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代际传递与社会功能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就是不是民族认同产生了暴力，恰恰相反，是暴力塑造了民族认同，作者试图指出克族和塞族的民族认同正是在杀戮与报复互相作用的过程中被逐渐深化的。克独国政府授予激进的乌斯塔沙分子超越常规国家权力之外的特殊权力对塞族人展开攻击，虽然不是所有的克族人都持极端民族主义，但是这种行为激发了塞族人带有极端民族情绪的报复行为，即无差别的报复克族人，暴力激发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又会反过来激化暴力，层层推进。

这也间接说明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本书的主旨，那就是，实际上人不会仅仅因为自己拥有属于自己的民族归属就自动去迫害那些跟自己的政治身份不一样的人。这种类型的屠杀和迫害在整个二十世纪（无论是纳粹德国，苏哈托的印尼，还是卢旺达，还是本书中的例子）实际上都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动员的结果。这似乎也印证了卢梭的观点，那就是自然状态下的人虽然是自私的，但是不会自私到变态的程度，人的自私和同情心会相互制约，人之所以会坏到一种变态的程度其实是社会权力的结果，是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作者在书的最后谈到了历史记忆的问题：实际上在克族和塞族的相互仇杀中，共产党是扮演了正面角色的，事实上是共产党在劝阻塞族的反抗者们不要肆意报复，滥杀无辜，只可惜他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这一点缘于共产党强调各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也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因为需要强调各民族相互团结，故而刻意淡化之前的相互仇杀，南斯拉夫的官方历史叙述希望民众能够忘却和淡化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记忆，但是对于那一段历史的记忆却一直都在民间流传。也正是这种代际间传递的创伤和记忆最终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南斯拉夫产生了新的政治冲突。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理解，那就是潜在的创伤没有得到根本的治愈，所以在某些冲突的情境中会被重新触发。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南斯拉夫，属于不同族群的个体之间的零星冲突往往会触发彼此族群深层次的创伤和历史记忆，族群之间互相仇杀的历史记忆把本来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个体冲突转变成了族群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进一步深化了之前的创伤和彼此对立的民族认同。

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规模的集体创伤，不可能通过个体治愈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是不治愈这个创伤就不可能真正让这个共同体回归正常。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能够起到弥合创伤的作用，它同时也塑造了这个国家的道德基础。尤其是对于这种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一段残酷历史的国家，把这段历史真正意义上变成国民的集体记忆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通过让每一个人认识到，发生过的事情永远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它不会远去。公共记忆的作用不是加深仇恨，而是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来讲是一种catharsis（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