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
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构造
1．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美国
2．依靠理性生存的国家：西欧和日本
3．依靠勤劳谋生的国家：中国及大多数东亚邻国，以及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部分中东欧国家
4．依靠运气生存的国家：中东、拉美、非洲、东欧、中亚
原材料从第四圈国家流向内圈国家；第三圈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加上来自第二圈的精细部件和研发、营销服务，变为各种层次的产品与服务流向中央和外围；而中央则用其信用资源来向外围各个层次支付其所购之物。与贸易关系相对应的是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融资关系，这种融资关系的另一种称呼便是所谓的美元霸权。
外围国家通过向中央国家提供它们的劳动成果或者祖产，账面上获得大量贸易盈余。此时，如何储存这些贸易盈余就成为一个问题：它们的量太过巨大，以至于采用人类史上千百年来的老方法不再可行——转换为贵金属（比如黄金）来保存其价值。在此背景下，由最富裕、最强大的中央国家提供的支付保证，无论是其政府发行的债券还是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都构成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替代品。于是中央—外围之间的全球市场体系形成了一个喷泉池一样的循环，在这个池中流动着的就是财富之水。中央国家作为商品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和体系主流货币的发行者，掌握了这个喷泉池的根本动力。资金出于储值需要由外围向中央流动，中央将资金用消费或者投资的方式投射到世界各地，拉动整个体系的经济增长。
世界市场体系的基本特点
世界市场体系无远弗届，覆盖着几乎全世界各个角落。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吞噬和改造原本孤立的、分散的、自在的地域和人口，将尽可能多的要素的价格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均衡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先后有将近30亿人口和全球一半土地（中国、苏东地区、印度）加入到这个世界市场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如今，世界上很少再有国家能像30年前那样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即便是朝鲜，也已经以某种形式参与其中。
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不仅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
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更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
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国家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而外围国家无法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受限于来自IMF和世界银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压力，外围国家甚至丧失了财政政策的自主性。
当外围国家面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时，中央国家往往出面施加压力，要求外围国家采取“顺周期”政策，也就是说，要求它们放开对市场的管制，让市场做自由落体运动，“自己寻找到均衡”。
而当中央国家自己面对危机时，它们则给自己开出“逆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药方，也就是说，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采取从紧政策，其目的是要熨平经济波动。这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性和自利性，源于中央国家对核心货币的垄断。
这个体系的不公平之处还体现在中央国家利用自己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机会，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狭义的铸币税是指中央国家向外围投放的基础货币换取了大量的真实价值，而印制或发行这些基础货币的成本近乎为零，而且理论上这些货币永远不必收回来。广义的铸币税是指，外围国家将巨量资金储存到美国，每年只拿很少的利息，考虑到美元相对于基本商品的持续贬值，这些资金事实上获得的利息为负，而与此同时，中央国家对外进行投资，获得很高的收益率。两者相减，所余差额便是广义铸币税。
以中国同美欧之间的资金循环为例，中国存在美欧等国四万多亿美元用于购买债券或者银行存款，考虑到货币贬值因素后利息接近于零，而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每年获取的利润率通常是两位数。两者相减，可知每年中国向体系中央国家“纳贡”近4000亿美元。
当前的全球化其实并非资源与要素的全球充分流动。不同的要素流动程度大不相同。最容易流动的是信息和观念，其次是资本的流动，再其次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
与前三项相比，技术的流动相对困难，一方面是由于专利的国际性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国家对某些外围国家的特别制裁。比如美国和欧洲一直维持着对中国的军事技术禁运，军民两用技术也在其列，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技术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某种军事或者安全意义，
因此绝大多数先进技术都在禁运和限制之列。最难以自由流动的恐怕要数人力资本。
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市场体系是非中性的，它有利于中央国家而不利于外围国家，其中的基本规范与道义都是按照中央国家的偏好和利益来确定的（包括“反非法移民”“反扩散”“绿色环保”）。这一非中性特征源于这样一对矛盾：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一体化且呈等级制
分布的，而与之相应的全球政治体系却仍以主权平等的国家构成，无政府（anarchical）状态是其基本特征。
正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差异，才导致了作为整体的人类至今仍然挣扎在严重的不公、不和与无序之中。
由于这个体系的作用，中中央和外围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外围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认为中央实力强大，因而可信，所以将资本和财富投入中央，而中央则由于获得外围的资本与财富而显得更为强大、富有而且优越，从而使得外围更加乐于将财富寄存到中央去，期望的利息也因此更低。外围的巨量财富流向中央，使得中央的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外围，富余者价格低，所以中央的资金价格（利率）大大低于外围。从中央到外围，基本上是资本密集度由高到低排列的。
人越是穷越借不到钱，越是富越是有人抢着借给他钱。
银行家们的行为特点是“天晴的时候他们哭着喊着要把伞借给你，一旦下雨他们又哭着喊着要把伞拿回去”。
资本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是缺少资本的地方越是留不住资本，而越是资本富余的地方就反过来越能吸引资本，原因在于财富量构成信用，而信用构成人们对风险和流动性的评估。
财务资本的跨国流动如此。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向中央积聚而带来的“劫贫济富”效应是一种中短期的效应，但它的长期效果是弱化中央国家的实力基础而有助于某些外围大国的发展和崛起。
无论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国家的资本投资，还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商品的消费，乃至两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都加速了技术和能力从中央向外围的扩散。
如果放在数百年的长时段来看，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存在周期性的自我更新特点。500年间，一个日益扩大、深化的世界市场就为近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
