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解向不解，一份短的意见笔记/仅对《生日晚会》一篇

（浅谈，做讲稿用，待校正，难免有大量口语化、情绪化的用词，相当多的知识漏洞或逻辑不通的部分，因此只作为一份笔记）

当我们对《生日晚会》产生了大量疑惑以后，不断涌现的问题自行分成了两类，也即各种奇奇怪怪难以分辨其意味究竟如何却显然具备象征性的行为/事物（比如在对话中突然出现的吹口哨，或是突如其来的忏悔）与不时在文本中旁逸斜出的“赘笔”（比如某些对话的回身——即话题的先结果后前提，是一种对“常规逻辑”中话语定位的倒错——或是一些在语义的暧昧中忽明忽暗似有还无的感情闪烁：“你知道吗，你眼睛里有很多东西”/“你的眼睛里也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使用“赘笔”的称呼，毕竟在现代以前（换言之，剧本创作被现代文化思潮大举解构之前），剧本还是一种“务必精炼”的文本形式，它所有的文字都必定有着足以被称之为“丰富”的剧情功效：也即，相较于如今“概念先行”的风尚，多数传统剧作的文字都具备一种“剧情之爱”的美德。而这种对于“精炼”/“意味”的追求也显然成为了我们阅读剧本的习惯，以至于今时今日，当我们对这些“多余的”文本进行分析时，仍然要以“赘笔”的名头称呼它，这却是十足的不公道：我们正要洗清它“赘笔”的“冤屈”，歌颂它离经叛道（也即这些“赘笔”对“功效”的反抗意识）的勇气时，却还要用这样一个既彰显自己愚蠢又辱没作者水准的词语来为其做一份前置的介绍/形容——当然，二者的分野似乎并没有我们所预料的那般明显，很多时候，以“不明”的姿态出现的行动/事物同样可以被归类进（我们所以为的）“赘笔”的一环。于是多数的“赘笔”因此也沾染上了“不明”的色彩，因此，两种疑惑，也即两类问题，在剧本内部的多数时间里都呈现出了一种“合流”的架势。这样一种双重意义上的“不明”（意义的不明与归类的不明）成功在其表象上的架构上完成了一种合体，实现了一种把全部隐隐约约的线索收拢，而后指向“不明”一词本身的表达。而这样一种“文”与“道”（也即文本形式与内部概念）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正缘于它们各自本体断裂后所产生的断面——使得表达的被解析/被拆分所依赖的通路，从基础而简单的物质/行动（及其意味，各自的）本体，上升到了“对本体的分解行为的含义”的位置，也即，本作对意味/解读欲的否认，构成了我们对本作理解/重审的基础。

那么，在提出了这么一种通过“反解读”进行理解的思路以后，我们或许可以回归到对具体案例的讨论中，以证实这样一种思路的可行性（以及正当性）。从麦卡恩多次将报纸“撕成均匀的五条”，到“一个人吹口哨时另一个人说话”，从突如其来的责令忏悔（“他被解除圣职仅仅六个月”同样给出了一份没有答案的信息），到与其他环节几乎毫无关联的情歌歌词的被写出（而不只是被“一首情歌”的短语统而概之）……以及等等诸如此类的吊诡事件，我们当然可以（像拆分其他戏剧，或者说，拆分其他所有种类的文本那样）强行将这些“冗余”/“繁杂”作为一种符号进行“意象”的分解，可一旦如此做，我们的行为在（这个显然足够冷漠的）剧本本身的映照下就会变得十分滑稽（因为这些“多余的”行动从未被给出一个足够强力的“解释”/“对应”，一切“奇异”直到结尾仍然处在神秘之中——我们当然可以说“文本的本身就是对应”，可如若如此，“文本的拒绝”自然也具备了作为解释通路的合法性：文本正以它的拒绝回答为“对对应的否认”做表态）：“强权者对于权力/舆论的再分配”、“权力关系中强势者与弱势者间交流的不可行/现代社会下言说与言说间的漠视”、“强权的随机性与权力体系下普通人的被倾轧”或是“娱乐只是强权威胁的假面舞会中必要的麻醉剂”之类的解读，在面对这份“拒绝给出回应”的文本/一面新时代哈哈镜时，所暴露出的只有解读者自以为是的偏见与他们对自己智性的盲目自信。通常的拆分方式因此无所适从：《生日晚会》成功用自己本体对“意味”/“丰富”的反抗（这一反抗表现为在似乎清晰可见的“丰富”之下，通路却指向无解：“一切都可以解释它”与“一切都无法解释它”正是一体两面）实现了对“解读”这一最为庸人喜爱的解构方式的反向解构。因此，在面对（或者，当我们把本作“当作”）这样一份显然“拒绝被解构”却不得不说在整体上仍然明确具备一种“解构意味”的文本时，我们如若需要一种理解，只能也只可能建立在一种“反解读”之上，换句话说，我们该顺应它的思路（即顺“反解读”的路径而下），从而达成一种更“近”的接触。

