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符号——约书亚树
一. 约书亚树
1986年12月，一支来自爱尔兰的摇滚乐队来到了美国加州，为他们刚刚录制完成的新专辑拍摄封面。这个专辑目前有两个备选名字：“沙漠之歌（the desert songs）”或者“两个美国（the two Americas）”，乐队希望封面设计能够展示沙漠与文明的碰撞。
来自荷兰的摄影师Anton Corbijn将他们带到了加州内陆的莫哈韦沙漠，这里坐落着两个国家公园—死亡谷国家公园，和约书亚树国家公园。一天清晨，在沙漠中穿行时，他们路过了一棵旷野中孤独矗立着的约书亚树。摄影师招呼四名乐队成员下车，在初冬的寒风中，他们穿着单衣在沙漠里瑟瑟发抖了大约20分钟（乐队成员回忆，穿单衣是因为厚外套不符合人们对沙漠燥热的印象），以这棵约书亚树为背景完成了一组照片的拍摄。
拍摄结束后的晚上，摄影师向乐队介绍了这种特别的沙漠植物的名字来历。19世纪的基督教团体——摩门教徒来到美国西部沙漠时，看到这种树木扭曲的枝杈，宛如《圣经》中的先知约书亚举起双手向上帝祈祷，又像是在指引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通路，因此将其命名为“约书亚树”。它的存在是一种双重符号，既揭示了这里恶劣的生存环境，也蕴含着或将从苦难中升发出的精神启迪。
乐队的主创Bono顿时察觉，这个符号无比贴合他此时的心境、以及专辑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核。他当即决定更改新专辑的名字。四个月后，这个名叫U2的乐队将这张名为“约书亚树（the Joshuan Tree）”的专辑交给了世界，获得了销量与口碑的双丰收，由此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之列。
那张与约书亚树的合影成为了专辑的内衬，约书亚树的孤独剪影则成为它的封底（封面是另一张在死亡谷拍下的照片）。人们看见约书亚树时，也会看见一些充满哲思的歌名：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with or without you; running to stand still; in god’s country……
专辑中最著名的歌曲之一——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I have climbed the highest mountains I have run through the fields Only to be with you Only to be with you.
I have run, I have crawled I have scaled these city walls These city walls Only to be with you.
But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爬过最高的山峰，
我跑过田野，
只为和你在一起。
我跑过，爬过这些城墙
只为和你在一起。
但我还是没有找到
我在寻找的东西。
如果了解这张专辑的创作背景，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听出、读出其中萦绕的主要情绪——迷茫，这是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中所罕见的。主创Bono一边把美国想象为“上帝的国度/山巅之城”（in god’s country），另一边又刚刚亲眼目睹美国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内战中犯下的罪行（bullet the blue sky）；一边在照片里营造着沙漠酷热的形象，一边在真实的沙漠中体验扑面而来的寒冷。在种种矛盾的感受之后，Bono似乎仍然坚信，这片荒凉的沙漠，抑或是残酷的文明里，依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启示的源泉，那棵孤独的约书亚树。
约书亚树对于Bono的意义，也正是它所在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对象——荒野，对于美国的意义。不过，正如“约书亚树”和“两个美国”所构成的互文一样，荒野在美国思想中的意义同样是复杂而非单一的。
《荒野与美国思想》为我们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二 何为荒野？ （序言、绪论）
仅仅追寻荒野的概念，就足以使中文读者感到彷徨——它既不是荒山，也不是野岭，甚至它更多并非一种场所，而接近一种对场所的印象。英语中的“荒野”—wilderness是典型的形容词+名词后缀构词法，如果不考虑它的常用语境，甚至应该翻译成“野性”更为合适。这种野性可以进一步拆分为“wild-deor”，表示未被驯化的动物，拥有某种理性和机械规律无法知晓、无法控制的意志（will）。
