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奔》作者手记——“可她的情意却是真的呀”
写此文时正是端午，朋友圈里飘满了“端午安康”的祝福，只有一位学历史的朋友把“端午快乐”连打三遍，并加上了一串惊叹号，以此方式叛逆近年来流行的某些国学“知识与真相”。
倘若人类不是如此执迷于求索真相与正确，在某一个端阳佳节上，白蛇传的故事或许就改写了。三杯雄黄酒，白娘子现出了蛇的原形，许仙又何尝没有暴露人的怯懦本心呢。在我创作的小说《夜奔》里，“白蛇传”是仅次于“夜奔”、被我最频繁用于互文的戏曲故事，也是我最早爱上的一出戏。而我最爱的部分不是浪漫的游湖初遇，不是武打激烈的水斗，也不是最后的别离；而是白娘子前来金山寺索夫时，许仙与小沙弥的一段对话：
“她们今在何处？快快让我夫妻见面吧！”
“这会儿怎么能让你们见面呢？我师父说了，你那娘子是妖怪，她是个假的！”
“可她的情意却是真的呀！”
许仙下跪哀求小沙弥，小沙弥也终被感动，放走了他；再站起来的许仙不复是那个被大白蛇吓破了胆的凡夫俗子；比真相更重要的是真情——这正是他在金山寺内参破的“禅机”。所以后来，许仙虽然还是会被小青的利剑吓得瑟瑟发抖，但在人性更深刻的层面上，他已无所畏惧。或许因此，我始终恨不起这个人物；也是经由这段对白，戏曲艺术在真与假、虚与实之间的令人玩味的张力，第一次震撼了我。
后来我才知晓，这部人们耳熟能详、在舞台上常演不衰的经典之作，竟是由田汉先生在五十年代汇总改编而成的；是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国歌词作者田汉，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戏曲作家、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从唐传奇中的白蛇传说，到《警世通言》中扬言“教你满城皆为血水”的蛇妖，再到田汉笔下充满人性光辉、追求爱与自由的白娘子，“白蛇传”既不是一块名为“传统”、亘古不变的铁板，亦不是一个编织了千年的谎言；它是一条穿梭时空的隧道，是一张勾连旧记忆与新期许的大网，是人们醒时造的梦，是人们梦中畅想的日常世界……它是故事、是传奇、是话本、是戏曲、是小说……是文学，是艺术，是于生存最无用的废物，更是人之为人最无法割舍的珍宝。
同样地，从《水浒传》到明代李开先的《宝剑记》，到小说《夜奔》，再到《夜奔》的戏中戏《林冲之死》，从历史到想象，从台上到纸上，从我，到你，是一条循环往复的梦途；我希望它可以敞开无数个出口，而不必有一个终点和一个个指路牌。
去年的金秋九月，我在成都第一次见到乐府文化的总编辑涂涂，那时距《夜奔》签约出版已过去了将近两年，其过程之艰难辗转有一半因乐府的经历，也有一半出于《夜奔》自身。见到涂涂，短暂的寒暄后，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哪怕我在成书上市的前一天被告知不能上市了，我也能坦然接受，因为我觉得《夜奔》是配得上这样的磨难的。《夜奔》也果然不负我望，在上市前的冲刺阶段令我阵痛连连，最后一次修改在2023年12月28日，下印前的一周。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何时“出生”的。偶然的一天，最好的朋友发来书的照片，配合三个大哭的表情，我方知它真的来了；又过了一阵子，这三块“砖”才漂洋过海到了我手中；再后来，豆瓣上慢慢出现了星星，为数不多的评语我每个字都认真看过，生发出许多思考与感动。对于读者感兴趣的问题，我却大多无法回答，因为我坚信一名写作者是不能也不应该像语文老师一样做“答疑解惑”工作的（其实我认为优秀的语文老师所做的也并不是给出标准答案），或者说，关于《夜奔》的一切——既是答案也是问题——我已经用两年时间写了75万字，实在无法缩写于只言片语；如果一定要说些什么，终归只有那四个字最贴切：戏假情真。
