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千年青与白：全球史视野中的景德镇

来源澎湃私家历史 澎湃私家历史 2021-02-20 10:31

文丨马金平

▲《青白城市景德镇：中国瓷器与近代早期的世界》，何安娜（Anne Gerritsen）著，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

青花瓷是全球贸易中流通量最大、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一千多年来，景德镇地区制造的陶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青瓷最早出现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时，由于宋真宗对青白瓷的喜爱，而将其年号“景德”赐予瓷器产地昌南，景德镇因此得名。到十三世纪末，钴蓝色的使用使得景德镇瓷器大受欢迎，并开始了畅销海外的时代。直到十八世纪末，由于其他陶瓷产地的竞争，景德镇才渐渐失去独特地位和竞争力。标题中的“近代早期”，指的就是十一到十八世纪的时段。

何安娜教授把本书定义为景德镇的历史而非瓷器的历史，是一部全球史而非中国史，是在跨文化、跨语际和跨学科的背景下对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与瓷器相关的部分更侧重瓷器贸易的文化史，包括其背后的意义和表征，并非只是瓷器本身。作者从四个角度分析，包括海内外不同地区的大量客户需求，中国商船持续性的出海远洋贸易，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参与扩展了贸易市场，以及使用中国以外的矿物材料——如中亚地区，认为景德镇的历史是全球史。这里的全球（global），内涵上包括跨边界性（transboundary）、流通性和互动性。因为，虽然景德镇的自然环境提供了制造瓷器的物质条件，比如高岭土、水源和木炭，但却是“地方和全球市场的持续性的互动”，包括物的交流、人员流动和观念沟通，促进了地方制造业的技术和产业革新。以上所述的互动构建了不同的、超越传统边界的交流空间。

关于区域和跨边界研究，学界仍存在争议。作者认为这并不妨碍把地方和全球整合起来看问题，地方和全球是连接的而不是割裂的，且这一连接是动态的、多方参与的、多层次的互动网络。作者认为，经济史研究应该把关乎亚洲贸易的部分放回亚洲进行考察，以景德镇为例，要看到中国的管理者、工匠和商人的主动性和作用。进而，把陶瓷看成一个复杂的文化载体。本书证明，物质和文化、艺术和社会经济、中国和世界是难以分开单独研究的，经济和贸易背后也可以看到消费的渴望和美的愉悦。

本书前两章讲景德镇的十一和十二世纪的历史，其中，第二章着重讲述景德镇陶瓷如何在竞争中胜出，获得朝廷认可并得名“景德”。朝廷的认可促进了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贸易和市场的扩大，景德镇窑厂也根据市场需求做出改变和调整，这一互动凸显了景德镇的全球性特征。事实上，早期的贸易成功，不只是因为陶瓷品质和海外市场需求增加，更是因为双方的良好互动。第四、五、六章考察青色装饰图案的出现和广泛应用。青花瓷的出现，得益于钴蓝色提炼技术。钴蓝的使用，也是早期中外交流的证明，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和中亚都有钴蓝色的使用痕迹，而景德镇的蓝色颜料中有波斯地区的矿石成分。青花组合和几何图案的使用，则得益于元朝与中亚、西亚的交流增多，以及上釉下彩技法的南传。关于十五、十六世纪，作者重点考察了江西地区的各窑之间的互动、青花瓷如何融入异域文化并被赋予新的含义，以及地方互动与异域传播的关系。

