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许结︱《古文辞类纂》与桐城派文学史观
摘要：姚鼐编撰的《 古文辞类纂》堪称后姚门时代的教学秘籍，其中内含了姚氏从四库馆“ 南归” 后书院授徒以立派的心志，以及传承桐城“ 文统”而发扬光大的作用。姚编与一般的古文选本不同，具有广义的古文辞意义，而所选文章又有所偏重，颇见特色，其中最典型的是大量选录唐宋八 家文、归有光文与桐城方（苞）、刘（大櫆）。姚氏在其《序目》中提出的“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八字箴言，是继承刘大櫆“因声求气”批评观而加以变化，融织了古文与骈文、散文与诗歌的文学境界。该编成书并被奉为经典后，又有着大量的圈点与评语，这也呈示了桐城派文学观的传承与变奏。
关键词：桐城派 古文辞类纂桐城文统 因声求气
作者简介：许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辞赋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辞赋理论通史》《赋学讲演录》《中国文化史论纲》《老子讲读》《汉代文学思想史》等30余种。
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20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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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形成历程渊久,有推述到晚明方以智、钱澄之诸乡贤,有以清代自康乾到嘉道间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世推桐城“三祖”,据此彰明文派形成之主干及其文学史观的完成。然而考究桐城学者的开派意识 ,显然到姚鼐以及“姚门”诸人始大其堂庑 ,迨至曾国藩方为定说。考察姚鼐在产生自觉文派意识的过程中，其由京师“四库馆”到返回南方主讲多所书院，是为一大转折，而其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时初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古文辞类纂》，并经不断修订乃至刊行、继编、评点，使之成为桐城派教育的经典课本。这一作为文学教材的选本,又以注重古文辞的“文统”以及其选篇意义与批评思想,动态地参与了桐城派文学史观的建构，其影响深远而意涵广大。
一、经典：后姚门时代的教学秘籍
近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六认为：“桐城统绪相承一派盛于姚姬传,姚氏义法垂于所选《古文辞类纂》,故凡守姚选者即承其学者也。”[1]论桐城统绪有两个视点：一是桐城文章盛于姚鼐;一是姚选《古文辞类纂》为后世承学要籍。对此姚鼐本人也有言说,如谓:“《古文辞类纂》,阅之便可知门径。若夫超然自得,不从门入,此非言说可喻,存乎妙悟矣。”[2]在推尊“妙悟”不受教本拘束之外,对入“门径”而从学者的要求,仍以此“选”为要则。所以这本古文辞选本的最初定义,为姚氏教学课本,继为后姚门时代的教学秘籍,扩而言之则渐成桐城派“文法”的承载经典。
如果考究《古文辞类纂》在桐城文派构建中的作用与意义,首先关注的是姚鼐从“四库馆”离职“南归”设绛帐从事教学生涯的本事与思想。姚鼐早岁虽有试礼部不售的经历,然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后,历授庶吉士、主事及充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仕途亦颇顺适。但观其一生的转折点,则在他四十四岁那年,即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于他与废宋学而赞汉学的诸家如戴震等人的学术争议,便于夏秋之际以“疾”辞去四库馆编纂官职而南归。这期间姚氏曾婉拒刘统勋、梁国治荐举“御史”职,从此离开了朝廷与官场,而从事地方书院的教学工作。在他离职南归后的第三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应朱孝纯邀约赴扬州任梅花书院山长[3]。自此他先后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达四十年之久。而《古文辞类纂》初编于他南归后首任山长的梅花书院,继后历时修订,至晚年未曾停止。可以说,该选是姚氏从事古文辞教学的重要教材,也是伴随其教学生涯不断修订完善的撰述。如果探寻这一选本与桐城派文学的历史贡献及价值,宜先关注姚鼐南归从事教学的心志与培养人才的成绩。
有关桐城文派的成立,一般推究到程晋芳、周永年推尊桐城文学的话语,并以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的转述与推衍最为典型：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化熙隆,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 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渐知先生。”[4]
此文是姚鼐祝贺其师刘大櫆八秩寿辰之作,文中有一醒目处就是将程、周语归属于黄、舒间“天下奇山水”的桐城区域,并提出乡前贤方、刘之人文,明确其师承关系以倡举桐城文脉。而姚鼐本人主观上欲延伸文脉的“立派”思想,正在其“南归”时而见端倪。如前所述,姚鼐南归从事教学,首站即由泰安知府朱子颍荐举为梅花书院山长,而考述姚氏离职四库馆当年岁冬十二月取道新城、雄县、阜成、平原至泰安朱子颍任所,并在岁除日与子颍同登泰山,翌年正月元日下山,写下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登泰山记》,同时又创作一篇七言古诗《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抒写情怀,其间也内涵了人生转折中的期许与觉悟。如诗云“泰山到海五百里,日观东看直一指。万峰海上碧沉沉,象伏龙蹲呼不起。……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驭气终超万物表,东岱西峨何复论”[5]。其中寄托了“孤臣羁旅”的惆怅与“岂复犹如世上人”的解脱,更隐含了“鹤骨撑苍穹”的志向与立足“岱宗顶”的喻义。岱宗是泰山的别称,泰山之尊源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语）,因文化圣人而成文化圣山。而姚氏这次登泰山,不仅彰显诗文,更在“驭气终超万物表”的心胸与气象,其对人生的影响与铸造,有着“南归”后立宗开派的意义。因为姚氏正是南归后主持梅花书院讲座的,翌年为其师刘大櫆祝寿并借程、周语“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明志,又正逢其时初编《古文辞类纂》,并且在朱子颍逝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为亡友诗集题序提出了著名的文学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阴阳刚柔而已”（《海愚诗钞序》）,也堪称其南归立派思想的旖旎余波。
