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第六十九期——林小英《县中的孩子》共读沙龙讨论纪要
本文是沙龙发言实录，由由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志愿者王茵 整理
许金晶：面对先锋书店如此黑压压的人群，我相信对于在座的各位老师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忘且奇妙的生命体验。
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县中的孩子》，虽然之前没来得及跟几位嘉宾交流，但我至少确定，我和林老师都算是“县中的孩子”，所以想在沙龙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大家是在县城的中学或者县城以下的乡镇中学读过书、上过学的书友请举一下手，（现场示意）至少是占到一多半。
我们的读书会名为“梅园经典共读小组”，每年的读书沙龙一般都是自3月份开始。2022年开年，我们的共读书籍是《陪京首善》，这是一本研究晚明南京城市史的书籍，跟我们所在的南京城是紧密相关的。
2023年，我们读书会的开年沙龙是《城市现代化路径研究：以南京为例》，这本书是以城市发展中的现代化图景为议题，从南京的历史延展到南京的当代。今天我们推出的读书沙龙经历了长达大半年的酝酿和筹划，所读的书籍是林小英老师所著的《县中的孩子》。南京，不论是作为江苏省的省会，还是作为东南区域的中心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发展、繁荣，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大家当中，有相当多数人是来自县中，通过县中进入高等院校，接受了比较好的高等教育，持续的人才涌现和人力资源支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县中。
林小英老师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长聘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和质性研究。大家如果事先读过这本书的话，会知道小英老师当年也是一位“县中的孩子”，会发现她当年在县中的学习表现，和我们当今所公认的“学霸”大不相同。
今天开场，想请林小英老师分享一下您当年作为县中的孩子的生活经历，这种生活经历跟您写这本书有怎样的关联？这本书里调研的这些县中孩子的状况，跟您当年读书的时候相比，又有哪些变化？在您看来，变化背后深层的政策、社会、环境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林小英：
谢谢许老师，谢谢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对这本书和这个话题的关注。今天看到这么火爆的现场，就感觉有一种深深的共鸣，既然大家关心这个话题，肯定与我们共有的这份县域中学的经历息息相关。
我们曾经共有的这份经历，对我们今天当下的教育有怎样的一个提醒呢？如果说今天的教育出了很多问题，如果说今天面对教育我们有很多焦虑，那到底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曾经也是这么焦虑吗？如果曾经我们不是这么焦虑，今天为何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来梳理和调查走访：我自己去过那么多县、省，但我觉得每次在言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总面临一种合法性的自我质询：当我拿着别人的故事来讲中国的县域教育时，这本书之外，那些故事里的人们还是照常在当地生活。
这项研究最开始是源于一次富士康实地调研的经历。当时最初的调研是做在产业职工的教育培训，可是当完成苹果公司委托的研究和评估任务之后，我不禁自己在脑子里复盘：他们大都主要来自于中部省份县级以下的这些学校，大多数是高中毕业后就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我想到自己的出身，我也和他们一样是县里中学出来的。后来有机会再去到县域里面来做研究时，我自然而然地把个人的经历跟他们联系到了一起，从而特别关注县里中学的教育现状，比如说看到现在的大班教学、现在装满了PPT的课堂、现在大量的多媒体教学，甚至很多中学共有的一种模式---要求大家肩并肩地一边跑步一边读书，我就在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们当年也没有这样，为什么现在要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学生——好像如果你不这样干，你就会失败。这样一种因果关联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自身经验，一边自我拷问，一边调研现在的县域教育，写了这本书。
许金晶：
好的，谢谢林小英老师的分享。
接着为大家介绍下一位对谈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梁晨教授。
梁晨老师多年前有一部很重要的代表作——《无声的革命》，此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来源变化的相关研究。此项研究的成果发布于2002年，现在距离那个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梁老师，请您来谈一谈读完《县中的孩子》这本书之后，您对当年这一重要的研究又有哪些新的启发和思考？
