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彭文静：叶德辉及其藏书
摘要：叶德辉是清末民国间著名的文献目录学家和藏书家，一生致力于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研究，其藏书主要是搜购及与他人交换所得，少数为先祖遗存。他藏书重经部，次史书，次丛书，贵实用，反对一味佞宋。 作者简介：彭文静(1968-),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从事湖南藏书家研究。
文章来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01)
1．叶德辉其人
叶德辉（1864年-1927年），字焕彬，号郋园，清末明初著名的文献目录学家。祖籍江苏吴县，少随父迁至湖南，经其师徐峙云之介，捐银二百两入湘潭县籍。光绪18年（公元1892年）28岁时中进士，官吏部主事。叶德辉泊然于为官，不久即以乞养为名，请长假回籍。此后30余年一直居家从事经学、小学研究，兼及藏书、校书、刻书。在经学大师王先谦的提挈下，成为湖南有名的乡绅[1]。 在戊戌变法中，叶德辉撰《<轩今语>评》、《正界篇》、《<长兴学记>驳义》、《<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议>》等文攻击维新派提倡的新学和西学[2]。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湖南米荒，叶德辉因囤积居奇，抬高米价，激起民变，被清政府革去功名[3]。辛亥革命中，又曾因大闹坡子街，大肆诽谤诬蔑革命及革命党人，于1914年4月10日被当时长沙警备司令逮捕。1916年1月13日，叶德辉以省教育会会长的身份电请袁世凯立颁登基诏书[4]。同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叶德辉到苏州避居四年。1921年，他到北京游览。 1924年与吴佩孚相呼应，三次致书章太炎，反对湘省自治，在地方军政界造成思想混乱，又曾一度被省警察厅下令拿办。1926年7月，当北伐军兵临长沙时，他策动粮行为赵恒惕的死党叶开鑫的部队供应军粮。同年8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身份到达长沙，叶德辉意外地受到蒋的礼遇，便打消了原来出国讲学的计划，决心留在湖南静观时变[5]。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时，叶德辉起草了给段棋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谭延闓等人的所谓湖南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在发拍时为电信局截留）。他还作了一付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牲”，咒骂农民协会会员，污蔑农运干部。1927年4月14日，湖南人民在长沙举行声讨和铲除反动分子大会，叶德辉被处决[6]。 叶德辉的为人固不足取，然其学实有可传。他被《中华民国名人传》列为湖南大儒[7]，湖南著名学者杨树达称其为“旷代之鸿儒”，1914年，湖南都督府军政部长唐蟒欲杀之时，全国营救之电一日数起，大总统亦叠电令其不得草率，章太炎电文云：“湖南不可杀叶某，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纵观叶德辉十多年间给著名学者缪荃孙的书信，通篇都是谈学问，诸如版本、校勘、编刻之类，偶尔自嘲两句，亦可知其实为做学问的人。
2．叶德辉与观古堂藏书
叶德辉为清季著名藏书家，长沙叶德辉的观古堂、道州何绍基的东洲草堂、湘潭袁芳瑛的卧雪庐及岳阳方功惠的碧琳琅馆为湖湘四大藏书楼。在全国，当时有“北傅（傅增湘）南叶”之并称，足见叶德辉在当时藏书界的地位与影响。
2.1 起源与发展
叶德辉出生于藏书世家，其先祖中比较有名气的藏书家有：叶梦得（石林）、叶盛（文庄）、叶树廉（石君）、叶奕（林宗）等[10]。 叶德辉藏书的来源有三种。一是从先祖那儿继承到的。他曾说：“吾家二十五世从祖石君公树廉朴学斋、林宗公奕宝稼轩，不幸无书目存留，然于钱曾《读书敏求记》求之，知当日二公好书，其收藏固甚富也。”[9]但因世事变迁，叶德辉并没有直接继承他们多少藏书，而是继承了这种藏书的家学渊源。 二是多方搜购所得。他在京作官时，“每于退值或休务日，（与士大夫）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10]湘潭袁芳瑛卧雪庐藏书散出时，他痛惜“收得仅百分之一二耳”[9]。1889至1890年之际，叶德辉“再至都门”，正遇上商丘宋荦纬萧草堂、曲阜孔继涵红榈书屋“两家所藏散在厂甸”，择其目所缺载及刻有异同者购之，“得二十箱，捆载南归”。另外，叶德辉田居期间，“得善化张姓书数橱”。