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译：黑暗启蒙 · 第一部分 新反动派走向出口

Part 1: Neo-reactionaries head for the exit，2012年3月2日

启蒙不仅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作为对18世纪的欧洲北部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称呼，它因捕捉到其起源和本质，成为了现代性的“真正大名”（“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是别的候选）。“启蒙”和“渐进式启蒙”之间只有微弱的区别，因为启示需要时间——与自我滋养；因为启蒙是自证的，它的启示是“不言自明”（self-evident）的；与此同时，倒退的、反动的，“黑暗启蒙”几乎有一种内在矛盾。而历史意义上的启蒙，就是对一团指引之光的认识与追求。

曾有过黑暗时代，随即启蒙来临。显然，进步证明了自己不仅能提供提升，还提供了一个模型。此外与文艺复兴不同的是，启蒙没有必要追忆逝去之物，或者强调回归的吸引力。对启蒙的普遍承认已经是辉格史观（Whig history）的基础。

一旦某些启蒙的真理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就没有回头路了，保守主义就被注定被宣判为一个悖论。F·A·哈耶克，他拒绝被称为保守派，而自居“老辉格党”，就像“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他们忧郁的“残党”）一样——接受“进步”已不复旧日了。如果一个老辉格党人不是反动的进步派分子，那他是什么？究竟是什么？

当然，很多人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反动的现代主义”，回到30年代的语境下，他们的担忧与日俱增。基本上，这就是“F word”的用途，至少在其进步主义用法中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逃离民主制度是完全符合预期的，它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仅仅表现为一种返祖现象，或者是对恐怖重复的确认。

不过，有些事情正在发生，而且还是一些特别的事情。一个里程碑是2009年4月在Cato Unbound上由自由派（包括Patri Friedman和Peter Thiel）主持的讨论，他们以非凡的坦率表达了对民主政治的方向与可能性的失望。Thiel直截了当地总结了这一趋势：“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兼容的。”

2011年8月，Michael Lind在Salon上发表了一篇民主党式的反驳，挖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恶臭污垢，并得出结论：

“自由派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恐惧是有理可循的。自由确实与民主不兼容。大多数自由派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在二者之间的选择。那么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还要关心自由派。”

Lind和“新反动派”似乎普遍同意，民主不仅是（甚至是）一个系统，而是一个向量，具有明确的方向。民主和“渐进式民主”是同义词，与国家的扩张无法区分。虽然“极右翼”政府偶尔会暂时阻止这一进程，但其反转却超出了民主可能性的界限。由于赢得选举主要基于购买选票，而且社会信息系统（教育和媒体）对贿赂的抵抗力并不比选民更强，一个节俭的政治家只是一个无能的政治家，而作为民主变种的达尔文主义很快就从基因库中淘汰了这批不适应的人。左派为之欢呼，建制派勉强接受，而自由主义右派只能无能狂怒。然而，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已经不再关心是否有人“关注（他们）”（pay[ing them] attention）——他们一直在寻找其他的东西：一个出口。

在民主中，自由主义的声音被淹没是一个结构上的必然，根据Lind的说法，它也应当如此。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也可能会同意这一点。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卢梭派中，“声音”就是民主本身。它将国家塑造为人民意志的代表，让自己被听到意味着更多的政治。如果说，被政治授意的人民所进行的大规模自嗨式选举投票是一种正在吞噬世界的噩梦，那么增加喧嚣之声并没有帮助。这已不仅是“平等vs自由”的问题，而更是“声音vs出口”的问题，自由派正在选择无声的逃亡。Patri Friedman评论道：“我们认为自由选择选择退出非常重要，以至于我们称其为唯一的普遍人权。”

