和法则中。上述各书可视作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界对重建形式诗学批评的最新呼应。
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及怎样做一个“优秀读者”
纳博科夫（В.ВНабоков）的三本文学讲稿——《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和《〈堂吉诃德〉讲稿》（以下统称《讲稿》）是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韦尔斯利学院、康奈尔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时写下的，这个时代恰恰是英美新批评理论在西方盛行，同时也是社会高扬个性批评价值的时候。纳博科夫作为一个极富个性的文学批评家，在西方的声望恰恰是建立在这些讲稿之上的。 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大作家，纳博科夫介入文学批评并深入探究文学作品艺术形式问题最直接的动因与他的教学经历有关，因为很少有文学专业的学生实践过他所倡导的那种文学阅读和批评方式。他要告诉他们“怎样做一个优秀读者”，作为语言和艺术形式的文学文本是如何形成其最终文本意义的。与此同时，《讲稿》也可以看作是他对单纯从内容切入文学作品的各种非文学批评理念的纠正，对忽视文学艺术形式的读者和批评家的温情告诫。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为了“尽我所能拯救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俄罗斯文学讲稿》目录前插页）。 严格地说，《讲稿》并非像它们的书名一样，仅仅是文学教师的一篇篇授课教案，它们更像是有艺术旨趣、有思想深度的逻辑缜密的文学批评论文。他的《讲稿》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他从不在学术理论和术语的概念上打转，书中全然没有理论家、书评家和人文学者常有的智性的傲慢和优越感。《讲稿》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宏阔高论，而是通俗易懂、亲切可爱、立足于文本细读的批评示范。由于他本人是一个大作家，所以他可以平起平坐地与文学大师们一起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见解，通过他对作品的理解来提升读者对小说内在生命的感知。第二，他的文学批评绝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一种对外在世界的敞开性，即批评主体有一种试图成为读者好友的传播者姿态。他所提供的是以读者为支点的文学阅读和批评方式，是人文学者走出象牙之塔与读者大众的深情对话。他说，“我试图把你们造就成优秀的读者，我试图教给你们为了作品的形式、视角和艺术去读书”（《文学讲稿》432）。他在《文学讲稿》中明确指出，一个优秀的读者除了外在的（比如参加一个图书俱乐部，手头有一本词典等）和内在的（好的记性、丰富的想象力、具有写作实践等）条件外，还需要具备四个基本品格。 首先，优秀的读者绝不能带着实用的目的，功利主义地去阅读文学。他说：“读书不是为了幼儿式的目的，把自己当作书中的人物；也不是为了少年人的目的，学习如何去生活；更不是为了学术的目的，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概念中。”文学阅读的最终目的在于品尝人类思想所能提供的最珍奇、最成熟的艺术之果，否则我们就可能失去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文学讲稿》431-32）。 其次，“正如这个世界上有天分的作家群体是超越国界的一样，有天分的读者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人，不受空间和时间规律的限制……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或阶级。没有哪个良心的引导者，也没有哪个读书俱乐部管理他的灵魂”（《俄罗斯文学讲稿》14-15）。这既是文学阅读的需要，也是独立自由的审美批评的前提，因为“批评的权利仅次于创作的权利，也是思想和言论自由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俄罗斯文学讲稿》目录前插页）。 第三，优秀的读者所关注的不应是社会上流行的众所周知的“常识性”观点，而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家独特的视角和新的思想。在他的眼里，“常识是公共化了的意念”，而文学艺术是“对常识的打击”。他说，“福楼拜创造的世界，像其他所有大作家创造的世界一样，是想象中的世界。这世界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例外”（《文学讲稿》145）；而“托尔斯泰或者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不是历史上普通的俄罗斯，而是由这些天才个体想象创造的一个特殊的世界”（《俄罗斯文学讲稿》15）。 