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尚永亮：“元白”并称与多面元白
内容提要：与唐代诗人并称多见于身后不同，元稹、白居易在世时，“元白”这一并称即已出现，而其始作俑者极有可能便是被称谓者自身。考察此一并称之内涵,除了直接指称元、白，表征二人远超常人的情谊及其以唱和诗为主要代表的创作方式，还涵纳了元白诗歌的轻俗特点与元白作为诗人的才子特征，由此形成既相互关联、彼此生发，又各自独立、指向不同的多元义项，简言之，即“胶漆元白”、“唱和元白”、“轻俗元白”、“才子元白”。这些义项，一方面使该并称获得了符号学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典范性，映射出一个多面的元白；另一方面，也因历时性原因或认识标准之差异，形成“能指”与“所指”不能对应的情况。综观历代对“元白”并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道德和艺文两大层面，其中颇有夸大其辞、不合实际者；至于元先白后的称谓次序，固然有平先仄后、“顺乎声音之自然”的原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时人对元稹的看重。事实上，在元白唱和诗创作中,元稹更具主动性和开拓性，并在千字律诗“皆次用本韵酬和”方面率先实践，使得“后来遂以成风”。而从部分唐人的相关评价看，唐代历史上的“元白”与后人乃至今人眼中的元、白，原是很有些不同的。
关键词：并称 符号 多面元白
作者简介：尚永亮，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组评审专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柳宗元研究会会长等。已出版《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弃逐与回归》《柳宗元诗文选评》《独钓寒江雪 : 尚永亮讲柳宗元》等专著、译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200余篇。
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
一般来说，当我们习惯性地将两个诗人齐名并称时，往往意味着二者之间存有某种鲜明的共性。如“李杜”，重在其诗名和成就；“王孟”、“高岑”，重在其于山水田园或边塞题材之趋同和贡献；“韩孟”，重在其对奇险诗风的追求；“刘柳”，重在其共同的经历和友谊。然而，当我们将视线移向“元白”时，就会发现，这一表征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的并称，除包含人们熟知的尚通俗、重写实、求讽谕的创作追求，亦即与所谓“元白诗派”相关合的特点外，还具有远超其他并称的多元义项；而且从其得名之原因、方式和指称对象之优劣、排名次序之先后等方面看，也都具有一些可供玩味的细节。有鉴于此，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元白”这一并称的相关义项及其多面性作一初步考察。
一、“元白”并称之时间、由来及其与被称谓者的关系
与唐代不少诗人之并称多见于身后不同，元稹、白居易在世时，“元白”这一并称即已出现。如《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谓：“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新唐书》卷一百十九《白居易传》谓：“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这两段文字，既概略交待了二人被并称之由，也明确说明“元白”是“当时言诗者”对元、白二人的称谓。
进一步看，“元白”之称还多次出现在元、白二人的诗文中。如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有云：“予始以长庆二年相先帝无状，谴于同；又明年，徙会稽，路出于杭，杭民竞相观睹。刺史白怪问之，皆曰：‘非欲观宰相，盖欲观曩所闻之元白耳。”[1]此文作于长庆四年（824）四月十一日，其时元稹徙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路经杭州。从文中叙述看，杭州百姓“竞相观暏”元、白之主要原因，盖在于其诗名久播人口，“元白”之称已为人耳熟能详，故当二人同时现身之际，便引起百姓欲一睹其风采的强烈愿望。又如，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这样说道：“予顷以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常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2]这是白居易在大和三年（829）春说的一段话，其中重点指出自己与元稹为“文友诗敌”，以点明二人得以并称之因。细味元稹、白居易在上述二文中道及“元白”这一称谓时的心理，似均饱含着因其声名广为人知而具有的某种自得之情。
并称对被称谓者是一种荣耀，能否获得这种荣耀，直接关系到诗人在诗坛上的被认可度。就此而言，较一般文人尤为好名的元稹、白居易对“元白”并称津津乐道，便是不难理解的事了。而且深入一步看，这一并称的始作俑者，似乎即与二人的自我标榜不无关联。
查元、白诗文集，“元白”二字之联用，并不始于前述白居易为《刘白唱和集》作序的大和三年，也不始于元稹作《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的长庆四年，而是始于白居易初贬的元和十年（815）。这年腊月，谪居江州的白居易给元稹写了一封长信，即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与元九书》，信中谈及与元稹的交游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馀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叹息矣。[3]
这段话的核心内容，是说元、白二人欲编一部《元白往还诗集》，而这样一个集名，乃是今所见各种文献中“元白”二字用以指称元稹、白居易的第一次连缀出现。将白居易上述文字稍加归纳，可以看出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当此之时”指的是元和十年春，即该文前面提到的“今年春游城南”前后。此时为元稹上一段贬谪刚结束、下一段贬谪尚未开始的短暂居京期。
其二，编纂《元白往还诗集》的发起者当为“兴有馀力”的“足下”，亦即元稹；而白居易对此积极赞同。二人对所编内容还有过具体的商议，即“悉索还往中诗”以下数句。
其三，这部集子，并非元、白二人的专集，它以元白交往唱和诗为主，兼取友人张籍的古乐府，李绅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的律诗，窦巩、元宗简的绝句，属于汇编；而以“元白”命名，几位参与者并无异议，其态度是“踊跃欣喜，以为盛事”。