第七到十章着重分析十六世纪的景德镇的空间关系，如管理空间、地理空间和烧造空间。通过对地方资源、产品和工匠的管理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景德镇大量的市场需求和工匠参与，可以与英国的近代早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进行对比，与大分流的讨论产生对话。第十一章分析十七世纪的贸易情形，下文将详述。第十二章回到现代古瓷市场，展示当今景德镇陶瓷产业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由于时间和金钱的限制而产生的考古挖掘困难，地方和中央政府对瓷片贩卖的管制不利以及赝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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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网中的景德镇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对景德镇的分析，作者详细分析了烧造空间，品质、形制和用色的变化，工匠与官、民窑的关系，以及材料的流通。但是，本文更关注景德镇与全球贸易网的互动，以及中国参与者的主动性和角色作用。当下学界呼吁的把地方史和全球史相结合，笔者认为，本项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把亚洲研究放回亚洲的观点有助于把握地方历史参与者的作用，对互动性、动态性、多层次和多方角色的平衡，则丰富了全球史的内涵，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于十三四世纪的全球贸易，作者首先追踪了饶州地区白瓷向东亚、东南亚、印度洋以及在欧亚大陆的流通，以此展示地方知识（烧造和市场）与全球消费模式的相互影响。例如，陶瓷外观和材质的变化是地方因素（原料的获得）和全球因素（北欧和伊斯兰世界对大型器皿的渴望）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解释这一时期的全球商品流通网，作者引入了Janet Abu-Lughod在《欧洲全球霸权之前：1250到1350的世界体系》（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一书中的地图（如上图）。此图显示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贸易网，Janet Abu-Lughod把它们分为八个相互重叠的区域。其中，欧洲体系包括从荷兰工业中心布鲁日和根特，南至意大利威尼斯的西欧地区（图中第9）；另一个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子系统（图中第2）；还有一个连接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中国的亚洲子系统（图中第1、3）。划分不同体系的目的不是强调地域差异，相反是展示网络的重叠。在每个单独的系统内，商贾可以较为自由地流动，交易双方对彼此都较为熟悉，系统内的货物需求也比较统一，可以看成一个比较独立的贸易体系。

以南宋时期为例，商品既可以畅销境内，也可以往北与金人、往南和东南亚进行贸易。同时，金人，尤其是后来的蒙古人，势力向中亚扩张，使得中国北方直接通过丝绸之路与亚得里亚海地区联系起来。此外，南中国海以马六甲为节点，也与印度洋贸易网连接起来。借助陆海两个贸易网络，南宋的瓷器得以远销亚欧大陆另一端。关于东亚至南亚的海路贸易，作者引用了大量史料，如不同地区的沉船研究，摩洛哥旅人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 1304-1369）的旅行记录，非洲的斯瓦西里海岸的考古发掘资料。

明朝时期，随着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从东亚到非洲东岸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海上贸易越发活跃。郑和下西洋打通了在波斯湾甚至是非洲东岸的贸易网。作者举例说明了在十四、十五世纪，中国瓷器如何成为异域文化的一部分，比如青花瓷在朝鲜被用作礼器，出现在巴格达的一份手稿上，以及意大利文化复兴的油画上，既保留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形制或配色上也融入了当地文化，比如下图的富士山形状的瓷盘。作者认为，瓷器的外形是一种视觉语言，而外形的变化是与市场沟通的结果。从这些个案可以看出异域元素地方化的过程，是他者与自我的融合，也是全球和地方的连接。

航海大发现开启了欧洲人的全球扩张和贸易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先后开始涉足瓷器贸易。目前，葡萄牙保留的景德镇瓷器可追溯至1540年代。下图是一个西班牙贵族特制酒壶，可以很容易看出，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结合体。把手是西班牙皇室贵族的典型样式，瓷碗边可见拉丁文装饰，又结合了波斯人的银器元素和景德镇的青花。十六世纪，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中国瓷器收藏是他最大的收藏之一。但是，瓷器也并非特别珍贵的存在。这一时期，大量瓷器从马尼拉运往美洲，只有很少一部分又被运到西班牙本土，也并没有被小心收纳，大多与玻璃餐具放在一起。不过青花瓷在西属美洲大受欢迎，动物和自然图案装饰最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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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转向与地方史研究

过去十五年，“全球转向”对历史书写影响巨大。这种视角的转变得益于当今世界的极大流动性和多样性表现。另外，全球化对权威和正统的挑战也作用巨大。当然，“转向”本身也意味着只是一部分的人的研究实践，历史研究的主流并未改变。作者认为，转向的影响其实更为深远，历史学界整体上已经被跨界研究改变了。全球视角倾向于认为，空间不是静止的背景板或者既定的环境要素，更是一个社会建构和历史动因（historical agent）。学者们开始批判性反思给定的历史单元（units），并对其进行解构分析。