最后，优秀的读者应该兼具灵感、激情、想象力和理性。纳博科夫说，“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用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作品的真谛，并切实体验到这种领悟给你带来的兴奋和激动”（《文学讲稿》8-9）。这里所谓的“用脊椎骨去读”，是指读者陶醉于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之中时所获得的一种身心愉悦、精神享受、灵魂震颤，既是情感充沛的，也是理性深刻的。灵感、激情和想象力应该有科学理性的支撑，这种理性不是先入为主的理论概念，而是文学作品内在的艺术结构和思维逻辑所生成的新思想、新理念。 纳博科夫对优秀读者的期许，恰恰也正是对文学批评和研究者的殷殷告诫，在笔者看来，后者才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讲稿》并没有提供任何现成的有关形式诗学和如何实践这一形式诗学批评的理论答案和方法论建议，书中甚至没有“形式诗学”这样的字眼。但纳博科夫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源于艺术家意识中的艺术中最重要和最深刻的风格、手法、戏法、迷人的骗局，比起既有的现实来——这才是优先的”（Скатова76）。他始终强调，文学阅读和批评应该由文本语言切入，从艺术手段着手，探寻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应该以对艺术纯粹性的追求为目标。这就是他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的形式诗学。
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与形式诗学批评的要义
纳博科夫反对任何绕过艺术形式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对文学批评中任何形式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概念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他不屑于将文学当作社会政治信息的批评家，激烈反对文学流派、运动的分析方法论。在他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先入为主的，是弃绝阅读经验的。批评家决不能将鲜活的文学作品风干为僵尸，把批评变成味同嚼蜡的社会政治说辞或是理论概念的演绎。他断然拒绝“内容分析”式的批评，说“谁要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书了”（《文学讲稿》3）。在纳博科夫看来，“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学效应或政治影响这种方法之所以被设计出来，主要是有些人因性情或所受教育的关系，对真正文学之美的震撼力麻木不仁，从未尝到过肩胛骨之间宣泄心曲的酥麻滋味”（73）。所以，他建议“不要去俄罗斯小说中寻找俄罗斯的灵魂：要去那里寻找天才的个体。把目光投向著作本身”；“明智的做法是直奔实质而去，直奔原文、源头、精华而去——然后再从那里演绎出各种理论，无论是吸引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还是仅仅迎合时代精神的理论”（《俄罗斯文学讲稿》15-16）。 显然，在纳博科夫的批评实践中，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同思想理论并非无法统一，恰恰是艺术形式本身，而非通过艺术形式挖掘、抽取的思想内容，提供了揭示艺术真实的极大可能性和丰富性。以《死魂灵》为例，他认为把小说看作对俄罗斯农奴制下外省贵族地主、官僚“世俗庸俗”的谴责，错失了原作真正的要义。小说中的俄国外省乡绅、官僚只是作家借用的一种虚构人物，是作家“艺术置换与重构的产物”，从长篇小说中寻找真实的俄国社会图景是徒劳的。果戈理本人几乎没有去过俄罗斯外省，外省生活完全在他的艺术视野之外。《死魂灵》可以“看作一个奇伟的梦，在这个梦里俄罗斯的整体形象若隐若现”（《俄罗斯文学讲稿》46）。它既是丑陋的，又是可爱的；既是极端庸俗的，却又是富有创造力的；既是魔鬼的，又是天使的……果戈理一改普希金之前“处于半愚昧状态”的“单一色谱”的文学形态，赋予了他所虚构的艺术世界细腻微妙的诸多色差和矛盾复杂的多样性。 纳博科夫对经典的解读旨在打破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障碍，强调对细节的关注、对结构的探究、对情感的体验、对风格的把握。这四点可以视作他对文学阅读的实践指南和形式诗学批评的方法论导引。 细节在纳博科夫看来，智慧的阅读一定是细节的阅读。他说，“在我教书的那几年里，我努力为学文学的学生们提供有关细节的确切消息，细节的结合产生感官的火花，一本书才得以获得生命”；“读者若想探知伟大作品的究竟，最好用的一把钥匙乃是对细节的把握”（《俄罗斯文学讲稿》VI）。