那么，元白二人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间段，编写这样一部以“元白”命名的诗集，而且此一诗集又得到了众友好的极力赞同呢？
考其原因，一方面，此一时间段属于元、白较为轻松的一个时期，白在朝为官，元刚从贬所召还，闲来无事，同游城南，以致“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4]由《与元九书》中这段描述，可以见出二人此唱彼和，诗兴正浓，当此之际，易于引起编集的冲动；另一方面，元、白唱和至此已有时日，其间积累了不少作品，而这些作品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用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的话说就是：“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5]据此可知，巴蜀江楚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者，既包含元、白各佐江通之后所作诗，也包括二人于元和五年至十年间一在京畿（白在朝不久即退居下邽丁母忧）一在贬所江陵所作诗。这些诗的广泛传播，已为元、白带来了很大声誉，故在时风鼓煽下，二人产生编纂《元白往还诗集》的想法，便是很自然的了。同时，由于当时元、白诗名已远过同侪，故张籍、李绅诸友人对该集以“元白”命名自无异议，对自己的诗被选入集中以扩大影响，大概也是甘附骥尾，乐观其成。
固然，上面提到的《元白往还诗集》虽已将“元白”连缀并用，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元白”并称，其集最终也未能问世，但是，它毕竟已透露出了若干“元白”并称的早期信息。粗略想来，可能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一是社会上众多仿效者在自称其所作“新词”为“元和诗”或“元和体诗”之际，已将其效仿对象元稹、白居易视为一体，而以“元白”连称之，由此形成一个固定的称谓。至元、白自编诗集命名“元白”，不过是对此一固定称谓的袭用罢了。二是此时虽有众多仿效者，也有了“元和诗”的称谓，但尚未形成“元白”的固定称呼，《元白往还诗集》之“元白”乃是此一称谓的第一次出现。倘如此，则元、白二人便成了“元白”连用的始作俑者，他们编纂诗歌往还集而自命“元白”这一行为本身，在中国文学并称史上，似乎也就具有了开先河的意义。
二、元白交谊、唱和与“元白”并称
与唐诗史上不少诗人虽有并称之号却疏于交往或诗风迥异不同，元稹、白居易最引人瞩目处，就在于二人行迹相似、情谊深厚、创作内容接近、诗歌风格趋同。故其并称“元白”，最为名实相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此一称谓，使并称的价值、功用获得了最大化实现。
元稹、白居易初识于贞元十九年（803）[6]，而元稹卒于大和五年（831），其间历时近三十年。在这一长时段中，元、白二人“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7]；“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8]从元白交往实际看，这些说法绝非自夸或过誉之言。为了便于说明，这里只举两件人所熟知的典型事例。
先看发生在元和四年（809）的一件事。当时身为监察御史的元稹出使东川，到达兴元府的当晚即梦见白居易，遂作《梁州梦》一诗：“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题下自注：“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使已传呼报晓矣。”[9]令人惊讶的是，就在同一天，身处长安的白居易竟然真的携杓直（李建字杓直）同游曲江，并写下怀念元稹的一首诗作：“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10]地隔千里，二人所作诗的时间、内容、篇制、甚至韵脚竟如此吻合，实在有些不可思议。表面看来，这只是一种巧合，但在这巧合的背后，却反映了两位友人心心相印、魂梦相随的一种挚情。正是这种挚情，在唐诗史上搬演了一出千里神交、诗与本事“若合符契”的动人剧目。
再看元稹作于元和十年（815）的一篇诗作。诗的背景是：该年六月，力主用兵淮西的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结果被以越职言事等罪名贬往江州。元稹当时谪居通州，且身患重病，忽闻挚友遭贬，内心极度震惊，遂挥笔写下《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灯影摇曳，雨打寒窗，环境苍凉，远讯锥心，诗人于垂死病中而“惊坐起”，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友人之贬给予他的刺激，以及他对友人难以言说的关爱之情。后来白居易读到此诗，曾写信给元稹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11]便真实地反映了此诗所具有的情感冲击力和穿透力。
“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白《醉封诗筒寄微之》）元、白二人相交三十年，大部生活同情趣，早年仕途同进止，主要创作同格调，由此结成一种生死至交，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不离不弃。理解了这样一种关系，就不难理解二人在思念对方时何以会“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白《蓝桥驿见元九诗》）、“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元《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在《得乐天书》一诗中，元稹真切描绘了接到白居易书信时的激动情形：“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见信即流泪，以致妻女或惊或哭，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最后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最想念的好友白司马的信来了，难怪元稹会如此动情。试问，这样一种彼此扶持、生死牵挂、哀乐歌哭、情同身感的友谊，在唐代诗人中，究有几人？屈指算来，慢说李杜、王孟、高岑难以及此，即使自谓“二十年来万事同”[12]、被人并称为“刘柳”的刘禹锡和柳宗元，似乎也达不到这种程度。既然如此，那么，将元稹、白居易并称“元白”，借以表现二人深厚的友情，岂非最为切当？宋人指出：“元白齐名有自来矣！元微之写白诗于阆州西寺，白乐天写元诗百篇合为屏风，更相倾慕如此。”[13]“汉唐以来，犹有范张、陈雷、元白、刘柳之徒，始终相与，不以死生贵贱易其心。”[14]换言之，“元白”在此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符号，在它的意义层面，首先表征的便是一种诗人间的真挚友情，简言之，是为“胶漆元白”。