梁晨：
谢谢许老师的提问，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林老师的大作，也很荣幸和各位在场的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交流。
阅读林老师的著作后，我是有很多感受的。我当年所提出的“无声的革命”这一概念，正是1999年后全民要进入新世纪之时，我们都很关心时代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我看来，这是必须要解决或者试图去回答的问题。
当时这项课题是我作为历史学者的研究，既来自于我们团队对于建国之后历史的认识，也来自于我个人的真实经历。现在回看，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生源为何能够发生转变”这一问题，我们当时主要形成了两个认识：第一，这和统招统考的政策密切相关；第二这离不开教育的普及和学校的推广。
我认为，这两项制度对高等教育生源的来源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在21世纪这两项条件其实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出现了“自主招生制度”。自主招生其实和统招统考就不一样，招生主要是大学的事情，不是教育部包揽，怎么考试，考什么样的题目，教育部不问，都是大学自己去做，所以大学是非常自主的。在2005 、2006年的时候逐渐开始推行“自主招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可能会形成挑战。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位老师，他做自主招生的研究，从他的分析结果来看，就相当的不乐观，与普通高考相比，它（“自主招生制度”）所带来的生源固化或阶层固化可能更加严重，所以，这也是让我比较担忧的。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教育普及情况的变化。以前，乡镇学生能够进北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有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县中，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也是教育界经常说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超级中学”，学生开始越来越多地聚集于此，招生时，我发现我们开始越来越少地往县里面跑，因为县里面的中学没有学生能够达到我们的分数线，我们去对招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到地级市，而且我们感到绝大多数的生源其实可能只在省会，这个现象确实是存在。看到这种现象时，我也非常担心，所以在《无声的革命》里，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革命是否能够延续，以及怎么才能做到革命的延续？
而林老师的大作可能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回答。她没有用很多教条式的、研究式的语言，她的书中有很多材料，透过那些材料，我感受到来自学校的无奈、学生的无奈，我觉得和我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状况是一致的，和我的担忧也是一致的。县中今天的境遇一定是跟我们当年读书时不一样，很多县中是受到冲击的，我们如何面对现在社会整体教育环境的转变是很重要的课题。
此外，通过林老师的著作，可以适当给大家一些提醒，县域的中学应该怎么去办学，在政策上、制度上应该怎么去办学，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力量。
我想读完林老师的书，大家可能会更有感受。好，我就先讲这么多，谢谢。
许金晶：
好的，谢谢梁老师。梁老师发言非常精彩，既结合自己个体的生命体验，也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专业领域的探索，对林老师的著作《县中的孩子》做出了精彩的点评。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位嘉宾，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王世岳老师，
请世岳老师谈谈您读了林老师这本书之后的一些感受和思考，谢谢。
王世岳：
好，谢谢主持人。首先特别祝贺林老师的大作问世。因为我做过林老师的学生，上过林老师的课，我觉得林老师是中国文化里面少见的具有强烈批判性的人，林老师是我见过最有批判性的一位学者，所以我一直都特别期待林老师的这本著作。首先，我分享一下自己作为读者的感受。
现在大家对于县中的兴趣集中在6月份的高考、7月份的中考，有多少人进入到了县中？有多少人考入了大学？也就是说我们只关注“两头”，一头是招生，一头是毕业，“中间”——到底这三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是没有人关心的。
这样的想法是把学校当作了一个“工厂”，不用关心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把学生送进去，三年以后他就应该变成一个卓越的毕业生，然后进入到高校之中。但“中间”发生的事情其实才是最有意思最应该关注的。