姚鼐履历由朝廷馆阁向地方书院的转变,培养人才成为他的平生职志,尤其是在钟山书院教学时期,姚门之盛,誉扬南北。 观其文章批评,又出现追溯与衍展两个层面。对桐城文章统绪的追溯,最典型的论定“三祖”,视姚鼐为继方、刘之后集大成者。如姚门弟子方东树于《刘悌堂诗集序》中云:“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三先生出,日久论定,海内翕然宗之。”[6]陆继辂的《七家文钞序》亦谓:“我朝自望溪方氏,别裁诸伪体,一传为刘海峰,再传为姚惜抱……三君子接踵辉映其间,可谓盛矣。”[7]姚莹的《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称述道:“世谓望溪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8]这一观点传承自姚鼐推尊方、刘的思路,并将桐城文章统绪加以定型,所谓“鼎足之不可废一”。而“三祖”文章各有偏胜,如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一中说:“方、刘、姚三家,各得才学识之一。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翁之识,使能合之,则直与韩、欧并辔矣。”[9]这又将桐城文脉汇入整个中国古代文脉,其思理正与《古文辞类纂》的编撰与教程相契合。而姚氏授业育才事业之衍展,在主持钟山书院课听时就有“姚门四杰”之说。如姚莹《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认为,“当时异之与梅伯言、方植之、刘孟涂称姚门四杰”[10],此四杰指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又如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认为,“姚先生晚而主钟山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11],则改刘开为姚莹。所谓“四杰”实为姚鼐书院教学成就的一个符号,而对其教学之传承及影响,桐城后学薛福成有段概述：
国朝康、雍之间,桐城方望溪侍郎,独以朴学治古辞……至乾隆中叶,而姬传姚先生踔起。先生亲受业望溪弟子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其论古文曰: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一时著籍门下高第弟子,各以所习相传授,自淮以南,上溯长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东尽会稽,南逾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号桐城派。[12]
对其立派思想,或有不同见解,如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十《姚惜抱先生传第百一》认为“宗派之说,达者所嗤”,然亦以为“经学贵家法,文章有承传”,于姚氏则推其“以肆于学,徒众弥盛,于是撰《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以尽古今文体之则”[13]。其间的传授与宗派,均与《古文辞类纂》这一经典选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古文辞类纂》作为姚鼐讲授古文辞的课本,经过历时整理与评注,渐成后姚门时代的教学秘籍。该选初编于梅花书院,经姚氏本人三十多年的修订并定稿于钟山书院教学期间。这三十年间仅以稿本流传,但姚鼐本人曾多次言及此编,如《与张㧑约书》云：“鼐前在扬州……纂录古人文字七十余卷,曰《古文辞类纂》,似于文章一事,有所发明,恨未有力,即与刊刻,以遗学者。”《与陈硕士书》谓:“《古文辞类纂》仅有两类四本,且寄来,其余尚在人手,钞未毕也。”《答张梧冈书》称:“鼐于文章之事,何敢当作者之目,但平生所闻于长者,差异于俗学,所编《古文辞类纂》,石士编修处有钞本,借阅之便可知门径。”《与周希甫书》复谓:“所编《古文辞类纂》,陈石士处有钞本,恐一时未便于刊刻,若希甫就钞一部,带回湖湘,或未必无益于学者耳。”[14]通过以上书信所述,可知姚鼐本人对是编的重视,以及期望有益于学术的希冀。正因如此,作为姚门“差异于俗学”的秘籍,姚鼐之后有多种刊刻评点本问世,早期刻本以两种为要:一是康绍镛嘉庆年间据姚鼐中年所订钞本刊刻,世称“康本”;二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启昌据姚鼐晚年订本刊刻,世称“吴本”。李承渊又于光绪年间得姚鼐晚年传其幼子姚雉的圈点本,请萧穆勘康、吴二本以寓所为名,曰“求要堂本”。继后,如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徐树铮《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吴闿生《吴评古文辞类纂》、严复《评点古文辞类纂》、沈伯经等《古文辞类纂评注》、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徐斯异等《名家圈点笺注批评古文辞类纂》、周学熙《古文辞类纂约选》、高步瀛《古文辞类纂笺》、吴孟复等《古文辞类纂评注》等[15]。在姚门后学中,尚有不同其书而取资于此的文本,如梅曾亮的《古文辞略》即为姚选约编。或许正因姚鼐有“差异于俗学”的自诩,持桐城文脉传统者尝有“雅士读《古文辞类纂》,俗人读《古文观止》”的说法[16]。柳亚子《自述》儿时习古文辞,其父钝斋先生要他读梅曾亮的《古文辞略》,这是“从姚姬传《古文辞类纂》中摘要的东西”,而不是读《古文观止》[17]。柳氏自述其父乃“诸杏庐太老师的学生”,考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十一“诸福坤”条,诸氏“私淑桐城文学,其为文,义法严正,情韵甚美”[18],可见这是当年很多读书人的共识,至少是桐城读书人的看法。从倡导文章“义法”“雅洁”看《古文辞类纂》选文传统,以及其授文意绪,同样潜藏着桐城文学史观的密钥。
注释
