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将何去何从——《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读书笔记

Walter Scheidel的《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中信出版社中译本）在豆瓣的评分不高（我读完时是6.8分），估计大量的差评来自糟糕的翻译，以至于我专门买了一本影印的英文版，以便对一些令人费解的中文表述再做探寻。

该书英文主标题《The Great Leveler》可直译“伟大的矫正器”，主要指人类历史上针对不平等的矫正器——大规模的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顺带一提，最好不要把作者提出的“四骑士”简单概括为战争、革命、瘟疫和国家崩溃，因为本书大量篇幅在介绍，有限动员的掠夺和征服战争、前工业化时代的革命等很难降低不平等，甚至反过来提高了不平等。

就了解本书的主旨而言，仅阅读序言、第一部分（1-3章）和第七部分（15、16章）已基本够用。其余章节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从史前文明到21世纪，“四骑士”如何影响不平等的证据，堪称实证基础详实。但也因其过于丰富、细致的国外历史材料，再叠加佶屈聱牙的翻译，给中国读者带来了不小挑战。

一、促进平等的四骑士

本书主要观点在于，历史上能有效降低不平等的，似乎只有前述四位骑士。从四位骑士的身份看，他们又都统属于一位王者，也就是暴力。在这方面作者有着非常清晰的表述：“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对于广泛的社会范围和不同的发展水平，稳定都会助长经济不平等”[1]“暴力性冲击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是至关重要的...4种不同类型的暴力冲击缓和了不平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2]。

大规模的动员战争。在4-6章，作者详细辨析了现代大规模动员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前现代大规模动员战争（10%以上人口服兵役）、前现代传统战争（掠夺和征服）、内战等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是：“无论是对胜利者还是对失败者来说，现代的大规模动员战争都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矫正手段”[3]，战争期间的政府管制、通货膨胀、物资损毁，以及战后实施的平等化政策都会矫正收入和财富分配。此外，前现代大规模动员战争得到了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以掠夺和征服为主题的传统战争普遍会使精英阶层受益，反而加剧了不平等；内战则很少起到矫正的作用，只有“那种由颠覆政权的激进统治者发动的革命”[4]才能改变收入和财富分配，而这正是下一位骑士。

变革性的革命。第7、8章对革命的探索得出的结论是：“在各种起义中，只有那些在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进行了类似活动的全面动员，才能带来强烈的矫正”[5]“暴力的程度最为关键：正如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大多数平等化的革命同样是有史以来所有内部变革中最为血腥的。我对起义和革命的比较研究证明，大规模的暴力是矫正不平等的最重要手段”[6]。这些革命一方面以巨大的破坏力使大量财富和富人被彻底消灭，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将财富向穷人倾斜和转移。作者以俄国革命、世界范围内的红色革命、法国大革命、太平天国运动、农民运动、城市起义等为例，发现“在前工业化时代，革命很少成为矫正不平等的手段”[7]“20世纪，我们才看到既拥有机枪又拥有激进方案的革命...只有在那个时候，武力才足以被普遍地使用、获得充分转型的结果，并且持续的时间足以等到实质性的矫正的产生”[8]（这翻译是不是很硬？）。

国家衰败。国家衰败和系统崩溃通常也会降低不平等，作者在第9章进行了探索。但这种过程与前两位骑士不同，在前两位骑士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一些旨在改善底层人民的改革被推出，收入不平等的下降部分来源于底层抬升。而对于国家衰败，穷人与富人都将受到损害，但是一方面，富人受到的损害往往比穷人大得多；另一方面，富人即使遭受更多损害，活下来的机会也比穷人更大，更多遭受损害的穷人因死亡而失去了参与统计的机会。正如作者所言，“国家和文明的崩溃代表着不平等矫正世界史的第三个，也是最古老、游历最广的末日骑士：他能够把不平等踩于脚下，仅仅是因为他破坏了所有人的生活”[9]。作者以唐朝精英的毁灭、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后铜器时代地中海和前哥伦布美洲的系统崩溃、古代西亚国家衰败和精英衰落、索马里式的当代国家衰败等为案例，探索了这一贯穿古今中外的不平等调节器的广泛可行性。

致命传染病。第10、11章以黑死病、美洲新大陆的瘟疫、查士丁尼瘟疫、安东尼瘟疫等为例，探究了传染病对不平等的抑制作用。作者发现，“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瘟疫通过改变土地与劳动力的比例来矫正（不平等）：降低前者的价值（如地价、租金以及农产品的价格），并提高后者的价值（如较高的实际工资和较低的地租）”[10]。通俗而言，也就是瘟疫使劳动力大量死亡，从而使原先的“人多地少”状态一变而为“人少地多”，出卖劳动的赤贫穷人也因此获得了与掌握土地等资产的富人谈条件的机会，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回报率一升一降，不平等程度随之降低。但正如作者所说，一方面，“细菌和市场必须‘协调一致’才能抑制不平等”[11]，也即在不完全市场上，富人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立法阻止工资上涨），甚至废除劳动力市场交易（建立农奴制）来阻止穷人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除极少数情况，任何所发生的矫正都不会持久，其效果最终被重生的人口压力产生的人口统计因素的反弹效果抵消”[12]。

此外，作者在12、13章探索了改革、衰退、经济增长、教育等非暴力的替代性选择对不平等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时而能够降低不平等程度，时而不能：简而言之，这里甚至没有统一的结果趋势”[13]。

二、平等与暴力的现在和未来

通读本书，我们得到了让人有些沮丧的观点：非暴力，无平等——历史上所有能够系统性降低不平等的措施都与大规模的暴力相关联，不平等的降低几乎总是伴随着死亡和破坏，甚至不平等降低的程度还与暴力的程度存在一定正向关联。

此外还需要做两点注脚补充：一方面，暴力也不总是带来平等，比如前现代传统战争和前工业化时代革命都未能降低不平等；另一方面，偶尔起作用的非暴力举措也多是在暴力阴影的威胁下，既得利益者做出了让步，如世界大战时期扩张的社会保险体系、红色革命时期的西方工会拓展。

谈完历史，回到现在和未来，作者的观点更加悲观：即使是令人畏惧的“四骑士”，在未来也未必是有效降低不平等的手段了。战争技术的发展可能不再需要大规模动员，暴力革命似乎早已销声匿迹，国家衰败和制度崩溃正变得越来越罕见，传染病因现代医学的进步对人类的冲击减弱。

不平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卷土重来，却连暴力这把双刃剑似乎都在逐步失去作用。

三、迷雾之下，何去何从

生活在当下的人总是处于迷雾环绕之间——向前看，茫茫大雾正浓，似乎有无数条交错的道路，又似乎根本没有道路；向后看，雾色稍退，似乎有一条道路横贯古今，却又在薄雾之下始终看不清楚路名，只能由不同的行路者给它起了许多不同的名字。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的议题更加沉重。一方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历史回响从先秦贯穿到现代中国，对不平等的抗拒成了融入我们血脉的价值判断。旨在彻底消除不平等的红色革命及其成果犹在眼前，那些伟大宣言依然具有让我们心潮澎湃、心向往之的力量。另一方面，以基尼系数衡量的当代中国收入不平等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曾经拥有过的平等似乎正如昙花一现渐趋渐远。

对于未来，这本书提供不了答案，只能提供一些历史的回响和现实的思考，未来永远只能靠当下的人在迷雾中挣扎寻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