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方韬：以新出碑刻补订《两汉三国学案》
摘要：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是研究两汉三国经学史、儒学史的重要文献。然而经学材料浩繁，唐晏在编撰时难免出现错误和阙漏。尤其是近百年不少汉碑的出土，使全面修订该书成为可能。笔者在考察汉代碑刻时，利用相关文献考定补充《两汉三国学案》数则。
作者简介：方韬，陕西汉中人。201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院）、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博士后出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学文献、先秦汉魏六朝文献、古籍整理。出版专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等。
文章来源：《长安学术》第八辑
清儒唐晏编撰的《两汉三国学案》是研究两汉三国经学史与学术史的必备参考。是书撰成于1914年[1]，距今已百年。而百年间地不爱宝，大批石刻碑志的出土[2]，极大推进了两汉三国学术的研究。而唐晏编撰《两汉三国学案》（以下简称《学案》）虽利用了《隶释》等石刻文献，但其处理尚欠精细，又未及身后新出碑刻，因此用新文献补订《学案》就非常必要。在此，笔者遵照《学案》的体例与编次，对该书做一补订，以期为两汉三国的学术研究略尽绵力[3]。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涉及经学的新出碑刻皆在东汉，故本文亦以此为中心。
一、《易》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言两汉《易》经的派别传流：“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4]此外东汉还有高氏《易》与古文费氏《易》，因其未立学官，地位不显赫。考诸碑刻文献可知，除施氏、高氏、费氏未见记载外，另外三家在东汉皆有流传。唐晏《学案》据《隶释》指出杜晖传梁丘《易》，今再补订数家。
（一）孟氏《易》
1．□通 《□临为父通作封记》（东汉桓帝延熹六年）云：“父通，本治白孟《易》丁君章句，师事上党鲍公。”白孟《易》实为孟氏《易》分支。《汉书•儒林传》云：“（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5]白孟《易》即白光所传孟氏《易》。遗憾的是，丁君章句已不可考。
2．袁博《袁博残碑》（年代不明）云：“讳博，字季智，司空公之少子。”司空公即袁安，《后汉书·袁安传》云：“明年，（袁安）代第五伦为司空。”[6]值得注意的是，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袁安传》云：“祖父良，习孟氏《易》”，“安少传良学”。[7]而出土的《袁安碑》说得更明确：“授《易》孟氏学。”又据《袁安传》载，其子袁京亦“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8]。袁博为袁安少子，“常以《易》、《诗》、《尚书》受，训诲不倦”，则其所习当为孟氏《易》。
（二）京氏《易》
3．缪宇《缪宇墓志》（东汉桓帝元嘉元年）：“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守长缪宇，字叔冀”，“修京氏《易经》□□□”。
4．度尚唐晏《学案》：“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也。少丧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书》。”[9]考《学案》所本为《后汉书·度尚传》李贤注：“《续汉书》曰：‘尚少丧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书》。’”[10]可是范晔撰本传却说，“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11]，与《续汉书》所言大相径庭。如何解释这一矛盾？《荆州刺史度尚碑》（东汉桓帝永康元年）虽有残缺，但仍可与史籍参验。根据东汉墓碑的一般体例，碑文先言墓主名讳及家世，次及德行与经学，如《武梁碑》：“掾体德忠孝，岐嶷有□，治《韩诗经》。”如《郎中王政碑》：“姿履□□，□穆之操，爱敬以事生，哀戚以送终。奉□□□欧阳《尚书》□研典贲侃。”又如《孔宙碑》：“天资醇嘏，齐圣达道。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我们再看《度尚碑》：“秉黄中之正性，智含渊薮，仁隆春暖，义高秋云，行洁冰霜，忼慨壮厉，临（下阙）休，誉固已着矣。及其典牧，必招振贤才，抽拔幽逸，选召所任，极当世秀才。”这段碑文虽有阙失，但主要是称颂度氏的德行，“誉固已着”后紧接度尚的政绩作为，未曾言及经学。而碑末较完整的铭文云“于惟我侯，允懿允明。文武是该，克忠克贞”，“文武是该”明显是套话，无法说明度尚的经学造诣。而墓碑对墓主较高的经学素养不置一词，这在崇尚经学的东汉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只能认为墓主身前并不以经学名世。那么，碑文不言度尚治经与范晔《后汉书》本传“不修学行”的说法更接近，而《续汉书》的记载就值得怀疑了。因此，度尚修京氏《易》与《古文尚书》的说法只能存疑。