[1]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引自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8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7314 页。
[2]姚鼐撰,廉泉辑:《惜抱轩语》,引自余祖坤《历代文话续编》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年,第 399 页。
[3]有关姚鼐辞四库馆南归本事及原因,详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年。
[4]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14 页。
[5]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第 464 页。
[6]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 4,《续修四库全书》第 149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16 页。
[7]陆继辂:《七家文钞》序,《稀见清代四部辑刊》第 8 辑第 79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 年,第 5 页。
[8]姚莹:《东溟文集》卷 6,《续修四库全书》第 151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30 页。
[9]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 47 页。
[10]姚莹:《东溟文后集》卷 10,《续修四库全书》第 1512 册,第 583 页。
[11]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85 页。
[12]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 3《寄龛文存序》,清光绪十九年(1893)刊本。
[13]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合肥:黄山书社,1990 年,第 362 页、364 页。
[14]姚鼐撰,卢坡点校:《惜抱轩尺牍》,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8 页。
[15]有关《古文辞类纂》诸本,详周远政《〈古文辞类纂〉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年。
[16]详见拙著《诗囚:父亲的诗与人生》,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年,第 6 页。
[17]详见《柳亚子自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年,第 108 页。
[18]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 年,第 331 页。
二、选篇：古文辞与桐城“文统”
作为书院的教本,姚鼐《古文辞类纂》所选篇目首先要符合其“古文辞”的标准。 如果将该编和成于此前康熙间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相较,有着一般私塾用书与特定书院用书的差别,姚选内含明确的桐城文统意识,这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在“古文辞”与“古文”的不同。“古文”之名的出现,一则是针对时文而言,即与唐宋科举试文制度相关,以区分于闱场程文,一则是针对“骈文”而言,以排斥骈俪偶对之语,究其源在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古文运动。“古文辞”亦源起唐宋古文运动,然其以“文辞”组义,则有着更为广远的背景。据班固《汉书·地理志下》记述汉代巴蜀文教云：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1]
所述显世之“文辞”,具有不同于泛称之“文”的技术性表达。对此可参照刘勰《文心雕龙》的两则话语:一则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一则是“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 [2]。合观这两则话语,显然有泛论“文”和具体用“文辞”的不同,刘勰所言“文辞”有着骈俪之“辞”的内容,这也说明了“文辞”讲求语言之构造的写作性特征。值得强调的是,姚鼐所选的“文辞”不同于刘勰的“文辞”,而是冠以“古”字,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的直接继承,不同于“丽(俪)辞”。论其文章观念,显然承接韩、柳诸家之说,例如韩愈之“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3]、柳宗元之“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4]、李翱之“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寄从弟正辞书》)[5],其将文行、文实、文义诸端,皆融织于文辞间。尤其是首次提出“古文辞”这一概念的曾巩,其《王无咎字序》所谓的“补之明经术,为古文辞,其材卓然可畏也”[6],所言“明经术,为古文辞”,宜为姚选遵循的旨义,是在加以形象化的总结过程中使之具化且完备。质言之,认识《古文辞类纂》所选“古文辞”的意义,先须从教习“文辞”的技术层面介入,然后再勘进于对文德、文道及文用的追求。这其中又内含了由宋到明以迄清的“经义”与“文辞”“古文”与“时文”相争锋、相互渗的历程。例如司马光《上仁宗乞举孝廉及更立明经格式》(此为《诸臣奏议》之题目,《温国文正公文集》之题目作《论举选状》)论科举云：
臣窃以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以尽天下之士也。[7]