创新让一国崛起为中央国家，扩散则导致它将中央地位拱手让人。
500年间，先后有多个信奉并充分适应市场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兴起，占据世界市场的中心，按时间顺序分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它们分别各领风骚近百年。
不变之处在于这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利用，变化之处在于中央国家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大。从最初葡萄牙、荷兰这种百万人口级的袖珍强国，到18、19世纪千万人口级的英国，再到今天数亿人口的美国以及即将登场的印度与中国这样的十亿人口级的大国。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创新—扩散的过程，在一波波的扩散中，卷入的角色越来越多，而主角的规模则越来越庞大。这绝非偶然：技术与人类组织方式的变革带来财富创造能力或者财富掠夺能力的突飞猛进，掌握了先进能力的一小群人可以凭借这种优势轻易战胜规模巨大却落后的对手；在成功典范的感召或压力下，周边某些有条件（比如血缘上、文化上、地缘上与原中央国家联系紧密）的国家开始进行模仿甚至再创新。而一旦大家都掌握了这些新的财富与权势要素，那么规模（人口与幅员）就重新变得重要。
除了“创新vs扩散”这对矛盾之外，体系中央地位对霸权国家力量基础的腐蚀作用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国家能“千秋万代，江山永固”。
西班牙的权势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受损于它自己的财富。西班牙美洲帝国盛产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本土，这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使西班牙本土手工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而持续的抑制，帝国衰落的根源就在于此。英国是全球工业化的领头羊，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伦敦金融城是全球资本循环的心脏。但是由这个心脏推动的持续的资本输出加速了英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并最终在20世纪早期的战争中失去其中央地位。美国享有中央地位的60多年来，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经历了持久的产业外移，经济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甚至在与国防相关的高科技产品供给上，它对外国（欧洲与日本）的依赖都相当严重。
全球市场体系尽管在短期内有上文所说的“劫贫济富”的特点，从长期来看却又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特点。
当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在利益的分布上非常不平衡、不对称，但是完全可能处于博弈论意义上的均衡
状态。身处局中的很多行为者都对现状不满，但是谁都没法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这种整体状态就是均衡。
一个民族由于身处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而受到剥削和压迫，但是逃离这个体系后（比如当年流行过的进口替代导向的发展政策）也许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那么尽管它心有不满，选择安心地忍受体系的剥削，并努力往中央方向挤入一些，也许是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案。
作为中央国家的收益、代价与条件
中央地位的第一大好处在于显著提高了其居民的人均财富拥有量。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二大好处在于为中央国家提供了对全球经济波动节奏的掌握和调控能力。有了这种主导权，即便仍然必须常常面对市场力量的桀骜不驯和不确定性，但是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远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甚至从中获益。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三大好处在于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负担转嫁能力。
体系外围的其他国家与中央国家进行政治或者安全对抗时，它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以自身一国的人力物力对抗整体全球体系的人力物力。苏联之所以在冷战的长期消耗中最终失败，除了其国内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外，以苏联东欧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对抗美国操纵下的全球市场力量，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甚至苏联自己的国际财富储存都是以欧洲美元为手段，这意味着苏联一方面同美国进行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却在实质性地资助对手，这样的僵持局面进行下去，只要不诉诸核摊牌，苏联注定没有获胜的希望。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的十多亿人口加入到这个全球市场体系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体系的力量和资源。十多年后苏联解体。
中央地位给中央国家带来的好处，其实远远不能用资金流动和财富分配的差异来概括。财富优势，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文化优势、生活质量优越、吸引力，都带给中央国家大量的好处，包括语言、人才、政治自信和号召力等各个方面。
要分析中央地位条件就必须从中央国家的货币霸权入手。
一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首先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金，由此才能建立最初的信用；确保别的银行不能抢夺其市场份额，因此有必要确保大多数重要商业交易都通过它自己的结算平台来进行；一旦开始运转，它必须避免客户的挤兑，这就需要有几个大客户提供坚定支持；为储户提供便利优质的金融产品，满足各种风险偏好客户的金融需求；而长期财务状况的健康取决于存贷差额和流量。与普通商业银行的经营之道类似，“地球村”里的“山姆大叔号”银行也是这么做的。
第一，在银行成立之初，需要尽最大可能显示其资本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占全世界的3/4），并以此为后盾，推出“存款担保”“优惠利率”等措施（美元与黄金挂钩），以此让自己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垄断经营者，在培养出储户的“习惯”之后，再取消这些担保和优惠活动（1971年与黄金脱钩）。
第二，控制这个地球村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能源交易，确保这种战略性资产的计价、结算支付以及后续的存款都是在自家开的银行里进行的。
第三，维系好几个重要储户（东亚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让它们在重大问题上有求于自己，有了大储户的“忠诚”就很容易稳定小储户的信心。
第四，发行海量国债和准国债，并开发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以满足体系外围“储户”不同的风险—收益—周期偏好，作为国际资产的储值地，“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好于欧洲”。
第五，最重要的是，长期的财务健康要求美国能够将吸收到的存款转化为资本，并获取比存款利息更高的收益，为此需要把吸收的存款资金同跨国公司的人才、技术、专利、品牌、渠道等资源相结合，投射到世界市场的各个角落去追逐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
美元在全球（而不仅仅美国本土）市场上的购买力是美元的价格基础。这种购买力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价格水平；二是可选商品或者资产的范围。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对美元而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美国本土市场，如果这个世界的市场开始趋于封闭，那么拿着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则美元价值的基础就坍塌了。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即便美国本土丝毫没有值得购买的东西，但是只要世界市场是基本开放的，那么美国的债权人拿着美元仍然可以换取想获得的东西，美元仍然值钱。所以，全球市场的开放性是美元地位的根本支柱之一。