如果大家去读林老师的这本书，你可以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篇幅在关注教与学。教育的发生其实更多是发生在师生之间的，很多时候还是不知不觉的。对于研究教育学的学者而言，林老师具有一种天生的敏锐性，能看到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之中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比如林老师在书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描述，她以学数气球为例。小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表示一个气球？画一个圈，底下画一条线，这是一个符号性的表示，这样的符号其实是需要训练的。林老师发现在学习之前，学生们并不知道它代表气球，这就是一个文化符号的传递，这样的细节可能是需要非常敏锐的观察才能捕捉到的。里面还有比如说因为村小的学生逐渐减少，教师的讲授法，不再是过去的方法，而是变成“一对一”的辅导，这影响了老师对自己所接受教学法的认知与实施，像这样的细节，是一位教育学人所独具的不同视角，这也是我觉得非常触动的地方。
其次，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我发现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县中问题”，实际上却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中国几乎所有的制度都会在“县中问题”上表现出来。比如我们的高考制度、人事制度、编制制度、评价制度，实际上我们的县级中学已经被这样各种各样的制度封贴在了一起。于是，当我们想要去讨论县中问题的时候，会发现抽丝剥茧，你需要在不同的制度之中去看现在我们的县中是在什么样的夹缝中生存。林老师一直从事教育政策的研究，从中，她不光看到今天的政策面貌，还有过去政策的留存。比如说我们的师专制度，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老师，尤其是中小学里面活跃的非常优秀的老师，甚至是一些在教育学界非常优秀的学者，其实都毕业于我们过去的师专。尽管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他其实就是一个中职学生，但他们在基础教育领域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过去有一些非常好的制度，对我们教育领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第三点，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真佛只说家常话”。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不会受到八股文那样的制约，你在读它的时候会感觉非常顺畅，这也是这本书向我们读者呈现出的非常友好的一面。
许金晶：
好的，谢谢世岳老师内容丰富又详尽的分享。
下面，有请我们下一位嘉宾，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周琪博士。周琪博士研究乡土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请周琪博士来谈一谈林小英老师《县中的孩子》这本书对您的专业和学科领域带来哪些新的启发和思考？
周琪：
谢谢许老师，我作为村小和县中的孩子，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活动。
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内蕴着一种为“沉默的大多数”发言的意图，而且我觉得这种把现实关怀和自己的学术道路结合起来的研究路径，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另外，我觉得林老师的书里有一些观点非常有意思。比如，林老师提到教育，不应该是一种“适者生存”的模式，也就是对于“基础教育”，我们不能用一种“适者生存”或者“丛林法则”的标准去看待它们。对于教育这样的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它一定是有一种公益性的成分，所以县中它是不应该采取一个所谓“KPI的绩效考核”，不能只用所谓的“清北上线人数”去衡量它是否成功。对林老师的观点，我非常赞同。
我还想说明的是，在我看来，林老师的著作跟非虚构的写作有一种很相似的精神底色。一方面是对于这样一群“无言的大多数”的观察，另一方面也是林老师在“序言”部分提到的，也许我们作为一个人文社科的从业者，我们没有办法去切实地采取一项措施进行改良，但是被看见和被倾听，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如果我们有幸成为所谓“幸存者”中的一员，那么应该是想办法让更多沉默和无言的人能够走到被阳光所照耀的地带。这就是我对于林老师著作里非虚构底色的一个观察，一些体会。
许金晶：
好的，谢谢周琪博士。周琪博士刚才的一番话，我觉得也解释了《县中的孩子》这本书它不只属于教育学，不只属于社会学，它同样是整个中国现在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一部重要作品。
林小英老师第一轮发言的时候谈得比较简短，所以下一轮交流我们请林小英老师再多讲一点，可以为我们呈现一些更有画面感或者说更具文学性的东西。林老师能不能讲讲整个调研过程中一些让您感动或者印象深刻的人和事？谢谢。
林小英：