这以“文辞”归“艺能”,与德行、经义、政事相对待。至北宋神、哲两朝,类似认知又多归于“经义”与“文辞”(诗赋)之争。这一旷时日久的论争,也就衍生出明代如唐宋派的“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的提法,也决定了“古文辞”一说在沿革中处于建构与解构过程中所持的一种新的选择 [8]。回看明人所说为学及文之道,譬如黄佐《翰林记》卷四《文渊阁进学》记载明成祖上谕语“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9],再对应清人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后》追述桐城派“三祖”之首的方苞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10],其间思想的契合与衔接,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一思想的传递,从学理意义上来看,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绝非一般的古文选本,而是承接桐城文统对“古文辞”这一历史记忆的追踪、辨析与总结。包世臣《艺舟双楫·论文》曾赞述“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其学,至南宋而大衰,以迄于今,别裁杂出,支离无纪,且七百年所已。近人姚姬传选古文辞,条别诸家得失”[11],也是对此文学观的诠释。
从现实的意义来说,姚鼐衍展桐城先贤文学观并以《古文辞类纂》示学后来,有着乾嘉时期朝野重视古文辞的历史契机。虽然姚鼐在四库馆与同僚声气不侔而南归,已隐含汉、宋之学的争锋,但对朝廷文化政策的主导倾向,还是心领神会的。清高宗乾隆五年(1740)曾下诏教喻诸臣原道统而研理学云：
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概不多见。“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程朱之学乃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考据典章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而阐发之。讲学之人,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欺世盗名,渐起标榜门户之害,然不可因噎废食,以假道学获罪名教而轻弃理学。[12]
这是针对明朝以来科举疏弊而发,其中包括理学与道统、经术与典章的关系,当然也内含了考据与文章的交互,以及“讲学”的操守及规范。尽管乾隆中后期渐轻理学而偏重汉学,以致科举取人风气亦有所转移,但对经术与文章的重视仍是一致的。例如乾隆十四年(1749)礼部议准：“诗、古文词与制义相为表里。嗣后各省考试选拔时,首场用经书、策各一篇,二场裁去判语,用论一道,益以一诗一赋。”[13]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改革,在重汉学的同时,推崇声律之学,试帖诗入乡、会试,律赋亦受到重视。由经术而文辞,成为当时倡导文学的一种风尚。易宗夔《新世说》卷二论当朝盛况云：
乾嘉之世,经学昌明……元和惠氏、武进庄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盛于吴中,婺源江氏、休宁戴氏,继起于宣歙,曲阜孔氏、桐城姚氏、仪征阮氏,莫不远绍微言,兼通大义,遂使遗经坠绪,焕然一新。[14]
此论乾嘉经学诸家,姚氏赫然在列,然其名盛于文章,实在于融织经义而为古文辞。但是,当时诸家所倡导的古文辞,在认知层面上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与取向。如章学诚本着“六经皆史”的思想,在《与汪辉祖书》中提出“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的观点,并向两方面衍展:一是强调史学之于经义的重要性,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浙东学派》);一是在审议古文传统如韩愈文体之缺陷时,言及桐城文家,如其“或问:近世如方苞氏,删改唐、宋大家,亦有补欤? 夫方氏不过文人,所得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胜气,非徒无补于文,而反开后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15]。与之不同,姚鼐受当时重经术思想的影响,强调义理、考证、文章“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16],又回归文学本位,其编《古文辞类纂》取效萧统《文选》“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文选序》)[17],不录史篇,却融经史于文章的做法,在于强化桐城派的文统思想,并付之于其选文示范的功用与意义。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归纳历代的“文选”有四种,即以时代、家数、作家、文法划分,并认为综其法“皆归于姚选”。比较选文之法,例如《古文观止》是按时代划分,选录自周朝到明朝的文章;而《古文辞类纂》则依“文类”划分,也就是姚永朴在同书卷一《门类》中所言:“自惜抱先生《古文辞类纂》出,辨别体裁,视前人乃更精审。其分类凡十有三:……举凡名异实同与名同实异者,罔不考而论之。分合出入之际,独厘然当于人心。乾隆、嘉庆以来,号称善本。”[18]“类”是古人治学与文的重要方法,这从汉人对物与事的分类到第一部文章总集萧统《文选》的分类,可见其演变与发展的轨迹。萧统《文选序》说“各体互兴,分镳并驱”“次文之体,各以汇聚”,此言依类分文之要则;欧阳询《艺文类聚》说“《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爰诏撰其事且文……比类相从”,“事居其前,文列于后”[19],此集事类与选文为一体;刘本《初学记序》认为“出道以为文,因文以驾道。……为今人之文,以载古人之道,真学者之初基”[20],此以“文以载道”提升类书编纂的价值。由此可见,“文”与“类”的渊系之深,功用之大。而自《文选》分类选文,后世演而成习,又多漫漶无际,如《文苑英华》全仿“类书”方法分文四十二类(“天象”等),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按“文类”分至一百二十七类之多,由此来看姚选“十三类”的划分,既是汇总其要的分类方法,又是对文类学的总结与提炼。譬如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自述“辞赋类”谓：
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21]
倘若辨析这段话的文义,内含多个面向：其一,论赋尊汉,扬弃《文选》分赋碎杂之“陋”;其二,尊古文不取六朝,而赋兼取之,是分“类”观“用”,自有他的选择标准;其三,姚选重楚汉赋兼及晋宋,以及将“辞赋”列系于“古文辞”,既表彰了辞赋体的特征,又与前引《汉书·地理志下》“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有着历史的关联;其四,结合其将《国策》《史记》中记述的《淳于髡讽齐威王》《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等文章入“辞赋类”,可见他重视以赋法为文的“古文辞”之意义。再看姚选有关“传状类”的解释：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 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 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22]