然而，考之文学史实际，“元白”之得名又不只是缘于元、白的情谊，或者说，他们间的情谊只是其被并称“元白”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二人被并称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元稹、白居易各个时间段均趋向一致的诗歌创作，特别是他们极具创新意义的唱和之作。某种意义上，是元白间的酬唱次韵将二人姓名紧紧地关合在了一起，因而可谓之为“唱和元白”。
唱和诗不自元白始，但却在元白这里趋于繁盛，并完成了从“和意”到“和韵”的转变。元白的唱和之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前已述及的元和五年至十年，二人首次长时间分离，开始批量唱和；二是元和十年至十四年，元、白分别谪居通州、江州，唱酬日盛，由此形成文学史上有名的通江唱和现象；三是长庆三年至大和三年，元稹出镇越州，白居易刺史杭州、苏州等地，二人借助诗筒往返酬唱，一时传为佳话。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白居易对二人“曩者唱酬，近来因继”之作的统计结果是“十六卷，凡千馀首”，可见数量已非常可观。就其所涉及的诗体看，有古体，有律体，而以律体特别是长篇排律最具特点；就其用韵方法看，有依韵，有用韵，有次韵，而以长篇次韵最引人关注；就其艺术表现看，或“穷极声韵”，或“别创新词”，而其归趋则在于因难见巧，彼此角胜，达到“韵同而意殊”、“文成而理胜”[15]的目的。白居易在其《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到元和体变新”句下自注曰：“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元稹在《酬乐天馀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次韵千言曾报答”句下亦自注云：“乐天曾寄予千字律诗数首，予皆次用本韵酬和，后来遂以成风耳”。这些流露着自得之意的夫子自道，足可证明“千字律诗”在当时的影响，也不难看出，元、白对促成“次韵”这种诗歌形式的成熟居功至伟，并领导了当时的诗坛风尚。
固然，元、白这类作品不无游戏的成分，但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看，它却以其篇幅长、用韵工、词语新等特点，在争难斗胜、呈技献巧的笔墨中，包含着一种创前古所未有、示来世以轨辙的意图。更为重要的是，它把此前多属个体活动的诗歌创作推向了双人世界，借助唱酬形成一种合力，既凸显了二人的共性特征，又巧妙地将地域悬隔的两位诗人紧紧捆绑在一起，为形成“元白”之并称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元、白这种极具创新性质的长篇次韵之作，由于在当时影响极大，仿效者甚多，故很早就赢得了一个新的称谓，即“元和体”（或名“元和体诗”、“元和诗体”），而此一名称与“元白”并称之形成似乎也不无关系。一方面，如前所述，元稹“遣掾江陵”后与白居易的唱和之作已被巴蜀江楚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并有了“元和体”的称谓，以致元、白二人受其影响，在元和十年即拟以“元白”二字打头，编纂《元白往还诗集》；另一方面，从当时和后世的记述来看，也常将“元白”之得名与“元和体”并置同提。如与元、白同时稍后的顾陶在所编《唐诗类选后序》中就说：“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诗’。”[16]又如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元稹传》谈到元、白创作时亦谓：“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里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17]。依据这些记载，虽然还难以确定这两个称号之得名何者在前何者在后，但二者间互有影响、彼此相关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也就是说，提到“元和体”，必定会想到“元白”，而提到“元白”，也自然会涉及“元和体”。又由于“元和体”的主要内涵便是长篇唱和次韵诗，所以，“元白”之称谓又与唱和诗挂起钩来，在一定语境下，“唱和诗”、“元和体”与“元白”是可以互通互换的。这样一种情形，既扩大了“元白”的指称范围，也使其具有了明显的符号化特征。
三、轻俗与才气：“元白”并称的延伸义项
犹如诗歌艺术中好的意象、意境常常具有“两重意以上”[18]一样，真正到位的并称也内含多元的义项，发挥着符号化的特殊功能。所谓符号化，学界有多种解释，但其基本指向，则是一种对具体事物概括化、典型化的过程，它超越了指称对象的表层情境，深刻地揭示和表征了存在于其内里的一些核心内容，从而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更全面、深入的境地。如果说，唐代优秀诗人的并称或多或少都具有这样一种符号化特点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元白”这一并称的符号化程度无疑更为完备，它除了直接指称元稹、白居易两位诗人，表征元白二人远超常人的情谊及其以唱和诗为主要代表的创作方式，还涵纳了以下两个方面，即元白诗歌的轻俗特点和元白作为诗人的才子特征。
如所熟知，元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后世所谓“元轻白俗”之“轻俗”。“轻”者，轻佻浮艳之谓也，“俗”者，浅切鄙俚之谓也；前者失之庄重，后者有欠雅正，均非诗歌创作应取的方向。这样一个特点，首先存在于元白的创作实践，而在其艳体诗和日常生活诗中表现最为明显。在作于元和十四年的《上令狐相公诗启》和作于长庆四年的《白氏长庆集序》中，元稹曾一再提及他与白居易两类诗最为时人追捧，一类为前述之次韵长篇，另一类便是所谓“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陈寅恪认为：这些小碎篇章“实亦包括微之所谓艳体诗中之短篇在内。”[19]这是正确的；但除此之外，白居易《与元九书》言及其杂律诗时所谓“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的一些短篇之作，也应包含在内。这些作品，大都具有世俗化、家常化、私人化、情感化的倾向，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轻而俗的特点，由此构成“元和体诗”另一层面的内涵。[20]