5．张迁《汉故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畋”。
（三）宗派不明
6．丁鲂《广汉属国都尉丁鲂碑》（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广汉属国故都尉丁君讳鲂，字叔河”，“耽乐术艺，文雅少畴，治《易》、《韩诗》，垂意《春秋》，兼究秘□”。
7．潘干《溧阳长潘干校官碑》（东汉灵帝光和四年）：“溧阳长潘君讳干，字符卓，陈国长平人”，“髫髦□敏，□学典谟，祖讲《诗》《易》，剖演奥艺，外览百家”。
二、《尚书》
《隋志》述《尚书》的流传派别：“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讫汉东京，相传不绝，而欧阳最盛。”[12]还有古文《尚书》一派，不立学官行在民间。今见诸石刻文献的有欧阳、小夏侯两家，其中欧阳《尚书》占据绝对优势，与《隋志》所谓“欧阳最盛”者吻合。唐晏《学案》据《隶释》仅指出王政、郑固，以及熊□与其父熊乔、祖熊师共五人治欧阳《尚书》。
（一）欧阳《尚书》
1．王舍人《王舍人碑》（东汉灵帝光和六年）：“□□从事君之季弟也。肇自岐嶷”，“治欧阳《尚书》，躭思□□□若指诸掌，念在探啧索隐，穷道极术”。
2．闾葵谦《汉成阳令唐扶颂》（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处士闾葵斑恋念唐君，为立碑□□斑字宣高，修《春秋》严氏。大子让公谦袭斑业，次龚叔谦治《尚书》欧阳，次廉仲絜小夏侯。”闾葵为复姓，闾葵斑、闾葵让、闾葵龚、闾葵廉为父子四人。而唐晏《学案》云“闾龚字叔谦，成阳人，治欧阳《尚书》”[13]，误闾葵龚为闾龚，当改。
（二）小夏侯《尚书》
3．闾葵廉唐晏《学案》云“闾丘葵字仲洁，治小夏侯《尚书》”[14]，误闾葵廉为闾丘葵，当改。
（三）宗派不明
4．孟郁《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东汉桓帝永康元年）：“济阴太守河南偃师孟府君讳字敬达，治《尚书》经，博览众文。”
5．夏承《淳于长夏承碑》（东汉灵帝建宁三年）：“君讳承，字仲充，东莱府君之孙”，“君钟其美，受性渊懿，含和履仁，治《诗》《尚书》，兼览群艺，靡不寻畅”。
6．杨君《繁阳令杨君碑》（东汉灵帝熹平三年）：“生姿令哲，长履忠孝，立仁行道，实礼弥隆。世授《尚书》，为国师辅。君述而好古，少传祖业，兼苞载籍，靡不周览。”杨君家族世传《尚书》，而杨君“少传祖业”亦习《尚书》可知。
三、《诗经》
《隋志》载《诗经》的流传派别云：“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15]东汉《毛诗》未立学官，但在民间颇有传习，汉末魏初压倒三家《诗》一枝独秀。依石刻文献的记载，东汉时期《韩诗》蔚为大观，《鲁诗》亦有传习，而《齐诗》、《毛诗》则罕觏矣。唐晏《学案》仅据《隶释》指出武荣、鲁峻两人传《鲁诗》，冯绲、武梁、丁鲂、樊安、祝睦五人习《韩诗》。
（一）《韩诗》
1．渡君《渡君碑》（东汉桓帝延熹四年）：“君讳□，□□□”，“以能典艺，讲演《韩诗》，兼咏□□”。
2．冯绲唐晏《学案》据《隶释》指出：“冯绲字鸿卿（碑作皇卿），巴郡宕渠人也。少耽学问，习父业，治《春秋》严氏，《韩诗》仓氏。”但考诸史籍，《韩诗》似无仓氏学。《汉书·儒林传》云：“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16]可见，《韩诗》有食氏学。倉、食形近易讹，北宋崇宁三年重刻《冯绲碑》（东汉桓帝永康元年）正作“食”。碑文为“
”，字右下明显是一捺，而左下无一撇，确为“食”字无疑。而自《隶释》以来，历代著录者多误“食”为“倉”[17]。传世文献极少记载《韩诗》食氏学在东汉的传习，《冯绲碑》是仅见之例，弥足珍贵。
3．马江[18]《郎中马江碑》（东汉灵帝建宁三年）：“君讳江，字符海者，济阴乘氏人”，“长有令称，通《韩诗》经，赞业圣典，左书右琴”。
4．孟孝琚《孟孝琚残碑》（年代不明）：“广四岁失母，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
（二）宗派不明
5．夏承。证据参见《尚书》类第5条所引《淳于长夏承碑》。
6．潘干。证据参见《易》类第7条所引《溧阳长潘乾校官碑》。
四、《礼》
《汉书·艺文志》载《礼》的流传派别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19]时至后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虽相传不绝，然皆衰微。考诸石刻，三家礼学罕见，与史志所载相合。《学案》未据石刻增补，今可指出二人。
（一）高堂氏《礼经》
1．孔耽《梁相孔耽神祠碑》（东汉灵帝光和五年）：“君讳耽，兄弟三人，君最长”，“君少治《礼经》，遭元二輱轲”。孔耽所治《礼经》而非三家《礼》，当是高堂氏所传《士礼》十七篇。
（二）小戴《礼》
