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能够充分预见战争所带来的悲惨与痛苦，很多时候国民还是会选择投身于这场“输多赢少的赌博”

我看过作者的前一本中译本《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感觉不错。

相比之下，这本就显得平庸了。

我摘录几段还比较不平庸的话语：

众所周知，220多年前康德便提出，共和制是维持永久和平不可或缺的条件。康德认为，由于一般国民必须亲身承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苦痛，因此他们不会沉溺于战争这种“输多赢少的赌博”。在这一前提下，如果赋予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即广大国民决定国家与自身未来的权利，那么理论上战争便永远不会爆发。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便能够充分预见战争所带来的悲惨与痛苦，很多时候国民还是会选择投身于这场“输多赢少的赌博”。

100多年前，在日俄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幸德秋水感慨道：“如今日本人已然将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时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民迅速忘记了战争带来的痛苦，并且在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爆发原因的情况下奔向了下一场战争。幸德秋水正是在目睹这一荒谬的状况后，才在文章中留下了上述感慨，表达了对于国家未来的担忧。

笔者认为，通过正常手段根本无法打破这种令人叹息的恶性循环。因此，我们既不能只从“暴力、非合理”的角度来对军队进行阐释，亦不能仅仅将日本的征兵制军队描绘成“身为下贱，却欲将奴隶枷锁套于他人之身的，最为残忍的代理人”形象。在本书中，笔者希望首先将近代日军特别是陆军，视为一个与国家安全概念形成以及外交政策制定紧密联系的政治主体，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描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军队在政府决策方式发生本质变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

简明扼要地说，天皇亲自统率军队这一理念是近代天皇制的根本特征。正如笔者在总论中详细叙述的，明治初期为了应对士族叛乱，日本国内多个政治主体之间围绕着军事力量的再编方式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此过程中，天皇与军队之间被人为地赋予了上述的特别关系。当时，西乡隆盛发起的内乱刚刚平息，对于日本社会来说，废除旧时私兵联合式的军队，取而代之建立一支不为国内政治势力控制的中立军事力量乃是当务之急。

1882(明治15)年颁布的《军人敕谕》在形容天皇与军队之间的亲密关系时，使用了“股肱之臣”这一表达。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更是赋予了天皇统帅大权（第11条）与编制大权（第12条）。然而，明治时代确立的天皇作为军队最高统帅者的权威，却在近代的第三代天皇，即昭和天皇在位时期出现了变化与动摇，甚至当时昭和天皇本人都明确表达了对于陆军的绝望感。1939(昭和14)年1月，围绕《德意日防共协定》的强化问题，昭和天皇表示：“陆军实在是不让人省心，不到世界各国强迫日本放弃满洲（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那天，陆军那帮人是不会醒悟的。”

此外，当时军人自身也发生了改变。例如在《军人敕谕》中，“忠节”被定位为军人应遵守的各项德目之首，并明文规定“军人应不为舆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唯尽军人之本分恪守忠节。”《军人敕谕》制定之初，这条内容曾被解释为“军人不应干政”。然而此后，军人逐渐将这一理解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肆意篡改。例如，宇都宫宪兵队长持永浅治曾在1927年的一场座谈会上主张：“《军人敕谕》并不是让军人完全无视社会舆论的变化，也不是让军人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并进一步解释说，“入伍的壮丁和召集兵进入军队之前，在社会上难免为舆论所迷惑，为政治所左右。因此出于统率、指导入伍壮丁和召集兵的需要，将校也必须时常注意舆论和政治的走向。”

此后，军人（特别是军官）干政的潘多拉魔盒就被打开了。“五一五”事件发生后，在对参与事件的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进行审判的过程中，匂坂春平检察官针对“本案犯案之原因”做了如下陈述：“军人之职责在于保家卫国。因此即便是政治问题，如事关国防，军人便不能对其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甚至连对军人进行起诉的检察官都在重新解释军人与政治的关系。此外，当时青年军官的天皇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天皇乃是日本国的集约形态”，天皇的尊严并非来自“万世一系”，而来自“被继承的皇位本身”之类的观点开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