除此之外，元白诗的轻俗特点还一再呈现于传播过程中，并被不同类型的接受者予以扩展、放大，从而成为人们提及“元白”便必然联想到的一个重要义项。
简略地说，第一类型的接受者集中在创作领域，如前引元稹《诗启》、《集序》中反复提及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或“江湖间新进小生”。他们对元白之作“妄相仿效，又从而失之”,以至其词流于“支离褊浅”,或“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并将这些仿效之作都谓为“元和诗体”，从而在展现其自身轻俗的同时，也连带强化了人们对元白诗轻俗特点的认知。至于后世众多效仿元白而袭其轻俗诗风的作家作品，也大都属于此一范围。
第二类型的接受者侧重于理论批评，如早在中唐时期，李肇就明确指出：时人“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21]；嗣后，李珏论“元和体”，亦有“轻薄之徒，摛章绘句……鼓扇名声”[22]的批评；晚唐的杜牧更于《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借李勘之口说道：“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者，纤艳不逞……有淫言媟语”[23]；唐末王定保则在《唐摭言》卷二指出：“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24]宋人章惇则直斥“乐天识趣最浅狭”。[25]总合这里所说“浅切”、“轻薄”、“淫靡”、“纤艳”、“淫言媟语”、“轻浅”、“浮艳”、“浅狭”等词语，大都与“轻”、“俗”相关。所以，到了苏轼《祭柳子玉文》提出“元轻白俗”[26]，便自然成为在继承前人评说基础上对元白二人此种创作倾向的一个高度概括和总结，并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对元白二人及其诗作持续不断的负面评价。[27]
如果说，经过长久的积淀，“轻俗”已内化为“元白”并称中挥之不去的重要因子，由此构成极具批评意味的“轻俗元白”，那么，与此负面评价相关却又迥然不同的，是此一并称还呈现出具有正面价值的另一义项，即“才子元白”，特指元白二人作为当时公认之“才子”所具有的才气、才华等个人质素。前引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所谓“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便是对“元白”并称中此一义项的概括交待。
细想起来，元白之被视为“才子”的代表，盖有三因：一是二人确有才华，诗名远播；二是缘于时人的称赏和艳羡，尤其是“压倒元白”故实的生成和影响；三是后代接受者对其才名的持续提及和多角度认定。
白居易“幼聪慧绝人”，自述在襁褓中识得“之”、“无”二字，五、六岁即学写诗，九岁便能辨别声韵（参见《与元九书》），大致属于神童类的人物。他年轻应举时拜见顾况，顾况据其名而戏之以“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可当读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后，立马改口说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28]这则传诵甚广的故事，无疑为白居易赢得才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他日后的诗文创作，大都广受追捧，至被“书肆巿贾题其卷云：‘白才子文章’”[29]。元稹说其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30]，在传播范围上远超同侪。特别是其《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诗，先被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31]而自夸，后被唐宣宗写诗哀悼，誉为“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32]。所有这些，不只是对其诗作影响力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将其归入才子之列，使其才气、才华具有了被世人广泛认可的代表性。
与白居易相比，元稹的才名似乎更大一些，而且很早就被明确冠以“才子”的称号。考察中唐诗坛之创作情形，元稹诗曾风行一时，至为朝廷大僚及唐穆宗赏识。在为元稹所作《墓志铭》中，白居易首先提及“元才子”这一称呼：“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33]在此基础上，《旧唐书·元稹传》作了更详细的记载：元和十四年，元稹自虢州长史征还，即被人称“一代文宗”的宰相令狐楚索诗，元稹遂誊写其“古体歌诗一百首，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以呈献，结果使得“楚深称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与令狐楚称赏元稹的情形相似，穆宗皇帝在东宫时即熟知妃嫔左右诵稹歌诗、呼其为“元才子”的情形；后由崔潭峻奏御，得览《连昌宫辞》等百馀篇，“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此后，元稹又有“《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竟相传唱。”[34]由此可知，元稹其人被称为“元才子”，既缘于其才气内充，不少诗作情辞兼胜，也无疑受益于朝野各类受众对其诗歌的传唱和赏誉，从而大大强化、扩展了其作为“才子”的知名度。
不过，上面这些材料还只是对元、白二人所具才气的分别说明，如果从概括、整合的角度看，元、白作为“才子”的代名词而被时人羡慕、仿效、评说，除前引元稹、白居易所说杭州百姓竞相观暏“元白”、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等事例外，要算《唐摭言》卷三的一段记载较为真切、生动了：
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时先仆射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惟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年疏傅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35]