荒野的形容词属性，使它难以通过物质的方式（某处有某物）被定义，而只能通过人的主观感受。因此，现实中并没有纯粹的、公认的荒野，多野、多大的地方才能被称为荒野，也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两端分别是荒野—文明的光谱，不同场所位于其间，靠近荒野一边的有森林、冰川、沙漠，靠近文明一边的有村庄、小镇、城市。而接近纯粹荒野概念的，是那种“广袤的基本未被改变面貌的地区”，欧洲人到来前的美国，就是典型的代表。
显然，荒野是作为文明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文明创造了荒野，这一行为由划定边界、区分人类控制的自然与未被控制的自然开始。因此，“荒野”观念的出现也可以视为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掌握了一定的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的标志，原始阶段的文明（如美国原住民）并没有荒野观念。荒野因文明而出现，对荒野的情感也因文明而呈现为双面性——既有面对非文明事物的神秘、恐惧，也有缓解文明压力的美好慰藉。这种双面性也随着文明的进程而此消彼长，早期文明的情感主要指向征服自然、灭绝荒野，而高度“文明化”的世界却迎来了欣赏、保护、为荒野赋予价值的热潮。
荒野如何被人类看待，不取决于荒野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文明进程。这也正是荒野能在美国获得高度关注的原理所在：人类在美国，用差不多2个世纪的时间（18-19世纪）走完了古老文明可能是20个世纪才走完的“文明化”历程，而这一历程在空间上并不均匀，东部沿海明显快于西部内陆。这使得当美国东部的文明世界开始珍视荒野时，美国（主要是西部）仍然有大量的荒野可供保护，一场关于荒野观、荒野价值和美国性的长期大讨论即将登上帷幕。
三. 曾经的“黑暗”荒野 （第一、二章）
不理解古代欧洲的荒野如何遭到排斥，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荒野在美国如此炙手可热。
欧洲荒野的黑暗形象首先来自生存层面。与令人不安、不适的环境斗争，是文明维持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而从生存角度构建的价值体系，必然害怕乃至排斥其不能控制或理解的东西。因此，农业、田园被视为“自然之美”，而与之对立的荒野就成为了黑暗、丑恶的象征。
信仰赋予荒野以更多的黑暗属性——荒野因为其未知和不可控而被人与拥有同样特征的黑夜、妖魔鬼怪联系起来，令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人们恐惧乃至厌恶。基督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代表干旱荒原的词汇在《圣经》中出现了数百次，与水草丰美的伊甸园形成了鲜明对比。亚当夏娃犯错后被从伊甸园赶到了荒野，而摩西出埃及后带领先民在荒野中游荡、在荒野中心的西奈山上接受了十诫，最终进入了迦南沃土。
在摩西的故事中，荒野被赋予了避难所和考场的意义，开始被视为进入天国的路径。但是，欧洲的基督徒对荒野本身并无喜爱之情，因为基督教警示人们拒斥尘世的快乐，对自然美（包括荒野）的欣赏也在其列。
在生存与信仰的双重作用下，到达新大陆的欧洲“拓荒者”们延续着对荒野的憎恶态度——物质层面上，荒野对生存构成威胁；精神层面上，它象征着黑暗、邪恶和混乱。征服荒野（包括其中的动物乃至“野人”）被欧洲殖民者视为文明的使命，在荒野中“建立花园”，将其“文明化”，被来到美洲的清教徒视为上帝的旨意、宗教的伦理，尽管在事实上，他们在“文明化”荒野时动用的野蛮方式使他们无意中也与荒野融为一体，并塑造着独属于新大陆（后来的美国）的文化特性。
四. 必须美化荒野 （第三、四、九、十三章）
令人惊异的是，荒野的形象在代表着高度“文明化”的启蒙运动中迎来了转机。启蒙时代美学中的“崇高”、“如画”两个概念，被浪漫主义者用以强调自然的无序之美；与之相仿的，是认为自然中具有神性的自然神论，和赞美“高尚的野蛮人”的原始主义。荒野由此得到了一些重要思想家和文艺人士的青睐，但在美洲，这种欣赏并未对厌恶荒野的“拓荒精神”产生真正的挑战。
真正让荒野在美国“开始伟大”的，是独立运动带来的对美国身份认同的渴求，而荒野在旧大陆“没有副本”（或者说已近消亡）的事实使它具备了塑造这一认同的功能。援引自然神论和浪漫主义的理论，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发掘荒野的价值。作为一片“野性的大陆”，荒野所传达的上帝旨意使美国具备了宗教意义上的道德优越性，而荒野的无序之美激发灵感的作用也使美国文化更具创造力。但本质上，荒野在美国建国之初被歌颂的这些价值仍然根植于欧洲传统的基督教和浪漫主义，这使得美国人在寻找民族文化自豪感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境地，而期待创造属于自己的荒野思想体系，如我们在下一节中所见，这正是梭罗、约翰缪尔、利奥波德等美国荒野思想家们所贡献的。
