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麦兜的析取主义

（先叠甲。我其实没读多少麦兜。当下所写只是一种感觉）

1. 我们知道，John McDowell麦兜是当代（分析的）知觉哲学中析取主义的代表。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人表达过类似析取主义的想法，但麦兜仍然独树一帜。为什么？这是因为，麦兜，连同他所在的新老匹兹堡学派（匹兹堡-芝加哥-莱比锡-牛津-伯克利，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们），他们的析取主义的背后是一个更具野心的形而上学构想：“思”和“在”的同一。

2. 为什么析取主义亲和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又或者，为什么麦兜他们认为，不采纳析取主义就会破坏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3. 先考虑知觉哲学中析取主义的立场。知觉是有“为真性”“准确性”的。比如，当我知觉眼前这个红苹果时，我若将其知觉为黑色的，那么我就错了，我只有将其知觉为红色，才算是对了，get it right。一种传统观点认为，知觉内容是客观对象（那个红苹果），知觉本身是可对可错的。当我将红苹果知觉为黑色时，我就错了，但尽管错了，我还是在知觉。我将红苹果知觉为红色的这个知觉，与我将红苹果知觉为黑色的那个知觉，都是（存在论维度上）同一种类——它们都是知觉。就好像正常番茄和烂番茄，不管怎么说烂番茄也是番茄。

4. 但是麦兜认为，准确性/为真性是知觉的内在构成要素。这意味着，知觉只能是真的/准确的。没有不准确的知觉，我们觉得有只是因为被似是而非的假象欺骗了。假的“知觉”顶多叫“fake perception”。知觉和fake perception的关系，就像科学和伪科学的关系，后者看似科学，实则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或者说，更像真实泰山与海上仙山（海市蜃楼）的关系，后者“看起来”是一座山，实际上其（存在论维度的）构成要素和真实的山有着本质的不同。

5. 为什么这是析取主义？析取就是使用“或者”这个逻辑连接词。根据麦兜：我要么知觉，要么根本没有知觉（伪知觉），而不是说我一直知觉，只不过有时知觉对了有时知觉错了。

6. 看起来，前述传统观点，与麦兜的析取主义，只是两种立场之争。然而我们观察到，就像采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背后往往都有更深刻的背景缘起一样，采纳这两种立场背后也有更深的根源。如果采纳传统观点，那么，我们的知觉，甚至其它对世界客观实在的把握，都会有时真有时假。从而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在之间就有一个鸿沟。但是根据麦兜析取主义，我们的认识所把握的就是实在，中间没有鸿沟。当我们把握到假象时，无非是把握到了（与知觉所把握到的实在所不同的）另一种实在而已。当我们看到海上仙山时，不是看到一座山，而是看到一堆聚集的云气，只不过看起来像山而已。

7. 析取主义自然地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错误。如果知觉内在地就是为真的、准确的，这就意味着，只有准确的、真的知觉，没有错误的知觉。这似乎与我们的直观相悖：我们的确会在知觉上犯错呀。然而考虑科学的例子：科学会犯错吗？不考虑范式转换的情况下，似乎如果是一眼就错的理论，那无非是伪科学，而只有如实描述了客观实在的理论才算是科学理论。（当然，此处对科学的想法，我认为是太“外行”了；真实的科学内在进程充满了曲路与“异常”，并非如此简单。但是将知觉与科学加以对比，或许更能让人直观上理解知觉哲学的析取主义在干什么）。

8. 析取主义为了解释人会犯错这件事，自然地就会将错误的源泉回溯到我们的官能/心灵能力的运用之上。从而，析取主义把讨论的维度从个别的知觉内容（对这个或那个苹果的知觉）推进到了一般性的知觉能力之上（我们一般性的、使得我们能够知觉包括但不限于苹果等个别物的能力）。这也使得析取主义很自然能从（近代）哲学史上吸取理论资源。第四沉思中，笛卡尔就用官能来解释错误。对笛卡尔而言，我们的理智根本不会犯错，因为对理智本身而言无所谓错误。理智把握到什么就是什么，and what there is is nothing other than what is grasped by the intellect。只有人会犯错：当人将意志（will)延伸到它本不该延伸的地方，就犯错了。举例言之，当人看到海市蜃楼时，本不该通过意愿而肯定道“那里有一座山”，但一旦人自然而然地affirm了“那里有座山”，人就犯错了。但是这不影响如下观点：知觉到了什么就是什么，同时一个东西之“所是”就是它被知觉的样子——这个东西无非就是同一个东西在那里；只有当人们的心灵官能施加一个“second act”时，才会产生错误。

9. 所以对于析取主义而言：to perceive/judge/grasp/know something simply is to perceive/judge/grasp/know something as true, as objective, as valid and as real. Veridicality/validity/truth is internally constitutive of perception-perceiving/judgment-juding/grasping/knowing (Wahrnehmung; Urteil).

