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末谈新书《大地中心的人》——杭州新书分享会讲稿

大家好，我是童末。

《大地中心的人》这本长篇小说，是基于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凉山彝族社会的了解和想象。当时中国处于内战，军阀分立，是一个比较失序的时期，那时的大凉山地区，外人很难进入，一方面因为山地险恶难行，另一方面，因为彝族社会当时也没有统一政权，彝族的家支（类似“家族”概念，但范围更大）分管各自的领地，彼此关系错综复杂。

我并不想概括这本小说的情节，因为它会让我作为作者的想法，带给大家先入为主的暗示；而且，我相信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本身也是不适合（像今天的新书推广文案那样来）概括的。我还想强调，虽然这本书有关于凉山彝族，有关90年前的西南山地这样一个历史时空，但它不是“民族文学”，也不是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确实，我做了一些研究、调查，也读了一些历史文献，但直到我感到可以自由出入于这些材料，可以让现实与虚构的分界溶解时，才开始动手写。 “其实是TA穿过了我们”

关于为什么，我需要规避既有的“民族文学”，或规避那种着力于某一种表象的现实主义描摹，一个不难想到的原因是：围绕某个“民族”、“族群”的创作和研究，常常会滑入猎奇，或者将对方浪漫化。今天，我们对于作为“他者”的另一个“族群”、“民族”的一种轻视和内在的不平等视角，不在于观看者是否完全地忽略了他们，而是将对方审美化了。审美化，就意味着一种静止和表面性的观看，却并不承认也不关心那被观看和欣赏的“他者”的内在。而且，在今天的消费主义文化中，审美化和浪漫化的技术和叙事越高级、越娱乐化，也越掩盖了其中的野蛮。

所以，刚一开始着手处理小说的主题和内容时，我便希望，避免给出让读者以这种立场来判断这本书的理由。我让自己记住的一句警语，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他者”的理解：“距离不是通过使外来者虚构地接近一个假想中的本地人而消弭的，就像人们通常尝试的那样；而是通过客观化，拉开与每一个外来观察者心中都预设了的那个‘本地人’的距离，从而使本地人更像外来者本身。”

在这句话里，如果将“外来者”替换为“我”，将“本地人”替换为“他者”，意思或许会更清晰——“距离不是通过使我虚构地接近一个假想中的他者而消弭的，就像人们通常尝试的那样；而是通过客观化，拉开与我心中预设的那个他者的距离，从而使他者更像我自身。”

使“他者”更像我、我们自己，这是文学擅长做的，也是文学的本分。

在这部小说中，我的一种情节设计，是让两个人物跨过他们彼此的种种差异，落入相同的处境，彼此辨认出对方身上的另一个自己。主角之一铁哈，是男性，也是被掳进凉山十五年的奴隶，成为俘虏，最后被迫逃亡；另两个女性角色，原本都是诺苏社会等级中的贵族，但是被驱逐，成为等级社会中的无名者和弱者。这部小说的三个主要角色，就是这样三位边缘人物。

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第五个孩子》和《浮世畸零人》两部曲。她的小说的主角，“班”，是一对英国中产夫妻的第五个孩子，他是个怪物，体格巨大，心智不全，被父母遗弃，成为英国社会的畸零人。在第二部中（第二部原本的书名本来是Ben，In The World，《班，在世界中》，而不是中译本的这个有些故作文雅却不无俗气的标题），来到了巴西的班，被许多人利用，甚至有人将他当作一种人类标本来研究，于是，班成了近似于殖民者和体质人类学家对原住民进行研究时成为的那种对象。莱辛在这里做了一个反向的想象，让属于旧世界的大英帝国的班，去承受原本是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的歧视和不公正。班遇到了唯一一个对他充满善意和关心的女性：德蕾莎。德蕾莎来自巴西东北部腹地，一个贫困地区，她很年轻，但已经见识过人世的肮脏与艰难。莱辛让这两个人物相遇，彼此理解和支持。而且，莱辛故意挑战了世俗中常见的对英国与巴西、男性与女性的二分看法。

我想，我们与“他者”之间可以达成相互理解——这或许仍是一种理想化的看法，我在书中时时给这种互相的辨认过程制造罅隙，让它并不是那么顺畅和简单。我在这个故事中，写了三次山地中的漫长行走。一次是主角铁哈作为奴隶的孤独逃亡之路。一次是以彝族军阀邓秀廷为原型的，在上世纪民国时期实质上控制彝区的一个地方头领俄切，率领军队，为了开矿而去寻找黄金的长途行军。最后一次行走，是铁哈与兹莫女儿出山的路。我用了许多笔墨去写这三次行走，希望让读者也能体会到，在一种敌对的山地环境中，无论人是何种身份，想要生存下去，想要让自己的人生获得意义，都很艰难。我想，人与人之间获得一种真正的理解，达成共识，共同行动，或许也是一条更长的路。

此外，这个故事中，还有一种真正的“作为他者的他者”。对于我们框定的意义与认知，TA是完全不屈从的，不适应的。这样的他者，与我们的相遇，其实是TA穿过了我们，让我们感知到TA的巨大，TA的完整，TA身上带有无法被我们理解和思考的部分，并且让那个部分保留它的真实面貌。贯穿我的这部小说的，是一位所有人物都与之相遇的“远古神灵”：孜孜尼乍。它是鬼母，是山地中所有的鬼、所有的游魂的来源。它的传说早于规范化、正典化的彝族毕摩信仰。祂既有多变的、巨型动物的面貌，也可以化成人类女性的形象，祂是毕摩掌握社会话语权之后被驱逐、被当作“替罪羊”的一位女性神灵。