诚然，如果仅仅以一种“反解读”的姿态与本剧进行一种浅层的共振，那无疑极容易在激进的狂欢曲中错过一些本该美妙的理解，这也是我们在懂得了“不解”的理由以后需要继续深入去理解“不解”本身的原因：单单知道“不解”（的事实们）因何被导向“不解”（的表达）显然不利于让我们继续从本剧的“无解”（的最终呈现）中获得更多可获得的愉悦。见识它碎片中朦朦胧胧的意有所指（而不盲从这样一种假象：盲从则掉入了“解读欲”的陷阱），而后重审它的有意不指，我们才能在本剧的谦虚中真正与它的“怀疑精神”/“危机直觉”/品特本人的“他们就是那么做了出来”进行一种合乎自己心意的双向选择，这也是本剧的可贵之处：它不像那些“解读家”挚爱的剧本那般，为所有的思路牵一个“合乎情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指向明确的蝴蝶结，为读者预设一个偏向性更强的答案——因此，所有解读狂/“剧本分析做题家”们都无法用自己惯用的下作手段套用未曾经过自己内化的见解来假装自己的博学多才（无谓的套用在此只会暴露他们的低能与无知）——而是作为一块浑浊而粗糙的晶体，在所有人的面前进行一次足够长久的漫反射，让所有的观众选择自己所愿意选择的镜像/幻觉。当然，在“不解”的重构之后，我们理应考虑的显然是如何重新拆解本被用来拆解“不解”的“解读”行为：换言之，我们为何会如此痴迷这样一种否认感官的解剖行为？除了在知识上的“权力欲”与智能上的“优越感”的双重满足，还能如何丰富这样一种明知“不知其所以然”还要装作“知其所以然”的行为的缘由（显然的，单纯的对解读行为的见识并不足够我们在任何程度上“知其所以然”：解读本身只是一种对被陈列出的部分素材的夹杂其他素材带有主观色彩的重述，换言之，解读是一种在多数时间里只会在“知识素材”上铺张浪费、对“认识力”毫无裨益的行为——自己的解读也无非是一种梳理与重复，对于真正的“理解”显然毫无用处）？而我们显然并未知晓答案，于是一切都只能解释为人类对于“如何浪费时间”这一问题做出的选择之一。当然，上文所抨击的解读仅限于“阅读解释；对原文本的拆分重读以提取（虚假的）新信息”这一狭义解释，但多数词语都具备多层次的含义，对这样一种解读的反抗几乎必然会给新思想的结合迸发（也即“解读”的另一个词义的副产品）带来危机。而我们确实能在品特文本中所展现的“反解读”倾向的繁杂指涉中寻找到一条名为“反智主义”的引线——这是否能作为指控“反解读”潜藏危机的证据，从而为全部的“解读”翻盘呢？这无疑是一种多虑：反智主义的引线满世界乱飘，几乎所有的意见都存在导向它的可能，因为对反智主义的忧虑而吹捧这样一种虚伪的解读形式（或者说是那种解读所带来的双重满足，如此，吹捧的便是最浅白的精英主义愉悦）无疑是一种因噎废食（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潜藏而不明确的危险却和《生日晚会》中的危险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和睦：它正向外展开——这反倒也重申了“解读”行为面对这样一份文本时的无力，毕竟单纯的“解读”如何才能预料/面对反解读的危机呢）。然后我们回到剧本的历史，很明显的是，进入现代以后，剧本的系统逐日丰富起来，《生日晚会》的自由正是一份鲜明的佐证。在“迷惑/神秘”这一方向上，梅特林克的《闯入者》似乎是个不错的对照参考系。与《闯入者》大为不同的是，《生日晚会》有着更为丰富的架构和更不加掩饰的豁达，如果说《闯入者》是在繁杂的机关与意蕴中重叠氛围的意识，那《生日晚会》就是把一切无头无尾的片段堆在台前。成功使“神秘之美”实现了现代新生：一切都在不假思索地发生，而所有人不知道危险的缘由，于是危险继续行进，继续在随机中等待。危险的不被说明也显然是留白的形式之一——虽然在这一点上继承了传统，可在其他层面，却几乎是全然地反传统/非传统，神秘被直接转移到了文本本身上，以践行概念的复生：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为一种新时代的神秘之美：一切都不需要被细密地对应，一切也都不必被详尽地解释，借这样一种理解上刻意的模糊实现感官的回归：仿佛意有所指的，其最终的结局是个人经验的复写——而这远比那些令个别人深感兴奋的“意有所指”更具备普世意义。于是一切“可知”都被留在那些“不知其所踪”的不可知中了——所以最好的说法是我们言说如品特本人，当我们自己说：“它就这样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