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盖章认证“双倍优秀”的富恩特斯，用小说绘制出“历史的X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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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岁月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这样评价富恩特斯：“他对文学的救世力量深信不疑。当然，也不容任何玩笑。这样的信念能让一个优秀的作家变得双倍优秀。”
巴尔加斯·略萨说：“富恩特斯的作品雄辩地证实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政治问题和各种文化现实。”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并称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与胡安·鲁尔福、奥克塔维奥·帕斯合称墨西哥20世纪文学三巨头。1958年，长篇小说处女作《最明净的地区》让富恩特斯一举成名；1962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受到拉美文坛普遍好评，被认为是一部“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
富恩特斯几乎包揽了西语世界所有重要文学奖项，在墨西哥人心中，富恩特斯是整个民族的心灵导师，对墨西哥语言文字的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被誉为“墨西哥语言的外交官”；他也是第一个被美国评论家视为一流小说家的拉美作家，直到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候选人之一。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是上海译文社引进出版的第四部卡洛斯·富恩特斯作品（前三部分别是《戴面具的日子》《盲人之歌》《玻璃边界》）。这本书也是我在2024年做的第一本西语书。是的，这本对拉美当代文学影响至深的经典长篇，兜兜转转来到我手里，在绝版多年后终于再版了。
这次的翻译沿用了亦潜老师的译本，我们也借此机会对全书做了细致的修订，增补了一些注释，希望给大家带去更加顺畅的阅读体验。封面设计上我们花了一点小心思，书名里的“死”（Muerte）让我立刻联想到以绘制带有政治讽刺性骷髅画像闻名的墨西哥插画家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José Guadalupe Posada，1851-1913）。
我在他的作品里选了上面这张，特别贴合我对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想象：他出身贫寒，参加过革命，拥有过也背弃过理想，战后投机倒把，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大发横财，成为非常富有的大庄园主和报业大亨。他的一生毁誉参半。
富恩特斯：最“洋气”的“显眼包”
跟胡安·鲁尔福、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样的墨西哥本土作家相比，富恩特斯显得十分“洋气”。他的父亲是外交官，先后任职于智利的圣地亚哥、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华盛顿和罗马等地，因此，富恩特斯就连出生地都不是祖国墨西哥，而是巴拿马。童年和少年时代，富恩特斯一直随父亲辗转于欧美各国，并得以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他的英语说得跟母语西班牙语一样好。成年后的富恩特斯子承父业，自己也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富恩特斯的“洋气”不仅体现在人生经历上。他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作家，从不满足于在他看来“如履平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是热衷于将各种表达方式融于一体，因此他的作品（尤其是包括《我们的土地》在内的早期作品）往往略显晦涩，其中充满了疯狂的镜像游戏、寓意深邃的引用、各种影射和戏仿：《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中的视角与时空恣意切换，《最明净的地区》中的三种人称交替使用，《我们的土地》中的历史和现实交织，神话和史诗交缠。
在同时代的墨西哥本土作家眼中，初出茅庐的富恩特斯或许还是个拉仇恨的“显眼包”。《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出版时，虽然“拉美文学爆炸”已经拉开序幕，但其实墨西哥国内的文化环境依旧十分恶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多如牛毛，单靠文学创作养家糊口的人几乎没有。据墨西哥作家兼历史学家埃克托·阿吉拉尔·卡明（1946- ）回忆，在那个年代，作品能在四年内售出2000册就可以被称为“大卖”或者“受到读者的认可”。可是富恩特斯跟别人不一样，他既不缺钱，又不缺才华，是那个年代少数几个真正不受经济和思想束缚的墨西哥作家之一，peer pressure指数爆表，让墨西哥同行们又爱又恨：
他衣着光鲜，英文流利；他不像胡安·鲁尔福那样写乡村题材，也不像何塞·雷韦尔塔斯那样积极投身政治；他只顾着推广拉美小说而不是墨西哥小说；他只在国外获得好评；他曾把一本书献给美国女演员雪莉·麦克雷恩；他因身在国外而对自己的祖国“大放厥词”；他生在巴拿马，学在美利坚，根本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墨西哥人。
事实上，富恩特斯毕生都在书写自己的祖国。对欧美文明的了解和对拉美落后现状的深刻认识，让富恩特斯的作品比其他很多拉美作家拥有更强烈的忧患意识。富恩特斯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以墨西哥为题材，“民族性”或许是富恩特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拉美文学爆炸”的里程碑
首版于1962年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是富恩特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拉美文学爆炸”正式拉开帷幕，是“拉美文学爆炸”的里程碑，而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也成为拉美文学史上最有名的反英雄形象之一，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人性和墨西哥民族性的复杂性。