这段文字，记述了杨嗣复领贡举时，其父杨於陵自洛阳来长安，嗣复率门生到潼关迎接，并在长安新昌里住宅大办宴会的事。而其要点则是杨汝士在宴会上写了一首令元白感到惊讶的诗，以致极度兴奋，不仅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回到家中还放言“压倒元白”，以示夸耀。那么，我们要问，杨汝士是怎样一个人？他与元白是什么关系？何以能压倒元白就让他如此兴奋？
考诸唐史，杨汝士、杨嗣复均为中晚唐名震一时的关西杨氏家族成员，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占据高位（嗣复一度官至宰相），而且在诗坛也颇具名声。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与元、白都有交往，而与白居易的关系尤为密切。白居易娶杨氏女为妻，而杨汝士即为白之妻兄。在《同梦得暮春寄贺东西川二杨尚书》诗中自注：“予与二公皆忝姻眷。”便道出了他与曾为东、西川节度使的杨汝士、杨嗣复之间的姻亲关系。在长安城中，白居于新昌坊，与杨嗣复同坊，与杨汝士所居之靖恭坊比邻，故其间来往频繁，且有多首诗作往还，可以算作诗友了。既是姻亲，又是诗友，按理杨氏不该为一首诗的优劣过于计较，以致得意忘形的。揣摩当时情形，杨汝士之所以如此兴奋，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元白平素才名、诗名过盛，一直压他一头，其心中早有不忿，却无缘发泄；而今家族亲友宴会，当着长辈（杨於陵）、同辈（杨嗣复）、新老门生（与宴者除杨嗣复的众多门生外，还有杨於陵当年在考功时所擢进士、后为浙东观察使的李师稷[36]）的面，汝士所作诗竟能让“元白览之失色”，岂不一扫平日闷气，让他在众人面前大大长了一回脸！故先纵饮而至于“大醉”，后返家而畅言“压倒元白”，便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了。
当然，这里也许有记述者的夸大之词。因为我们实在难以想像“元白览之失色”是怎样一种状态。[37]同时，查《白居易集》，有《和杨郎中贺杨仆射致仕后杨侍郎门生合宴席上作》一诗：“业重关西继大名，恩深阙下遂高情。祥鳣降伴趋庭鲤，贺燕飞和出谷莺。范蠡舟中无子弟，疏家席上欠门生。可怜玉树连桃李，从古无如此会荣。”[38]从内容看，这首白诗与前引杨诗所写事同，当为同时之作；从用典看，白诗“疏家席上”与杨诗“当年疏傅”均用西汉名臣疏广事，其间应有关联；从用韵看，白诗用八庚韵，杨诗用九青韵，属邻韵通押；而从艺术水准看，二诗都隐去自我，凸显他人，以颂扬为主，似并无明显的高下之别。因而，对精于诗道、见惯场面的白居易来说，他看到这样一首杨诗，恐怕不会怎样“失色”的；而杨汝士的“压倒元白”，也许只是缘于自我感受，也许是获得了席上众人的一些喝彩，究其实并无什么权威的评判，因而也是作不得准的。然而，不论如何，“压倒元白”四字在文献中一经出现，便超出了当事者的自我感受和具体情境，而获得一种意义的放大。它一方面固然对压倒“元白”者的能力作了肯定，另一方面又无形中赋予被压倒者“元白”一种才气甚高、诗名甚大、很难被压倒、超越的标杆地位。同时，也为后人在提及才子时，留下了一个津津乐道的有趣话头。
翻阅相关文献，大概从宋代开始，“压倒元白”便已作为成语频频出现在文人笔下。如范仲淹与章岷同赋《斗茶歌》，章诗先成，范览后叹曰：“此诗真可压倒元白。”[39]孙奕论省题诗当用老杜句法，“但能着意点化，深造诗仙句法，则亦必压倒元白，突过黄初矣。”[40]周必大请人足成未竟之诗，谓“若自有压倒元白之句，则九万里风斯在下矣。”[41]而在诗、词、曲创作中，类似用法更是比比皆是：“方驾曹刘盖馀力，压倒元白聊一快”[42]、“压倒元白头欲垂，直与李杜肩相差”[43]、“把绣成吟，真压倒，古之元白”[44]、“绮筵开，会咏歌才子，压倒元白”[45]、“说赋就梁园，阳春拍调，压倒唐元白”[46]、“先生志在乾坤外，敢嫌他天地窄，辞章压倒元白。”[47]如此等等，相继不绝，以致《诗法家数·赓和》也以此一故实为例，指出欲得佳制，“要造一两句雄健壮丽之语，方能压倒元白。”[48]《龙文鞕影》卷四则在“十一尤”韵部将“元白”与“曹刘”对举：“才压元白，气吞曹刘。”[49]而《幼学琼林》卷四更将其纳入作诗用语之惯例：“誉才高，曰今之班马；羡诗工，曰压倒元白。”[50]
此外，还有人不用“压倒”字样，而是转换其意，上联“李杜”，以从正面推举“元白”。如唐文宗与人论诗，首称“李杜元白为四绝”[51]；晚唐黄滔则谓：“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52]由于“五季以还，家少陵而户元白”[53]，以致洪迈专引“李杜元白之丽句”论作诗旨意[54]，王楙概举“李杜元白之流”而说声韵[55]，王祎比较“李杜元白诸家制作”之变化[56]，何焯小议“李杜元白”对前人之承接[57]。发展到后来，“李杜元白”更进入小说，成为诗社闺秀之常语：
珊宝笑道：“阳姑娘可是商量开诗社么？秀丫头刚才同莲姊说起，请他入社。”莲因笑道：“我是已经多年不做诗了，不要说别的，连平仄都忘了。你们都是元白李杜，难道叫我做了殿军的孟之反不成。”幼青、文玉皆笑道：“元白李杜几个老诗翁，姐姐还认得，说得出来，可知是日日同他交好，论起世交来，我们还是后辈呢！”燕卿笑道：“我们是元白李杜，只怕莲妹妹推翻李杜，压倒元白。”[58]
表面看来，“元白李杜几个老诗翁”在这里似已失去了其传统的尊崇地位，被一群女孩儿家用来攀附牵扯，插科打诨，但从深层看，这恐怕正是其深入大众、获得广泛认可的一种表现，也是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经过一代代的淘洗，唐代那么多名家大都逐渐隐退了，而被人记得并常挂在口头的，主要就剩下了“李杜元白”几位，似乎只有他们，才是一流的诗人才子，才是唐代诗歌的代表。当然，从诗歌成就来说，元白在此能与李杜并肩而立，自然是沾了李杜的光；但倘若从传播接受学的角度看，元白诗歌在唐代的流播范围和影响力，却绝不亚于李杜，而“元才子”、“白才子”的名号和“压倒元白”的故事，也为元白在后世添加了不少供人玩味的话题，从而使得“元白”并称有了更为典型的符号意义。就此而言，李、杜也许是搭了元、白的便车。
四、多面“元白”及其德艺、排名辨析
如前所述，“元白”并称之形成，既缘于元、白及其创作在当日诗坛的巨大影响，也与元、白二人的好名意识、主动追求不无关联，而其内在意蕴的不断丰富和凝定，则是随着日积月累的接受过程、符号化过程实现的，是作者生前创作史和身后接受史等多种合力共同打造的结果。
固然，提起“元白”这一称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作为中唐著名诗人的元稹、白居易两位个体，亦即“实体元白”；但随着语境的变换，表征其友谊、创作、风格、才气的若干义项也会在我们脑海中强弱不同地浮现出来，形成“胶漆元白”、“唱和元白”、“轻俗元白”、“才子元白”的不同定格。这是几个重要义项，它们既相互关联、彼此生发，又各自独立、指向不同；既共同包容于“元白”这一符号之内，又分别代表了符号内涵的某一方面。由此形成意义指向的多元性，或简称为多面“元白”。
“元白”并称这种多元内涵，一方面使其获得了符号学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典范性，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傲视全唐；但另一方面，又因历时性原因或认识标准之差异，形成符号语言学所谓“能指”与“所指”不能对应的情况，亦即名与实的某种错位，由此为后人留下不少批评的口实。