对“史氏”及史传的态度,姚鼐赞同其师刘大櫆的说法,主张文士作传与国史不同,不避低微之职,如“圬者、种树之流”,包括《毛颖传》类游戏之笔,然第论其关键,则在于其选文与“传乃史职”有区别,重在为文的叙事之法,以及其中的繁与简的趣味。
姚鼐《古文辞类纂》的选文从周朝到当世,同样具有依照通史选文的特征,然其真正区别其他选本如《古文观止》依时代录文求其均衡,或可谓“名篇”是选者不同,而是采取不均衡的重点选文方式,以极强的偏重与偏胜彰显其个性,这也形象化地表达了桐城派的“文统”。倘撮其大要,则突显于两个方面：
一是大量选录“唐宋八大家”及明人归有光的作品。姚氏选文除了重视经史如《左传》《史记》外,更重“唐宋八大家”,多达四百余篇,占全编的半数以上。而归有光的文章录选三十篇,数量超过了八家中曾巩、苏洵、苏辙,几与柳宗元相等。由此选文特点来看桐城派之学统与文统,主要由《春秋》(左氏)义法经《史》《汉》(尤其是太史公书)到唐宋八家以及明代唐宋派诸家(尤其是归有光)成为其主要承传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所谓文派源自学派,而中国学术自韩愈《原道》发生了一重大变化,唐前原道仅本土经义的传承,多归“三才”之道,如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云：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23]
而韩愈则借佛教宗派化的“判教”方法“辟佛”,归复儒学,故其《原道》重在梳理道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曰: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向非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24]
桐城学者因缘此道统而倡述文统,复以“判教”之方式判别真伪,传法定祖,来审视古文辞,这既要“尊体”(古文之体),又主“禁体”(古文不可掺杂他体),以承其统绪。如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记述：
昔吾友王昆目震川文肤庸,而张彝叹则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据司马氏之奥矣。”二君皆知言者,盖各有见而特未尽也。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25]
方氏虽对归有光文特别是应酬篇章颇有微词,然其间所述隐含的由太史公到八大家再到归氏文的统绪,还是非常明显的。《古文辞类纂》选篇继太史公文之后最重八家(尤重韩、欧)及归有光文,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传递这一文统并使之承续发展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大量采录乡前辈方苞、刘大櫆的文章,又为其选文的另一重点。观今本《古文辞类纂》,计选录方苞文11篇,刘大櫆文16篇,分别列属于论辨、序跋、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如此推尊乡前辈,尤其是自己的老师刘大櫆,姚氏晚年颇顾忌遭时人“党同乡”之讥,有将方、刘文章从《古文辞类纂》中删除的想法,结果其弟子方东树进言谓“此只当论其统之真不真,不当问其党不党也”(《答叶溥求论古文书》)[26],才使姚氏打消了这一念头。在姚鼐之前当朝古文大家甚多,桐城擅为古文辞者亦多,而姚选收录当朝文章仅方、刘,收录桐城文章亦仅此,这正是他开宗立派思想的反映,也为他的弟子确立方、刘、姚为桐城派“三祖”奠定了基础。吴铤《文翼》卷一认为:“惜抱选《古文辞类纂》,自唐宋八家外,必别有独到之处,方成一家数。”[27]所谓“一家数”,就是将唐、宋文章延伸到桐城古文,以彰显其文统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由于姚氏的选文特色鲜明,后世诟病者也不乏其说,顾云《盋山谈艺录》有谓:“姬传文有内心。曾文正称其‘词旨渊雅’,姬传又尝自谢‘弱于才’,皆信。独其《古文辞类纂》于国朝仅取方、刘,俨然以一代正宗非桐城莫属,然乎不然耶? ……姬传文在国朝,非横趋别鹜者所可掩,而其徒务诩为正宗,以弹压天下之文章家焉，似亦可以不必。”[28]如此反观姚氏选录的古文辞,无论褒贬扬抑,均可证明他是通过所选文章的风貌与格法试图形象地展示了桐城文统的脉络与精神。
注释
[1]班固:《汉书》卷 28,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45 页。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1 页、588 页。
[3]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 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45 页。
[4]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卷 34,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200 页。
[5]李翱撰,郝润华、杜学林校注:《李翱文集校注》卷 8,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125 页。
[6]曾巩撰,陈杏珍、巢继周点校:《曾巩集》卷 14,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27 页。
[7]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晦校点:《司马光集》卷 1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49 页。
[8]参见陈广宏《“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以明嘉靖前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解构为中心》,《文学遗产》2012 年第 4 期。
