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熠评《万里江湖憔悴身》｜山川终要识诗人

陶熠 / 文

两宋之际的战争丧乱和代际转换为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与文学风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陈与义（1090-1139）便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典型样本。南奔避难的经历助益了陈与义诗歌“简洁”“雄浑”（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风格的形成，而沿途的自然风景又随诗人的情感激荡折射出了多元的色彩，可谓“以山川秀杰之气益昌其诗”（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王宇根教授《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 The Works of Refugee Scholar-Official Chen Yuyi）一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正是陈与义的山川行旅与诗歌技法间的互动关系。该书对中国诗学中“自然-作者-文本”三者相互干涉的细腻呈现，再次为英文与中文世界的读者都奉上了颇具异质之美的他山之石。

与王宇根教授的前作《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相较，本书同样选取了一位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文本细读的研究手段，力图开启一条指向宋代诗学核心问题的方法之路。由于两书研究对象的差异，本作不再选取阅读史、物质文化为主要视野，而是参合陈与义多难飘零的一生，将其诗作“还原于诗意的原始语境”（中译本18页，下文页码均为中译本页码），并针对陈与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张嵲《陈公资政墓志铭》）的山水诗成就，将研究焦点转向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人与自然关系。

从诗骚中的兴象譬喻，到六朝人的“应物斯感”（《文心雕龙·明诗》）与“江山之助”（《文心雕龙·物色》），诗人如何在自然中创造诗作始终是中国诗学的大问题。中唐以降，诗人从“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的被动“感物”者，转向了“古今百家景物万象，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杨万里《感应杂著序》）的主动驭物者。这种观念的差异也蕴藏在唐音与宋调的诗学差异之中，可以看作唐宋诗学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在这一观念转变的驱使下，“诗眼巧增损”“江山拾得风光好”“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等饶具宋诗风味的诗学表述纷至沓来。对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如周裕锴、李贵，美国学者如宇文所安，日本学者如山本和义、浅见洋二等都有十分精彩且深刻的论述，并提出了“天与诗材”“转物诗学”“文助江山”等一系列新颖的学术命题。这些已有研究讨论的对象，多集中于宋诗风格的开拓者韩愈、柳宗元，宋诗的典范作家苏轼、黄庭坚，以及南宋有意回向唐音的陆游、杨万里。而本书的一大贡献，正在于将陈与义纳入了自然与诗人关系流变的谱系之中。本书的导论便明言，作者在承认陈与义影响南宋中兴诗人的前瞻性诗学取向之时，更有意将“陈与义视为标示着源自中古魏晋时期的山水诗的漫长演变的‘终点’”（第6页）。这对重新理解陈与义的文学史定位无疑是颇具只眼的启示。

清代三十六诗仙图卷之陈与义

本书中文版虽然以“南奔避乱诗研究”为题，实则纵贯陈与义的一生，研究对象不仅限南奔途中的作品。第一至三章是本书的第一部分，首章《客居》讨论了《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等陈与义的早期名作，主要关注陈与义诗中叙事者视角以及艺术与真实关系等问题；第二、三章《年华》《贬谪》针对的则是陈与义政和八年至宣和七年（1118-1125）间的作品，指出这一时期的陈与义诗转向私密、内省，是陈与义个人风格的形成期。

第四至七章为第二部分，讨论陈与义南渡沿途的作品，也是本书的核心。第四章《前路漫漫》对应陈与义1126年至1127年南奔初期往返邓州间的诗作，作者认为陈与义此间诗作中自然与诗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变，即由冷漠对峙、互不共情豹变为近密互动、沉浸交流；第五章《山与水》涉及1128年陈与义自房州至均阳间的诗作，作者进一步比较了陈诗与杜诗，认为此时陈与义对杜诗的摹拟偏重诗情而非诗法，而汉水的旅途则助长了陈与义诗情自然抒发的趋势；第六章《面对面》专论陈与义建炎二、三年间（1128-1129）的岳州诗，以岳阳楼与洞庭湖为例，揭示了黄庭坚对陈与义岳州诗营求世界和谐有序的诗学影响，指出岳阳楼、洞庭湖作为人文地理的重要符号，在陈与义的旅途漂泊中帮助他锚定了自我身份，更明言南奔旅途使陈与义“切肤入骨地遭遇自然世界”（261页），使其诗中的自然更为亲近、驯顺；第七章《诗到此间成》对应陈与义1129-1130年间自岳州至邵州的旅途，作者认为这是陈与义诗的大成期，并专题讨论了陈与义的“论诗诗”，指出陈与义对南方景物的接受促成了诗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