这种细节是多层次的，既是故事情节的，也是人生命运的；既是人物行为的，也是叙事话语的。他说，“福楼拜的小说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环境影响的加减乘除”（145）。讲稿作者对细节的捕捉与作品的整体艺术逻辑和思想题旨的分析丝丝相扣，浑然一体。 他在分析长篇小说《死魂灵》中指出了第一章第一段中这样一个细节：两个庄稼汉在乞乞科夫抵达的省城酒店前，议论他所乘坐的马车轮子能不能拉到莫斯科或是喀山。两个庄稼汉全然不顾坐车的人是谁，对主人的行进路线丝毫没有兴趣，也不知道莫斯科、喀山离这里有多远，更不知车轮的材质如何，他们的谈话是纯思辨的，没有任何结论，他们只是悬空地议论一个车轮的耐磨性问题。纳博科夫说，果戈理将这个与小说情节毫无关联的细节上升到了一个崇高的抽象层面，他似乎在无意之中表现了俄罗斯人非同凡响的，一种无中生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这种能力只有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才最为丰富。短篇小说《外套》中，为主人公缝衣的裁缝有一只鼻烟壶，壶盖上有一位将军的肖像，但是肖像脸部被裁缝的大拇指弄了个洞，被贴上了一块四方形的纸。纳博科夫分析说，这个细节与主人公缝制新衣的荒诞故事相辅相成，构成了全部小说中一种非理性的荒诞言说。小说中类似的一个个细节无不与作者所要描叙、影射的，字里行间隐匿着的关于生活与生命的荒诞言说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小说中的一系列转折性的词语，如等，使原本无害、无色的句子瞬间爆炸，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或荒诞，或滑稽，或诗意化。 纳博科夫把细节称为“灵魂的低喁”“生命书册的脚注”“意识的最高尚的形式”，他的体会是“细节优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是那种小东西，只有一个人凝视它，用友善的灵魂的点头招呼它”（《文学讲稿》423）。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巴扎罗夫和阿尔卡迪十字交叉旅程的图表与这两个青年的生命轨迹是完全吻合的，表达了两种不同的青春生命形态。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中女主人公在码头人群中丢失的长柄眼镜，男主人公在与女子浪漫之后在旅馆房间里自顾自吃的一块西瓜，这些细节与整个故事情节似乎没有关联，却高度应和了小说女主人公无助、哀婉的气质，还有两人孤寂、怅惘、窘迫的精神意境。生活中从来就是浪漫与庸常同在，散文与诗情并存。 结构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妻子曾经是纳博科夫文学课上的学生，深深地被他的文学课程的批评要义所折服：“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文学讲稿》XXII）。这是文学教师看重作品结构、风格甚于思想内容的不无夸张的表达。 纳博科夫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所有的“伦理触角”都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中。小说中没有福楼拜笔下人物间微妙的起承转合，其结构看似更为传统。小说以渥伦斯基与安娜的爱情故事和列文与吉提的爱情、婚姻为两个并置的主线索，此外，还有若干个微型的对称性线索。安娜的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肉欲的，尽管她与渥伦斯基的爱激情昂扬，但两人精神上的贫瘠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注定了他们的悲剧性结局。自我中心带来的不可能是精神创造，而是毁灭，因此，这样的爱情是有罪的。吉提与列文的爱情中尽管世俗的情欲还在，但有着更为强大的形而上的精神基础，那是真正的、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爱，是纯洁和谐的，其中寄托了托尔斯泰关于和谐、责任、温情、真理以及天伦之乐的生命理想。除了这一表面上相对独立、平行的情节结构外，还有在列文与吉提、安娜与卡列宁之间起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的第三个线索——奥勃朗斯基与杜丽：它是渥伦斯基—安娜悲剧主题的序曲，还是对列文—吉提理想爱情、婚姻的一个重要佐证。杜丽很快就原谅了朝三暮四的丈夫，因为她心底深处的爱——对五个孩子和丈夫的爱——并没有消失，还因为有强大的宽恕精神在。在托尔斯泰看来，两个结了婚、有了孩子的男女是被神圣的法律永远拴在一起的。列文在杜丽身上看到了一个理想母亲的形象，吉提有了孩子后，他也在妻子身上发现了这样的品格。而且和列文与农夫谈论农业一样，杜丽也饶有兴趣地与农妇谈论农业。列文和吉提一起在绿布台上用粉笔写下第一个字母让对方猜测自己的心思，安娜与渥伦斯基却各自做着同一个压抑、丑陋的噩梦。