19世纪是荒野在美国迅速萎缩、“文明化”的世纪，这一世纪末，边疆的关闭宣告“拓荒”历程的结束。拓荒时代人们对荒野的厌恶，开始被投射在混乱可怕的城市环境上，而荒野开始被认为与美国历史紧密相连、是美国优良民族性格产生的原因。许多美国人开始寻求在现代文明中保留荒野影响的方式，童子军运动和荒野保护运动是其代表。荒野的价值也更加丰富，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强健体魄、锻炼生存能力，提供休闲、野性体验，作为美和精神事实的源泉。
更大的热潮发生在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使荒野的价值进一步升华。 尽管荒野已经受到重视，但控制野性、“一切德行都依赖于将自然和人类内心的荒野力量击退”的这种清教徒观念依然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恰好，反文化运动代表着美国历史上最强烈也最广泛的对既有的美国价值观的怀疑——年轻人对成功和安全的追求不再强烈，也不再赞美技术、权利、利润和经济增长，那些美国历史上将荒野化为牺牲品的神祇。
因此，反主流文化几乎是必然地发现了荒野——这一文明的直接对立面——的价值。而与此同时，环境保护运动将生态、环境等概念烙印入大众文化，在突飞猛进的生态学的影响下，它所担心的不再是资源耗竭导致美国衰落，而是生态平衡崩溃损害人类文明整体的存续。荒野在这一时代再次被注入新的价值，它代表着新世界的希望（美国梦的本质），代表着自由（尤其对于亚文化团体），代表着精神健康（引用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理论），代表着前文明时代的价值，代表着非人类中心的荒野自身存在的权利。在这场浩大而彻底的批判运动中，荒野和文明的地位已然对调——人们不再在文明的视野内评判荒野的价值，而是用荒野的价值批判文明的缺陷。
从美国建国到反文化运动，荒野的价值越来越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荒野自身的逐渐消亡引起人们的珍惜，而更重要的原因，离不开荒野思想家们所缔造的一系列以荒野价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五. “荒野”的缔造者们（第五、八、十一章）
美国人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荒野？在19世纪，这个答案是模糊的，但可以肯定，它不能局限于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范式。
梭罗的出现恰逢其时。“我意欲为自然，为绝对的自由和野性说一句话。”梭罗笔下的自然和野性，拥有了独立于上述意识形态的意义。梭罗的部分思想源自同时期“美国文明之父”爱默生的超验论，超验论主张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相称/对应，接近于自然神论，不过超验论更激进地希望通过对物质世界的直觉/洞察力（而非理性思考）实现与神的感应，而荒野作为纯粹的自然物质，是完善道德、认识上帝最为理想的场所，这样的观念与消灭荒野的清教徒信条完全背道而驰。梭罗的另一部分思想是关于“生命力”的，这接近于后来的生机论哲学。他认为，荒野是生命的原材料，是野性的贮存库，而野性与智性相联系，是灵感与力量的源泉。由此，梭罗为荒野增添了宗教与生机意义上的两层价值。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梭罗荒野思想所依据的主要经验是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即瓦尔登湖的所在地，距离大都市波士顿不过20公里），在19世纪中后期，这里与纯粹的荒野已经相去甚远，而后者并非梭罗的真正所爱。在游历了东北边境缅因州更加真实的荒野、接触了印第安人的“不祥和笨拙”后，他如此写道：“只有哲学家和诗人才能欣赏到荒野更高的价值，并体验到它的最大益处。现在问题看来是明确的：将野蛮人的顽强与文明人的智慧结合起来”。这样的论调听起来像是一种在荒野与文明的谱系中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使荒野和文明的价值达到彼此依存的最佳状态。
梭罗之后的下一代荒野思想家的代表是约翰·缪尔，与前者不同，缪尔的人生与更“纯粹”的荒野深度交织，他也成为了热情的荒野保护斗士和宣传者。缪尔对荒野抱有着一种罕见的热情，乃至不追求它与文明的平衡，认为文明对人精神已经造成了过度的压抑，而“到森林去就是回家去，因为我们本来就来自森林。”这种更激进的荒野—文明观几乎是反文化思潮提前近一个世纪的预演。