考察历代文人围绕“元白”并称展开的批评，最重要的一条意见是说白优元劣，元不如白。至于元何以不如白，又可分为两种观点，一是出于政治考量，认为元稹曾结交宦官，品行不佳；二是出于艺术评价，认为元诗柔媚轻艳，整体水平逊于白诗。持前一种意见的论者常常将元白与韩柳相提并论，认为：“韩柳方驾而其行殊，元白齐名而其操异”[59]、“自古称齐名甚多，其实未必然。……韩柳元白四人，出处邪正不同”[60]、“世称元白，而元之所为，视白为甚惭；世称韩柳，而韩之所守，非柳之所及。仆常求之元白韩柳，始未尝不同，所以异者，中道而变耳。”[61]这些观点，多从传统儒学和正统史家的道德标准出发，以某一历史事件为据即对人物盖棺定论，似乎失之轻信和草率。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柳宗元因革新失败而被当时的胜利者和御用史家强加上了“小人”的罪名，但从其革新性质和实践看，却志在除弊图强，颇具进步意义；而从柳宗元的思想、品格看，其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也绝不在韩愈之下。与之相比，元稹因中途染指宦官以求显位而常遭诟病，其品格似较白居易有所不如，但放在社会风习“新旧蜕嬗之间际”的中唐时代，元稹充其量也只是属于善于利用不同道德标准以应付环境的“巧者”[62]，就其基本心性和一生主要行事言，他还是敢作敢为、不徇私情的。[63]若仅因其与严绶、崔潭峻、魏弘简有交往即遽断其“视白为甚惭”，或如当代学者所认为的“贬后变节”，[64]就有些夸大其辞了。
与之相比，那些从艺术角度批评元稹者往往受制于相关的道德评价，而缺乏对元稹诗歌艺术的深入认识，将之仅视为白诗的陪衬和附庸，而予以笼统否定。如宋人魏了翁即谓：“唐之辞章称韩柳元白，而柳不如韩，元不如白，则皆于大节焉观之。”[65]清人陈仅比较说：“元、白齐名而元不如白，温、李齐名而温不如李，皮、陆齐名而皮不如陆，非独其诗之有优劣也。”[66]李调元在高度肯定了白居易《新乐府》之后认为：“元微之则宛然柔媚女郎诗矣。世称元、白，元何能如白也。”[67]这样一些观点，直到今天还在发挥影响。如钱锺书《谈艺录》在论及诗人间相互推重时指出：此种推重须得两个条件，即二人才力相当，且风格有异，如“韩之于孟，欧之于梅，工同异曲，乃可作如是观。若白傅、元相，风格相近，而才力相悬，白之尊元，与斯异例。”并引杨万里《诚斋集》卷十《读元白长庆二集》诗所谓“读过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晓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认为白之推元，“盖文人苦独唱之岑寂，乐同声之应和，以资标榜而得陪衬，故中材下驷，亦许其齐名忝窃。白傅重微之，适所以自增重耳。”[68]这段话从创作心理学角度探查个中缘由，以“苦独唱”而“乐同声”解释白之尊元，不为无见；但若将白对元的推重仅仅视为“以资标榜而得陪衬”之举，并视元为“中材下驷”，与白相比“才力相悬”，却有失客观公正。
事实上，在当日诗坛，元稹并非浪得名者，前引其诗在宫廷传唱及深得令狐楚、唐穆宗赏识事即为明证。而从白居易的角度看，似也未尝视元稹为“中材下驷”。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白居易先说元白二十年来能成为“文友诗敌”之幸，继以江南士女多称“元白”为话头，戏谓：“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69]话说得很幽默，明示嫉妒而暗予推赏，哪里有半点小瞧元稹的意味？此外，白居易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来，命仆继和，……意欲定霸取威，置仆于穷地耳。……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多也，从古未闻。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70]这里，主动索诗倡和者亦即挑战者是元稹，其意盖在“定霸取威”；白居易只是被动的应战者，以避免“置仆于穷地”，则其内心何尝敢于轻视元稹？文章虽有戏谑的成分，但一句“唯使君与操耳”，便将二人摆在了旗鼓相当的“敌手”位置，其推重元稹之意是十分明显的。
从元稹的角度看也是如此。他虽在多种场合推举白诗，但自视却从来不低。如其《上令狐相公诗启》自陈作诗经历曰：“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71]表面看来，这里是在夸奖白居易“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但从文章做法看，却是先扬后抑，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自己面对白氏这样的诗敌，仍然可以“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开出一条新路，具有“以难相挑”的才情和实力。细加体悟，其语气中流露的乃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自矜和自负。当然，这还只是元稹自己的说法，倘若深入元白二人唱和诗创作的实际，不难发现，元较白确实更具创新性和战斗力。据考，自元和五年白先作《和答诗十首》以应和元诗之后，二人间的诗作往还便出现明显的角色易位，即由此前的元唱白和一变而为白唱元和，元稹作为挑战者，展示出强烈的开拓精神，在千字律诗“皆次用本韵酬和”方面率先实践，独树一帜，使得“后来遂以成风耳”[72]。虽然随着这类次韵诗数量的增加和篇幅的扩大，其难度提升了许多，但元稹却乐此不疲，越战越勇。他不仅一再与白居易频繁唱酬，也还向当时诗坛多位名诗人提出过次韵挑战。事实证明，元与白相比，并非“才力相悬”，而是才力相当，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元胜于白。论者有言：“如果说白居易在唱和诗的内容改进方面，将其由代人言情叙事转化到为己抒情达意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话，那么，元稹的次韵诗创作则是对唱和诗在新的形势下就形制规则的创新与实践作了大胆的探索。”[73]试想，面对这样一位在唱和诗史上有过大贡献的诗人，一位势均力敌甚至超过自己的对手，白居易如何敢将其作为自己借以标榜的“陪衬”？又如何敢视之为“中材下驷”？
与元白优劣的争论相关，“元白”并称的排序先后也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从年龄言，白居易长元稹七岁；从进入诗坛时间和影响大小言，二人当在伯仲之间。那么，世人为何不称“白元”而称“元白”？年少者何以名居年长者之前？其间有无重轻优劣之别？
