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项羽本纪》
“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萨都剌《木兰花慢》）最具典型意义且最为广知的“英雄悲剧”，首推“霸王别姬”。历史上许多英杰人物在失势之后，均被胜利者以及后人中别有用心者予以不同程度的丑化或淡化，这大约是政治斗争中亘古不变的一项金规铁律，其远者如王莽、曹操，近者如黄巢、张居正、李自成等莫不如此。惟有项羽因后辈中出了司马迁这样一位著史者，蒙他写入“本纪”，历史地位才较早受到肯定。按说“本纪”这个体裁多是正统朝代与正统帝王所用，连秦二世都没能占一席位，项羽始终未僭帝号，“正统”二字更是遑论，缘何却被写入？后人于此颇多非议，但也不乏从各个层面来解释者。我个人感觉，司马迁在确定何人可入本纪之时，是以“掌天下实权”为标准进行筛选衡量，《项羽本纪》和《吕太后本纪》均可佐证。此外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亦言：“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此处明显是将项羽同陈涉、刘邦二人等同视之。自秦朝灭亡直至垓下之战这数年间，项羽始终是概念上的统一者，行为中处处隐现天子姿态，义帝楚怀王不过是他随时均可抛弃的傀儡而已，这从钜鹿血战后诸侯“无不膝行向前”已可初见端倪，到他下令分封诸侯时则更加确凿无疑，且刘邦在汉中起兵之前，名义上亦为其从属。据此而言，列项羽入“本纪”实是很适当的做法。司马迁既能开创《史记》这样一种体裁，见识自然高人一等，看到这点原不稀奇，但他能够在当时的环境里秉笔写将下来，却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并且，这一篇名为“项羽本纪”而非“项王本纪”、“楚霸本纪”等等，以“字”入题，也显示出司马迁尽管有在当时的观念基础上拔高项羽之意，但仍清醒的将传主同那些货真价实的帝皇们区分开来。至于他的后继们则很少这种识见与胆量，如距他最近的《汉书》便将项羽放至“列传”中，更于《古今人表》中置之为“中下”一列，未免有点亏负自《项羽本纪》继承而来的绝大部分文字了。
在谈及正文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就阅读的版本做一个交代。《史记》成书于汉代，几乎历朝历代均有刻本，各版之间文字难免有所出入，更有些版本因校雠不精而流毒无穷，何况我国文字微言大义，往往一字之讹牵连全篇，是故版本的选择便极为重要。目前存世的尚有湖本、金陵局本、武英殿本等六十余种，可谓浩如烟海。记得清代梁玉绳先生作《史记志疑》即取湖本为底本，结果志疑了不少别版没有的错误，浪费许多冤枉时间。闲话按下不表。我所读的是中华书局据金陵局本的点校版，此外还参考了姚苎田《史记菁华录》与梁玉绳《史记志疑》两书。
事业随人品，今古几麾旌？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与其说是历史中的项羽，倒毋宁说是史实与他心中的假想幻化交织在一起而形成。司马迁写人物传记，但凡不用本名入题的，大抵都为其心中尊崇至极者，如屈原、魏公子、李将军等（帝王有庙号者乃不得不尔），项羽也在此列。本文虽题作“项羽本纪”，但自“鸿门宴”一段往后，行文中即处处尊称“项王”，流露出一种显然的景仰之情。
“笑重瞳，徒叱吒，凛生风。阿房三月焦土，有罪与秦同。秦固亡人六国，楚复绝秦三世，万世果谁终？我欲问天道，政在不言中。”白朴这半阕《水调歌头》，就像现今许多谈及秦汉的人们一样，内容其实完全本自《史记》，都是源出司马迁一家，所以后人们虽然各取所需，但项羽的综合形象却仍不脱司马迁塑造的范畴。司马迁既写了项羽的勇武，写他破釜沉舟、纵横沙场，又写了他的残暴，写他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还写了他的刚愎自用，“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却也写了他极为良善的一面，如借韩信之口评价他：“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项羽的良善，尤其突出体现在鸿门宴上，当是时也，“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这也正是项羽最为可悲的地方，即对待眼前的敌人始终不够狠心，他之坑杀降卒，大约是因为惨状没有亲眼见到，所以才能心安理得。然而历史上并没有哪个胜利者是因为对敌人怀有仁爱之心而最终夺取天下的，自秦始皇以降，刘邦、司马炎、杨坚、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均是如此，只不过他们大权在握之后，身周便多一批墨客专职颂德罢了。由此可见成大事者终归不可拘泥于小节。约莫百年之前，川西有一位李宗吾先生创立“厚黑学”，指出凡能在政治上获得巨大成功者，均属脸皮既厚、心肠复黑之辈，并将汉高祖刘邦尊为“厚黑圣人”。