就荒野自身而言，缪尔认为它是天地万物处于不受干扰的和谐中的一种环境，而文明扭曲了人与其他生物关系上的情感。人在荒野中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与所有东西都是同类，与其他万物共享存在的权利。这种观念中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也成为了几十年后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的先声。 带着这种激进而超前于时代的荒野思想，缪尔投身于19-20世纪之交由林业部门主导的资源保护运动中，但他的立场注定只属于极度热爱荒野的少数派，而逐渐与相对功利且握有权力的“明智利用派”决裂。不过，他的宣传能力和人格魅力还是为荒野的家园价值与共生伦理赢得了大量的受众。
在缪尔之后，利奥波德凭借着他在生态学基础上构建的“土地伦理”成为了推动荒野理论走向成熟的思想家。生态学的哲学基础可以溯源到古希腊的“存在巨链”理论，其中世界上的所有存在物都能按照生命等级依次连接在一起。达尔文的进化论从基因上证明了生命体之间的同源性，而生态学则将生命间的联系拓展到生命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
利奥波德巧妙地将生态学带入伦理学的视域，后者被他定义为“人类自身对生存竞争所加诸的种种限制”，这个限制最初只针对人与其家庭的关系，而后逐渐扩大到包括社会、包括所有人类，而利奥波德希望伦理的范围能够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自然界。利奥波德呼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而荒野，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抑或说是未遭文明破坏的状态），尤其需要从生态学和美学上理解它，这对于土地的健康和文化的健康很关键。
在作为科学、美学和道德的综合的“土地伦理”之下，荒野的价值得到了多维度而综合性的阐发，荒野保护的合理性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从梭罗到利奥波德，一个在独属于美国大陆的“荒野”形象在思想界冉冉升起，它已经淡化了浪漫主义的神秘精神力量和美国民族主义的浅薄自豪感，获得了自足的宗教、情感和生态意义；荒野的价值甚至不必再依附于文明的价值，在土地伦理的体系里，荒野所代表的和谐、平衡生态甚至获得了凌驾于文明之上的地位。
在荒野思想的指导下，美国人开始了漫长的“保护荒野”活动，而在文明世界的现实中，荒野能够获得它在生态学、美学和伦理学中被寄予希望的那种崇高地位吗？
六. 荒野的现实遭遇（第六、七、九、十、十四—十六章）
荒野思想转化为行动，最直接的便是荒野保护。时至今日，这项行动已经在美国建立起了63座国家公园（包括著名的黄石、优胜美地、科罗拉多大峡谷，以及前文中的约书亚树和死亡谷）、1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不计其数的州级和县级的保护地。
当然，这一串长长的成就清单并不能够掩盖荒野保护在赢得国家信任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以及荒野在文明的车轮面前无可奈何的委身妥协。
荒野保护始于19世纪后期，东部地区爱好文艺的人首先对美国荒野的消失表达忧虑，并呼吁进行保护。 “对美国来说,她将为其文雅的公民和世界保留和展示一个多么美丽而激动人心的样本!一个国家的公园，包括人和野兽，全都处在他们野性和清新的自然美之中!” 梭罗提议，每个乡都应该“有一个公园，或者更好是一片原始森林”，使公民保有享受荒野的权利。环境史学19世纪的先驱者乔治·马什揭示了旧大陆文明破坏环境（主要是森林）带来的恶果作为保留荒野原始状态的切实意义。在这一时期，荒野保护的倡导者们或多或少是在以一种“公共物品”的话语来看待荒野，将保护荒野视为保护所有公民、整个文明的财产权和物质利益。
最早的国家公园计划也恰恰印证了荒野的功利属性。1872年，美国建立了首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13年后纽约阿迪朗达克山区建立森林保护区。二者在事实上都起到了保留荒野的作用，但都不是出于这一纯粹的目的，前者为了禁止私人开发泉眼、进而破坏公众参观这一景点的权利，后者则是为了保护纽约城以及其上游伊利运河（当时是美国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交通大动脉）的水源供给。公众对国家公园的主要印象也并非是荒野（环境）之美，而更侧重于对自然奇观、珍品（资源）的猎奇。
而当荒野的（精神）价值与功利的诉求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后者一开始时能获得更多的同情。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中的赫奇赫奇水库计划。这一计划对荒野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建设水库会将大片山谷淹没在水面之下，同时彻底截断上下游水体之间的生物联系。但是在20世纪初，水库的现实作用同样重要：它能提供电力，并且能够更好地维持下游的旧金山市——一片刚刚经历过大火梦魇的干燥之地——的供水。