关于此一问题，前人早有解答。《世说新语·排调》有这样的记载：“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这里所载，乃东晋世家王导与诸葛恢因争姓族先后而涉及的关于两家排名顺序的讨论。对此一现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有一段权威的解释：“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颜之类，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之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驴马，不言葛王、马驴，本不以先后为胜负也。如公谷、苏李、嵇阮、潘陆、邢魏、徐庾、燕许、王孟、韩柳、元白、温李之属皆然。”[74]这就是说，二名并称，平声在前，仄声在后，既是“顺乎声音之自然”的结果，也是人们长期形成的称谓习惯，其间并不表明年资及重要程度之先后优劣。联系文学史上相关称谓可知，这种平前仄后的称谓习惯确已沿袭日久，而其发展到极致，甚至可以颠倒时代，打破常规，将平声姓氏的后人置于仄声姓氏的古人之前，如庄老（战国之庄周与春秋之老聃）、扬马（西汉末之扬雄与前中期之司马相如）、班马（东汉之班固与西汉之司马迁）之类，皆其显例。
如此看来，“元白”并称也只是“顺乎声音之自然”的结果，其排序本身并不包含明确的价值评判，不能因其元前白后的顺序编排，便认为白不如元。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当此种称谓流行开来以后，人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某种认知惯性，对排名在前者往往会看重一些。加之元稹在创作中常剑走偏锋，惊人眼目，而其官至宰相，也一定程度地为其声名传播形成助推作用，因而导致中晚唐人在称道“元白”的同时，多习惯性地将其与平仄关联不大的名或字以元先白后的方式排序。如前引顾陶《唐诗类选后序》所谓“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即是将“元相国稹”置于“白尚书居易”之前的。与此相类，《旧唐书》元白二传之史臣论赞在评价二人影响时指出：“若品调律度，扬搉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75]这里以“微之、乐天”称述二人，也是元先白后的顺序。至于将元白二人视为元和诗坛的“主盟”者，并与建安之“曹刘”、永明之“沈谢”同列齐观，虽不能谓为确论，但起码说明在部分唐人眼中，“元白”在元和诗坛的地位已无人撼动。同时，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唐代历史上的“元白”与后人乃至今人眼中的元、白，确实是有所不同的。
注释：
[1]《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8页。
[2]《白居易集》，顾学颉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52页。
[3]《白居易集》，第965-966页。
[4]《白居易集》，第965页。
[5]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第555页。
[6]关于元、白初识的时间，学界有争议。或谓二人初识于贞元十六年，见金卿东《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考辨》（《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陈才智有《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再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与之商榷。
[7]白居易：《祭微之文》，第1457页。
[8]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页。
[9]《元稹集》，第195页。
[10]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白居易集》，第271页。
[11]白居易：《与微之书》，《白居易集》，第972页。
[12]柳宗元：《重别梦得》，《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0页。
[13]阮阅编：《诗话总龟后集》，周本淳校点，卷二五引《丹阳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14]洪迈撰：《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5]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白居易集》，第 477 页。
[16]顾陶：《唐诗类选后序》，《全唐文》卷七六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60页。
[17]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950页。
[18]皎然撰：《诗式校注》，李壮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19]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页。
[20]参见尚永亮《元和体原初内涵考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21]《国史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22]《唐语林校正》，周勋初校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0页。
[23]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43页。
[24]王定保：《唐摭言》，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25]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7页。
[26]《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38页。
[27]参见尚永亮《“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
[28]《唐摭言》，第106 页。
[29]元稹：《酬乐天馀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自注，《元稹集》，第247页。
