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接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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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我想通了很多事，例如人类对待麻将和围棋的不同态度，例如人类为什么听爵士。但也许明年就会起变化，比如去年我以为写作是文明里一件永恒的事，但今年我明白了相比写而言，阅读才是一件真正永恒的事，在你把眼睛看瞎之前。
仲召明寄书给我的那天南京浓雾锁江，大冬天的，我要去学校与导师商榷被枪毙的论文。这种季节去学校，还能遇到的只有两种人：一是那些参加毕业演出和组织演出的人。二就是那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他们没有着落，缺乏伴侣，最可焦虑的是同时丧失了耐心，连日常生活也不好好安排。别说去图书馆和书店，字数在整屏以上的网页也很难有耐心看完。然而这样的废人却居然可以总结出一张各院系的毕业演出节目单来。我怀着体验生活的不良心态跟去音乐学院，与这些发泄似的告别一齐飞升。见到那些大一之后就失去消息的人们，万千感慨溢于言表，只好问他如果我走了很远的路去看你，山腰上是否有歇脚的地方。三个同样状态的人站在一起用一种交替抖动双脚的类似憋尿的动作交流着：这是整个星期里唯一发生的精神交流。在这样的情境中收到朋友的书，到给了我一个索性完全抛下现实世界的理由。我努力的看这些发生在非洲的情节，这些每一个都是得过诺贝尔的情节。却让我读到一半时恍惚感到，我在读仲召明。
我需要继续说返校时遇到的人们，途中我还意外见到了回校办理各种手续（意味着仍然没有着落）的往届学长，话题往往沉重而仓促。我们一起去见那些久违的后勤老师，于路共同怀念被组织约束的日子。在进入之前，我希望让自己尽力保持庄重以符合时局气氛。而一旦交流开始，轻佻的态度就难以掩盖。在这样的环境里，诚恳是唯一不重要却有效的态度。我们面对着整个天庭的一小部分，几乎要拷问自己究竟招惹了哪位上师，非要判我去生活不可。这些被审问者自绝于靠不住的组织后，早已习惯了跋涉和面对大量陌生的面孔。在文字这个难以分辨的领域，长达数年的主动探索和短暂的学院训练，使任何正常智力的人对自己所需都应该已经有所掌握。如果不是出于商业的目的，我毫无心情去组织那些主题明确节奏合理的小说情节。我真正需要的是一段实在的描述而非花开几朵各表一枝，如果还相信某一段讨论（谨以古典的方式）能搞懂包括我在内的某个人被安排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话。
去年冬天，同样的季节，仲召明也面临我今天这样的境地。他辗转于南京的仙林大学城和鼓楼之间，为了每小时四十块的家教费，每天往来奔波三十公里，带着他穿山寨西装的同学一起挣钱。再之前的几个冬天我们同在西祠看一些搭上南大作家班末班车的人们发帖，那些最后的70后也面临这样的状态：离开校园，去寻找生活和存在的理由。西祠的那些文学板块相继荒芜之后，仲召明一度直接用QQ发习作给我看。他保持笔耕不辍，我却保持着不相信他会有太长的写作生命：他几乎只为满足自己的叙述欲而写，间或与人搞搞互动也不打紧，甚至有几篇我看得出来是为版里的小姑娘而写。春天结束时我去上海公干，借宿在他二十几楼那间比床大不了多少的屋里，我猜想如果有一天他遭遇了中五百万大奖之类的意外，第一反应会是选择花掉还是写写那些可能的花法。不过这都不打紧，比写字更重要的是他坐在二十几楼的窗口里，把他生活的一部分弄进一根网线。
我仍然希望看到那些独自写作的人，尽管很多人写东西的状态从溢变成了憋，像猴坐在树上，总要跟其它的打打招呼。它们不会期待某只老猴突然得了道，得以发出有别于常的声音。但人类却总要度过一个面红耳赤非此即彼的阶段才能领悟。我仍然希望看到有活在身边的人独自写作，与古人神交是横无际涯的黑洞，而仲召明让我联想到的是某些哺乳类以外的动物，在埋头顺应自己这一族的即成规律。法布尔描述过这样一种无奈的死亡：热带地区的蜗牛壳直径可达5厘米，一种采集树脂的野蜂习惯寻找死去的蜗牛壳做为产房。这些野蜂本身又分为很多品种，其中个头最小的一种就快要灭绝了。原因却是因它的繁殖能力太强，当它在蜗牛壳里产卵并储存好足够幼虫食用的蜂蜜后，每种蜂都要用树脂和植物纤维将蜗牛壳的出口密封起来。这种体积最小的野蜂以方便起见，将卵产在蜗牛壳的最深处，这样最可节省施工时间和材料。而当其它体积较大的野蜂发现这个空壳时，并不知道其中已经有别人的骨肉，它们当然会照常产卵储食封口。当下一个繁殖季节来临前，深处的小野蜂幼虫吃完了壳里的蜂蜜，撕破妈妈组织的屏障准备去寻找生活和爱情，却发现外面的世界被另一个妈妈留下的屏障挡住。困乏的小野蜂没有力量再次突破为保护而建的屏障——这些充满爱意的保护膜——第一层帮它降临在世上，第二层却要了他的命。以进化论的说法，所有活物都竭力将躲避危险的办法遗传下去。但这些可怜的小野蜂刚刚突破自我牢笼，尚未参与物竞天择就只能被迫坐以待毙，终于囧死在它的近亲身旁，得到每个不曾写出畅销长篇的文学青年都会有的下场。无论如何，这种短暂到只同自己发生的关系，是和庸常度过一生同样值得书写的。
