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奋斗——读《李白诗选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赵昌平先生评点的《李白诗选评》，是一本当代优秀的李白诗歌选本，这部选本集中了目前李白诗歌研究的许多最新成果，选录篇目，选取规模均较得当，其疏解不仅能阐明重要的语文学问题，也对诗歌本身的意蕴内涵，结合哲学与历史的思辨进行了很好的讲解说明，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正因此，虽然市面上的李白诗选恒河沙数，但本书仍能持续获得读者的关注。

读毕这本诗集，我们是感慨万千的。这不仅是因为李白本人超迈的人格，也不仅因为那些极具感染力的诗章，更多地，是因为我们对李白，作为一介纯粹的文士，在那个复杂、快速变化、由盛转晒的时代中进行的堂吉诃德式奋斗，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显然，这些奋斗从世俗角度评价，是彻底失败了的，我们的诗仙直到人生的尽头也未能达成他那“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人生理想。然而，这理想的破碎却绝非是随意发生的，其内在有很深刻的内因与外因，我想，了解这种悲剧性人生背后的原因，对于今天的人，匡正自己的人生道路，也是十分有益的，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尝试谈谈李白的人生道路。

1.“孟英庄逸”——谈谈李白的精神与人格

谈李白的人生悲剧，就不能不先谈他的性格与精神旨趣，毕竟“性格决定命运”。开篇前言，评述者率先给出“孟英庄逸”这一哲学-美学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诠释李白的诗歌面貌，这是颇有见地的。的确，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一种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于孟子，中国文化更多表现出英气，文人鼓起内心的勇毅，积极用世，匡正时弊，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便是此理。文人在参与改造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也不吝于表达自己的对权贵的蔑视，虽人微言轻，然而士人思想的批判力却能够睥睨一切，相应的哲学，文学便也表现出“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纵使这种狂傲英气触怒权贵，引来祸患，正直的文士也毫不退缩，愿以死亡捍卫他的浩然正气。

而“庄逸”则代表中国哲学与文学中的隐逸传统：现实的残酷时常击碎理想主义，为理想而死也未必是唯一的办法，无法改变，便转身离开，静待时机，为了保存自身的志气与人格独立，使自己不为俗世中伤，退隐便成了必然的选择。然而，归隐并非逃避，而是种变通之道，是在乱世、衰世中蛰伏的最佳手段；归隐者的眼光并未完全离开社会，而是保持着距离，时刻观察着社会的变化，若当真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则可出山济世；若并无机遇，那么，一生渔樵，也自是无比欣乐的事。

当然，是否将这种文化心理的矛盾情绪总结为“孟英庄逸”，是见仁见智的；然而，这种“用世”与“出世”的对立统一，的确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母题。所谓对立，是行为上，入世与出世的区别；而统一的，则是勇敢，正直，智慧的“士”的精神。因此，撰述者这样写道：

“融合了庄逸孟英的大美，通过李白赤子般的心胸，化为对明亮光鲜与恢宏博大两种色调的不懈追求，并形成他诗歌意象的感觉基调。”

以哲学底蕴来诠释李白的诗风色调与精神人格，虽然富有形而上的诗论色彩，然而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李白诗歌的一个基座，使得我们可以把李白的诗文创作放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中来考量。李白正是这样一个自命上乘孔子，屈原的人，他所追求的也正是“孟英庄逸”的统一，因此他的人生就由这两方面的实践构成。

不过，李白并非唯一结合“孟英庄逸”的诗人，这一点注释者并未明确点出。实际上，当我们论及一些李白的先贤（例如屈原，陶渊明，陈子昂），同时代人（如杜甫，高适，岑参），或后来人（苏轼，陆游），都可发现相似的“孟英庄逸”，只不过，李白狂热追求其中一端，遇到不可跨越的挫折，又激烈转向另一端，这种狂热情调和急停急转的做事风格，是其非常鲜明的特色，因此李白就特别地将“孟英”与“庄逸”两个方面都表现的十分明显。而与李白相比，杜甫则终其一生始终在大原则上坚持“孟英”之道，他虽心怀山水之乐，却始终未曾踏上真正的隐逸之途；而李白，当“孟英”行不通时，便豁达地，或比较豁达地转向“庄逸”，在他心中，这两种精神价值是不分高下的。

2.谈谈李白的“内耗”——从“孟英庄逸”展开来

对李白诗歌，笔者内心深处充满赞叹，极度喜爱。然而，文人似乎难免纠结，如李白这般洒脱奔放，真气纵横的人，也不能免，这一定程度上，正是他试图兼顾“孟英庄逸”，并举这两种人生哲学而导致的。他的一生都在干求，做官和隐逸之间摇摆，因此既没能做成大官，也未在宗教超脱之路上持之以恒。对于这种摇摆的心态，评述者的一段话很中的：