好，我就补充一些细节。我觉得教育是特别朴素的事儿，而且在学校里面应该充满的都是一些小事情。当然，我们在面向大众的宣传性话语系统当中，经常树立的是一种典型，这些典型人物干出的都是非常伟大和惊天动地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更多的一线校长和老师们做的都是特别细碎的，很常见、很细小的事情，而，往往是这细小的事情很打动我。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当时我去西部一个县里面的学校。一天早晨，跟着校长一块出去吃早饭。他带我去吃附近一个很有名的小吃，我就跟他一起去。路上，我就发现这个校长在街上走的时候，所有人都认识他，所有人跟他打招呼的时候，都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不是说：“校长，您好！”不是这样的，而是：“校长，来吃个东西”“校长，给你送一袋阿克苏苹果”。当时，我就在想：在乡土社会，就是这样，这里面有人与人相互守望的一个传统。
继续跟着校长走。他说，林老师，你看旁边那个河滩，你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曾经带着好几个老师到那去干过，那个河滩是卖猪的。我问他堂堂一个校长干嘛要去买猪？他说他们扶贫，买那个扶贫猪。我又问，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额外的事情呢？他说没觉得，他就觉得学校在这个镇上，是跟这里一起沉浮的，是跟这里一起枯荣的。
再跟着校长走，他说带我去看看他原来的校长。随后，我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修农具，他说这是他原来的校长，那位校长已经90多岁了。他就把刚才的一袋苹果送给了老校长。一路上，来来回回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我就看到这样一个经典的细节，我觉得这个细节可以让我回味很久，就是我们的学校到底应该怎样真正地坐落在本地，而不是把它连根拔起，永远去对标城市学校的标准。这本来是这些乡镇学校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条件，可是我们却无视了这样的条件。
还有一些事例。比如我还碰到过一个初中的校长，他当时还没买车。那时候他刚毕业不久，当老师后，他经常要搭中巴车去学校上班，经常在车上碰到家长送孩子上学。跟村民们一块坐中巴车时，他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大家对这个学校的议论，这些议论他就记在心里，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地倾听方式。等到他后来自己买了车之后，他说每到周五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他就用自家的私家车捎孩子们到能搭车的地方，他这种自然而然的“捎带”行为，都来自于我们本土的人情社会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我就想，如果我的位置跟他换一下，我作为一个外地人跑去当校长，法定资质上我肯定是够格的，但是我在人情上、情理上的合法性其实是不够的。
许金晶：
好的，谢谢林老师。您讲的这些细节为我们展现了县域社会的教育生态里非常珍贵又非常真实的细节。下面，请我们三位嘉宾老师聊聊。大家觉得《县中的孩子》所呈现的县域教育生态，对自己当下所从事教育教学或研究工作有哪些意义？为自己带来了哪些启发？我们先从梁老师开始，谢谢。
梁晨：
谢谢主持人。可能由于我做过一段当代教育研究的缘故，所以，每一年，在自己的专业课堂上，我都很关注我的学生从哪里来，这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职业习惯了。
乡村的同学进入高校以后面临的困惑，我是感同身受的。很多农村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天，他会非常失落、非常困惑，他不知道怎么和他的身边环境——尤其是大城市的同学——相处。这些农村孩子会发现虽然身处于互联网时代，可是有很多的文化背景和话题是不相通的，自己与同学是很难沟通的，他们会有压力。
这就是林老师讲的，八、九十年代那种城乡二元格局，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到今天好像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压力更大。对于边远地区的孩子，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可能值得关注。包括我们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它比较擅长去关注所谓的“社会边缘群体”，比如打工子弟的研究、留守儿童的研究等等，都会有很尖锐的社会问题在里面，我觉得高校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它也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我个人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尽管我们主要教授的是如何冷静、客观地开展历史研究但是同教育学一样，同其他人文学科，如文学一样，我们都有一个终极的价值关怀在里面。对我而言，“终极关怀”它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触动。
王世岳：