美国建立和维持美元霸权，从而居于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若干基本条件如下：第一，美国在人才、技术、专利以及研发能力等方面维持优势；第二，对战略性地区（东亚和中东）和战略性资产（能源）的控制力；第三，最初对黄金储备的垄断占有，以及先挂钩后脱钩的把戏；第四，有能力保持全球市场（商品、服务和贸易）的开放性，从而确保美元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第五，发展出广度和深度最佳的金融市场来吸纳全球资金。
为保持其地位，中央国家至少有以下两项长期代价：一是产业外移、长期逆差和与之伴随的去工业化；二是为稳定或者说控制那些战略性地区和战略性资产而支付长期的安全成本。
要想从外围国家征收美元铸币税，就需要把美元大量而持久地输出到外围国家手中。让外围国家手里长期持有美元，不外乎两种途径：
一是美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将美元输入外围国家，二是美国用美元购买国外厂商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哪种途径，都会导致美国的产业外移和本土的去工业化。当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它们除了输出资本外，也带去美国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尽管美资跨国公司可以从海外获得大量的利润增量，但是这一过程会导致美国本土流失一些制造业岗位、技能乃至政府税收。对外资本输出带来霸权国技术垄断地位的瓦解和本土产业优势的消失，这一点在当年英国霸权的衰落过程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个路径（对外贸易逆差）相比第一个路径（对外资本输出）而言存在一些好处：美元的输出量更大，对各国的施压能力更强，也可以用对等开放的逻辑为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的大门。由于美国政府可以选择向哪些国家开放市场、开放哪类市场以及开放到何种程度，美国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围国家产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这比起英国政府当年对资本输出的流向缺乏控制力的无奈要好很多。但是，归根结底，在一个越来越具备开放性的世界市场上，一国对资本和技术的最终流向很难实施长期控制。而且，长期逆差最终也一样导致美国本土的产业外移和去工业化。
问题由来已久，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国的去工业化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倒闭，以及制造业职位持续的、不可逆的流失。
美元发行国带来的巨额铸币税收益可以让美国长期不劳而获，其代价是美元的有效汇率大大高于其维持自身工业竞争力所需的汇率均衡水平。这种收益长期挤压着美国本土生产和出口能力，其机制与所谓的荷兰病
相似。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当一个经济体可以稳定、长期、巨额地不劳而获时，这个经济体中很难再容纳其他各种普通产业的生存——这些产业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但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额外收益将各种生产要素（资金除外）价格的水位抬得太高，以至于除了暴利行业
和不可外包的部门之外，其他面对外围国家竞争的各种产业迟早会在严酷的竞争中销声匿迹。
美国必须从它的孤立主义传统中走出来，四处建立军事基地，拓展和维护自己的威慑能力，为了各种非常现实的政治和战略利益介入到各类国家内部的恩怨中去。
维持在若干战略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是美国金融霸权和体系中央地位的基本要求，丧失这些地方的控制权与影响力，美元的独特地位将会被欧元或者其他货币所取代，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的中央地位就会瓦解。
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武器技术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大大增加了维持帝国优势的难度。不对称作战模式的发展也抬高了体系中央国家对外围大国的遏制和威慑成本。
生命和财政资源的消耗对于维持美国对战略资源和战略地区的控制性地位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运营成本，因而可以看作占据和维持体系中央地位的必要代价。
正是由于承担上述两种长期代价，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在过去的60年间逐渐发生了器质性改变。它从一个财富创造者变为消费者，从一种食草动物变为食肉动物，并且由于这种器质性改变而对自己在体系内食物链上的新地位产生了依赖。一旦离开了这种超额收入，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崩溃。中央地位带来的泡沫性利益如同毒品，短期可以带来兴奋和力量，长期则消解其实力，并使之上瘾。
财富的流动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但是财富创造能力的流动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中央国家风光无限、享受香火，但是在漂亮的泥塑背后慢慢地腐朽。
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常见陷阱
为什么一个经济体改变自己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地位那么困难？发展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都试图从自己的专业视角提出解释。
这些解释总结为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三类陷阱。
“资源诅咒”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并不稳固的前提下，大量自然资源的发现往往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福音。一国在发现大量高价值的资源之后，数年内会出现一个投资和增长的高潮，但是5～10年之后经济总量往往不升反降，甚至倒退到资源发现之前的水平之下。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资源采掘业存在“产业挤出效应”，即当该种资源价格高涨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这个行业，抬高了这个经济体内部各类要素的价格，尤其是伴随着本币的升值，国内那些生产贸易品的普通产业（比如纺织品、手工业等）被挤得没有生路，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靠采掘业及其衍生行业。然而资源价格总是周期性地波动，而且价格波动幅度往往很大。当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已经严重依赖于该资源的经济体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不仅如此，资源采掘业在政治上往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大麻烦：开采权通常取决于政府官员，而围绕开采权的争夺往往导致贿赂盛行，腐败滋生，一国治理水准持续下降；域外大国为了廉价地获得资源供给，往往不择手段地干涉和操纵弱小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非洲国家的许多战争成为西方雇佣军及其跨国公司老板牟利的手段。当一国内部存在不同民族和部落的时候，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则更是政治冲突的持久根源：生活在资源所在地的民族或部落认为中央政府处事不公，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资源报酬，于是往往要求独立或者自治，内战由此产生。尼日利亚和苏丹便是典型的例子。
上述经济和政治过程混杂在一起，导致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厄运：宏观经济风险加大，政治混乱，冲突四起。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挤入体系中央，而只能在体系的外围打转。剩下的那些没有发现多余自然资源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反而可能少一些，少数成功者也恰恰从他们之中产生。但是，没有掉进资源诅咒陷阱的国家并不一定能发展起来，因为还有其他的陷阱等待着它们，比如说采取了欲速不达的“赶超战略”。