“三载春出京后，他在商山凭吊助太子刘盈登记以安汉家的商山四皓，用意不言而喻；更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执拗地坚持着一贯的志向。然而经过几个月狂飙式的发泄后，他几乎感到彻底失望了，遂于当年初在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由北海高天师授予道箓，当了在籍的道士，还躬自实践，炼丹烧药。然而神仙也对他的前途莫可如何。回东鲁旧居后不久，他大病了一场，沉绵既久，当是身心交疲所致。”

由此可见李白的行事风格是多么激烈夸张，而他的内耗和纠结又有多么严重！他的这番纠结的程度，即便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考察，都算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一档。相比于李白，他的前辈陶渊明与谢灵运则更专注于隐逸一面，而对现实保持更远的距离：陶渊明短暂出仕，但见到不好的苗头便迅速抽身，不再回头。他虽因隐逸生活而饥寒交迫，但终归大多免去了“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烦闷；而谢灵运虽然仍多行奋激出格之举，但很少用心干求，且在佛学上也更向前走了一步，做出了佛教义理上的思想贡献。

人，即便是天才，精力也难免有限，超世之杰因为有充沛的自信，认为自己能摧破一切障碍，达到任何目标，因此他们对于人生的多种可能性总是好奇，不断尝试。而实际上，历史证明，对于“自信”这种情绪，若不加以适当管控，也将反害于己。遍观中外历史上最为杰出之人，也可知道即使这一人群也有专长与短处；即便存在圣人，在道德上趋于完善，也未必在才能上尽善尽美。李白并非不知这点，故而他在《与韩荆州书》中明确提出：

“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

这说明李白对于自己不擅长于实际政务，不懂得纵横战略之学的弱点非常清楚。要知道，这般本领恰是做好政务的关键，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注重培养领导力，在为人处事上圆融通达，且要对实学，诸如经济学、工程学、军事学等有深度钻研。而李白明知自己不擅此道，却反而寄希望于“以文入仕”这样极为逼仄，实际上几无可能走通的道路，难道不是在追求一个幻景吗？

也许，从古至今，一些以文称名，跻身庙堂的例子鼓舞了李白，使他认定“以文入仕”仍然可行。可实际上，即便当世以文章入相的张九龄，也绝非是纯粹舞文弄墨的文人，相反，他出身官宦世家，且积极投身实务（开凿大庾岭，亲临一线指导工程建设），实际是以“干才”，辅以“诗才”而跻身高位的。而即使是李白着力颂扬，引为偶像的司马相如，也绝非简单的辞赋家，相反，司马相如有优秀政治才能，这从他在任期间出使西南，安定民心，完成外交使命的成就便可看出。他也许因文字入仕，然而却是因为实际才干立于政坛，受到荣宠的。

因此，以何闻名，以何立身，两者常常是错位的。既然李白早已认识到自己实无吏才，那么他的情况便不属此类：他并非缺少机遇，等待一飞冲天的政治家-文人，而是纯粹的，傲岸的，天真烂漫的文士，因此，尝试政途，大概率将徒劳无功。从丰富中国最伟大诗人的人生经历上看，这些仕途的尝试或许有意义；然而，从一个人（而非一个被颂扬的伟大的人）防止内耗，追求心平气和的自洽的角度看，我们的诗仙实在为此——也即为了内心中“孟英庄逸”的精神平衡感——浪费了太多的生命能量，也因此而太过痛苦了！这是我们深以为憾，又深深共情的。

3.谈谈“信息差”——反思李白的人生选择

当然，李白所处的，是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繁盛时代，因此文人似不必像魏晋南北朝时那般，谨慎地收起自己的刚猛气骨，而是可以更多地表达个性。李白也是这种自由风气的代表人物，因此他的乐观、傲岸不仅是个性赋予的，也是时代精神的凝结——他坚信这个时代可以给他最好的回报。

然而，自由的风气不必然，且有时限。后验地看，在李白青年时代，社会已在酝酿由盛转衰的种子，实际上，这真正的开放风气只持续了短短数年，当李白开展干求活动时，所谓盛世，实则已是即将逝去的光景了，这一点，青年李白显然未认识到。而等李白人到中年，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风气已由开放转向保守。寒士之路再度关闭，时代风气虽不如魏晋那般肃杀，然而逼仄之感日增。可是，他却在这个时段，仍保持一种天真乐观，积极求进的心态，这显然是对社会大势转变不太敏锐的表现。