[9]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之二黄佐《翰林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6 页
[10]引自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906 页、907 页。
[11]包世臣:《艺舟双楫·论文》,引自《历代文话》第 6 册,第 5186 页。
[12]郭文康编:《清史编年》第五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07 页。
[13]素尔纳编,霍有明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56 页。
[14]易宗夔:《新世说》,上海:上海古籍书店,景印民国七年排印本,第 23 页。
[1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24 页、491 页。
[16]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第 61 页。
[1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 页。
[18]姚永朴著,许结讲评:《文学研究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年,第 36 页。
[19]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年,第 27 页。
[20]徐坚等编:《初学记》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 页、2 页。
[21]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6 页、17 页。
[22]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第 10 页、11 页。
[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 1 页。
[24]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 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3~18 页。
[25]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117 页。
[26]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 6,《续修四库全书》第 1497 册,第 361 页。
[27]吴铤:《文翼》,引自《历代文话续编》中册,第 600 页。
[28]顾云:《盋山谈艺录》,引自《历代文话》第 6 册,第 5858 页。
三、批评 : 因声求气与序目八言
如果说通过这部选本昭示姚鼐所倡导的文学批评观,其中最突出的宜为继承刘大櫆提出的“因声求气”的读、写古文辞之方法。观姚氏为编《古文辞类纂》所写的长篇《序目》,堪称其选文的理论纲领,具有文学的批评价值。《序目》的主构是对“古文辞”之“类”划分的说明,然其首、尾叙述及总括之语,则有着将文“类”推致文“体”而昭示文“法”的功用。作者在《序目》首端先叙述“闻古文法”于姚范、刘大櫆而“少究其义”,及后来自己在扬州梅花书院教书时学生“从问古文法”,于是萌生编此书的想法,并认为“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而于《序目》的结尾处,作者又总括选文之“当”,在其选文擘分“十三类”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八言”,即“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并作阐发云：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 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1]
所言“十三”者为文之“体类”,“八”者乃文之“体要”,前者类同《文心雕龙》所谓的“明诗”“诠赋”等,而后者则似刘勰所言之“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并依此推扩于文士效法古人的得失评价。然姚氏论“类”或“体”,实皆归于文“法”,即示范学文由“粗”而进于“精”。这里又寓含了桐城的文法传统,如戴名世的“精气神”说,方苞的“义法”说等,但姚鼐认为“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与陈硕士书》）[2],所以他在倡言文章“精粗说”的同时,又提出了“道艺说”“阴阳刚柔说”“义理、考据、词章说”等,以拓扩其堂庑。但就姚选《序目》的“精粗说”来看,是直接承续其师刘大櫆的“因声求气”的观点。譬如刘氏《论文偶记》中有关的“声”“气”之论：
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所谓字句音节,须从古人文字中实实讲贯过始得。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3]
绾合刘氏的因“声”求“气”与姚氏的精(气)粗(声)提法,其传承关系非常明显。对此桐城后学尝以之为热门话题,例如张裕钊在《答吴挚甫书》中以意、辞、气、法论文,以为“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阁下谓‘苦中气弱,讽诵久,则气不足载其辞’,裕钊迩岁亦正病此”。复记桐城老辈故事:“往在江宁,闻方存之云: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4]如果说这则趣闻仅说明刘氏以“丰伟”之体格乃得天生“丽质”之诵闻,则姚氏虽“气羸”然“不废哦诵”的自觉追随,说明其“八字箴言”不仅是对“因声求气”的继承与解读,更是指导其编选“古文辞”的自觉理念,从而使这一理念落实到众多的历史文本,得以系统化与经典化。
自姚鼐绛帐授学,桐城“三祖”说兴起,其中“刘、姚”模式的承前启后及变化,可以“因声求气”为批评结穴以观觇其古文辞理论的建构。吴汝纶在《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以“醇厚”与“闳肆”区分方、刘文,并认为方苞是“文常醇以厚,而学掩才”[5]。如果将其放置于桐城“古文辞”观发展的变迁中体察,方、刘颇有同异。其同者是二人建构的古文辞思想,均沿承明人尤其是唐宋派所谓“以古文为时文”[6],而形成桐城派前期作家的古文与时文交互关联的评论态度。试观数则议论如次：