对于那些硬核的新反动派来说，民主不仅注定要失败，它本身就是厄运。从中逃离才更接近最终律令。这股反政治的潜流可视为一种霍布斯式的、连贯的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它从始至终都就没有和任何“集体表达式的卢梭狂热”（Rousseauistic enthusiasm for popular expression）站在同一战线上。它早就将所谓政治觉醒的群众视为喧哗的非理性暴民，将民主化进程视为根本性的退步：将个体的邪恶、怨恨和缺陷系统地巩固并加剧，直至集体犯罪和社会腐败的程度。民主政治家和选民被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所束缚，其中的每一方都将对方推向更加无耻的极端，直到唯一的选择只剩下被吞噬。

在进步启蒙（progressive enlightenment）看到政治理想的地方，黑暗启蒙看到了欲望。它相信政府是由人构成的，他们当官吃得好。它将期望值设置得尽可能低，只寻求将文明从狂热的、毁灭性的、贪婪的堕落中拯救出来。从托马斯·霍布斯到汉斯-赫尔曼·霍普等等，它质问：如何才能阻止——或至少减缓——主权权力吞噬社会？它一贯认为民主式的“解决方案”对这个问题来说，充其量是可笑的。

霍普主张一个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私人法律社会”，但在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他毫不犹豫（他的论点是严格的霍布斯式的）：

“作为一个世袭垄断者，国王将领土和统治下的人民视为他的个人财产，并对这种‘财产’进行垄断性剥削。在民主制下，垄断和垄断式剥削并没有消失。相反：不是国王和贵族将国家视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而是一个临时性、可代替的监管者被置于国家的垄断性控制之下。监管者不拥有国家，但只要他在任，就被允许为了自己和其同党的利益而利用国家。他不拥有国家的资本囤积，但他拥有它的当前使用权——‘受益权’（usufruct）。这并没有结束剥削。相反，它还使之变得不计后果，它鲜有或根本不考虑资本囤积。剥削变得短视，并且系统地促进了资本消耗。”

多党民主制赋予政治代理人短暂的权力，他们有着压倒性的（且不可抗拒的）动机以最快和最全面的方式夺走了社会。他们所忽视的任何东西——或“留在台面上”（leave on the table）的东西——都很可能被其继任者继承，他们不仅不相连，事实上还相互对立，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他们利用所有可用的资源来伤害敌人。任何遗留物都可能成为你敌人手中的武器。最好还是把它们毁掉。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任何不能直接占有或用作（他们自己的）党派政策的社会利益都是纯粹的浪费，且毫无意义，而即使是最严重的社会弊病——只要它可以归咎到前任或后任政府——在理性计算中也被视为大有裨益。长期以往的技术经济进步及其相关的文化资本积累，构成了旧（辉格党）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无人能从中受益。一旦民主制度繁荣起来，他们就面临立即灭绝的威胁。

文明作为一个进程，与日益减少的时间偏好（time-preference）（或较之未来，更少关注当下）是不可区分的。民主，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明显的史实角度，都将时间偏好强调到疯狂进食（convulsive feeding-frenzy）的程度，因此它是文明的确切否定，几乎可以说，它只会导向社会的瞬间崩溃，只剩下肆意杀戮的野蛮或僵尸启示录。随着民主病毒在社会中燃烧，精心积累的前瞻性、审慎性、人类和工业投资的习惯和态度，被一种纯粹狂欢化的消费主义、无节制金融和“真人秀”一般的政治马戏团所取代。明天登上舞台的可能就是另一群人，所以最好趁现在就吃饱喝足。

温斯顿·丘吉尔以新反动派的口吻说道：“反对民主的最好论据就是与选民进行五分钟的对话”，更为人熟知的是这一句：“民主制是一切实验过的政府形式中最糟糕的。”虽然丘吉尔从未确切地承认：“好吧，民主很糟糕（事实如此），但还有什么选择？”，但他的潜台词明显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普遍的情感基调对现代保守派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呼应了他们对文明衰退的嘲讽、失望和接受，以及对资本主义“怒其不争又别无选择”式的容忍（the associated intellectual apprehension of capitalism as an unappetizing but ineliminable default social arrangement）。根据这种理解，“市场经济”不过是人们在政治崩毁的世界废墟中自发选择与产生联系的生存策略。事情可能永远只可能变得更坏。那就这样。