司马迁赞项羽“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可谓评价极高，然其终不免败亡于刘邦之手，身死乌江、为后人叹，何也？盖刘邦于“厚”、“黑”二字上的造诣，亦乃“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史记》中明白记载“项氏世世为楚将”，他的社会地位大抵与前几个世纪的贵族相似，韩信所言“恭敬慈爱，言语呕呕”等美德都是自幼因教养所形成；至于刘邦的出身则与他截然相反，司马迁恪于当政者的颜面，虽不能明说“高祖，流氓也”，却可综合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来进行暗示，例如《高祖本纪》中那句“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乍看起来好像是赞美他胸怀远大的志向，但联系一下通篇塑造的整体形象便会发觉，这里其实就是说他具有流氓的典型特征“游手好闲”而已。如今有个成语叫“遇人不淑”，项羽则颇可算作“遇敌不淑”的典型。试想刘邦此人，竟能在项羽欲烹其父时，随口说出“分我一桮羹”这样的话来，当真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无怪乎张良、韩信、陈平等卓然有见识者纷纷从项羽麾下投奔过来，死心塌地为他效力。遇到如此对手，项羽难免处处坠入算中、缚手缚脚，又岂能不败？司马迁大概也觑破了这一点，所以在《项羽本纪》的末尾写道：“太史公曰：……（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真乃爱之深也、责之切也。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如果项羽有幸能活到南宋，不知他听了张孝祥此语，又当作何感想，大约是要引为知己了吧。可叹项羽至死也没有搞清楚，并不是天意要亡他，而是他的政治水平与对手天差地远，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重量级。
看川空谷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
“钜鹿大战”是《项羽本纪》中仅次于“垓下之围”的沙场描写，也是项羽在诸侯中正式确立领导地位的时刻，因此司马迁便综合运用多种写法，将他刻划得精神百倍、豪情万丈，令人读来若历历在目。方其时“诸侯军救钜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唯有项羽麾下楚军“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两相比较之下，更显项羽刚猛无俦，文本中闪现出极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来。司马迁似是非常热衷欲描写这类个人英雄主义浓厚、最终却惨淡收场的风云人物，无论《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以及《刺客列传》中的荆柯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他的这种悲剧意识。这或许与他受了腐刑后心里异常苦闷有关。至于与这些英雄们站在相对立场的人物，则多受到他的贬笔，例如当项羽亲自披坚执锐、提出与刘邦二人通过“单挑”来解决问题时，刘邦即笑谢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奸诈圆滑之本色尽显，全无半分英雄豪杰气吞山河的威风。不知是否受这段“单挑”的启发，罗贯中笔下三国时期“单挑”之风骤盛，日后竟影响到实际战争中——然而，即便是英雄如项羽者，上阵也仍是要披铠甲的——明末辽东经略杨镐帅兵十八万总攻后金时，西陆军总兵官杜松居然学“裸衣斗马超”的许褚赤膊上阵，露出全身伤疤当先冲锋，结果身中十八箭而死，六万人马随即覆没，史称“萨尔浒之役”。
许是司马迁爱极了项羽，所以既承认他不喜欢斗智的事实，便转而随时刻划其勇力，以求能与刘邦“各擅胜场”。《项羽本纪》临近尾声时，写他以一人之力搏杀汉军数百人，可谓善战之极。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直到“楚河汉界”之时，刘邦与项羽相比，武勇不如后者，威势不如后者，至于兵力则更加的不如后者，但刘邦也有一大优势是项羽无法企及的，那便是他背后的智囊团。这群人中最狠最毒的就是张良与陈平。当“汉欲西归”时，他们敏锐的看出楚军“兵罢食尽”，遂提出“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视先前达成的誓盟等若无物。我个人习惯把谋臣分为三等：下等者处处为道德观念所束缚，思路无法延展，很多时候空负智者之名，如《三国演义》中的鲁肃；中等者虽能打破道德约束，却不大考虑对方的道德水平，倘若仍从《三国演义》中举例的话，那么周瑜即属此列；至于上等者，骨子里毫无道德可言，随时都可能出尔反尔，不止懂得把握时机，更善于用诈，“帝师”张良正是因此才能做“厚黑圣人”刘邦的老师。“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辛弃疾《木兰花慢》）果然刘邦“从善如流”，仅仅一招“背信弃义”，就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刚刚产生如释重负之感的项羽彻底打入绝望深渊。但是，他们三人的计策能够奏效，内中委实应以陈平功劳为最，只因“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范增不在矣。