在荒野保护和资源利用的两难选择中，荒野的同情者、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以及他的好友、林业局长平肖，站在了资源利用一边，认为“森林保护本身不是目的，是增加和维护国家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与他们的朋友、荒野保护的急先锋约翰·缪尔站在了对立面上。在从工程师那里获知只有赫奇赫奇能解决旧金山的供水问题之后，总统最终同意了赫奇赫奇的开发。
来自旧金山的水库开发者强调，水库本身不会破坏、反而会增添优胜美地公园的美和休闲功能；而缪尔领衔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则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抗议，强调荒野的美、精神意义和公共娱乐功能。虽然他们的声音从未在国会占据上风，但荒野价值还是被一些议员（作为次要价值）接纳——如一位来自印第安纳的众议员所言，“主席先生，尽管我赞美自然之美，并且为亵渎上帝的创造而悲伤，但是当这两种考虑发生冲突时，对自然的保护就应当让位于人类福利、健康和生命的保护。”
这逐渐演化为一场旧金山市与全美国自然保护者的冲突，旧金山方面强烈推动水库计划，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保护荒野、抵制水库的声音，则是“随着距离优胜美地的遥远程度而增”——“当我们抵达远到东部的新英格兰时，这种反对就变成了狂怒。” 这种“远水”与“近渴”、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根本矛盾，还将在荒野保护的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而荒野在被套上一层经济效用外衣的同时，又开始成为一块政治博弈的棱镜。（注：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不始于优胜美地，以往的荒野保护常常伴随着对印第安原住民的限制乃至驱赶，但印第安人并没有政治的话语权）
近半个世纪后，荒野与水库的博弈在犹他、科罗拉多两州之间的埃科公园、恐龙遗址再次展开。和优胜美地类似，气候干燥的西南部荒漠急需开发水资源，但此时荒野的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也有更强大的组织为之背书，新兴的利奥波德生态思想也被纳入保护恐龙遗址的理由之中：恐龙遗址“作为一片保留得很完整的荒野，对自然平衡、生命网络、物种的内在联系、生态学的各种重大问题的野外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恳请保留恐龙遗址，以示人对生物群落的尊敬。
地区之间的分歧依然明确：支持水库的是西部的地方利益相关群体（议员、州长、各种城市俱乐部、商会、水电公司、用水者协会、垦务局，以及一个纳瓦霍族印第安人部落），而站在另一边的是东部的国会议员，教育机构和保护组织，以及大量的如潮水般的通过信件、电报和社论表达的公众舆论。
虽然荒野的精神意义与水库的经济收益仍然没有直接的比较标准，但这一次，更高的群众呼声让政治的天平向荒野倾斜——恐龙遗址完好保留，埃科公园以及随后的科罗拉多峡谷中的水库计划被永久停止，1968年美国颁布了《野生和风景河流法案》：既有的河流开发政策，需要保护其他河流自由流淌的政策作为补充。野生和风景河流体系，是荒野与文明的平衡思想在河流开发--保护策略中的制度表现。
但是，河流法案也暗示着，人类对荒野的破坏力已经到了可以直接扼杀一条河流的地步。“野生”河流不是荒野，可是仅仅让河流“自由流淌”，却几乎已经是荒野保护者的奢望了。在冰冷的技术和欲望面前，荒野的野性力量是如此脆弱，而荒野保护的呼声又是如此苍白。
时间来到1980年的阿拉斯加，这一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了《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保护法》，将1.04亿英亩（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国有，其中半数以上进入国家原野保护体系，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荒野保护法案。对于阿拉斯加以外的美国人而言，这是他们祖国最后的一片边疆荒野，他们希望将它永久保留下来；而对于阿拉斯加本地人而言，白人移民作为拓荒者的后裔，显然对荒野缺乏足够的同情，而原住民甚至不知荒野为何物，阿拉斯加不过是他们千百年来居住谋生的家园：他们认为，荒野这个概念值得质疑，那是白人心中的神话，并且忽视了真实的历史，如人类学家威廉•布朗所说，“整个阿拉斯加荒野的概念，实际上是种族优越感在作祟，目的是羞辱土著”。