10. 回到心灵官能的“second act”：它是什么呢？自然地，它无非就是——反思。我们知觉到了世界之实在；只有当我们反过头来思索揣摩“诶，（刚才）知觉到的是什么”并进而做出判断时，才会产生错误。当海市蜃楼在海上出现，并且被一个缺乏经验的水手所目击，该水手会不假思索地判断道“噢，那里有座山，有陆地！”此时该水手就犯错了。而一个有经验的水手则会稍加思索后敏锐地把握道：“那不是山，那无非是海市蜃楼”，此时这名有经验的水手就没有犯错，而是把握到了真理——只不过这次的把握与直接性的知觉到实在有所不同，这次的把握是通过反思的（再-）把握。“再”把握：这恰恰是‘反思’的真谛：我们的思维要回返到自身对外部实在的直接知觉，并对之做出判断，这才构成反思。

11. 这个“没经验的水手vs有经验的水手”的类比十分有意思。麦兜会认为，反思能力是人作为理性存在物的独特能力。动物没法（或者只能很微弱地）反思，只有人才行。但又由于人不是神，人这才需要反思——神性存在者没有犯错的可能，只有人才会因为（缺乏经验地）在反思中轻率下判断而犯错。因此，反思就成为人作为理性动物——既有理性（而非纯然野性），又是动物（而非纯然理性/纯然神性）——的独特能力。然而，人并不是生来就“经验十足”；在初始阶段，人虽然有反思能力，却总是犯错。只有通过不断地生活、在生活中不断“积累经验”，才能慢慢地锻炼出不那么轻率地（在反思中）下判断的能力，从而更能够在反思中（再-）把握到真理。然而，由于人并非纯是动物，因此表面看起来再笨拙的人也拥有在反思中把握到真理的可能性（“愚者千虑，尚有一得”）；同时，由于人纯是理性的存在，因此表面看起来再智慧的人也总有犯错的可能（“智者千虑，仍有一失”）。

12. 接下来：自然而然地，人在这一生中对前述反思能力的锻炼，就构成了人之在世存在的规范性诉求。人生是一场理性的（自我）修炼：既针对于人的理性能力，也同时利用这种人之理性能力进行修炼。人需要锻炼“将实在如实地在反思中把握/判断为它如其所是的样子”的能力——这恰恰呼应了麦兜2009出版的论文集的标题：Having the world in view，将世界纳入视野，即，将世界实在（通过反思）把握为如其所是的样子。某人如果把这种能力锻炼得很好，那么就配称作“具有美德/德性（virtue）”的人，如果没锻炼好，此人就尚未具备德性。

13. 当谈及反思时，涉及的更多是理论德性；而“德性”概念更常出现的语境是实践领域。如果说“知觉（perception）”是理论哲学的基本概念（因为一切理论构建都要基于经验性的感官知觉的积累），那么，“行动（action）”就是实践哲学的基本概念，因为人的一切实践都基于最基本的行动/行为。知觉需要有为真性/准确性，同理，行动需要有为善性。因此，麦兜那一圈人会说“action is good，(practical) life is good”。“好/善”是“行动”的内在构成要素，行动内在地是好的；（看起来）不是好的的行动，就根本不是行动，它们无非是伪行动。

14. 同时，就像反思性的理论智慧（reflect-ive theoretical wisdom, sophia）那样，行动性的实践智慧（act-ive practical wisdom, phronesis）也要求一场“在世的历练”。如同反思能力（是犯错的根源）一样，行动能力也是我们作恶(wrongdoing)的源泉——恰切地说，行动能力既是向善的根源，也是作恶的根源。人一生下来就具备这种理性的行动能力，从而人既有向善的可能，也有作恶的可能；需要将这种能力锻炼好了，才能具备（实践）美德。当我们面临特定处境时，一个有德（virtue）之人（更通俗地说，更有经验的人）就能很快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并进而做出良好的行动。一个德性程度很高的人，由于毕竟还只是人，便也可能做出坏行动；而一个没啥德性的人，由于毕竟还算是个人，便也可以做出好的行动。

15. 先前已经观察到，采纳知觉哲学中的析取主义立场的一大动机，是不想导向“思维”和“存在”之间的鸿沟。知觉哲学是理论哲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在行动哲学这个实践哲学的分支领域，是否有类似的鸿沟可以因为采纳了（关于“行动”的）析取主义而被规避呢？

16. 在此之前，先让我回应一个质疑。或许有人会问，采纳知觉哲学中非析取主义的传统观点，为什么就会导向“思”和“在”的鸿沟呢？我这个人把那里的红苹果错误地知觉为了黑苹果，只是我自己错了；而客观地在那里的红苹果它还是那个样子呀，而且对那个苹果的认知，一般而言，不会是“这是个黑苹果”。作为需要被得到公认的认知，只会是“这是个红苹果”。