昨天，在准备这次新书分享所讲的内容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其实这整本书，都仿佛是孜孜尼乍穿行而过，与我、与开头至结尾的所有人物短暂相遇，留下的一阵闪动的灰影，和怒吼的回音。在小说的结尾，它似乎也再次遁逃，等待着未来的人与祂的再次相遇。它身上保存着的希望、解放的种子，最后留存于亲历者的记忆中。

“历史的母亲”

这次分享会的标题，来自这本小说中的一句话：“不是历史，但它会成为历史的母亲”。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山地中的诺苏女性一起启动了一次称不上成功、也并未完成的末日解放。两位亲历者出山之后，试图记录下这个事件。

他们的记录，其写作的方式、给予的阐释，既来自对事件本身的共同记忆，也源于被再次激活的山地的神话和传说材料。更重要的是，这份记录试图保存下已经被唤醒了的、长期以来被作为“正典”的历史所压抑的记忆。

在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是缪斯女神们的母亲，也是人类一切创造的源头。历史最初也是从共同记忆开始的。从那个源头，经过漫长的时间，流出了口头传说，民间故事，神话，而它们是一些互相竞争的话语。这样一份并非公开的、也并非得到权威认证的记录，是否也是一种历史？或者，它不能被叫做“历史”？定义似乎也已经不重要了，或者，早已到了翻转定义的时候了。而且，一份不被“正典”承认的记录，是多义和生动的，是不完整的，也不试图假装完整。它似乎也注定会被时间隐没，因为人是不稳定的，记忆也是不稳定的，更因为人的生命不够长久。而我们通常所言的“历史”，总是试图藏起它的痛苦的源头, 如同人不会记得出生前的混沌黑暗和出生时那一刻的可怕和创伤。

梅洛·庞蒂曾经写道，“历史喜欢隐藏自己，只在短暂的混乱时期才微微露出真相，在其余的时间里则竭力压制各种‘越界’，规范其保存剧库的形式和作用，总之，它要使我们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处于诞生阶段的历史则是梦想或梦魇。”（《梅洛-庞蒂文集·第七卷<符号>》前言）

但一位母亲会记得她生育过程中的黑暗性。记下这样的一种源头的创伤，或梦魇，不是为了提供具体的行动纲领，而是为了保存行动中的想象力和想象力的行动。记述自身，就是一次朝向未来的事件。

所以，我觉得我写出来的这个故事，关于历史，但最终又不是“历史”本身。而且，过去发生过的种种，仍然以某种形式与我们同在，它和今天存在着一种同时性，它的意义从未完成。

“最后只是星群闪光的那一瞬”

写完这本书已经是几年前了，然后，我就与它告别，继续写新的作品。读者现在拿着这本书，开始自己的阅读，也是读者在开始自己的创造。作者没有必要时时陪伴着过去的作品。作者也需要在故事中保持匿名性。作品有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而一个作者，会努力将TA能用语言做出的最好的实践，放进作品中。我也带着作品对我本人的改变，去往时间的下游，继续走下去。

伴随着读者的阅读，一本书被重新打开，重新开始，一次次地开始。长篇小说本身是在创造一种类似“星丛”的结构。写作者在劳作，一颗一颗地创造出所有的星，也创造出夜空，和夜空中的空白，安排好星与星的距离和位置。这是我觉得长篇小说可以达到的创造：一种复杂的、扩张的、活的结构。当读者读完整本书，可能留在你心中的，最后只是星群闪光的那一瞬。

作者与读者，也许还有小说中的人物，在最好的可能性中，也许会获得一种相认，这种认同是自我认同，也是对他人的认同。考验作者的是，如何创造出这种相认的速率和深度——如何将作者心中的星群结构，在瞬间完整地传递给读者。因为在真实的生命中，随着时间变化，我们会遗忘读过的东西，作者也会忘记他自己的作品。

“人类长河校准着我们”

我们同样地立足于一条长河中。对写作者来说，这条长河，首先是文学的长河。长篇小说，或长诗，有时会呈现出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前几天我和王炜也聊到——就是，哪怕是一些“超级现代主义者”的作家，在面对一个体量比较大的创作时，比如长诗和长篇小说，也好像会很自然地从现代主义立场中回撤。比如美国作家约翰·巴思，这样一位后现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烟草经纪人》时，重新利用了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那样的小说形式。还有美国诗人梅利尔的长诗，《山多尔的变幻的光》也是如此。他们都回溯到了一个离近代文学更近的位置。最后的作品似乎就不那么现代主义，但又不是古典作品，而是用整个文学——尤其是近代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和阅读背景，写出的“自己的作品”。

这条文学的长河，会让后来的、像我一样的一个作者，以及将来的写作者，接受自己的平凡——生活境遇的平凡，和文学劳作的平凡。

这条长河，也可能是冥河。云南红河的《指路经》中有一句话：“人类死讯如松枝般络绎不绝”。我与你和他的认同，通过写一本书，读一本书，达至的一种互相辨认和认同的生命的瞬间，其底下是我们死亡的命运。德里达回忆他的挚友和同行保罗·德曼时说，“我知道他终有一死，他知道我终有一死——不知道此有限性，就没有友谊。”我想，通过这本书，我与读者或许也可以达成类似的一种友谊。并且，意识到我们和书中人物的生命同样的短暂和艰难，大家也许才会更认同这样一部作品。

谢谢。

（发表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潮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