文章风气之衰也,由于区古文、时文而二之也。时文者,时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为得失者,则今之经义是也。至于论者,则群以为古文之体,而非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为得失者,则遂终其身而莫之为。（戴名世《〈小学论选〉序》）[7]
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辀,以时文名天下。其于三代、两汉之书,童而习焉。及成进士,则一以为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颠。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强,吾独谓天将开之,而使有得于古也。 (方苞《赠淳安方文辀序》)[8]
八比时文,是代圣贤说话,追古人神理于千载之上,须是逼真。圣贤意所本有,我不得减之使无;圣贤意所本无,我不得增之使有。然又非训诂之谓,取左、马、韩、欧的神气、音节,曲折与题相赴,乃为其至者。（刘大櫆《时文论》）[9]
或释解时文与古文的关系,或第论时文入古的写作,无非以“时”附“古”,以“古”范“时”,其基本取向是一致的。然细察其微,戴、方重在古文之体与三代、两汉之书,而刘氏则偏重古文辞的神气与音节,并与时文题相合的创作方法。 因此探寻方、刘之异者,在于前者重经义,以经义而为文章;后者重文章,以才情而为文章。由此考查方氏着眼于经义与古文辞的关系,故倡导“义法”与“雅洁”说。虽然人称方苞文章在韩、欧之间,然其论法更属意于《春秋》与太史公书;观刘、姚则不然,例法更偏重韩文。方氏《又书〈货殖传〉后》云：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及《货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辞”者邪![10]
方苞重经义,曾治周礼专门之学,并遵循《春秋》义法为文章义法,可谓依经立义,尽管他虽也称颂韩愈古文,但却更属意于义法“发之”,尤其重视太史公自主运用义法的灵妙之文。刘大櫆为文章之士,平生好为歌诗诵吟,与方苞一生绝少吟咏不同,近人孙闻园题先父许永璋抗战诗集《抗建新咏》有云“枞阳诗派海峰开,衍出黄华一脉来”[11],“枞阳”指当时的桐城东南乡,而枞阳诗派则指刘大櫆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刘氏弟子王灼曾继潘江《龙眠风雅》而编《枞阳诗选》十七卷,极度推崇其师的作品。也正因此,刘氏的古文辞神气说及“因声求气”的论述,实内含了以诗论文（以文论诗）的批评导向。这一点也成为“刘、姚”模式衍展与改变桐城文学观走向的一个理论现象。姚鼐很多重要的文章思想,均体现于诗歌批评之中。姚鼐很多重要的文章思想,均体现于诗歌批评之中[12]。姚鼐为朱孝纯所题《〈海愚诗钞〉序》云：
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13]
缘此思想,他又在《复鲁絜非书》作形象化之描绘：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为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月,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14]
其中观“文”讽“音”,实与《古文辞类纂》之《序目》八字是潜符默契的。
姚鼐继承了前辈如方、刘对古文与时文关系认知的态度,然其大其堂庑还在于学术上辨汉、宋学而力求兼容;于文章上判别古、骈而重其关联。就文章一端,一般认为《古文辞类纂》于六朝骈文一概不收,是尊古文而贬骈文,倘依此类推,姚鼐编《今体诗钞》又焉能说尊今体而贬古体呢? 虽然姚选在《序目》中明确提出“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但在乾、嘉、道时期古、骈并兴的文学背景下,同样与骈文的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的关联。诚如曾国藩在追述乾嘉考据学时认为:“国家承平奕祀,列圣修礼右文……纯皇帝武功文德壹迈古初,征鸿博以考艺,开四库馆以招延贤俊,天下翕然为浩博稽核之学,薄先辈之空言,为文务闳丽。”[15]姚鼐身历其时,与方苞轻视骈文不同,尽管没有赞颂骈文的专门评论,但在他的字里行间也不乏认同语[16]。如记述侍朝文章“于古文辞、诗歌、四六诸体,皆习而能之”（《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权厝铭并序》）;记述袁枚文章“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17]。这与姚选相关的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李兆洛在他帮助康绍镛校刊《古文辞类纂》的次年（道光元年,1821）,又将其历时十四年编纂的《骈体文钞》刊行问世[18]。这其间既有相承的关系,也有以骈体文与姚氏“古文辞”并存的意义。李氏欲打通骈散,为骈体正名,然观其所选篇类,亦与姚选有相近处。可以说姚选将辞赋、箴铭等传统意义的韵文纳入古文辞,已有通骈散的意图,而李氏在其《桐城姚氏姜坞惜抱两先生传》中说“读先生书……恨不得在弟子之列”,颇见私淑之意,观其选骈文三十一类,又显然有衍生姚选十三类的痕迹。
二是习姚选而受其教导的姚门弟子多有习骈文的,如梅曾亮、刘开等均以骈文创作知名当世,且颇有批评论述,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就是一篇专论骈体文的宏文。该文认为：“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元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19]赞述骈体并融通骈散,为其主旨。姚鼐为文极其丰赡而润泽,刘开反对的“辞孤而易瘠”之病,也与姚氏古文辞批评相通,因声求气在文本上的呈现,实与骈散兼容的创作气质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姚氏《序目》的八字箴言,特别是由粗（声）入精（气）说,其以声与气论古文辞,宜与南方文学重声律之学有着渊承的关系。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十五认为:“论文于今日,南方居其极盛。自程鱼门、周书昌发为天下文章在桐城之言,世人类以桐城派称南方之文。然隘以桐城之称,不如竟称以南派为得其实。”[20]考南方之韵律学盛于南朝,论韵文如沈约等于诗倡四声八病说,其自诩《郊居赋》也以声律为优先考虑的问题。据《梁书·王筠传》记载:“约制《郊居赋》……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踡’,约抚掌欣忭曰:‘仆常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次至‘坠石磓星’及‘冰悬埳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赞。”