欲速不达的“赶超”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了独立之后，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面貌，实现民族振兴和赶超，恨不得一夜之间超英赶美。在这种急于求成的集体心理的支配下，当政者选择的往往是好高骛远的跳跃式发展道路。
但问题在于，外围国家的处境通常是劳动力廉价和资本严重匮乏，而那些高端的先进工业则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在资本和技术稀缺的经济环境中人为地建立和运行这样的产业，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的竞争结果必然是长期亏损，要想维持它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输血和保护，比如提高关税壁垒，或者提供巨额财政补贴与利息补贴。说到底，只有做能挣钱的事情才能积累资本，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转而同西方国家在对方擅长的领域中竞争，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必然要赔钱。虽然赔钱，但是豪言壮语已经向全体国民宣传了很多遍，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其结果是被“套牢”在这些赔钱的买卖之中。
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陷阱
走出口导向型路线的国家，客观上依靠西方大国的市场，有时候还很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与技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政治和外交上自然要看西方大国的脸色。
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曾受过西方大国的欺辱和压迫，通过政治和军事斗争获得了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但是如今政府为了五斗米而折腰，这如何能让民众信服？假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阶层和地区的不平衡，那么这个政治问题就尤其严重。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氛围中，走“比较优势”经济路线的政府很可能会为它的外交姿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不是在竞选中让对手用“西方大国的傀儡政府”的政治大棒打下台去，就是在一场大快人心的军事政变中失去政权流亡海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0年中，尽管全人类经济总量和技术手段大幅跃升，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鲜有成功者。那寥寥几个成功者，都符合以下特征：极度缺乏自然资源，人口增速适中，紧紧依附于西方市场，并且政府对权力控制得非常牢固，无惧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暴力与非暴力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体符合以上条件：人均自然资源普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不断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并且政府对整个社会保持了有力的控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执政党在此前30多年对西方的不屈斗争而积累了很高的政治声望，在主权问题上坚持了原则，所以很难把投降背叛的帽子扣到党的头上。正是由于我们这30多年没有掉进这些陷阱中，中国的快速发展才有可能。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
中国崛起在本质上就是从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挤入中央，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了能够尽快挤入体系中央，过去40年间，中国采取了“三外路线”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鼓励外贸、吸引外资、控制外汇。这个政策路线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人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外路线”的代价之一，就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巨额补贴，以此来获得快速工业化、向中央地位进军的强大推进力。
中国的辉煌、危机与涅槃
在国内，尽管经济建设方面在思路和方法上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通过土地改革和此后的多轮政治与社会改革，将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格式化”，为后来改革时代的快速现代化做好了准备。印度虽然也有政治统一和独立主权，但是它在内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和整合非常不彻底，所以大大限制了它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赶超能力与速度。
当代中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变迁
1992～2012年，中国同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联系基本上可以用这“三位一体”的政策组合来解释，在本书中我称之为“三外路线”，包括外贸、外资和外汇三方面。
这条“三外路线”可以说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捷径。
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处于由第三圈向第二圈过渡的位置上。中国正在演变为一个准中央国家，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等类型的中央工业国。
“三外路线”在中国何以实现
国家权力越是能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越是能对各阶层、各地区、各类资源实施有效整合，这个国家在工业化的阶梯上走得就越快越远；国家权力越是脆弱无力，那么该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便越有可能随波逐流，甚至半途夭折。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的国家政治建设，尽管代价非常巨大，甚至有些方面走过了头，但是毕竟完成了一个对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国家权力彻底地渗入、动员和改造了中国社会，消灭了原本广泛存在的自治、自为、自我循环的那种自然状态，也消灭了个人的匿名状态，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由国家界定并控制的单位之中。正是由于我们可以无远弗届地动员国内力量，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绩效是此前百年历史上的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依靠全能主义体制的遗产，它可以集中巨额资本投资到大型基础设施上来，也可以高效率地为外资准备好大片廉价的土地。而强制结售汇制度，将全中国各个角落的外汇资金收集到一个袋子里，这种做法让人不由想起列宁时期的“余粮收集制”。正因如此，中国才迅速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放贷者。
中美两国间的体制貌似存在根本分歧，但实际上存在明确的利益互补关系，尤其是其各自的实权阶层的利益存在微妙的互补性。在中国一方，没有硬的预算约束，而是可以根据他们对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理解来相对自由地分配资源。而在美国一方，恰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政治游戏本质上是大资本家、大财团的游戏。美国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人所在乎的归根结底就是利润，整个政治游戏就是建立在他们追逐利润并用其财力供养和操控政治代言人的逻辑之上。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才会出现中国对美欧等国的大规模采购外交。再加上中美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存在明确的差异和互补：中国一方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工业制成品和外资出口工业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而美国一方的比较优势则主要是它的中央地位、巨大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特权。中国在乎的东西美国能提供，而美国在乎的东西中国能提供，两者各自的国内体制特点和比较优势决定了它们是“天生一对”。
