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女性的生死场，中年“娜拉”的荣辱录

真正的友谊，是跨越时间和空间，跨越人生的种种际遇的。

谈起女性友谊，很多人会联想到一些刺耳的词语，仿佛女生之间的友谊只是拉小团体，充满心机和算计算。实际上，不是女性的友谊脆弱，而是我们常把短暂的“热络”误解为友谊。

世间的友谊，有假就有真，时间似乎是唯一和终极的标准——就像伊丽莎白鼠、大象和小狐狸。

伊丽莎白鼠、大象和小狐狸当然是昵称，她们分别是乔、安慧和“我”，在鲁迅文学奖得主尹学芸的小说《三只汤勺和三只铁碗》中，她们的友谊从20岁延续到50岁，真挚，炽热。

少时初见，彼此一见如故，立刻引为知己，“我”甚至许愿“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坐在一起”。此后的30年中，她们成家，分别，相聚，又分别，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她们心中始终装着彼此。

“我们之间有许多秘密，过去父母不知道，现在丈夫和孩子也不知道。如果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会很快进入一种状态，那种状态甚至与时空无关。”

对女性之间情感的描写，自然只有女性作家能做到细致入微、丝丝入扣。而尹学芸在这篇小说里并不仅仅想描写女性之间的相互支撑，而是赞颂中年“娜拉”的出走，记录平凡女性的那些不平凡的追求。

中年“娜拉”出走之后

相对于“我”和乔，安慧的命运称得上曲折。人到中年的安慧经历过两次出走，第一次她决绝地离婚，离开了带给她舒适生活的丈夫和母亲。第二次，母亲病重，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也不顾及男友会因此而离开，卖掉了母亲留给她的房子，辛勤工作给母亲筹医药费。除了跟她有着三十年友谊的“我”和乔，谁都无法理解她的选择。

对于娜拉的出走，鲁迅曾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尹学芸在《三只汤勺与三只铁碗》里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第一次出走后，安慧得以追随自己内心真实想法，打破母亲给她的保护和枷锁，离开自己并不爱的丈夫；第二次出走后，安慧失去了爱情也失去了可以傍身的房子，除了女儿和两位朋友，她几乎一无所有。然而她终于自由了，她获得了“梦醒之后”的清醒和坚定，同时并没有落入“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窠臼，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篇小说收录在尹学芸新作，也是其首部女性主题小说集《生死结》中。从20世纪80年代创作伊始，尹学芸写过无数平凡小人物，从农民到知识分子，从工人到基层官员。流淌在尹学芸笔下的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正如她获鲁迅文学奖时颁奖词所言，她的创作“于曲尽人情中见时代变迁，牵动着人们的记忆、经验和情感”。

与尹学芸以往所有作品不同，《生死结》是她首部女性主题的小说集，聚焦女性生命体验，描写一群执拗而勇敢的女性的人生抉择，以及她们之间的爱与扶持。

平凡女性的生死场

尹学芸以《生死结》为献礼，摹写普通女性艰难而悲壮的人生抉择，赞咏她们在被损害的人生中迸发出的生命力。

有“小郭兰英”之称的曹翠芬在单位被排挤，有一副好嗓子却始终不得登台，更在命运的打压下，接连失去了爱情和唯一的女儿，曹翠芬始终不曾低头，愈战愈勇。与顾长卫电影《立春》中的音乐女教师王彩玲一样，曹翠芬让人哀其不幸，怜其不争。（《曹翠芬的一条大河》）

李伟平的父母、妹妹皆死于非命，她难以从内心解脱，于是，她主动背负从冥婚中解救死去的妹妹的沉重任务，放弃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开始了漫长的争夺。（《生死结》）

神秘的蓝芬姐“死去”后又活过来，与此同时，被大家遗忘的另一个女人浮出了水面。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蓝芬姐固执地将“我”认作那个女人，几十年前的隐秘真相被层层遮蔽，又欲盖弥彰。似疯癫又似先知的蓝芬姐最终吊死在一棵树上，这场一波三折的生死剧也终于收场。（《蓝芬姐》）

尹学芸将这些平凡女性人生故事后潜藏的历史、情感与人性秘密一一揭示，又从她们的生活与命运中带出其与时代变迁，与中国底层民众生活习俗、心灵密码的丝丝关联。人性的丑恶或美好，时间的残酷或仁慈，时代留下的车辙或涟漪，尽数变成这些生死场中的背景、幕布。

尹学芸善于发掘与呈现这些幽微的爱与怕，将这些或平常细碎，或浓烈炽热的情感，都化作读者的一声慨叹，同时又给读者留存着温热的希望。

历尽沧桑的安慧给“我”的留言如诗如画、深情动人：“夜里梦见你了，你家住在一个有南北溪流的地方，水深厚，深绿，清透。我们拉着手边走边说话，醒后很想你。祝你身体好。拥抱你，久一点。”无论是安慧、曹翠芬，还是李伟平、蓝芬姐，她们无一不在艰难的生活中始终抱持希望，无一不是始终追求着爱、认可与理解。

《收获》主编程永新曾评价尹学芸：“当一个小说家进入什么都能写、怎么写都不会写坏的境地，时间也无法撼动她的地位。”“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生死结》中这些经历过重大而艰难的人生抉择的女性，用迸发的生命力，凝结成温柔的火焰，照亮自己，也将照亮千千万万的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