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不伤物，频致怨憎

    1956到1957年的“白花时代”颇不易写，它就像一只坏了的钢笔画下的一道时断时续的墨痕。浓墨处是惊心与悲凉，空白处是无数个谜团组成的怅然若失。要把这个时代组织起来，有着无限的艰难。
    不敢说作者真的做到了有条有理地描述这个时代，但他的确梳理出了一个个出尔反尔前后矛盾的潮流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逻辑关系。
    关键是，他抓到了那个时代的关键特点：无谓的消耗。
    这些纷纷扰扰的争吵，几乎只是为了争吵而争吵，作家、评论家或自己以为是作家、评论家的人们醉心于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各种“主义”和“口号”并相互攻扦。但正如作者所洞察出来的一样，他们之间并没有太本质的、原则性的矛盾。
    “这些年来，有多少有才华，有声望的作家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消磨在无原则的纠纷之中，又有多少人的智慧和良心在这些无原则的纠纷中给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
    这是黄耘秋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他只道其然，而不道其所以然。但作者却在最后无意中给出了一个“所以然”：
    “作家几乎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他们只有在潮流中选择的自由和可能性，只有在潮流中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