策马冻云阴里，谱胡笳一阕，凄断哀弦。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李宗吾《厚黑学》）对于一切从智商出发的刘邦而言，项羽集团中最富有威胁力的，显然只能是范增。范增是一个很难评价的人物，当刘邦破成阳、击子婴、还军霸上、秋毫无犯之时，范增已看出其志不小，乃说项羽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及至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与项羽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面对敌人时心肠够黑够狠，后者却屡因妇人之仁而耽误大事。于是范增只好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对于厉害关节，范增始终是洞察得非常清楚的，也具有远见卓识，只可惜项羽一贯奉行武力，于智谋之道不甚看重，君臣间始终没有架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当听说刘邦脱走之后，范增也只能长叹“竖子不足与谋”了。然而，他虽然明明白白的看穿“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却终究没有投入刘邦麾下，反而一如既往的为项羽筹谋画策，试图挽狂澜于即倒，体现出一种逆天道而强行的态势来，煞费苦心将刘邦转封至贫瘠的汉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起作《史记》的缘由，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所谓“究天人之际”大概便是指要探讨“天意”与“人力”的分界所在，即一件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凭人力来决定，超过该极限后便属“天意如此”，任谁也无能为力。范增身上便多少体现出了这种思索的痕迹。
只可惜，范增固然能够将刘邦调离关中，刘邦却也同样有办法将他从项羽身边调走，以至于最后“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司马迁描写范增凄凉的下场，或许便是要做项羽乌江自刎的预告，因为大凡不善于采纳众议、喜欢搞“一言堂”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同楚霸王那样“别姬”的。
最断魂处，唯见莽莽神州，暮山衔照，数声哀角。
失去范增之后，项羽的言行愈发加速了自己的败亡。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对刘邦的性格做了纯幻想式的错误预期，妄图与这个在逃亡时连亲生儿子都能推下车的家伙谈什么父子之情，摆出“烹太公”的姿态，想要迫刘邦就范，结果却被三言两语轻易糊弄过去。他的第二个失误是与刘邦议和，接受楚汉二分天下的提案，这无异于明白告诉世人，刘邦已取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当时任谁都可看出两雄的不并立之势，于是诸侯纷纷倒向后起之秀，无情抛弃了已显出明显衰退迹象的“西楚霸王”。正所谓“一着棋差，满盘皆输”，项羽陆续犯下的这些错误其实已经无关大局，至于范增临行前那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却不知含有几许冷笑的成分在内？
如果可以把《史记》当作剧本来看的话，那么司马迁无疑便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平生不信，人间更有离别。”（刘因《念奴娇》）项羽这个一路血染征途厮杀过来的大英雄，在穷途末路之际，终于流露出儿女情长来。慷慨悲歌后，霸王决定突围。
《史记菁华录》的作者姚苎田在此有段颇长的眉批，大意是说：当项羽率二十八骑溃围之时，显然求生的意愿极其强烈，但为什么到了乌江边却又放弃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的答案是：给项羽指路的“田父”以及乌江之畔的“亭长”，均为汉军细作，项羽正是因为看穿了“乌江亭长”的真面目，自知上船亦无法逃生，因此才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宁可战死也不上船遭擒。