中国本土市场一旦启动，其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所依赖的制胜法宝就不再是劳动力价格带来的比较优势，而是靠本土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所形成的规模优势。中国的人口规模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内需市场潜力。这让中国大不同于周边的小邻居们。韩国、新加坡乃至日本等经济体对于美欧市场具有不可摆脱的依赖，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太小，无法承载其制造业。而中国则在较大程度上可以靠内需来作为替代，其前提是让中国的民众有钱并且敢花钱。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幅员辽阔意味着非常多样化的市场结构与产业，多样性带来较好的抗风险能力
“三外路线”的兴衰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除了台湾问题等少数例外，中国外交服务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三外路线”之下，中国对外部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国外交主要表现为韬光养晦；随着“三外路线”逐步被修正，中国外交开始恢复本来的风骨。“三外路线”的鼎盛期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和21世纪的头几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外部市场尤其是发达地区市场的依赖非常深。
中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市场的出口占到了自身出口总额的3/4左右，而这部分出口中又有一大半是由外资企业来完成的。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必然是非常低调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所谓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虽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很少行使否决权。
2004年之后，中国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的出口尽管绝对量仍然在上升，但占中国总出口的份额却在稳步下滑，到目前为止已经回落到60%以下。但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国也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也就是说，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在逐步减轻，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却越来越明显。此消彼长，中国的外交风格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硬气。
联合国安理会中的投票，中国1971～2005年一共投过5次反对票，但是2005年以来，中国用否决权或者声称使用否决权而多次迫使美欧国家对议案做出重大调整。
2012年以来，中国对外政策逐步走出韬晦，纵横捭阖，老成坚定，尽显大国外交气势。尽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还没有获得真正的中央地位，但中国外交已经开始恢复她两千年来作为中央大国的那种独特气质。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
中国外交为外贸提供了较好的支持和保障，尤其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拓展和维持了西方大国市场向中国商品的开放；而反过来，增长迅猛的国内财富积累为中国外交提供了越来越充裕的财务资源，采购外交利用中国同西方在政治体制和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实现了贸易与外交的滚动发展。中国政府通过购买西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此换取对西方政府涉华政策的干预能力；而西方企业利用自己对政府政策的干预能力，换取中国的大型订单。双方形成了一种交易关系，它超越了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战略利益冲突和外交分歧，将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牢牢地焊接在一起。
在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分工合作中，中国享有较有利的地位，因为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抗波动能力要远远强于那些专门生产少数几类产品的国家。这种不对称性将是我们软权力的重要来源。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动能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模式之下，这是一种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国家经济管治体制，其核心思想强调：训练有素的政府管理人员，在他们掌握了经济科学真理与规律之后，可以充分地认识、把握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的质和量，从而合理地、有前瞻性地配置相应的资源，安排好国民经济的运行，避免自由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周期性的混乱、动荡和浪费。在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科学和政策实践的背后，是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等一系列基本经济哲理观念在支撑其运行。而与之对立的是盛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念，认为经济运行的本体不是政府，而是一个自在、独立的市场，它可以通过价格信号背后那只“无形的手”自动地、合理地配置资源，它的动荡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任何单个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权力和科学知识，都无法完全地预测、控制和击败市场，而只有市场中所有行为者的整体合力作用形成的价格变动才是最终的裁判。
1992年10月中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之后，市场经济理念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鼓励出口的政策组合
中国政府为了推动中国外贸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既包括汇率、利率和税率工具，也包括配额、进出口许可等行政性手段。
由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了东亚地区内部产业转移的良机，才迅速融入全球市场体系，推动了对外贸易规模的高速增长，从而加速了自己的资本与技术积累。
贸易、产业与地缘政治经济
产业链的编辑能力（capacity of industrial chain editing,CICE），是指大国依靠自身市场规模以及对某些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掌控而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借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来主动调整地区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产业地理分布，以便从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获得优势和权力。
第4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三外路线”下的外资政策，我想应该是“剑走偏锋”。
因为它所蕴含的那种决绝、冒险和离经叛道。其中有急功近利的误判，有误打误撞的幸运，有中门大开的牺牲，还有通过巧妙变招而化腐朽为神奇的希望。所需的变招，可能就是用市场换股权，变外资为内资。
“三外路线”下的外资政策及其效果