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个有心人，在京时“暇则日至琉璃厂”，“书摊庙集，时一遇之，是在有心人之勤于物色而已”[11]。有诗为证：“齐鲁吴越间，辙迹我频至。获书捆载归，充栋无余地。计偕入京师，欲探酉山邃。日从厂甸游，琳琅启金匮。……时有漏网珠，拾之出无意。”[10]更有甚者，听说日本人“藏我国顺、康以至嘉、道文集极多，有清诗万卷楼之目”，曾有“不能越海飞渡也”[12]之叹。 三是与人交换所得。叶德辉在日本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曾有日本人住在他家潜心求学，也时常有日本人寄信求教，在刻书、藏书等方面更是交流广泛。他用自家所刻丛书，换取日本影刻宋元医书及卷子本诸书不少，如《古今书刻》、《古文旧书考》等[13]。
2.2 鼎盛与流散
叶德辉的藏书颇为丰富，到辛亥革命时，他的藏书就将近有二十万卷。“余自先祖藏书至今，已及三代。吾更增置之，所收几二十万卷。”[14]其后十余年，他又刻印了不少书，加上买书及换书，到他死时，藏书总量接近三十万卷，真可谓富甲海内。 所藏多经学、小学书，尤重清代诸家原刻本。其门人刘肇隅谓其“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橱”[15]，其中最好的是北宋胶泥活字印本《韦苏州集》、宋本《南岳总胜集》、《玉台新咏》、金刻本《埤雅》、元大德本绘图《列女传》等[13]。 叶德辉的藏书处有观古堂、丽、藏书印有“叶德辉”、“焕份”、“郋园”、“叶德辉字焕彬一字直山”、“吏部司封员外郎”等十余种[16]。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间刻本《师山先生文集遗文五卷附录一卷济美录四卷》十册，卷内有“叶德辉鉴藏善本书籍”的印记，就是叶德辉的藏书。 叶德辉生前害怕这些藏书不能流传后世，故于辛亥革命那年（1911年）避难长沙县南郊时，编成《观古堂藏书目》四卷，可供后人参阅。历史证明他的担忧是正确的，叶德辉死后，他的藏书极少一部分流散到社会上，绝大部分由其儿子叶启倬、叶启慕卖给了日本人山本[17]。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日本仅叶德辉撰、辑的丛书就有《双木某景闇丛书》、《丽丛书》、《观古堂所著书》、《观古堂书目丛刊》、《观古堂汇刻书》、《郋园小学四种》、《郋园先生全书》等七种[18]。这是清季继陆心源百百宋楼藏书外流日本后国内文献又一次重大的损失。尽管如此，由于叶德辉生前刻书时，比较注意广告宣传，他自己所刻印的书，尤其是大型丛书，目前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基本上可以找到[19]。湖南省图书馆藏有叶德辉撰、辑、批校、考评、题识、跋及刻的书约124种[20]。此外，叶德辉观古堂藏书在《四部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及《民国丛书》等大型丛书的影印过程中提供了原材料，其收藏之功，不可湮灭。叶德辉自知“诸人皆眷眷于其子孙，究之藏书家鲜有传及三世者”，“诸儿不能读，浊世不知重，每叹子孙能知鬻书，犹胜于付之奚媵覆酱瓿褙鞋衬”，如此，他的藏书可谓得其所矣，“盖犹快意事也”[14]。
3．叶德辉的藏书思想
书籍采购后，还要加以妥善保存整理，因而采购什么书，如何采购书，这便体现出藏书家的藏书思想。叶德辉的藏书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他的《藏书十约》中，此书分别论述了图书的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等十个问题，总结了他历年积累的藏书管理经验的心得体会。
3.1“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
他“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其种类多、校刻精者”。并认为开始藏书时，不能四部完备，但“于此入手，方不至误入歧途”[21]。“先经”是叶德辉的传统儒家思想的集中反映。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六经”几乎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时，经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也有着密切关系。两千多年来，经部，就其量来说，真可谓汗牛充栋了。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经部书籍已达1773部，叶德辉藏经部书1460余部，多于史、子书[13]。叶德辉很推崇阮元所刻江西南昌学官本的《十三经注疏》，曾备述其校勘所用版本[29]，谓其“读一本而众本皆具”[21]。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历代封建帝王，无不重视，故史部书保存下来的最为完备，其中的核心是“二十四史”。