那么，替代品是什么呢？（当然在30年代的众多替代方案中做选择是毫无意义的）“你能想象一个21世纪的后民主社会吗？一个自以为是从民主制中走出来，就像东欧认为自己从Communism中走出来一样？”新反动派的最高西斯领主，“霉菌孟子”（Mencius Moldbug）问道。“嗯，那是你一厢情愿。”

霉菌孟子受到了奥地利自由主义的影响，但这一切都结束了。正如他所解释的：

“…如何赢得胜利并保持胜利？自由主义者并不能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现实的蓝图。他们最终想的办法是：把一个不断自然走下坡路的国家重新推回山顶。这个前景是西西弗斯式的，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它的支持者这么少。”

他对新反动派的领悟包含着霍布斯式的认知：主权不能被消除、囚禁或被控制。无政府资本主义乌托邦永远无法从科幻小说中抽离出来，分割的权力像被击碎的终结者一样重新组合，宪法的权威完全在于主权者们允许它拥有权威。国家不会消失，因为对那些统治者来说，它太有价值了，不能被放弃，作为社会主权的集中体现，没有人能让它做任何事。如果国家不能被消除，霉菌孟子认为，至少它可以从民主（或系统性、退化性的坏政府）中被治愈，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将其正式化/形式化（formalize）。这是他称之为“新重商主义”（neo-cameralism）的方法。

“对于新重商主义者来说，国家是一种生意。国家应该像大型企业一样进行管理，通过将它逻辑上的所有权分割成可谈判的股份，每股可产生对应国家利润的精确份额。（管理良好的国家能赚大钱。）每股一票，股东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雇佣和解雇经理。”

这个生意的客户是其公民。一个有利可图的新重商主义国家，像任何企业一样，会有效地为其客户服务。治理不佳等同于管理不善。

首先，必须打破民主神话——即国家“属于”公民。新重商主义的关键是购买主权的真正利益相关者，而不是延续关于人民赋权的感人谎言。除非国家的所有权正式转移到其实际统治者手中，否则新重商主义的转变根本不会发生，权力将仍然处于阴影中，民主的闹剧将继续。

其次，必须仔细甄别统治阶级。应该立即指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原则相反，这不是“资产阶级布尔乔亚”（capitalist bourgeoisie）。这也不符合逻辑。商业阶级的权力已经在货币术语中被明确地正式化了，因此将资本与政治权力等同起来是多此一举。相反，有必要问的是：资本家要向谁投资政治回报，这些回报值多少钱，以及许诺给他们的权力如何分配。这需要将道德感降到最低，准确地绘制出政治贿赂（所谓的“政治游说”）的整体社会景观，并将通过贿赂获得的行政、立法、司法、媒体和学术特权转换为可兑换的股份。如果选民们也值得贿赂，那就也把他们考虑其中，尽管他们在主权中所占的股份相当少。这个描绘的结论是勾勒出一个统治实体，即民主政体中真正占主导地位之物。孟子霉菌称其为“大教堂”（Cathedral）。

第三，允许功利政府的存在，将政权正式化。一旦民主制的普遍腐败被转换为（自由转让的）政府公司股份，国家的拥有者就可以启用理性化的公司治理，从任命CEO开始。像所有企业一样，国家的利益被完美地形式化为长期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居民（客户）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对政治有任何兴趣。

他们可以通知其客户服务功能，必要时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政府公司将专注于运行一个高效、有吸引力、充满活力、清洁和安全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能够吸引客户。没有声音，自由退出。事实上，这样做会表现出半犯罪倾向。如果政府公司不能为其征税人（主权租金）提供他们想要的价值，他们可以通知其客户服务部门，并在必要时将其客户转移到其他地方。政府公司将专注于运营一个高效、有吸引力、重要、清洁和安全的国家，一个能够吸引客户的国家。无声无息，出入自由。