沟通前两者思维的是一个熠熠闪光、可爱动人的建构：温馨的责任、深沉的幸福、充满柔情的未来。后两者梦中呈现的是一个可怕的矮个子男人：邋遢的胡子和被铁器碾碎的意象，是一种可怕的死亡的预示。赛马的场景与安娜自杀前的意识流叙事在结构上遥相呼应，有着内在的类比性。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中折断的不仅是马的脊背，更是安娜的生活，死亡成为这一组对比结构的共同题旨。小说卷首词的圣经箴言“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成为统领小说结构的强大的基督教人道主义题旨：既是说社会没有权利审判安娜，也在说安娜也没有权利通过报复性的自杀来惩罚渥伦斯基和上流社会，宽恕与爱才是消除悲剧的要义所在。 纳博科夫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有着独特的批评智慧。他高度评价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性冲突结构，说他“对高潮和悬念的设置把握近乎完美”，认为他所有的叙事，包括情节、人物刻画、形象体系都是由情景、道德、心理、情绪四部分构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真理探求者、一位精神变态的天才，但他不是托尔斯泰、普希金和契诃夫那种意义上的伟大作家；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但他却走错了方向，写起了小说。他的作品是思想建构，而不是艺术建构，他的写作方式过于理性，他所表现的所有现象只是精神现象，他笔下的人物只是和人相似的一种概念。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不存在自然风景，也没有气候，所有和人的自然感官相关联的东西都不存在。书中的风景只是思想风景、道德风景。 情感纳博科夫试图教给他的学生们“去感受艺术满足的颤栗，分享作者的情感，而非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走到作品活生生的心脏当中……去体验在任何思想或情感领域里的激情”（《文学讲稿》431-32）。 这位文学教师认为，就作品所传递的情感的完美和谐来说，契诃夫和普希金是俄国最纯粹的两个作家（《俄罗斯文学讲稿》292）。悲哀的情感弥漫于契诃夫笔下所有人物中，他以独有的幽默比任何一个作家更多地揭示了精神黑暗的现实、人的一种最具悲剧性的灰色生活。他在《带小狗的女人》中以最自然的方式，用朴实平白、没有波澜、不动声色的语言讲述了男女主人公波浪起伏的情绪和情感的微妙变化。他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没有兴趣探究中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更没有涉及男女主人公的道德困境。纳博科夫说，“在这二十页左右精彩的短篇小说中，所有传统的法则都被打破了。没有问题，没有常规的高潮，没有结尾的点题，但它却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307）。契诃夫通过主人公浪漫的遐想与高度散文化的日常生活的强烈对比，探讨了人性与人的情感，小说深层隐含着一种浓浓的忧伤，这种忧伤甚至化作了对生命多重而又强烈的悲剧性体验。其一，生活中单调乏味、无趣无聊无处不在。生活从来就不是诗，其中诗一般的美丽从来都是虚妄的，因为总会被人对尊严的思考、对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被形形色色的“灰色”所摧毁。无论是古罗夫，还是带小狗的女人永远都不会幸福。其二，人始终生活在真实的和虚假的、隐蔽的和公开的、私下暗藏的和光明正大的两重性中，而构成其生活中最真实、最真诚、最重要的往往都是瞒着别人，暗地里进行的，都包藏在不可对人言说的秘密中。其三，人只要活着，就不断会有不具体、不明晰的新的麻烦、新的担忧或新的希冀生成，在充满负面效应的现实生活面前，人的精神突围往往苍白无力，无功而返。所以人生命运的凄凉、悲哀是绝对的。 风格纳博科夫说“风格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种方法，也不仅仅是一个措辞问题。风格含义远远超出这一切，它是作家人格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或特性。因此，当我们谈到风格时，我们指的是一位艺术家个性的独特品质及其艺术作品中的呈现方式”（《文学讲稿》68）。 “荒诞”是果戈理最典型的风格，它不是离奇古怪，而是一种悲剧性的荒诞，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可悲状态。在《外套》中，这种荒诞是通过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生命循环过程来体现的。主人公制作新外套、穿着新外套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不断脱去外套的过程；是他作为一个人逐渐蜕变，最后被剥光后全裸变成鬼魂的过程；是他从浑浑噩噩地来到世界开始，不断地被现实生活荒诞化，最终重返浑浑噩噩的生命进程。