[30]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第555页。
[31]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集》，第963页。
[32]《吊白居易》，《全唐诗》卷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9页。
[33]《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白居易集》，第1466页。
[34]《旧唐书》卷一六六，第2950页。
[35]《唐摭言》，第32 页。
[36]赵璘《因话录》卷三：“杨仆射陵在考功时，与李师稷及第。至其子相国嗣复知举，门生集候仆射，而李公在坐，时人谓之杨家上下门生。”《新唐书》卷一七四《杨嗣复传》所载略同。
[37]这里“元白”并提，但考之当日实际，元似不应包括在内。因此次宴集的准确时间不在宝历中，而应在大和元年（参见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65页）。自唐敬宗宝历至唐文宗大和初，元稹一直在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任上，未见返回长安的记载。
[38]《白居易集》，第559 页。
[39]《吴兴备志》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本，第494册，第296页。
[40]孙奕撰：《履斋示儿编（附校补）》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101页。
[41]周必大：《题癸丑谢何同叔送羊羔酒诗赠尹德邻》，《益公题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页。
[42]陈与义：《蒙赐佳什钦叹不足不揆浅陋辄次元韵》，《陈与义集》，吴书荫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册，第525页。
[43]吴芾：《三老图既成久欲作诗未果因次任漕韵》，《湖山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481页。
[44]李曾伯：《满江红》，《全宋词》，唐珪璋编纂，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86页。
[45]刘几：《花发状元红慢》，《全宋词》，第241页。
[46]姚勉：《念奴娇》，《姚勉集》，曹诣珍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11页。
[47]钟嗣成：《双调·凌波仙·吊宫大用》，《录鬼簿》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48]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5页。
[49]萧良有等编撰：《龙文鞭影》，赵建黎等注解，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50]程登吉编撰：《幼学琼林》，周远斌注译，崇文书局2012年版，第221页。
[51]廖刚：《除中丞上殿札子》，《高峰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第322页。
[52]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黄御史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4册，第162页。
[53]汪森：《梅山续稿序》，姜特立《梅山续稿》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第296页。
[54]洪迈：《容斋随笔》，第845～846页。
[55]王楙撰：《野客丛书》，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7页。
[56]王祎：《张仲简诗序》，《王忠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110页。
[57]何焯：《义门读书记》，崔高维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25页。
[58]邹涛撰：《海上尘天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页。
[59]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孙通海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60]陈长方撰：《步里客谈》及其他三种，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页。
[61]王楙撰：《野客丛书》，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7页。
[6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63]参见尚永亮《元稹品节片论》，《唐都学刊》1992年第2期。
[64]卞孝萱：《元稹年谱》元和六年条，《卞孝萱文集》第1卷，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01页。
[65]魏了翁：《杨少逸不欺集序》，《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五五，四部丛刊初编本。
[66]陈仅：《竹林答问》，《清诗话续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4页。
[67]李调元：《雨村诗话》，《清诗话续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页。
[68]钱锺书撰：《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50页。
[69]《白居易集》，第1452 页。
[70]《白居易集》，第477 页。
[71]《元稹集》，第 633页。
[72]元稹：《酬乐天馀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自注，《元稹集》，第247页。
[73]段承校：《元白唱和及其诗史意义》，《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74]《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1-792页，
[75]《旧唐书》卷一六六，第29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