资金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当资金与特定行业的技术、管理、营销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成为资本。引进外资，关键是为了引进它们附带的技术。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的确带来若干好处，其中包括对国内改革的促进，政策观念的更新，加速中国在全球分工中角色的转变，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外汇的积累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
产业升级与资本形式
高价值就业机会是世界各国政府努力竞争、想尽办法留在本国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本来就稀缺。
在面向家庭和个人的消费品工业，向本国民营资本放开得越早越彻底，自主创新能力就越强，产业的赶超和逆袭就越成功，比如家电和手机等行业；反过来，如果为了保护国资而迟迟不让民营企业进来，比如汽车工业，那么无论如何处心积虑地帮助和扶持，最终都不过是在为外资做嫁衣。
中国在产业发展领域，的确存在不少先天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在高铁和风电等领域，正是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令外资心动不已，中国政府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谈判地位。
第5章 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
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较低位置是“三外路线”的关键内容之一。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价格杠杆，塑造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面貌，撬动了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推动了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历史进程。
由于日元国际化的失败，全球货币格局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空缺，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主流货币的机会。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人民币汇率的政治经济学
货币就是权力。
如果说对外经济关系中哪一个部分与政治最紧密相关，那么非货币汇率问题莫属。货币汇率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往往掺杂着大量与利益分配有关的国际和国内政治斗争。
政治是“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而货币汇率恰恰具有显著的宏观收入再分配效应：汇率制度选择会影响到国内外利益集团之间的收入再分配，由此带来输家和赢家。
根据货币汇率的“不可能三角”理论，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汇率这三个政策目标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所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汇率的稳定往往存在相互替代和排斥的关系。
生产贸易品的部门偏爱固定汇率制度，而生产非贸易品的部门偏爱浮动汇率制度。一国的贸易开放度越高，贸易部门增长越快，则越偏好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
国内金融体系的构成方式也会影响到一国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汇率制度上的博弈。以银行间接融资作为企业主要融资渠道的，银行和企业的利益相关，双方形成联盟，都要求汇率稳定；而主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融资的经济体中，则并不存在那样的联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通常让市场自己决定汇率波动而较少干涉，而日本和德国则由政府或者由政府催促中央银行采取措施阻止本币升值。
不可能三角理论立足于以下前提假设：①资本账户开放；②国内外所有货币、证券资产充分替代，即资本自由流动；③国内产出供给富有弹性；④小国开放模型。
在此前提之下，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财政政策无效。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形成的“三元悖论”（Trilemma）成为指导或解释汇率制度选择的经典，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能三角”。
奥布斯菲尔德（Obstfeld）和罗戈夫（Rogoff,1996）从中精炼出“不可能三角”理论。克鲁格曼（Krugman,1997）和弗兰克（Frankel,1999）将其形式化为不可能三角模型：一国在进行汇率制度选择时就要权衡一下三者的目标权重，要想同时实现其中两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第三个目标。这样，如果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那么浮动汇率制就是合意的。
不同政党代表了不同阶级，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所以执政党性质对货币政策的偏好也是有差异的。
执政者的执政周期与稳定性也会影响汇率政策：执政稳定或者对自己未来执政地位有信心的政府更乐于考虑一些较为长远的经济目标如低通胀等，因此汇率政策偏向于弹性和高估；而执政不稳的政府则通常无法顾及未来，如何短期内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赢得选票和民心是其首要任务，所以通常偏好干涉本币汇率令其贬值或维持低估。
IMF从1999年开始对汇率制度用实际分类。实际分类主要是根据成员方实际的名义汇率灵活程度和当局干预程度来划分的，它可能与一国（或地区）宣告的汇率制度不同。
1．无独立法定货币。另一国家（或地区）的货币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在本国（或地区）流通（即美元化），或者该IMF成员方属于某一个货币（通货）联盟，本国（或地区）货币当局完全放弃了对国（或地区）内货币政策的控制。
2．货币局。以法律形式明确承诺本币和某一特定的外币之间以固定的汇率进行兑换，同时要求本币发行机构确保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本国（或地区）货币的发行需要完全的外汇资产作支撑，本国（或地区）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权。
3．传统钉住。本国（或地区）货币钉住另一国（或地区）货币或者一揽子货币，并限制在±1%甚至更狭窄的范围内波动。名义汇率可以在中心汇率上下小于1%的幅度内波动，而且要维持至少3个月。货币当局通过直接干预（通过买卖外汇）或者间接干预（例如，运用利率政策、外汇管理、约束外汇交易的道德规劝）来维持固定的平价。货币政策虽然灵活度有限，但货币当局至少可以调整汇率水平。
4．波幅钉住。币值的波动范围维持在中心汇率上下至少1%。可以参考单一货币，也可以参考一揽子货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受到限制，其程度与波幅大小有关。
5．爬行钉住。币值以固定速率定期小幅调整。爬行的速率可以根据通货膨胀或其他指标，也可以根据事先宣告的固定速率。维持爬行钉住对货币政策的约束类似于钉住汇率制度。6．波幅爬行钉住。币值的波动范围维持在中心汇率上下至少1%，并且中心汇率或波幅以固定的速率或应所选数量指标的变化而定期调整。汇率灵活程度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与波幅有关。7．管理浮动。货币当局试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汇率，但并没有确定的路径和目标，汇率管理的指标也都大多基于货币当局自身的判断（例如国际收支头寸、国际储备、平行市场发展程度），相机抉择。8．独立浮动。汇率由市场决定，当局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在于缓和汇率变动速率和阻止汇率的过度波动，而不在于维持某个汇率水平。
人民币汇率变动背后的政治