至于我的想法却恰好与姚先生相反，即项羽原本就已抱定必死之心，绝不是为了“生”而突围，他是要在临死前再度展现自己的实力，希望能给麾下二十八骑生还的机会，并籍此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因此才有“今日固决死，原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等寥寥数语。是故当他见到小船仅仅可容一人之时，索性便将坐骑赐给亭长，愿与部属共存亡，“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
同样是“背水一战”，在钜鹿时是为了求生，在此却是为求壮烈。虽然“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但是个人的力量总归有限，面对潮水般纷纷涌上的敌人，霸王也终将乏力。可是他死得仍不失慷慨与豪爽，以马与长者、以身与故人，可叹项羽至死也未能幡然摆脱那“妇人之仁”。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在谈及正文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就阅读的版本做一个交代。《史记》成书于汉代，几乎历朝历代均有刻本，各版之间文字难免有所出入，更有些版本因校雠不精而流毒无穷，何况我国文字微言大义，往往一字之讹牵连全篇，是故版本的选择便极为重要。目前存世的尚有湖本、金陵局本、武英殿本等六十余种，可谓浩如烟海。记得清代梁玉绳先生作《史记志疑》即取湖本为底本，结果志疑了不少别版没有的错误，浪费许多冤枉时间。闲话按下不表。我所读的是中华书局据金陵局本的点校版，此外还参考了姚苎田《史记菁华录》与梁玉绳《史记志疑》两书。
事业随人品，今古几麾旌？
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与其说是历史中的项羽，倒毋宁说是史实与他心中的假想幻化交织在一起而形成。司马迁写人物传记，但凡不用本名入题的，大抵都为其心中尊崇至极者，如屈原、魏公子、李将军等（帝王有庙号者乃不得不尔），项羽也在此列。本文虽题作“项羽本纪”，但自“鸿门宴”一段往后，行文中即处处尊称“项王”，流露出一种显然的景仰之情。
“笑重瞳，徒叱吒，凛生风。阿房三月焦土，有罪与秦同。秦固亡人六国，楚复绝秦三世，万世果谁终？我欲问天道，政在不言中。”白朴这半阕《水调歌头》，就像现今许多谈及秦汉的人们一样，内容其实完全本自《史记》，都是源出司马迁一家，所以后人们虽然各取所需，但项羽的综合形象却仍不脱司马迁塑造的范畴。司马迁既写了项羽的勇武，写他破釜沉舟、纵横沙场，又写了他的残暴，写他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还写了他的刚愎自用，“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却也写了他极为良善的一面，如借韩信之口评价他：“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项羽的良善，尤其突出体现在鸿门宴上，当是时也，“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这也正是项羽最为可悲的地方，即对待眼前的敌人始终不够狠心，他之坑杀降卒，大约是因为惨状没有亲眼见到，所以才能心安理得。然而历史上并没有哪个胜利者是因为对敌人怀有仁爱之心而最终夺取天下的，自秦始皇以降，刘邦、司马炎、杨坚、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均是如此，只不过他们大权在握之后，身周便多一批墨客专职颂德罢了。由此可见成大事者终归不可拘泥于小节。约莫百年之前，川西有一位李宗吾先生创立“厚黑学”，指出凡能在政治上获得巨大成功者，均属脸皮既厚、心肠复黑之辈，并将汉高祖刘邦尊为“厚黑圣人”。司马迁赞项羽“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可谓评价极高，然其终不免败亡于刘邦之手，身死乌江、为后人叹，何也？盖刘邦于“厚”、“黑”二字上的造诣，亦乃“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史记》中明白记载“项氏世世为楚将”，他的社会地位大抵与前几个世纪的贵族相似，韩信所言“恭敬慈爱，言语呕呕”等美德都是自幼因教养所形成；至于刘邦的出身则与他截然相反，司马迁恪于当政者的颜面，虽不能明说“高祖，流氓也”，却可综合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来进行暗示，例如《高祖本纪》中那句“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乍看起来好像是赞美他胸怀远大的志向，但联系一下通篇塑造的整体形象便会发觉，这里其实就是说他具有流氓的典型特征“游手好闲”而已。如今有个成语叫“遇人不淑”，项羽则颇可算作“遇敌不淑”的典型。