2．鲜于璜《鲜于璜墓碑》（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君讳璜，字伯谦”，“治《礼》小戴，闺族孝友，温故知机”。
五、《春秋》
《隋志》记《春秋》的流传派别云：“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毋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谷梁》三家并立。”[20]《左传》虽未立学官，但在民间广为传习。事实上，《公羊》、《谷梁》、《左传》三家皆见于石刻文献，其中尤以《公羊》严氏学最兴盛。唐晏《学案》据《隶释》指出祝睦、孔宙、樊敏、严、孔和五人习《公羊》严氏学；杜晖、尹宙、冯绲、闾葵班、闾葵让、祝睦五人亦习《公羊》学，但其宗派不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祝睦重复归类，应属严氏学；此外，唐氏还指出武荣传《左氏》学。
（一）《春秋公羊传》
先看《公羊》严氏学。
1．冯绲《后汉书·冯绲传》云：“少学《春秋》，《司马兵法》。”李贤注云：“谢承《书》曰，绲学《公羊春秋》。”唐氏《学案》将冯氏归入《公羊春秋》不明宗派类，乃据谢承《后汉书》立说，然《冯绲碑》云，“习父业，治《春秋》严氏”，较谢氏所言更具体。
2．孔褒《孔褒碑》（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君讳褒，字文礼，孔子廿世之孙，泰山都尉之元子也”，“治家业《春秋》□，综核□典，篇藉靡遗”。按都尉君为孔宙，有《泰山都尉孔宙碑》可证。孔宙习《春秋》严氏学，《孔宙碑》云：“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褒为宙长子，治家业《春秋》，所习《春秋》当传自其父，为严氏学。
3．孔谦《孔谦碑》（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孔谦字德让者，宣尼公廿世孙，都尉君之子也”，那么其亦为孔宙之子，乃孔褒之弟。孔谦“祖述家业，修《春秋》经”，其所习《春秋》当传自其父，为严氏学。
4．闾葵斑《汉成阳令唐扶颂》：“处士闾葵斑恋念唐君，为立碑”，“斑字宣高，修《春秋》严氏”，此处《春秋》严氏即严彭祖所传《春秋》公羊学，唐晏将闾葵斑归入“《公羊》学不详宗派”[21]，太过矜慎。
5．闾葵让《汉成阳令唐扶颂》：“大子让公谦袭班业。”则所习亦为严氏学。
其次，《公羊》学派别不明者。
6．李君 《李君碑》（汉顺帝阳嘉二年）：“夜惟吉梦，戒（？）豫其先。演述三传，各数万言。抽擢腴要，采掇异文。以成一家，为后立真。”[22]可见，李君兼治三传，成一家之言。那么，其通《公羊》学可知，但不能明其派别。
（二）《春秋左氏传》
7．李君证据参见第6条。
8．高彪《外黄令高彪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高彪字义方，吴郡无锡人”，“为学者宗，裒积篇籍，万□□□，□明于左氏”。碑文有残缺，但“明于左氏”却指出高彪精通《左传》。《后汉书》本传又载其尝欲向马融求学，马氏为古文经大师，可知高氏治经亦有古文学倾向。需要提到的是，其子高岱亦以《左传》驰名。《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裴注引《吴录》：“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孙策）闻其（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23]显然高岱善《左传》学乃承家学。
（三）《春秋谷梁传》
9．李君证据同第6条所引《李君碑》。
10．郭固《故监北江塴太守守史郭择赵氾碑》（东汉献帝建安四年）：“择袭父固业，治《春秋》谷氏，兼通《孝经》。”[24]谷氏即谷梁氏之简称，据此郭择父郭固治《春秋谷梁》。
11．郭择证据参见第10条。
（四）《春秋》学宗派不明
12．李固《李固残碑》（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固，字子坚，司徒之元子也”，“□□春秋，参综六艺。年及弱冠，道行卓立”。此处“春秋”与“六艺”相对，所谓“春秋”当为《春秋》经。《后汉书》本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云：“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25]可与碑文相印证。
13．丁鲂证据参见《周易》类第6条所引《广汉属国都尉丁鲂碑》。
14．侯成《金乡长侯成碑》（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君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东人也”，“治《春秋》经，博综书传”。
六、孝经
《汉书·艺文志》载《孝经》的流传派别：“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26]由于《孝经》为小经，多属兼通之列，传至东汉宗派不甚分明。唐晏《学案》据石刻指出樊安、武荣通《孝经》，今可再补二人。