2005年7月之后，人民币汇率开始稳步升值，到了2008年中期人民币兑美元已经从8.26升值为6.85左右，3年不到升值了20%。这样一种缓慢、稳定而长期的升值方式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形成了一种无风险套利的机会，使外部游资可以投机性进入。任何一个投机者，只要他能贷到美元、欧元或者日元，并以某种合法身份前来中国投资，换成人民币，那么一年之后换回美元的话，仅靠人民币的升值过程便无风险地获得5%以上的利润，在支付其贷款利息后还绰绰有余。而这一年里这笔钱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则构成了利润的主要部分。尽管我们严查各种性质的游资，但这往往收效不大，因为市场力量总是能战胜管制壁垒。游资未必是身份明确的外来投机集团资金，而可能本身就是外资企业的合法利润：本来是打算汇出去的，但是由于人民币出现了无风险套利机会，所以留在中国从事拆借或者投机性的短期业务。而且，即便是在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在贸易的经常项目下，也可能隐藏着大量以获取人民币升值收益为目的的投机性资金。
通过货物贸易渠道进行隐蔽性资本流入的做法主要有三种：其一，虚增贸易的方法。目前我国企业进出口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所以国外的美元要换成人民币进入中国，可以通过境内的对外贸易企业虚报贸易出口的方式，提高出口货物的价格，开高出口发票。这样就可以使一部分境外的外币通过出口贸易流入国内。其二，假造贸易合同，出口预付款。先炮制出无贸易背景的假合作合同，国外的进口公司以“预付货款”的名义将货款提前打入中国企业的账户，到账后企业通过结汇变成人民币存款。在人民币升值后，境内企业以不履约为由，对境外企业退还货款，购汇后汇出，完成一次套汇。其三，内保外贷，利用企业境外银行贷款套汇。内保外贷是指境内企业依据授信额度，向境内银行申请开立保函，而离岸金融部门凭借保函向境内企业控制的境外企业发放贷款。这笔贷款调入内地结算为人民币，待人民币预期升值后，再以低于借款期的汇率购买外币汇出，归还海外银行贷款，实现套汇。更精明的企业会再次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将这笔资金质押给内地银行开具保函，循环往复，以杠杆形式撬动多倍资金，致使外汇占款剧增，基础货币大量投放。
除了从经常项目中潜入外，游资从资本项目下进入也是可能的。
政府同游资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再次证明管制在市场力量面前的无力和脆弱，而人民币兑美元缓慢持续升值的后果恰恰是进一步放大了外资的流入并推高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
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货币汇率政策历史，不难发现凡是汇率顺应市场内在需求长期升值的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都搞得比较成功，比如德国和新加坡。日本被迫升值，但是仍然人为压低其汇率以固守其外贸部门利益和外贸型经济，其结果是货币政策失效，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长期难以自拔，十年丢完又丢十年。而那些长期低估汇率拒绝升值的国家几乎没有在经济上最终成功的。
人民币国际化
一个经济强国的货币在实现了自由兑换后，被其他国家接受，成为国际支付和储值手段，我们称这种货币为国际货币。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跨越国界，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储备及市场干预工具的过程，也就是由中国国内货币转变为国际货币的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其实并不难，因为只需要对外“送钱”（无论是通过购买他国的商品与服务还是通过对他国投资）便可以了，而送钱总是比挣钱容易一些。难的是让它的负面代价最小化，而且国际化效果可持续。
在全球的GDP和贸易分布上，已经形成了北美、西欧、东亚三分天下的格局。
在国际政治和权势体系中，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强国。但是其相对衰落的速度近年有所提升，而且在政治上，尤其是在许多具体议题上，美国已经失去了它原先的主导权。比如环保和气候变暖问题的主导权掌握在欧洲手中；单边反恐战争导致美国在全球大失人心；在多边主义、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美国不再是一家独大。
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美国一直具有相对优势，但由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其可用的增量资源相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地区大国并不占优势。因此，在政治和战略方面美国的权势优势相对于其他强国并不突出。
货币上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在贸易计价、结算和储值等不同功能领域中，美元的份额一直稳定在六成；欧洲各国联合自强，欧元却占到全球份额的三成不到。其他货币如英镑、日元和瑞士法郎等都是边缘性货币。亚洲本身没有一个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货币，相当于亚洲把自己的货币份额让给了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国际化的条件和战略
国际货币的含义可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流出国境，在边贸以及正式的国际贸易中作为支付手段；
第二，被第三国用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支付手段和债权债务的结算手段；
第三，能够作为其他国家国际储备的货币。
第一个层次的国际货币要求它的价值具有稳定性，可以比较便利地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记值手段。第二个层次是在稳定性之外要有流动性，成为国际货币的国家要能够通过适当的渠道提供这种流动性。第三个层次要求它具有保值、增值能力，以该种货币计值的金融资产能够提供这种保值和增值的可能，并且要具有相当的市场容量。
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应该参照以上几个方面的进步速度：
第一，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改革的步伐；
第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能力的提高；
第三，全球资产投资和并购渠道的建设进度。
强有力的政治创造了强有力的货币。
第6章 外汇管理政策与外汇储备
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储备的形成
曾经哭着喊着要潜伏进人民币的游资必须小心了。这些年来外管局反复提醒过大家：“人民币可以涨也可以跌”，此言是有所指的，到时候“勿谓言之不预也”。
外汇储备与“中国—美国”
全球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大规模聚集，是存在安全和政治前提的，那就是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一旦东亚发生一定程度的动荡和冲突，那么资本将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外逃过程，也就是我们此前常见的那种资本出于安全考虑从体系外围急速回流到体系中央的场景，这在客观上将非常有利于体系中央国家缓解其货币信用链条上的燃眉之急。由于美国目前仍然主导着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格局，那么潜在地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挑起某个地区性的冲突并放手升级之，结果将是东亚资本的急速外逃，美国的融资问题一夜间获得解决，尽管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不可持续的解决方法。对于中国和东亚国家而言，我们有必要提前考虑到这种潜在套利机会给这个地区带来的重大战略风险。
储备多元化及其政策后果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四轮QE政策，美元贬值，随之贬值的是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中国通过进出口顺差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如何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成为非常重要的政策议题。
第8章 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权争夺
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及其投资规则之争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SWF）是一种政府金融投资工具，主要以外汇资产形式持有。它与官方外汇储备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外储追求资产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因此主要从事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而主权基金更偏好收益率，可以较多地投资股权等较高风险的市场；此外，外汇储备的资产体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而主权基金的资产负债则不并入计算。