我想讲两点吧，一个是对于教育的期待。我觉得教育其实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今天到场的人群里有很多在校的大学生朋友，当你回家的时候，面对七大姑八大姨一连串的质疑：你最近在干嘛呀？你未来想干什么呀？有没有找女朋友？未来要做什么工作？这种时候，其实我们只需要四个字，就能给自己留下一个足够的空间，就是：我在考研。当我们说到“我在考研”这四个字的时候，当我们说到一个人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积极向上的，会觉得他是一个需要尊重的人，这是教育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一重价值观的塑造。我觉得这看起来是非常微小的事情，其实是反映了教育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塑形。
对于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是抱有一种特别乐观的态度。我觉得县里面的活力其实是无限的，那里拥有特别旺盛的活力。
另外一点，作为对这本书的一个例证式的反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江苏省南通市，我发现那里出来的人特别以自己是某一个县中的校友为傲，当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我是哪个学校的校友。这个发现让我非常非常地惊奇：为什么一个人会以自己是某个县中的校友这件事情为傲？后来，我得到一个解释：实际上在这些地区，县中变成了一个当地本土精英聚集的一个场所，最优秀的本地人才都来自于这样一个县中，所以他会以自己来自这个县中为傲。所以，就像林小英老师说到的，这些县中的校长在当地其实扮演了一个熟人社会中的“社会枢纽”的角色，他可能会比一个官员在当地形成的影响力更大更深更广。我认为，县中，特别是这样的县中，其实也体现出当前县中教育的一种模式，在社会运行中其实发挥了一种很深远的影响。
我觉得县乡其实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能量所在，他们在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活力，带来更多的可能。
周琪：
好，谢谢许老师。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从业者，我简单谈谈自己的一些工作体会。
在教学中，我一直在跟学生强调要有一种现实感，要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保持一种动态的关注，或者说用一个比较火的词：要关注真实的“附近”（2019年，人类学家项飙提出了“附近”的概念）。比如说，非虚构写作、科幻写作、人工智能时代的写作，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另一方面，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心态的调整。我对学生的期待，不是说想教出一个论文写得很好的学生，我更希望的是，能够让从我的课堂里走出来的学生，他们经历一个普及性的人文社科教育训练之后，对于人、对于社会有一种广泛的理解和同情，以及一种参与的决心。那么，从这样一个教育体系里走出去的学生，我觉得无论他从事什么行业，作为个体的他都能够拥有更完善的人格。其实，这才是“人文学科”缓慢的教育模式背后，它内在具有的一种更长远的功效。这，就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现场书友互动交流
许金晶：
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交流的环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开放三个提问名额。
第一位提问书友：
各位老师好，我来自南京，现在30多岁，我的问题关键词是“大学线上开放式课程”。想问问各位老师，在信息化、人工智能化的社会，大学线上开放式课程能否代替一些高等教育的功能？如果可以，那么县中的高考班或者说是中国教育的底色能不能改善？
林小英：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解决方案，至少提醒了我们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就我自己来说，我可能是中国比较早一批在网络开设线上课程的人，我自己的两门课程都有在线课程，我觉得这是自己作为学者的一种社会服务的责任吧。
我有时在想，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我在网上吸取了多少资源？自我正式教育生涯结束以后，我有多少的自我成长？对我而言，知识的吸取绝大部分是通过网络完成的。
甚至，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我的阅读，受惠于很多的书籍电子版、网络课程。这里面，确实应该来进行深入探索。但是，对于县域教育来讲，如何改变高中教育的底色，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我们如果还没有拿到那张“入场券”，那极有可能以后我们学到的这些东西可能会沉没，就是说，它的实际效益可能不会有那么强。
梁晨：