试想刘邦此人，竟能在项羽欲烹其父时，随口说出“分我一桮羹”这样的话来，当真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无怪乎张良、韩信、陈平等卓然有见识者纷纷从项羽麾下投奔过来，死心塌地为他效力。遇到如此对手，项羽难免处处坠入算中、缚手缚脚，又岂能不败？司马迁大概也觑破了这一点，所以在《项羽本纪》的末尾写道：“太史公曰：……（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真乃爱之深也、责之切也。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如果项羽有幸能活到南宋，不知他听了张孝祥此语，又当作何感想，大约是要引为知己了吧。可叹项羽至死也没有搞清楚，并不是天意要亡他，而是他的政治水平与对手天差地远，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重量级。
看川空谷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
“钜鹿大战”是《项羽本纪》中仅次于“垓下之围”的沙场描写，也是项羽在诸侯中正式确立领导地位的时刻，因此司马迁便综合运用多种写法，将他刻划得精神百倍、豪情万丈，令人读来若历历在目。方其时“诸侯军救钜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唯有项羽麾下楚军“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两相比较之下，更显项羽刚猛无俦，文本中闪现出极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来。司马迁似是非常热衷欲描写这类个人英雄主义浓厚、最终却惨淡收场的风云人物，无论《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以及《刺客列传》中的荆柯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他的这种悲剧意识。这或许与他受了腐刑后心里异常苦闷有关。至于与这些英雄们站在相对立场的人物，则多受到他的贬笔，例如当项羽亲自披坚执锐、提出与刘邦二人通过“单挑”来解决问题时，刘邦即笑谢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奸诈圆滑之本色尽显，全无半分英雄豪杰气吞山河的威风。不知是否受这段“单挑”的启发，罗贯中笔下三国时期“单挑”之风骤盛，日后竟影响到实际战争中——然而，即便是英雄如项羽者，上阵也仍是要披铠甲的——明末辽东经略杨镐帅兵十八万总攻后金时，西陆军总兵官杜松居然学“裸衣斗马超”的许褚赤膊上阵，露出全身伤疤当先冲锋，结果身中十八箭而死，六万人马随即覆没，史称“萨尔浒之役”。
许是司马迁爱极了项羽，所以既承认他不喜欢斗智的事实，便转而随时刻划其勇力，以求能与刘邦“各擅胜场”。《项羽本纪》临近尾声时，写他以一人之力搏杀汉军数百人，可谓善战之极。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直到“楚河汉界”之时，刘邦与项羽相比，武勇不如后者，威势不如后者，至于兵力则更加的不如后者，但刘邦也有一大优势是项羽无法企及的，那便是他背后的智囊团。这群人中最狠最毒的就是张良与陈平。当“汉欲西归”时，他们敏锐的看出楚军“兵罢食尽”，遂提出“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视先前达成的誓盟等若无物。我个人习惯把谋臣分为三等：下等者处处为道德观念所束缚，思路无法延展，很多时候空负智者之名，如《三国演义》中的鲁肃；中等者虽能打破道德约束，却不大考虑对方的道德水平，倘若仍从《三国演义》中举例的话，那么周瑜即属此列；至于上等者，骨子里毫无道德可言，随时都可能出尔反尔，不止懂得把握时机，更善于用诈，“帝师”张良正是因此才能做“厚黑圣人”刘邦的老师。“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辛弃疾《木兰花慢》）果然刘邦“从善如流”，仅仅一招“背信弃义”，就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刚刚产生如释重负之感的项羽彻底打入绝望深渊。但是，他们三人的计策能够奏效，内中委实应以陈平功劳为最，只因“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范增不在矣。