目前规模最大的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资本规模达到7000多亿美元，而新加坡一国有两家主权基金（政府投资公司与淡马锡），资产合计约4000亿美元。
中国的能源安全
对于中国而言，能源安全可以分解为四个环节：一是能源供给安全；二是能源价格安全；三是能源运输安全；四是能源消费安全。
第10章 原材料市场中国的定价权
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粮食安全
在经济学上，我们都知道粮食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格弹性特别小。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再小的供给缺口都会导致粮食价格迅速翻倍，再小的供给过剩都会导致价格暴跌。这种特性一方面源于人们对粮食需求的刚性，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必须吃足够的粮食或者从粮食中生产出来的食品；另一方面它也同粮食生产的季节性特征有关：只有到了季节才能生产，而它的储存又受到库容、保质期和储存成本的限制。需求的刚性和生产的周期性是粮食价格供给弹性小于其他商品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是世界上食谱最宽的民族之一，所有禽畜、昆虫和爬行动物，都可以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美食。这种现象既是中国饮食文化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所受苦难的遗迹和明证：正是由于反复的战乱和灾荒迫使先人们饥不择食，食谱才因此而拓宽。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恰恰说明中国人曾经所受粮食匮乏磨难之深、之广、之频。
稀土
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企业一直以高价大量购买白云鄂博品相一般的铁矿石，引起我国政府的注意。经调查发现，这些铁矿石并没有变成钢铁，而是被沉入海底储存起来，中国人由此才知道白云鄂博稀土的价值。周总理得知后亲自下令停止向日本出口白云鄂博铁矿石，以其他地方的铁矿石代替。
稀土这种矿产资源的战略性源于它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其用途，二是其分布。
从用途来看，稀土号称“工业的维生素”，是金属冶炼中不可或缺的添加剂，也是新能源产业（比如风能设备、蓄电池、LED节能灯用的荧光粉）和许多高科技IT产品中的重要原料。而在军工领域，瞄准镜、夜视仪、坦克炮弹和飞机发动机等设备都依赖稀土材料，美国生产的每一颗爱国者导弹就要用4公斤稀土原料（钐钴磁体和钕铁硼磁体）。正如日本稀土专家所说，离开了稀土就没有高科技。
从其生产和消费的地缘分布来看，中国目前占据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全球已探明的稀土资源工业储量约为9261万吨，其中，我国的稀土工业储量就达6588万吨，占全球储量的比例达71.1%。但是更重要的是，近年全球稀土产量95%都集中在中国。2008年我国稀土产量13.5万吨，其中出口4万吨，出口方向依次为日本、美国、韩国、德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而由于部分稀土出口是以铁合金粉等名义，故2008年稀土实际出口量估计在5万吨以上。在石油和铁矿的行业，国际市场上50%左右的产能联合起来便可以控制全球价格，但是在稀土市场上，如此珍贵的稀土竟然只能卖如此低的价格。各种高纯度的稀土制品每吨仅卖3～5万元。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稀土开发政策出了问题。全国各地200多家企业在数个省份中开挖稀土矿，其中具备深度开发和加工能力的大中型企业仅有数家，而80%以上的企业是从其他行业转入的中小企业。据国家发改委的报告，中国的稀土冶炼分离年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是世界年需求量的一倍以上。这些企业相互杀价竞争，导致市场价格长期处于低位运行。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其本身的用途，还是全球市场结构，稀土都比石油更堪称“战略性”资产。
第12章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潜能与风险
关于两组关系的探讨
一个政府如果不向自己的国民征税，那么靠什么养活自己？靠从世界市场体系（而不是国内市场）中汲取资源。它凭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答案是：凭着它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消费市场和最大工业国家的管治权力，凭着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为全世界印钞票的特权，凭着对全球经济波动节奏的主导权，凭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巨额资本积累。
一个政府如果不向自己的国民征税，反而无偿地向国民提供各种公共产品，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将繁荣到何种地步？这个国家的国民将幸福到何种地步？
只要能意识到这种场景的政治经济含义，就不难预见：中国共产党将义无反顾地带领中国走向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央。
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将用什么办法来实现比美国时代更加全面深入有效地整合全球的经济要素？我们如何在主导权更替（以及由此而伴随的利益转移）的过程中尽可能实现和平禅让而不是武力决斗？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崛起，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决定中国的崛起是否始终和平。
“三外路线”是否可以向外围国家推广
“三外路线”本质上可以看作一种融资模式：向他国（产业资本）融资，向未来融资，从而在特定地域和特定时间点上集中足够密集的资本规模，实现发展的突破，开启那个发展的正循环。
在扩大和深化全球市场体系方面，无论其执政党是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共和党（美国），还是信奉社会伦理的社会民主党（欧洲），或者高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旗帜的共产党（中国），大家都有着根本性的共同利益。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奇妙之处。
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通常来源于一段痛苦的革命和社会改造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
全球化是呈现波浪式前进的历史大潮流，在过去的200年间已经经历了五六轮潮起潮落。最近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应当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主导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念在全世界的扩散。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关于自由市场的那套理论信条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反思。欧洲试图通过深化地区一体化和加强对市场的国际性管制来应对和防范金融危机，甚至连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清单中，也暗含着某些“去全球化”的思维。正如在本书探讨资本输出时指出的那样，美国的TPP、TTIP以及TISA等倡议，其实是要绕开世贸组织框架，搞一个高标准的，排除中国的再全球化。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地位，我们自身的反应和抉择对于历史演进趋势也是重大变量。短短两年之间，“大周边战略”“一带一路”“金砖体系”，这些地区性和全球性政治经济新框架新平台的出现，令人目不暇接，一种自信自立、积极有为的大国气象扑面而来。
未来30年，美、欧、亚三分天下各占其一的格局隐约可见。
未来10年对外经济的几个可能风险
未来10年（2020～2030年）的可能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风险是逆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导致中美经济关系持续脱钩，并各自组团将全球市场再次变成相互平行而竞争的两个体系。
第二大风险是美国国内的债务周期即将迎来一个巨幅调整阶段。
第三大风险是“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