第八、九章《破茧成蝶》《茕茕独立》为第三部分，速览了陈与义绍兴年间（1131-1138）的作品，涉及陈与义对岭外景物的呈现，以及晚年心斋不住于物的自然观。

从体例上看，本书可谓一部兼具现代评传与传统诗笺色彩的专著。以诗人行履讨论诗风演变本是作家个案研究的经典体例，在本书之前，同样以陈与义为研究对象的《陈与义诗研究》（杭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上编也采取了这一写作思路。而本书与传统方法之间的差异，一则在于鲜明的问题导向，二则在于对作品个案的细密阐发。就第一点而言，作者将自然与诗人的关系作为全书的主导问题，各章对具体诗作的分析也始终着眼于陈与义诗呈现自然的主观视角，从而勾勒出了一条陈与义与自然关系转变的显豁线索，即从审美性的“遥观”，转向冷峻沮丧的“对峙”，终而变为亲历性、主观性的近密无间。这是传统的诗笺难以发现的历时性结论。

就第二点而言，文本细读帮助作者发现了潜藏在文本字里行间的隐秘消息，如作者剖析《次舞阳》一诗收尾“嵯峨西北云，想像折寸心”两句时，就敏锐地发现了“西北”这一方位词与陈与义行旅路线的龃龉。陈与义于靖康元年（1126）自陈留南奔至商水，此时则西折至舞阳。如此，无论是旅途的起点陈留，还是故国的都城开封，都应在陈与义的东北方，望“西北”之云气，或与当时的实境有悖。故而作者认为，陈与义诗中“西北”的方位是“象征性”的虚指，不仅延续了“西北有高楼”“西北有浮云”的汉魏诗传统，更共享了杜甫在夔州遥望长安时，“欢娱两冥漠，西北有孤云”（《九日五首》其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的主观视角。可见南奔途中的陈与义，不只是借用杜诗的语词，更内化了杜甫的情感与视角，使自己成为另一个杜甫，甚至“连杜甫凝望的方向也全然照搬”（171页），这显然又是评传很难触碰到的文本细节。作者在注释中承认此说受到宇文所安讨论“孔雀东南飞”时的思路启发，但就笔者目力所及，此处解读本诗的具体结论尚未经人揭橥，可谓本书作者的独到发明。此类新见都得益于本书将历时评传与细腻诗笺相结合的体例选择。

可玩味的是，不知是出于偶合还是出于作者的巧思，本书的体例恰恰和古人的江山行旅之间形成了一种同构性。在阅读本书的同时，读者很难不随着陈与义的诗家之眼观览流难之间的山河破碎，真可谓“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朱弁《风月堂诗话》），而读者的加入也补全了“世界-作者-文本-读者”间的关系链条，当陈与义在亲历江山的同时，读者也在体验陈与义的亲历。这或许也能看出作者以语境还原为阐释方法的用心良苦。

回到本书的主题，当作者将陈与义纳入自然与诗人关系的转变谱系，我们似乎能越发清晰地看待陈与义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一方面，陈与义的自然观在行旅中超越了苏黄等宋诗典范作者驭使自然、掌控自然的观念，转向对自然的平等相亲。作者承认陈与义诗中确有反映诗人从外部自然撷取诗句的表述，如“海棠犹待老夫诗”（《用前韵再赋四首》其三）、“天公亦喜我，催诗出晚霞”（《九月八日登高作重九奇父赋三十韵与义拾余意亦赋十二韵》）等，这一观念的基础正是宋诗驭使万物的诗学主张，此写法更下启了陆游、杨万里等南宋诗人“拾得”诗句的写作风习；但整体看来，陈与义的南奔旅程将他低迷的情绪投入了治愈性的山水之中，从而洗刷了他早期以自然为把玩客体的“傲慢”，自然观的转变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不同于黄庭坚与江西宗派其他诸家的清新面貌。用作者的话来说，国家丧乱带来的避难体验，赋予了陈与义更强烈的情感能量和更直率的表达，“陈与义不再只是追求对眼中所见的物质山水景物的灵性超越，而是将它们纳为他自我和身份建构的核心‘元件’”（第5页）。这可以看作陈与义对唐诗传统的某种回溯。