17. 麦兜的回应可以是：我们已经在讨论普遍的形式（form），而非个别的内容（content/matter）了。知觉哲学的传统观点是针对个体知觉者而做的分析、并进而一般化为一个解释知觉本身的一般性理论。但麦兜大概会认为这个“一般化”会有问题。如果知觉本身——不取决于个体知觉者的知觉本身——有时真有时假，而不是内在地就为真，那么就会导致：（1）“知觉本身”有时符合于“实在自身”、有时不符合，因而知觉并非总是、并非直接地就符合于实在；（2）犯错误就不再属于个体知觉者的责任了，因为是知觉结构本身的锅（就如同，在开会时，如果是麦克风本身的问题导致大家听不清我讲话，那就不是我讲话太小声的锅了——任何人上来讲话大家都听不清，因为是麦本身有问题，不是任何个别的讲话人的问题）。

18. 根据（1），麦兜有足够的理由断言，知觉哲学的传统观点很容易暴露在割裂“思”和“在”的风险之下。而（2）则可以把我们拉回行动哲学的领域：是否在实践领域中，也有类似的在主体行动和客观（道德）实在之间的鸿沟，能够通过采纳（针对“行动”的）析取主义而得到规避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将得到一个“yes”的回答。对（2）的讨论已经揭示出这个鸿沟：客观的道德责任与主观/主体的道德行为之间的鸿沟。如果采纳传统的行动哲学观点：行动本身有时会导向好的结果、有时会导向坏的结果；那么，如果出现了坏的结果，谁/什么东西需要为此负责？——负责的就不一定是行动者本人，而可以是“行动结构”本身了。因此，麦兜会认为，根据传统的行动观点，当我作恶时，我完全可以推脱责任地说“这是‘行动’本身的锅！不是我的锅”——在其中，“行动”就如同完全外在于我的一个工具，我使用这个工具造成一些坏结果，就不一定是我的锅，而是因为工具不行。然而麦兜的洞见恰恰在于，“行动”（还有“知觉”）并不（单纯）是被主体所使用的、外在于主体的工具，而是内在于主体的形式之中。换言之，人或主体（subject/agent）是知觉着的主体，也是行动着的主体；没有知觉/行动，主体就不成其为主体。同时，由于思维和存在的鸿沟被麦兜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因此，知觉无非只是（把握着）真实的知觉，行动也无非只是（朝向着）善好的行动。因此，（理解着世界的）主体无非只是一个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的主体，（在世界中行动的）主体也无非只是一个行动于善好的世界中的主体。一言以蔽之：主体是一个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主体。主体和世界的关系，不是“sidesway-on”——不是说主体能跳脱到世界外边，站在一旁，以与己无关的姿态来观察世界中的实在，或把世界中的实在当作工具来使用。相反，麦兜式的主体，只能是在世存在；而麦兜式的世界，也只能是一个主体寓居其中的世界。

19. 至此我已展示了何谓麦兜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然而细细考究，会发现仍有问题：迄今为止（我所重构的）麦兜只论证了，如果采纳析取主义，就（起码不容易）割裂思维与存在。这只是一个消极面的论证，即，告诉了我们如果要保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就不该怎么做（不该采纳传统观点）；但是这不能正面地直接地告诉我们，如果要保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就具体该怎么做（或者说，不能正面告诉我，除了“拒绝传统观点=采纳析取主义”之外，还应该具体怎么做）。

20. 对此，麦兜（臭名昭著地）给以静默主义（quietism）的回答。这是一个维特根斯坦主义的糟粕，仿佛通过声称“对不可言说之物就要保持沉默”就可以回避掉对那些本来应该正面言说之物加以正面言说的责任。

21. 前面我已展示了何谓（麦兜式的）“反思”的能力、何谓（麦兜式的）“出自美德而行动”的能力——概言之，何谓“人作为理性动物”的能力。这种独特的人性化的理性能力（既非神性理智也非野性兽欲），被麦兜称作“第二自然”。这是从“第一自然”（即大自然、非人的自然物）中“迸发/涌现”出来的独特的人之为人的理性能力。（我所理解的）麦兜大概认为，澄清至此已经足够。对于具体如何培育人的“第二自然”、如何通过对惯习的固定而养成固定的习惯（理论美德+实践美德），麦兜保持了沉默。

22. 然而在当代（英美）哲坛的论战中，麦兜独领风骚，算是高产。对此，（虚构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锐评道：McDowell is a quietist who says too much（其实这是麦兜某本书的豆瓣短评）。