1．郭择证据参见《春秋》类第10条所引《故监北江塴太守守史郭择赵氾碑》。
2．孟孝琚《孟孝琚残碑》：“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值得注意的是，孟氏所传《孝经》为二卷。《汉书•艺文志》载：“《孝经》一篇，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27]可见，四家所传《孝经》同为一篇。此外，《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皆一篇，唯《长孙氏说》二篇，孟氏所传《孝经》二卷或许与长孙氏说有关。目前学界对孟孝琚碑的年代尚无法确定，有西汉成帝和平四年，东汉光武建武十三年，和帝永元八年，桓帝永寿二年、三年，献帝建安二十一年数说。[28]《隋志》云：“梁有马融、郑众注《孝经》二卷，亡。”[29]此碑若立于东汉桓帝、献帝之时，则孟孝琚所习《孝经》或与马融、郑众注本相关。
注释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15FZW0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KZZX2013007），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杜预集》辑校笺注”（批准号1308）。
[1]唐晏《自序》云：“时甲寅春三月，涉江唐晏序。”其时正是1914年。参见（清）唐晏著，吴东民点校：《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序第4页。
[2]新出碑刻多见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徐玉立《汉碑全集》，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高文《汉碑集释》，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等。
[3]《两汉三国学案》无可补订者，笔者不赘述。此外，每部经内皆重新排列序号，证据相同者可互相参照。
[4]（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2页。
[5]（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9页。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19页。
[7]同上书，第1517页。
[8]同上书，第1522页。
[9]（清）唐晏著，吴东民点校：《两汉三国学案》，第38页。
[1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1284页。
[11]同上。
[12]（唐）魏徵等：《隋书》，第915页。
[13]（清）唐晏著，吴东民点校：《两汉三国学案》，第142页。
[14]同上书，第162页。
[15]（唐）魏徵等：《隋书》，第918页。
[16]（汉）班固：《汉书》，第3614页。
[17]《冯绲碑》早佚，北宋崇宁三年（1104）三月重刻。洪适生于政和七年（1117），所见之碑亦当是重刻。疑洪适传抄有误。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云：“‘倉’，重刻本作‘食’，误。《四川历代碑刻》取之，亦非。《隶释》作‘倉’”。有信《隶释》过甚之嫌。参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2册，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261页。
[18]左洪涛据《隶释》卷八补出马江，但仍缺孟孝琚、渡君两人。参见左洪涛：《〈韩诗〉传授人及学者考》，《文献》2010年第2期。
[19]（汉）班固：《汉书》，第1710页。
[20]（唐）魏徵等：《隋书》，第932页。
[21]（清）唐晏著，吴东民点校：《两汉三国学案》，第403页。
[22]赵超、赵久湘：《成都新出汉碑两种释读》，《文物》2012年第9期。
[23]（西晋）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09页。
[24]此碑释文参见宋治民：《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汉碑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
[2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2073页。
[26]（汉）班固：《汉书》，第1719页。
[27]同上书，第1718页。
[28]刘弘：《从云南的历史碑刻看儒家文化在边疆的传承与作用》，《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
[29]（唐）魏徵等：《隋书》，第9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