另一方面，在讨论陈与义的诗学渊源时，作者又有意在杜甫与黄庭坚二者间寻求平衡。作者没有天然接受陈与义全方位摹拟杜诗的判断，而是在反覆的辨析中，试图寻找陈与义诗呈现自然时的特异性。在作者看来，陈与义靖康后对杜甫的模仿不在诗法上，而是在情感体验上，人生的巨变使他“在江西诗派影响下养成的内心的‘杜甫’遽然、猛烈地被激醒”了（第7页）。与杜甫相比，陈与义尽管遭受了流寓之苦，但他一直努力为自然赋予平稳和谐的秩序，这与杜甫晚年诗中常见的不安、危险、失控的氛围决然不同。作者认为，陈与义之所以没有被异质的景物吞噬，正因为他继承了黄庭坚等宋诗典范作家对个人内在修养的重视。同时，陈与义在措辞上更加强调现实指涉，他使用“三年多难”的实指，而非“百年多难”的浮词，足以说明陈与义仍统属在宋人追求“切当”的诗学主张之下。这可以看作陈与义对宋诗风味的延续。

王宇根教授的这部新著为重审陈与义的文学史地位付出了诸多方法论上的努力，唯有一处尚觉意犹未尽，即鲜少涉及陈与义与陶谢韦柳山水诗传统间的联系。从本书关注自然与诗人关系的方法论上来看，这一传统恐怕是不应被忽视的。同光体诗人陈衍评价简斋即称“宋人罕有学韦柳者，以简斋为最”（《宋诗精华录》卷三），近年也有学者指出胡穉的笺注过于强调陈与义诗的杜、黄渊源，遮蔽了简斋诗备受赞誉的韦柳风韵（刘月飞《论陈与义的诗学渊源——以〈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诗歌研究》第二十三辑）。如何从自然与诗人关系的视角重审陈与义在山水诗谱系中的位置，或可成为另一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此外尚应指出的是，本书中存在少量因文本择取而产生的误读，如第四十七页引用《杂书示陈国佐胡元茂四首》（其一）一诗，第三句作“愿将千日饥”。实则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作“顾将千日饥”，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同元本，不误。本书此处引文当沿袭自《陈与义集笺校》，但这一处异文似乎没有文献学上的其他佐证。诗句中的“顾”本就可表示轻微的转折，言“顾将”，犹言“只将”“但将”。此句乃承一二句而来，首两句曰“一官专为口，俯仰汗我颜”，是说自己本来不过是为了糊口而做官，王著将其理解为“用实用的语言、毫不含糊地表明其选择的无奈”，尚可谓得间。三四句说“顾将千日饥，换此三岁闲”，乃是说自己初入仕途的收入就连糊口的现实需求也没能满足，遑论许身稷契的政治理想了，好在教授的职掌相对闲散，从而才感到又“饥”又“闲”。陈与义在开德府教授任上《次韵周教授秋怀》一诗有“一官不办作生涯”之句，《次韵张矩迪功见示建除体》又云“满怀秋月色，未觉饥肠虚”，可见陈与义政和三年至六年（1113-1116）的收入确不丰厚。如此，这四句说的就不是“以‘千日饥’换‘三岁闲’之‘愿’”，而是牢骚与抱怨：他抱怨官俸的微薄，又庆幸事务的清闲。在陈与义看来，饥是次要的危机，不能得闲才是更高的危机。本诗五-八句应当只是单纯的自比：我就像天空中的鸿雁，饥饿只是一时的，身缨罗网才是需要警惕的最大危机，所以不应该效仿杜甫，为五斗米而以儒冠误身，而是要尽早归隐，以免晚年徒留懊悔。仅就本诗而言，陈与义并未表露出折衷调和“追求学术理想和满足物质需求”的努力，反倒给出了早日归隐的明确选择。作者对异文的误用，导致了对诗义理解的偏移，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

最后，作为一部2020年新作的译本，本书的译者周睿仅用两年时间就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提供了如此流畅自然的译文，不得不令人感佩。本书译者不仅避免了通常译本行文上的滞涩难懂，更为原著增添了丰富的译注，纠正了原书中的一些笔误，也补充了不少更便于读者理解的注释，如第八十四页对“观国”的补注，第九十页对原著古今地名对应的纠正，都能看出译者的格外用心。

总之，王宇根教授的这本《万里江湖憔悴身：陈与义南奔避乱诗研究》可谓问题意识与文本笺疏兼备，学术之理与读诗之趣并存的作品。相信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既能通过作者的文本阐释生发出学理性的联想，也能在作者对时代迁转的娓娓道来、对诗作语句的条分缕析中收获愉悦的阅读体验。

责任编辑：彭珊珊

图片编辑：张颖

校对：张艳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