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看向我，却只看到我的种族和性别？
如果让你向别人介绍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你会从哪方面开始？姓名、民族、籍贯、性别，还是性格和业余爱好？而在这些里面，性别和民族往往是最先脱口而出的标识，尤其是，当对方是名女性，还是名非主流之外的少数族裔，比如，黑人。那，当我们看向一个人呢？哪个会最先映入我们眼帘，闪进我们脑海？
2019年，每两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布克奖揭晓，获奖的是两位作家。无论是结果公布之时还是已经过去了五年的今天，人们仍然对那届记忆犹新，不仅仅因为那年开出了“双黄蛋”，还因为其中一位得主是黑人女性，“名不见经传”，怎么与写出了《使女的故事》名扬天下的阿特伍德分享一个奖项呢？他们不知道的是，她哪里是什么异军突起的文坛新人，而是已经写了四十年。
这位得奖者就是伯娜丁·埃瓦里斯托。《致你：一部宣言》就是伯娜丁对获奖之前的人生历程之回溯。在凭此奖蜚声全球之前，她就已经是英国黑人作家培育计划“传播文字”的联合创始人了，还与人共同成立了英国首个黑人女性剧团“黑人妇女剧团”。但当然，在那之前，她必须要走漫长的道路，才能冲破重重阻碍，成为今天的她，势不可挡的她。
用伯娜丁自己的话说，1959年出生的时候，“不等开口，限制就已经等着”了。肤色深棕，性别为女，再明显不过了。人们看向她的时候往往会说，哦，是个女孩，黑人女孩。还能说什么呢？她就这样，在种族和性别的交叉下蹒跚学步，一踉一跄。
家境贫穷，兄弟姐妹众多，连在自家上厕所都要排队，还要忍受邻居的石子和白眼，以及被神父叫作“黑鬼”的羞辱，走在大街上会担心受怕，这是我们对黑人遭遇想象的极限了，无非是那些。可伯娜丁在《致你：一部宣言》中告诉我们，事实上远不止这些。敌意并不仅仅来自白人，来自“主流文化”，还来自内部——同样是深色皮肤，同样是少数族裔的黑人内部。虽然写这本自述时她已不再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所迟疑，甚至对自己的过往展示出一种超乎常人的坦诚和直白，她还是写了自己身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的“少数派的感受”。她在第一章中坦言，根据严格规定了如何穿衣、跳舞，甚至说话、思考、写作等规范，甚至连与谁约会都框定得明明白白的“黑人”定义，自己并不符合“正宗黑人”（Authenic Black）的标准，因为口音和肤色不达标。没错，操着一口标准英语的她，竟被自己迫切想和他们站在一起的黑人圈子嫌弃口音太纯正、肤色“太白”。
群体内部的分裂也会导致歧视，这是我们之前所不了解的。那些英国黑人们在“非白即黑”和“要多黑才算黑”中间两头受挫，在白人中是局外人，在黑人中仍找不到归属感，成为不是白人也不被承认为黑人的边缘人，被原籍国和出生国双双拒之门外。伯娜丁对“肤色等级制度”（Shandowism）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她指出，那些秉持“正宗黑人”理念试图打破刻板印象的人，正是在践行“种族内部的刻板印象本身”。这同样也是英美的运动家们反复强调的，防止分裂的由来，也是近几年黑命攸关运动背景下需格外自警的部分。
性别是《致你：一部宣言》的另一重维度。因为另一面，她还是女性，即便身材高大、步入老年也会走夜路害怕的女性。开头作者就用一句“一出生便背负着妇女作为第二性的历史”开启了自己的故事，也奠定了整本书的基调。与从没担心过安全问题的男性相比，独居女性要时刻锁好门窗、保持警惕；如果兼及更大的层面，从英国议会男女比例的14∶630到如今的2∶3，从禁止已婚女性进入职场的“结婚关限”的设定到口服避孕药等女性可以掌控自己身体的举措出现，中间隔了半个世纪还要久。
伯娜丁·埃瓦里斯托的肩上不仅仅是她自己，还有同为女性的祖辈和后代，如此沉重，又如此不可或缺。大概也正因如此，她虽然也很尊重父辈，但言语之间仍掩不住她对母亲和外婆的钦佩。跟木讷、脾气火爆，即便与家人的对话也往往要发表时局相关的长篇大论的父亲不同，母亲风趣，能干，开明，孩子们会为了和她牵手争先恐后，她还主动放弃白人中产的特权，选择与棕种人移民（也就是作者的父亲）结合，撞向这个充满了歧视与不公的铜墙铁壁。外婆在“我”眼中则是“女权主义者”，希望女儿冲出性别的阻碍事业有成。
《致你：一部宣言》对准的，便是在种族和性别的交叉限制下的自己，这一路走来的路。因为是站在当前时间点上回望，所以她的文字简单却生猛，简洁，却充满力量，每个字的流淌都如同向现实的冰山掷斧头，一把又一把，直到冰山摇动，海水震颤。没有丝毫犹疑。书中两次提到自己“不是一名受害者”，无论是身为黑人，还是身为女性，她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同谋”，把自主权交予他人的共谋者——虽然交出了自主权，但交出自主权本身就是一种自主，这是独属于她的阔气和豪横。同时这也是她用武器进行还击的主张肇始：不将自己视为单纯的被动，而要做主动扛起武器还击的人，做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斗士。其中最重要的武器，是语言和写作。
全书皆围绕她的“武器”行文建构，她的童年、家人是传承，房间是制造与打磨之所，戏剧是小试牛刀的初战场，诗歌和小说是试炼和崭露锋芒，教育和行动主义则是武器之魂。正如她反复提及的，写作是她的“头等大事”，“我的生活方式必须优先满足我成为一名作家的创作野心”。而她越过的每一个障碍，都让武器更加锋利与趁手，让握住武器的她更加坚韧。
因为有七个兄弟姐妹，她从小就梦想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以任意布置，所以十八岁便搬离了家，把自己租的房间漆成鲜红色，用万宝路烟盒做装置，成为“搬家达人”，她的行李用几个黑色垃圾袋就能全部搞定。而她再清楚不过，“选择了创作，就注定选择了颠沛流离”，其他的一切都成了为写作打基础、磨意志的考验，每年搬好几次家可以让她“思维敏捷”“迅速适应新环境”，放弃有稳定薪水的办公室工作是“创作力至高无上的表现”，被心仪的学校拒录“让我野心更大，决心更坚定”……所有的所有，让她势不可挡，让她成为这样一个作家，一个自由至上的人。
在她的笔下，满是“我不……因为我可以”“我不……我就是要……”这样的句式。仿佛这一路走来，她没吃任何苦，没被遭到过任何一次拒绝，仿佛她从来不曾为资金紧张受困过，从来不曾被聚会时完成了结婚、生子、买房等“人生大事”的同辈揶揄过，更不曾在写作中三次完全推倒初稿从头写过。而这一切，她都举重若轻，一笔带过，在那些重重的苦难背后，她用花甲之年的回溯来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种族和性别都不能，她用凭写作搭建的一间自己的房间，用《致你：一部宣言》，给了“无从理解，也不会表达”的童年的自己一个答案。
在摘得布克奖次年，她击败阿特伍德，获英国国家图书奖年度小说奖。
（ 原以《第一位黑人女性布克奖得主的人生自白：她在肤色和性别的交叉下前行》为题发表在《北京晚报》2024年5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