1959年4月的一天，墨西哥报业大亨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从埃莫西略市出差回来后，突然晕倒在自己的办公室。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豪宅病榻上等待着死亡。寡廉鲜耻的人生回忆和正在腐烂的身体是他仅剩的东西。阿尔特米奥感觉到妻子和女儿就在床边，但他与妻子早已貌合神离，他的女儿对他只有鄙夷。不过她们都在假装关心他，只因为他还未交代自己的遗嘱放在何处。他的总管巴迪亚在录音机里播放一盘磁带，里面记录着他的日常工作对话。神志恍惚的克罗斯任由思绪往返于过去和现在，沉沦于想象和梦魇，人生中的一个个重要时刻在脑海中浮现。
1919年，墨西哥革命的年轻老兵克罗斯来到战友贡萨洛·贝尔纳尔位于普埃布拉的家中，用谎言骗得贡萨洛父亲的信任，娶贡萨洛的妹妹为妻，从而达到窃取贡萨洛家产的卑劣目的。接着，他耍弄手段吞并普埃布拉庄园主们的土地；通过暗箱操作第当选议员：贿赂、勒索、举办聚会，宾客们都在背后嘲笑他；想方设法污蔑和诋毁自己的竞争对手。
在小说的最后，时间回到1903年，那是克罗斯人生开始的时刻。他的母亲伊莎贝尔·克罗斯是一个黑白混血女奴，被主人阿纳塔西奥·孟察加强暴后生下了他，后又被主人家连打带踢地赶走。舅舅卢内罗偷偷将他抚养成人。因为一个误会，克罗斯杀死了自己的亲叔叔佩德罗，后仓皇逃走，并投身墨西哥革命，后来又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这样评价它：“它的普世性创作方式、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对话，无不展现出非凡特质。”胡安·戈伊蒂索洛说：“富恩特斯的小说是一部真正的人类百科全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可以与巴尔扎克的小说相媲美。”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说：“富恩特斯的作品赠与我们一种雄心壮志：我们的使命不是逃避世界，而是呼唤和改造世界。”
墨西哥历史的X光片，墨西哥版《公民凯恩》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墨西哥，正处在“后墨西哥革命时代”。表面看来，经济增长、政治稳定，人民的道德感很强，而实际上，社会风气保守，人民自命不凡、盲目乐观，认为自己正在创造奇迹。那也是一个民族主义盛行、乡土气息浓厚的时代，彼时的墨西哥人只想看取得的成就，不想听自己的不足，深信那场制度革命结出了硕果，他们已经找到了让自己保持永远正确的模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就像是墨西哥文坛上吹起的一股新鲜空气，它就像一道x射线，将从墨西哥革命前夕至20世纪中叶整整半个世纪历史的心肝脾肺肾照得清晰无比。
理想主义者们（以小说中的贡萨洛·贝尔纳尔为代表）总会被杀害，而革命则早已变质，被枪杀前的贡萨洛这样说道：“已经积重难返了。革命是从战场上开始的，但是革命一旦腐化，那么，即使它在军事上继续打胜仗，它也已经失败了。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我们让那些贪婪之徒、那些野心勃勃的家伙、那些庸碌之辈来分裂我们，领导我们。而那些想搞一场真正彻底不妥协革命的人却又不幸是一些无知而残忍的人。文人们则只希望搞一场半吊子的革命，以符合他们唯一关心的前途：飞黄腾达，享福作乐，取波菲里奥的那个特权集团而代之……”事实正是如此，墨西哥革命结束后，革命的初衷和承诺（公正、平等、友爱，在尘世缔造一个天国般美好的世界）一个也没兑现，新的特权阶层（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粉墨登场。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帮助人们建立了一种共识：在拉美，小说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小说比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更能精准描绘我们的现实。在随之而来的“拉美文学爆炸”中，一大批优秀的拉美小说家们将这一点继续发扬光大，他们在作品里书写真正的民族历史，隐晦地描摹自己想要的未来。他们是小说家，也是公众人物，是政治生活的批评者，也是乌托邦的制造者。他们书写着拉美最真实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是一部祛魅之作，它要解构以墨西哥革命为代表的一切现代神话，带我们窥探这个时代不堪而又残酷的一面。
据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曾受到美国“电影天才”奥逊·威尔斯的纪传体影片《公民凯恩》的影响，因此也被称作“墨西哥版《公民凯恩》”。在读这部小说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富恩特斯对于电影拍摄手法的诸多借鉴（交叉剪辑、深度聚焦和闪回等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将小说和电影对照起来看，相信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总之，富恩特斯能够将一个寡廉鲜耻的反面人物塑造得如此立体，赋予其如此高的悲剧性和普世性，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整部作品也由此得到了升华，具备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2024年的今天，距离作品首次出版已有62年，撇开所有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就是一个既深刻又简单的个体，是一个跟所有人一样被无情命运裹挟的凡人，他的一生既特别又完整，他有过理想，有过真爱，有勇亦有谋，他敢于在濒死之际直面人生，他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既不纯粹又不稳固，恰如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
随着时间的流逝，附加在作品之上的历史和社会意义逐渐褪去，或许我们终于可以以一种松弛的心态，单纯地从文学角度欣赏这部佳作了。而《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的宝贵之处就在于，每一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取自己所需的养分，这正是经典作品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