“…尽管完整的新重商主义路径从未付诸实践，但其最接近的历史对应物是18世纪启蒙专制的传统，恰如腓特烈大帝所代表的，以及21世纪的非民主传统，如在香港、新加坡和迪拜这样的英帝国旧日残余中所见。这些国家似乎为他们的公民提供了非常高的服务水平，而完全没有实质性的民主。它们的犯罪率很低，个人和经济自由度很高。它们往往相当繁荣。它们在政治自由方面较弱，而当一个政府稳定有效时，就其定义而言，政治自由就不再重要。”

在欧洲的古典时代，民主制作为政体循环发展的一个阶段而言并不陌生，它在本质上是堕落的，并指向暴政。今天，这种古典观念已经完全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球性的民主意识形态，毫无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它不是一个可信的社会科学论点，甚至不是一种自发的民众愿望，而是一种特定的、有史可鉴的宗教信仰：

“…这是一种我称之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既定传统，一种无神论的基督教流派。一些其他类似的标签包括进步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左翼主义、政治正确等。…普遍主义是现代基督教加尔文主义的主要支脉，从英国的异议或清教传统中演变而来，历经一神教、超验主义和进步运动。它的先祖茎丛还包括一些横向的小枝，它们足够重要以至于值得命名，但其基督教血统则更隐蔽，如卢梭式世俗主义、边沁式功利主义、改革派犹太教、孔德的实证主义、德国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在我看来，对普遍主义最佳描述是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异教。…很难想象没有国家的普遍主义，就像没有蚊子的疟疾一样。…关键是，无论你愿意称它为什么，它至少有两百年的历史，甚至五百年。它基本上就是宗教改革本身。…而对其恶行的指控，就像在小额索赔法庭上起诉Shub-Niggurath一样注定失败。”

要理解我们的当代困境，诸如无情的、总体性的（totalizing）的国家扩张；虚假的“人权”的传播（在强力官僚机构推动下的、对他者资源的吞并）；政治化的资金；“为民主而战”的无畏福音派；以及以捍卫普遍主义教条（伴随着科学退化为一种政府公关职能）而发动的全面的思想控制，我们有必要像孟子霉菌一样反问一句：马萨诸塞州怎么就征服了世界？夜以继日，健全治理的国际理想愈发接近新英格兰大学申诉研究部门设定的标准。这是口嗨喷子和平等主义者的神圣天命，从而提升到一种行星目的论，并巩固为大教堂的统治。

大教堂已经用它的福音取代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想想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表达的担忧吧（由‘Liberty-clinger’汇编，comment#1）：

“民主不过是暴民统治，51%的人剥夺49%的人的权利。”——托马斯·杰斐逊

“民主是两只狼和一只羊在投票决定午餐吃什么。自由则是一只反对投票的全副武装的羊。”——本杰明·富兰克林

“民主不会持续太久。它很快就荒废、耗尽并自我毁灭。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制度不走向自我毁灭。”——约翰·亚当斯

“民主一向是动荡和争议的代言；它与个人安全或财产权终究不兼容；通常，它的生命中很短，它的死亡很惨。”——詹姆斯·麦迪逊

“我们是共和政府，真正的自由从未存在于专制或民主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纯粹的民主是可行的，它将是一切政体中最完美的。但经验证明，没有比这更错误的状态了。古代的民主制就由人民自发决策，它从未拥有过任何优秀政府的特征。它们的本性就是暴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更多关于用脚投票的内容（以及孟子霉菌的光辉天才），还且听下文分解……

补注（3月7日）：

上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真实性存疑。根据Barry Popik的说法，这句话可能是由James Bovard在1992年说的。（Bovard在别处评论道：“政治思考中没有比将民主等同于自由更危险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