我也简单说两句。其实我参加过教育部的一些项目，华中师大他们都有这样的推广，就是要把所谓的“优质课程”，北京四中、101中学的这些课程，通过网络形式输送到乡村中、小学中去，这是一个思路。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当然全球都有这样的例子，但是至少回到大学这个场域才行。像刚才周博士讲的，我感到她的教学是“接近完美的”，而网络很可能无法达成教学相长的效果。或者简单来讲，可能学知识是够的，学生想要产生思想的碰撞，缺少了物理性的课堂可能还是不行，而网络就没有了课堂，我觉得线上课程主要存在这个问题。
第二位提问书友：
老师们好，首先我也是一名教育从业者，但我的学生可能比在座的各位都要小很多。我在师范大学学习时，所接受的都是一种要培养学生完整人格、更加自然主义的一种教育理想。
但当我真正站上讲台之后，面对学生，我身上背负着来自多国家的、学校的、家长的、学生的很多压力。包括我自己走上社会以后，看到了很多残酷的现实，我也有很多现实上的压力。久而久之，我也难免会对我的学生有很多现实上的要求。像我们这样的教师站在讲台上，就会有一种不可调和的心态上的矛盾。所以，我就想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个人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稍微调和一下这种心态，谢谢老师。
王世岳：
我分享一下自己的体验。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是说教育目的。教育目的其实是多层次的，有国家的、有学校的、有教师自己的，也有自学生自己的。多重目的放在一起的时候，老师要是意识到了这个多重目的，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会对自己有很强的期待，另一方面对学生有很强的期待：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最近我听到了一个词，它说服了我，这个词叫“爱其所是”。“爱其所是”就是这些学生是什么样的，我就实事求是地去爱他们，做好他们的老师就好了，我不对他们抱有那些很自恋或者很虚荣的想法，让他们能够成为他们自己。这样一来，我自己就放下了很多自己加诸自己的包袱。
林小英：
我补充一下，我说点通俗易懂的。我觉得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处境，我特别的感同身受，我觉得对于低学段的孩子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它解析开了，就是两条路，对于特别优秀的学生不要分配所有的注意力的资源给他，因为奖励一个人就是羞辱大多数人；对于暂时还处在不利境地的这些孩子，不要把他往死里逼，莫欺少年穷嘛，我所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解决办法。
第三位提问书友：
各位老师好，我是县中的孩子，读了师范大学之后，成为一名县中的老师，又来教县中的孩子。去年，我恰好看到林老师的这本书，就赶紧买了，一口气全部读完了。对林老师这本书上的很多内容，我都很有感慨。我是去年入职的，入职之后当我去教这些县中的孩子时，时常有一种非常巨大的割裂感，感觉自己大学学习的这些所谓“示范化”“标准化”的教育，在实际应用之时就很无力。我的问题是：对于大部分县中的孩子，面对当下的现实情况，您觉得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呢？或者说您心中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样呢？
林小英：
我觉得对于孩子们，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一个个体来讲，就是“与其抬头看头顶的天，不如低头看脚下的地”。意思是，与其去看未来的出路，不如就把手头眼前的事情做好。能做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人生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
我一直在想，我们有句古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现在是太有远虑，从小学天天就想着要考北大、清华。我现在就置身于教育领域，我个人认为在教育的道路上应有“远虑”，但更应有“近忧”。教育就别考虑那么远了，如果是个万米赛跑的话，那就一步一步走，按照自己认为自如的步速走就好了。
梁晨：
中国人特别喜欢追求这种所谓的顶尖、拔尖，所有人包括我们老师在内，中国人一直在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其实是蛮内耗的。所以，我同意林老师的说法。如果我是一个中学生，或者我的孩子是中学生，可能作为家长，我有很多宏大叙事要加在他的身上，可是其实还是需要稍微“钝”一点，不要那么敏感，不要对成功有那么明确的一个规划。因为谁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成功，成功的道路是怎么来的。人有的时候是要稍微慢一点的，这就是我的感受。
许金晶：
好的，谢谢。今天真的是感觉很温暖。首先，南京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雨雪天气，冰冻天气，今天完全是一个暖阳回春的状态。其次，今天这么多在座的书友，大部分的书友是从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包括我们台上的老师、嘉宾也都是毫无保留地倾情分享。最后，我就用北大社会学先贤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来作为今天的结语，也献给大家，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