仲召明寄书给我的那天南京浓雾锁江，大冬天的，我要去学校与导师商榷被枪毙的论文。这种季节去学校，还能遇到的只有两种人：一是那些参加毕业演出和组织演出的人。二就是那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他们没有着落，缺乏伴侣，最可焦虑的是同时丧失了耐心，连日常生活也不好好安排。别说去图书馆和书店，字数在整屏以上的网页也很难有耐心看完。然而这样的废人却居然可以总结出一张各院系的毕业演出节目单来。我怀着体验生活的不良心态跟去音乐学院，与这些发泄似的告别一齐飞升。见到那些大一之后就失去消息的人们，万千感慨溢于言表，只好问他如果我走了很远的路去看你，山腰上是否有歇脚的地方。三个同样状态的人站在一起用一种交替抖动双脚的类似憋尿的动作交流着：这是整个星期里唯一发生的精神交流。在这样的情境中收到朋友的书，到给了我一个索性完全抛下现实世界的理由。我努力的看这些发生在非洲的情节，这些每一个都是得过诺贝尔的情节。却让我读到一半时恍惚感到，我在读仲召明。
我需要继续说返校时遇到的人们，途中我还意外见到了回校办理各种手续（意味着仍然没有着落）的往届学长，话题往往沉重而仓促。我们一起去见那些久违的后勤老师，于路共同怀念被组织约束的日子。在进入之前，我希望让自己尽力保持庄重以符合时局气氛。而一旦交流开始，轻佻的态度就难以掩盖。在这样的环境里，诚恳是唯一不重要却有效的态度。我们面对着整个天庭的一小部分，几乎要拷问自己究竟招惹了哪位上师，非要判我去生活不可。这些被审问者自绝于靠不住的组织后，早已习惯了跋涉和面对大量陌生的面孔。在文字这个难以分辨的领域，长达数年的主动探索和短暂的学院训练，使任何正常智力的人对自己所需都应该已经有所掌握。如果不是出于商业的目的，我毫无心情去组织那些主题明确节奏合理的小说情节。我真正需要的是一段实在的描述而非花开几朵各表一枝，如果还相信某一段讨论（谨以古典的方式）能搞懂包括我在内的某个人被安排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话。
去年冬天，同样的季节，仲召明也面临我今天这样的境地。他辗转于南京的仙林大学城和鼓楼之间，为了每小时四十块的家教费，每天往来奔波三十公里，带着他穿山寨西装的同学一起挣钱。再之前的几个冬天我们同在西祠看一些搭上南大作家班末班车的人们发帖，那些最后的70后也面临这样的状态：离开校园，去寻找生活和存在的理由。西祠的那些文学板块相继荒芜之后，仲召明一度直接用QQ发习作给我看。他保持笔耕不辍，我却保持着不相信他会有太长的写作生命：他几乎只为满足自己的叙述欲而写，间或与人搞搞互动也不打紧，甚至有几篇我看得出来是为版里的小姑娘而写。春天结束时我去上海公干，借宿在他二十几楼那间比床大不了多少的屋里，我猜想如果有一天他遭遇了中五百万大奖之类的意外，第一反应会是选择花掉还是写写那些可能的花法。不过这都不打紧，比写字更重要的是他坐在二十几楼的窗口里，把他生活的一部分弄进一根网线。
我仍然希望看到那些独自写作的人，尽管很多人写东西的状态从溢变成了憋，像猴坐在树上，总要跟其它的打打招呼。它们不会期待某只老猴突然得了道，得以发出有别于常的声音。但人类却总要度过一个面红耳赤非此即彼的阶段才能领悟。我仍然希望看到有活在身边的人独自写作，与古人神交是横无际涯的黑洞，而仲召明让我联想到的是某些哺乳类以外的动物，在埋头顺应自己这一族的即成规律。法布尔描述过这样一种无奈的死亡：热带地区的蜗牛壳直径可达5厘米，一种采集树脂的野蜂习惯寻找死去的蜗牛壳做为产房。这些野蜂本身又分为很多品种，其中个头最小的一种就快要灭绝了。原因却是因它的繁殖能力太强，当它在蜗牛壳里产卵并储存好足够幼虫食用的蜂蜜后，每种蜂都要用树脂和植物纤维将蜗牛壳的出口密封起来。这种体积最小的野蜂以方便起见，将卵产在蜗牛壳的最深处，这样最可节省施工时间和材料。而当其它体积较大的野蜂发现这个空壳时，并不知道其中已经有别人的骨肉，它们当然会照常产卵储食封口。当下一个繁殖季节来临前，深处的小野蜂幼虫吃完了壳里的蜂蜜，撕破妈妈组织的屏障准备去寻找生活和爱情，却发现外面的世界被另一个妈妈留下的屏障挡住。困乏的小野蜂没有力量再次突破为保护而建的屏障——这些充满爱意的保护膜——第一层帮它降临在世上，第二层却要了他的命。以进化论的说法，所有活物都竭力将躲避危险的办法遗传下去。但这些可怜的小野蜂刚刚突破自我牢笼，尚未参与物竞天择就只能被迫坐以待毙，终于囧死在它的近亲身旁，得到每个不曾写出畅销长篇的文学青年都会有的下场。无论如何，这种短暂到只同自己发生的关系，是和庸常度过一生同样值得书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