23. 在我看来，麦兜的静默主义实际上暴露了：麦兜对“思”和“在”以及二者之关系的理解，可能还是太浅薄了。麦兜所设想的“思”与“在”之同一，只是一种naïve identity，而不是speculative identity。麦兜所谓的“主体是在世存在，而世界是主体所寓居之世界”，也无非是重新发明轮子。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哲学史上，就我有限的了解，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可能还有维特根斯坦）都说了同样的事，并且给出了更精细化的理论模型。麦兜从哲学史上大找灵感，并将其带入所谓的当代哲学争论之中——这大概不坏。但是我们得承认，麦兜从哲学史中学到的还是太少了，哲学史中还有太多东西有待我们去学习。

+——后记（postscript）

麦兜的实在论与马库斯·加布里尔的“（思辨）实在论”对观，会很有趣。加布里尔的实在论，已经不是简单的素朴形而上学实在论。加布里尔对实在论的定义是：客观实在并不完全符合于/取决于主体对其的把握。此处加布里尔谈的“主体”同样不是个体人类的个别化的心灵内容，而和麦兜所谈论的一样也是在“一般性的形式”意义上的主体了。由此，加布里尔所说的就是：“人类主体性文明”对“客观世界之实在”的把握/认知本身，始终有无法匹配/重叠的风险。换言之，人类所有（种种科学）文明成就，和世界实在本身，总有着不可抹除的“系统性不匹配”的风险。在（此处草草重构出来的）加布里尔（以及谢林、海德格尔）看来，人类（尤其是形而上学家=哲学家）骄傲地以为，就算个体是有限的，但整体性人类文明本身就等同于无限开放的世界进程本身。但恰在此处展示出了人作为人最根深蒂固的骄傲。人误把自身（有限的文明本身）等同于（无限的）神。加布里尔（、谢林、海德格尔）恰恰要诊断出这种骄傲——这种最深的恶；对他们而言，我们人类终归需要拜服在神之下，“只有神能拯救我们”。因此，加布里尔所谓的（思辨）实在论，最终无非是——宗教。（相反，思辨唯心论，才是哲学——纯粹哲学）。

无怪乎加布里尔是一个谢林学者——谢林所强调的，一直都是“哲学-科学”必须与宗教结成“永恒同盟”，而不是（像黑格尔和胡塞尔那样）认为“哲学-科学”自身就是自足、自我可理解（其实是始终自我理解着）的。Thinking thinking itself，being being itself。加布里尔的谢林-海德格尔主义，蕴含着：The Thinking that constantly [thinks] itself is not the Being that constantly [is] itself。由于thinking是主体侧的把握，thinking就是有限的，而Being则是that which is unthinkable, ungraspable, unknowable。因此，思考着的主体，惊叹于存在的深渊（the abyss of the Being）跟前。这种“惊叹”揭示出的是“un”-thinkable、“un”-knowable；概言之，揭示出的是一种（最本原的）否定。注意，它不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自主否定”；它是“否定神学”含义下的否定。

我觉得，麦兜基本上可被归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之下：存在就“是”思维/认知，思维/认知就“是”存在。一切存在都可被理解，一切理解都导向存在、一切理解都是存在。而加布里尔则走的是（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强调存在本身或者神本身的绝对超越性、绝对不可思议性。就凭这一点，我看好麦兜，尽管我们也必须看到麦兜的局限、进而超越麦兜。

++——关于后记的后记（A postscript of the postscript）

（在和lpy兄的讨论中，他指出）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会面临一个问题：作为客体世界之实在的存在，必然地就只是存在；而如果存在与思维同一，主体即实体、实体即主体，那么，思维也同样是被完全的规定着的。因此就会导向必然主义、决定论：一切（思维）都被必然地规定了。这在斯宾诺莎那里得到了最彻底的展现。于是，（人类）主体侧的、思维-认知-语言-把握一侧的“自由”，就成了大问题。黑格尔的思辨唯心论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成功地在必然主义框架下捍卫自由，也成问题；但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主义的接受，导致了黑格尔不得不面对一个流俗的指控：“绝对精神”是个把一切世间实在都决定了的东西，因而（如今看来）只是一个僵死的、内在封闭的“尸体”，因而是个sb玩意儿。

相反，哲学史上另一大传统——更亲和于宗教的传统——（新）柏拉图主义，则不太会面临上述问题（尽管会迸发出其它的起码同样严重的问题）。对（新）柏拉图主义而言，出自“太一”的“流溢”同时赋予了世界实在以“存在（being）”和“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但这种“流溢”是纯粹偶然的。由于人只是有限的在世存在（而非超脱于世的太一/神），人之思维（对人而言）就并非被必然地规定，而是具有偶然性。——但是思至此处，思维本身已经变得非常晦暗模糊。具有偶然性的思维是否就意味着人类主体就具有了“自由”的空间？这种问题在此只能被单纯提出，对其解答只能留待未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