故事的寓意远比社会批判更加深刻，作品并没有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对高高在上的压迫者的诅咒，作者关注的是人类灵魂隐秘深处一种无意识的荒唐，人被一种荒谬的逻辑力量所左右，不断重复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的精神苦难。主人公是个轻度的癫狂者，一种荒谬的非理性力量使他不断重复自己毫无意义的工作，以期获得和社会、他人心灵与精神对话的可能。在一个完全漠然的世界里，他的谦卑、激情、欲望、冲动乃至生命的所有向往竟然就是一件新的外套，一件令裁缝和他的顾客、他的同事和上司乃至整个社会都顶礼膜拜的体面的“外套”。果戈理荒诞风格的叙事纹理所展示的是人的生命罅隙和精神黑洞，人生存本身纹理中的缺陷——这才是故事的寓意所在。 《讲稿》中充满了各种各样解剖麻雀式的、令人叫绝的批评案例，不能不让人对文学阐释的魅力与趣味性充满了遐想。我们从纳博科夫这些新批评式的细读中可以看到他对文本的敬畏与执着。《讲稿》中无论是充满理性的讲述，或是机智的调侃和嘲讽，还是眼光独到的评价，即使是独特的偏激，也都表现出他的鲜明的学术识见，具有一种难掩的锋芒。你可以不赞成纳博科夫的看法和观点，但你不能不赞叹作家对作品精细的审美阅读中独特的发现和惊人的智慧。纳博科夫堪称形式诗学观念下展开文学批评实践的典范。 纳博科夫并没有忘掉历史、思想与文化的批评，相反，他回归文学的形式问题是为了敞开一个新的人文批评空间。借用南斯拉夫小说家契斯（Danilo Kis）的说法，“纳博科夫所有的作品，他的整个姿态，都是在为维护精神价值而大声疾呼，都是在对抗精神的混乱，对抗时代的愚蠢，对抗错误的价值，对抗那类按照非美学的、心理学的或精神分析学的标准来评判艺术作品的文学批评”（97）。
结论与启示
回到我国当下俄罗斯文学批评、研究的历史语境，如何像纳博科夫一样阅读和批评文学，对既有的批评和研究状况进行反思，我们在重建形式诗学的思考时，或许也需要对这种重建抱几分自觉的警醒。在这一点上，纳博科夫的《讲稿》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以下的四点启示。 首先，对独立文学学科及其纯粹性的追求。形式诗学既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自立的基础，也是教学者、批评者和研究者充分吸纳20世纪现当代诗学理论，迈上一条开掘文学语言与艺术形式、历史文化意义研究唯一的正确之途。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像纳博科夫那样，对文学本身充满激情，充满爱，一切的文学阅读、文学教学、文学批评和研究，一切从文本生发的思想理论，若想拥有生命，其基础永远是热爱，而不是其他的功利，需要重新点燃被不正确的阅读方式、功利追求、批评理念日渐浇灭的对文学的初心。 其次，《讲稿》为文学阅读和批评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精细阅读，反复阅读，比较阅读，是把握文学作品艺术魅力和思想发现的前提。纳博科夫认为，“一个优秀的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文学讲稿》5）。他以阅读与思考、再阅读再思考的坚韧，以纵向和横向的文学参照比较，不断地深化、更新对经典（如奥斯丁、陀斯妥耶夫斯基、塞万提斯等作家的经典作品）的认知。他从阅读主体的角度，重复了卡尔维诺关于“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的思想。 再次，批评主体应该放下学术架子并收起学者面孔。文学批评应该是批评主体与艺术和思想的亲切对话，是对生活的感知而不是理论术语的堆砌，是充满激情的言说而不是呆板僵死的论证，是对艺术和思想的发现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评价。文学批评总是传达阅读主体即批评者自己的心灵伤痛、思想感悟、情感好恶的，要有情感的温度、思想的敏锐、智慧的光芒。批判精神是文学批评最宝贵的思想资源之一，批评主体绝不能以课题意识代替问题意识，为了研究而研究。 最后，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普及性作用和意义尤应值得批评和研究者的重视。文学批评和研究应该尝试将艰涩的理论话语转换成大多数读者可懂并具有可读性的言说形式，变成情真意切的大众话语。《讲稿》背后的批评理念是让读者与纳博科夫一起进入文学美妙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是他所致力的文学经典的普及事业。文学批评和研究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也是文学事实被边缘化的成因之一，如何使我们的学生、老师，中国的作家和大量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更好地了解、认知俄罗斯文学，这是摆在俄罗斯文学批评者、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