从古至今，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会藏有二十四史。叶德辉观古堂藏明万历南监刻本和清武英殿刻本“二十四史”有：《汉书》120卷、《后汉书》120卷、《三国志》65卷、《晋书》130卷、《宋书》100卷、《南齐书》59卷、《梁书》56卷、《陈书》36卷、《魏书》140卷、《北齐书》50卷、《周书》50卷、《隋书》85卷、《南史》80卷、《北史》100卷、《新唐书》255卷、《新五代史》75卷、《宋史》496卷、《辽史》116卷、《金史》135卷、《元史》200卷，明嘉靖闻人诠刻本《唐书》200卷，乾隆己酉苏州文宝堂刻白文本《史记》130卷，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嘉庆扫叶山房刻本《五代史》150卷、武英殿刻亥本《明史》332卷，皆精校精刻之珍籍，为观古堂镇库书[13]。 丛书是汇辑同类别各种单独著作而冠以总名的一种书籍形式。深为叶德辉推崇的丛书有明弘治间华重印宋左圭《百川学海》、程荣《汉魏丛书》、毛晋《津逮秘书》、《武英殿聚珍板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潘仕诚《海山仙馆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等等，称其“书多而精，足资博览”[21]。叶德辉自己也非常重视丛书的编辑与刻印，除前文提及的七种外，还有《观古堂所刊书》，共8部大型丛书。其中《郋园先生全书》中的《藏书十约》、《书林清话》、《游艺卮言》等已有学者点校整理并出版，《双木某景闇丛书》目前在网上也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3.2“藏书固贵宋元本以资校勘，而亦何必虚伪”
叶德辉藏书反对一味厚古薄今。他在《书林清话》中多处指出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藏书固贵宋元本以资校勘，而亦何必虚伪。如近人陆心源之以‘宋’名楼，自夸有宋本书二百也”，“然存真去伪，合计不过十之二三。自欺欺人，毋乃不可”[23]。“藏书家贵宋元本，于近刻则奴仆之，此大惑也”[24]。“先族祖石君公，癖性亦同，徐乾学作公传云：‘所好书与世异，每遇宋元钞本，虽零缺单卷，必重购之，世所常行者勿贵也。’”[25]孙星衍也曾坦言“予始购书，先求先秦三瓦古籍，次及汉魏六朝隋唐，次及宋元明之最精要者。”[26]对这样一种现象，他是持不同看法的。张惠言《<仪礼图>题记》转引他的话说“康、雍、乾、嘉累叶承平，民物丰阜，士大夫优游岁月，其著书甚勇，其刻书至精，不独奴视朱明，直可上天水，当时精刻、精印，一时流播士林，迄今百余年，扬年劫之摧残，又为鸡林贾人之转售，海内图籍，势将荡然靡存，如此佳刻，安得什袭藏之书。此以告后人，幸勿薄今爱古。”因此，叶德辉与黄丕烈等人藏书一味佞宋，倡导读未见书相反，他藏书重实用，倡导读已见书。为挽救清代图籍的流失，他大量收购、校刊、刻印有清一代文籍，因而其藏书的目的是读书，藏书的重点是明刻和清代私家精校精刻本，“于宋元明抄外，尤好收国朝诸儒家塾精校精刊之本”。据张舜徽寓目的清代文集有一千一百余种，其《清人文集别录》即收六百余种，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所收则更多，足见清代诗文集之多。叶德辉撰写的368种诗文集的题跋中，清代的文集即占60%；其所藏清刻本，约占藏书总数的77%，可见清刻本为观古堂藏书的主要部分。 对于叶德辉这样的旷代鸿儒来说，目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仅其《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藏书十约》研究得较多。其中《书林清话》自1957年中华书局出了影印本后，先后又有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清话：附书林馀话》、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德辉书话》（内收《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书林馀话》）、岳麓书社出版的《书林清话·书林馀话》、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清话》及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书林清话（外二种）》。《双木某景闇丛书》由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比较全面介绍叶德辉的有杜迈之、张承宗两位先生写的《叶德辉评传》，由岳麓书社出版。 全面而系统的叶德辉研究，正有待于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