理论上讲，全球史关注空间的作用，但并不计较空间大小，期望超越空间决定的和既存的宗教和民族国家边界，去研究跨边界的历史变化的影响范围。从这一点上说，全球史指的是历史上的跨边界流动现象，而地方史更多关注局限于某种界限内的历史现象。全球史研究追寻流动和流动的缺失，分析造成流动的潜在原因，或者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或倾向程度(stasis possible and/or desirable or impossible and/or undesirable). 当然，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成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不同部分，我们才能识别出地方和全球的连接以及在双方之间的摇摆不定（fluctuations and wavering），估量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影响以及发展的不均质性。

作者认为，此前关于景德镇的许多研究都缺乏空间视角和全球视角，不是地方研究，就是瓷器的全球贸易研究，这本书借由空间概念把两者结合了起来，重新整合书写景德镇的历史。把地方放在全球变化中考察，在瓷器贸易的研究中，加入对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的关注。

在以器物为中心的全球瓷器贸易研究中，地名大多作为不同类型瓷器的代称而出现，用以表达瓷器产地和背后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一个地名，包含了地理政治、社会经济和特殊瓷器类型等历史含义，比如china意味着瓷器，Jingdezhen意味着青花瓷。但是，景德镇这个地方本身在研究中是缺失的。故事大多强调瓷器的海外之旅，以及诸如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拓展贸易航线中的作用。就是说，瓷器“贸易”被看作是全球史，但是瓷器“制造”被看成是地方史。

关于十七八世纪的瓷器制造，研究者多关注两个方面：一是景德镇的御制特征，以王朝疆界为预设的空间单元，很少有研究将地方生产和全球消费连接起来，并分析其跨境联系和互动关系。另一个特征是面向海外市场，研究多使用非中文史料，展现了欧洲大量消费的出现，但是忽略了制造环节对贸易的影响。这就可能造成一个错误印象，也即，高品质瓷器主要是供应皇室，而低品质产品只用来出口，满足欧洲的大众消费。事实上，欧洲的大量需求也影响了景德镇的地方制造和新技术发展，并促进了欧洲新的商贸运作系统的建立。只有把技术、地方和全球、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考察，才能看出瓷器流通的全貌，以及作为生产者的参与者在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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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末：破败中的世界理想

如今，在很多人眼里，潮州才是当今的瓷都，而景德镇的辉煌已经暗淡。从90年代开始，景德镇陶瓷业因为规模小不适应市场竞争而渐渐衰落。对产业有根本性冲击的还是资源枯竭，材料品质下降，以及技术落后。当今时代，烟雾排放、噪音污染也渐渐成为严肃的环境问题。由于工作环境的恶劣，瓷窑工人患肺癌和尘肺的比例很高。其实，自然破坏在历史时期已经发生。根据Anne Osborne的研究，景德镇十八世纪的衰落就跟煤炭和燃料的缺乏、以及水流缺乏导致的水运问题关系密切。

青花瓷的美是“外地人”的。从古至今，景德镇的瓷器大都外销。当地艺术家、学者、商铺和小贩虽小有收藏，但并不成气候。而市场上的古瓷碎片，大多也通过合法或者灰色途径流向外地。大规模的地摊售卖，已经让景德镇瓷器成了低档货，曾经因瓷器而名扬天下，而今因瓷器臭名远扬。“2018年夏日，景德镇的街头，一个六线城镇的样板呈现：破烂、坑洼的主干道，逼仄、脏乱的街巷，地上随处可见的垃圾、空中杂乱无序的缆线，城垣残旧、棚户连片……这座城市的破败，极易幻灭初访者对陶瓷艺术的憧憬，也让它的定位‘与世界对话的城市’产生一种荒谬感。过去的10年，荒谬和幻灭，在这座素有“瓷都”美誉的地级市交替上演。”这是2018年中国经济周刊的一篇关于景德镇瓷器报道的引言。

在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项目中，景德镇是重要的文化招牌，景德镇瓷器被誉为传统工艺的三绝之一。项目提倡高科技介入陶瓷艺术，做强文化陶瓷、工艺陶瓷的品牌；提倡打造绿色瓷都，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错失，保护了青山绿水，有助于给景德镇打造绿色名片。不可否认，作为中国的一件“世界级商品”，景德镇的文化无形资产远大于有形资产。但是，想要打造一个产业生态、文化生态和环境生态的有细节、有品质的文化古镇，景德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器载道，以瓷弘文，以匠立世，以德服人”才是景德镇的人文价值所在。

（翻译问题均归责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