对这种现象，似乎应如此解：李白，虽是绝顶聪明之人，但因狂放，与社会疏离，天真浪漫，他的信息源有局限，也不太深入揣摩人性的幽暗，这种“信息差”导致他频繁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举动。某些情况下，信息差也许只使得他徒费了些人生光阴；而另外一些时候，却使他做出了危害个人生命的选择，例如，永王之劫。

然而，永王集团的政治阴谋，真的那么潜藏而隐晦，非到最后关头不能察觉吗？实际上，李白的旧友，如高适，孔巢父，便早已洞察内在的阴谋，而与永王集团划清界限了。高适当时被拔擢到高位，因此掌握更多宫廷内幕信息，对于永王东巡的本质自然有清晰认识，这一点，李白难以仿效；然而，孔巢父与李白同为“竹溪六逸”，同入永王集团，却为何能够洞察深微，先一步离去，得以避祸报身呢？凡此种种，说明李白的两位朋友在政治上的判断要更为敏锐，他们一方面掌握情报，另一方面，也深知政治运转规律，了解人心，因此能对风险做明确判断。而李白，却并无这样的本领，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似乎也未着力培养自己这方面的才能。这样的历史遗憾，又恰如评述者所说：

“他（李白）其实只是一位过于天真而血性的诗人，而绝非是真有王霸之略的干才，更无论能鉴古知今、察幽知微的‘子’的气质。”

李白是一个执拗，重情谊的人，他的灵魂并不为某种崇尚怀疑，批判分析的哲学思维主导，也不为那些揣摩人情世故的机关心思所充斥。他的心中，充满了友谊，赏识等情绪感受。从李白在永王作乱前后的表现来看，他对永王集团真正的考量是毫不知情的——他为永王的“赏识”感动，却没有看穿背后的政治斗争实质，因此几乎遭到杀身之祸。

同样地，对于“信息差”所导致的祸患，我们也可从两面分析。因从永王获罪下狱，几乎被判处死刑；流放夜郎，又中途获赦，这实乃不可多得的传奇，而传奇是伟大文学家必备的；然而，从真实，有血有肉的人的角度，我们便可说，这是不必要的“自取其祸”。实际上，如果李白不是这般运气好，中国诗坛可能将多出一个屈原、谢灵运那般，千载之下令人痛心的悲剧了。

4.诗仙的悲剧——以史为鉴

上述，我们浅谈了李白的精神理想、内耗，以及他的信息差，这三个方面是决定他人生命运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便总论式地谈谈李白的悲剧性命运，探索值得汲取的经验。

正如上述所分析的，李白虽了解自己的文学才华，却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干才，吏才，他的人生规划和他的才能并未完全匹配。导致这种人生目标与实际才具不匹配的主因，是李白自己的雄心壮志：他不甘心只做一个乡野之人，做一个隐士，因此内心总是揣着着经世致用的一腔热血，故而评述者说：

“悲剧人物总有其性格上的‘悲剧’或弱点。”

一个人，如果总是在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身处不合宜的环境，那么他世俗意义的失败是必然的。

当然，人们可为之辩护，毕竟诗仙能文，举世皆知，然而，难道唐代可有专门的学术机构，文化出版机构可供容身吗？李白也是迫不得已，为了谋生，为了尊严，必须尝试仕途。这样的话也许有一定道理：唐代的开天盛世，若洞察到更深一层，便可知也是一充满了不平等的社会，文人，尤其是社会边缘的下层文人，生存空间仍然逼仄，只是相比此前的黑暗时代稍有好转，因此，李白的悲剧性命运确然有深刻的社会因素。

不过，以文学谋生，在唐代虽十分艰难，但文人无吏才，要保全自我，避祸养命，也并非毫无出路。孟浩然——李白的偶像，便是同时代的范例，因为没有李白那般南北闯荡，结交三教九流的丰富阅历，他的诗歌题材的确狭窄了些，在文学的综合性与广阔度上未达到李白的高度；然而，正因为他通达舍得之道，甘于归隐，所以才终其一生得以保身养命，避祸全身。

因而，我们欣赏李白的才华与傲岸人格，为其传奇的人生经历而称叹；但从个人人生的角度，我们更应该看到：人生不顺遂是一种生命基调，过度地追求超出自己才具，不具备相应机遇，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事物，结果只能是伤害自我的人格。因此，还是不做那些徒劳无益之事吧！正如李白晚年自我总结那般：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正如李白那样，他虽一生狂热追求入仕做官，然而，使他最终名垂千古的，还是他那望月醉酒，登临赋诗的雅兴。他没能拯救他那个时代的人民，使海县清一；然而，他的诗歌抚慰了当世，乃至千秋万世的无数读者，使他们得以陶冶自身的性灵，感受诗歌之美，解除身心的疲倦。这样的功劳，不也是很大的吗？

因此，努力做自己擅长的，热爱的事情，控制自己的人生预期，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