策马冻云阴里，谱胡笳一阕，凄断哀弦。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李宗吾《厚黑学》）对于一切从智商出发的刘邦而言，项羽集团中最富有威胁力的，显然只能是范增。范增是一个很难评价的人物，当刘邦破成阳、击子婴、还军霸上、秋毫无犯之时，范增已看出其志不小，乃说项羽曰：“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及至鸿门宴上，“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与项羽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在面对敌人时心肠够黑够狠，后者却屡因妇人之仁而耽误大事。于是范增只好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对于厉害关节，范增始终是洞察得非常清楚的，也具有远见卓识，只可惜项羽一贯奉行武力，于智谋之道不甚看重，君臣间始终没有架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当听说刘邦脱走之后，范增也只能长叹“竖子不足与谋”了。然而，他虽然明明白白的看穿“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却终究没有投入刘邦麾下，反而一如既往的为项羽筹谋画策，试图挽狂澜于即倒，体现出一种逆天道而强行的态势来，煞费苦心将刘邦转封至贫瘠的汉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起作《史记》的缘由，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所谓“究天人之际”大概便是指要探讨“天意”与“人力”的分界所在，即一件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凭人力来决定，超过该极限后便属“天意如此”，任谁也无能为力。范增身上便多少体现出了这种思索的痕迹。
只可惜，范增固然能够将刘邦调离关中，刘邦却也同样有办法将他从项羽身边调走，以至于最后“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司马迁描写范增凄凉的下场，或许便是要做项羽乌江自刎的预告，因为大凡不善于采纳众议、喜欢搞“一言堂”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同楚霸王那样“别姬”的。
最断魂处，唯见莽莽神州，暮山衔照，数声哀角。
失去范增之后，项羽的言行愈发加速了自己的败亡。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对刘邦的性格做了纯幻想式的错误预期，妄图与这个在逃亡时连亲生儿子都能推下车的家伙谈什么父子之情，摆出“烹太公”的姿态，想要迫刘邦就范，结果却被三言两语轻易糊弄过去。他的第二个失误是与刘邦议和，接受楚汉二分天下的提案，这无异于明白告诉世人，刘邦已取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当时任谁都可看出两雄的不并立之势，于是诸侯纷纷倒向后起之秀，无情抛弃了已显出明显衰退迹象的“西楚霸王”。正所谓“一着棋差，满盘皆输”，项羽陆续犯下的这些错误其实已经无关大局，至于范增临行前那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却不知含有几许冷笑的成分在内？
如果可以把《史记》当作剧本来看的话，那么司马迁无疑便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平生不信，人间更有离别。”（刘因《念奴娇》）项羽这个一路血染征途厮杀过来的大英雄，在穷途末路之际，终于流露出儿女情长来。慷慨悲歌后，霸王决定突围。
《史记菁华录》的作者姚苎田在此有段颇长的眉批，大意是说：当项羽率二十八骑溃围之时，显然求生的意愿极其强烈，但为什么到了乌江边却又放弃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的答案是：给项羽指路的“田父”以及乌江之畔的“亭长”，均为汉军细作，项羽正是因为看穿了“乌江亭长”的真面目，自知上船亦无法逃生，因此才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宁可战死也不上船遭擒。
至于我的想法却恰好与姚先生相反，即项羽原本就已抱定必死之心，绝不是为了“生”而突围，他是要在临死前再度展现自己的实力，希望能给麾下二十八骑生还的机会，并籍此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因此才有“今日固决死，原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等寥寥数语。是故当他见到小船仅仅可容一人之时，索性便将坐骑赐给亭长，愿与部属共存亡，“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
同样是“背水一战”，在钜鹿时是为了求生，在此却是为求壮烈。虽然“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但是个人的力量总归有限，面对潮水般纷纷涌上的敌人，霸王也终将乏力。可是他死得仍不失慷慨与豪爽，以马与长者、以身与故人，可叹项羽至死也未能幡然摆脱那“妇人之仁”。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