尽管在阿拉斯加，荒野的覆盖范围要远大于文明，但科技的发展已经使荒野的力量几乎不值一提——输油管线使阿拉斯加的石油资源被接入世界政治格局之中，为了开发油田，联邦政府采取了向印第安人购买土地“赔偿安置”的办法；而飞机的出现，让人们感觉阿拉斯加的大小甚至不如百年前的黄石公园，游客们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本土飞往这片苦寒之地，掀起一波“荒野旅行热”。
水库博弈的戏码再次出现在阿拉斯加的育空平原，而这一次水库的计划以惨败告终——国家意志凌驾于阿拉斯加州当地的意志之上，尽管阿拉斯加的政客希望不要因为保护荒野而扼杀阿拉斯加的能源潜力，但由美国其他地区保护组织组建的“阿拉斯加联盟”最终促成了划定大片荒野并国有化土地的决议。
今天的阿拉斯加，是一个现代化的、同时也是“永久”的边疆，荒野不会从物理上被消灭，而会被转化为一种旅游资源，这是使荒野的环境价值、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吻合的最好出路。如阿拉斯加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罗伯特·威登所建议的那样，阿拉斯加“要小心地使用土地，在对土地的生物学特性所带来的限制加以特别考虑的前提下，同时照顾到旅游娱乐和开发资源的需求。”威登的愿景，是在阿拉斯加实现人类文明和荒野共存的梦想。
在击退了荒野一个世纪以来的头号敌人——“水库”式的资源开发之后，荒野的最大威胁，来自它的朋友们。人类突飞猛进的科技越来越显现出破坏力，哪怕是出于旅游休闲的目的，只要到达荒野的人足够多，也能够毁掉一个地方的野性，同时毁掉每个人以孤独感为基础的荒野体验。因此，“荒野管理”成为行政和法律对于下一个阶段荒野威胁的补救策略，他们需要评估荒野的“生物承载力”，控制荒野的客流量，并且监控野生动物的种群规模以调整对捕鱼、狩猎等荒野活动的管制力度。于是，一个几乎是“人造的”荒野展现在外来游客们的面前。
在一个多世纪的保护运动之后，荒野的存续并不再依赖于它“不可知、不可控”的本质，而是依赖于人类对其生物、环境特征的知晓，和对人类旅游、开发行为的控制。今天的荒野，与其说是更加“荒野化”了，不如说是更加“文明化”了。荒野进入了经济计算，进入了政治，进入了科学研究，终于也进入了娱乐产业和炫耀消费。
可是，这片被人们精心打造、管理、“保护”的荒野，还是这个词汇最初意义上的荒野吗？人们在荒野中的感受，还是前现代荒野中那种对野性事物的，夹杂着恐惧的悸动吗？
无可置疑的是，在今天，不可知、不可控的不再是日益萎缩的自然世界，而是日益膨胀的人类世界。荒野和文明之间，最终完成了语义的调换。而期待从荒野中获得精神或生命价值的人们，还能否在这样的人造荒野中得偿所愿，也就成为了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七. 重访约书亚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荒野在美国被文明“驯化”了，而文明在美国也被荒野（拓荒经历）“驯化”了。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如此狂热地推崇道德山巅上的普世价值，也从未有一个国家，如此贪婪地攫取着全球各地的物质利益。如Bono所言，他在拉美和美国本土看到的是“两个美国”，如果再去深究，这两个美国其实是根植于拓荒经验的同一个美国的硬币两面。
那么，荒野被文明驯化了，是否也意味着荒野的意义就此消失了？
并没有。作者在绪论和多个章节中都讨论过，荒野的本质是一种感受，是文明人的惯习所遭到的冲击，是他相信能够从这种冲击中获得启迪，是他对文明现状的不满。“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真正的荒野，不在山中，而在心中。
因此，最适合与荒野搭配的动词，是追寻。只要我们还清醒地意识到文明是不完满的，是需要被批判、被改造的，我们就必然会去到神圣的“荒野”，去追寻人类、乃至世界失落的光芒。只要我们还在追寻，哪怕有一天现实中的荒野全部消失，荒野思想的价值也依然会有所着落。
今天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36年前那棵和U2乐队合影的约书亚树已经枯死，躺倒在沙地上。乐迷们找到了它的遗骸，在四周放置了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有乐队的CD、爱尔兰国旗、约书亚树的拼图、小军鼓，还有一个画着爱心的旅行箱，箱里面有36年前他们在这里拍下的合影。
离这棵树不远处有一块小石碑，刻着约书亚树曾经的形象，以及两行文字：Have you fou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你是否找到了你一直在追寻的东西）。
枯死的约书亚树仿佛寓意着荒野在现实中的行将就木，而纪念物和石碑仿佛寓意着荒野思想的永恒。从《圣经》到《约书亚树》，人们一遍遍重复着那个关于荒野与文明的故事——
即使人间没有天堂，也不妨碍我们一直追寻它，相信它就矗立在荒野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