我在上文中写到自己认为《夜奔》配得上出版过程的苦难，并不（仅仅）是自信于它的价值，更因我有感于写作过程出乎意料的顺遂，倘若奢求出版也一帆风顺，岂不是太不知足也。所谓“顺遂”，非指一直下笔如神。在写作《夜奔》之前，我非但没有写过小说，而且已有五年时间没有用中文写过朋友圈之外的文字，只因我写得足够慢，所以可在无限次的修改中逼近自己的极限，我的方法之一是用自动朗读功能念给自己听，有不流畅易懂之处就修改。在当代的文学实验中，“流畅易懂”当然不是高级（甚至不是“正确”）的追求，但对于只想讲好一个故事的我而言，这是我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在内容上，广受好评的第一册确是我写得最快的部分，受到最多批评的第三册也确是写得最慢、最难的部分，但我珍惜这后一段经历犹胜于前者，因为它迫使我思考：在失去历史大风浪作为天然的故事骨架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家长里短间寻找人物与故事蜿蜒前行的轨迹。我曾看过贾樟柯导演的一个访谈，他说每当拍摄过程非常顺利的时候，他就会感到焦虑不安。话说至此，我以为贾导演和我一样，是害怕一段顺路走完之后又要构思下一段路该如何走，没想到导演的后半句话是，“因为特别顺的东西往往意味着落入俗套。”而创作异常艰难时，他总是感到兴奋，因为那代表自己正在开拓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在抓耳挠腮之际常以此自勉。
写作《夜奔》的“顺遂”最主要体现在情感上，因为我的情感足够饱满、真挚、复杂，也轻松。轻松在于，写故事的道路比起上学，究竟还是快乐太多了。我曾写到人过中年的蒋雏仪反思自己当初到底是爱上了戏、母亲演的戏，抑或是演戏的母亲；现实中，我也反复纠结过，自己迷恋的是学术、老师做的学术，还是学术舞台上熠熠发光、生活中星月清明的老师？幸而我比雏仪更早做出了决断，一张写明脱逃之意的小纸条塞进老师的门缝，直到研究生毕业再未敢与她见上一面。其实一直有前辈告诉我，学术并不需要多么崇高的“理想”，它也只是一份赚钱的工作而已；就像经常有人批评《霸王别姬》、《青衣》等作品造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仿佛唱戏的人都要“不疯魔不成活”。我想，一份职业当然不该被“疯魔化”，但从业者个体也不应被一刀切地“庸常化”。戏曲行业不必疯魔，但我坚信最顶级的艺术家一定有一颗痴心；学术界不必是理想国，而我不能接受自己明明远景混沌，却为了位列门墙的虚荣而企图占用属于真正学者的时间和资源。
或许正是这些有关理想的纠结使毫无艺术细胞的我可以稍稍共情戏曲行业者的痴心与伤心。在我读过的资料中，有这样一些“她”令我印象深刻——她在抗美援朝期间用巡演收入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并在赴战场慰问演出前为免除后患做了人流手术；她生过三个孩子，每次都在台上坚持到五六个月，演出时团长派车候在剧场外，随时准备送她去医院；她在那个赞美“英雄母亲”的年代与情深意笃的未婚夫约定这辈子只生一个孩子，若不答应就分手；她为了一个挚爱的角色，数次放弃做母亲的机会……这些“她”有生有旦，有京剧亦有其他剧种；血泪不是、也不该是成为艺术家的必要条件，但纵观历史，艺术的星空无疑是被血泪浸泡中的这一颗颗痴心照亮的。
以上是我在《夜奔》创作中的小小一点体会。在它正式出版后，已对学术语言非常隔膜甚至反感的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许多“文学理论”，并产生了切肤之感。意大利小说家、学者埃科曾用薄薄一册小书《误读》展开了文学理论中最宏阔的创见之一，一切阅读皆是误读。我甚至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被误读是文本之幸，作者之幸，因为它意味着出自一人知识、经验与想象的文字经过曲折的物质和精神路径，抵达了他者的生活，甚至闯入了她/他们灵魂的隐秘处，共识意味着互不相识的我们分享着相似的甘苦悲欣，而分歧无非证实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套用名言“爱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阅读与批评可谓是范围最广泛的民主，足以跨越国别、种族、性别、时间、主义……
快乐抑或安康，端午没有“真相”；正解抑或误读，我许愿“夜奔”是一条四通八达的路。
苏生
2024.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