[21]又如论散文,《南史·顾越传》记述梁朝顾越事谓:“武帝尝于重云殿自讲《老子》,仆射徐勉举顾越论义,越抗首而请,音响若钟,容止可观,帝深赞美之。”[22]皆为其推崇音声韵律之例。迨至唐宋科场试文,也不乏北人重策论、南人重诗赋的倾向。本此传统,姚选《序目》虽然有格律声色为文之粗、神理气味为文之精的提法,但由粗入精的因声求气观,显然有对历朝南方声律之学的尊重之义。姚氏编选《今体诗钞》,于其《序目》有云“论诗如渔洋之《古诗钞》,可谓当人心之公者也。吾惜其论止古体而不及今体。……因取唐以来诗人之作采录论之”,即标举五七言今体诗,以彰显韵律之美。姚氏弟子程邦瑞得先生所寄删订本《今体诗钞》,又复为校刊,并序各卷意谓“声病之学,肇于齐、梁,以此相沿,遂成律体。南北朝迄隋,诸诗人警句率以俪偶调谐,正可谓之律耳”；“夫文以气为主,七言今体,句引字赊,尤贵气健”[23],其虽有诟病齐、梁语意,然并不否认南朝声律,是对姚氏“声气”说的呼应。
注释
[1]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第 19 页。
[2]姚鼐撰,卢坡点校:《惜抱轩尺牍》,第 75 页。
[3]刘大櫆:《论文偶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第 6 页。
[4]张裕钊:《张裕钊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84-85 页。
[5]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文集》卷 4,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
[6]详参邝健行《明代唐宋派古文四大家“以古文为时文”说》《桐城派前期作家对时文的与态度》,引自《诗赋与律调》,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79-216 页。
[7]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90 页、91 页。
[8]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第 191 页。
[9]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612 页。
[10]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第 58 页、59 页。
[11]许永璋:《抗建新咏》卷首,安庆:皖报社,1945 年。
[12]潘务正:《姚鼐“镕铸唐宋”新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13]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第 48 页。
[14]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第 93 页、94 页。
[15]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 1,第 168页。
[16]参见吕双伟《清代骈文研究》第六章《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219 页。
[17]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第 181 页、202 页。
[18]薛子衡《养一斋先生行状》记述李兆洛:“庚辰出粤东,为康中丞绍镛校刊桐城姚姬传先生《古文辞类纂》,因并刊《骈体文钞》。”引见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据山东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四年增修本影印。
[19]刘开:《刘孟涂集·骈体文》,《续修四库全书》第 1510 册,第 425 页、426 页。
[20]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引自《历代文话》第 8 册,第 7794 页。
[21]姚思廉:《梁书》卷 33,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485 页。
[22]李延寿:《南史》卷 71,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753 页。
[23]姚鼐编选,曹光甫标点:《今体诗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 页、2 页。
四、余论：诸家评点的余音与变奏
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作为书院教本,通过教学与传播已成为桐城派的经典撰述,同时作为一个文案,大量的刊刻与评注,也显示了这一文学传统的承续与变迁。在姚选的主要评注本,值得称述的是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的影响较大,徐树铮《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的辑录应用较广。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吴汝纶撰述”有评点撰述 98 种,包括《〈古文辞类纂〉校勘记二卷、评点一卷、附诸家评识一卷》[1],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十一《吴挚父、萧敬孚二先生传第百二十三》记述吴汝纶“先生刻苦厉学,其好文出天性。周秦古籍、太史公、扬、班、韩、柳,以逮近世姚、曾诸家之书,丹黄不去手”[2],亦阐明其桐城文脉。 而受吴汝纶影响,严复又于1911 年至1917 年间详阅《古文辞类纂》并详加评语,实为近代一典型代表 [3]。又据《桐城吴先生日记》中“品藻”篇载,其壬寅岁(1902)正月二十六日记：“《古文辞类纂》校毕,此书余久欲再刻,曾集资买纸校勘吴、康二本误字,拟于上海石印。庚子之乱,集资尽失,而吾友萧敬甫为李时泉观察承渊在南刻成,此本仿汲古阁字体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去秋寄余令代校,俟吾校后乃出书,数月以来无暇为此,今归保定,始能卒业。”[4]记述中所言“姚氏晚年圈识”,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则认为“《古文辞类纂》,其启发后人,全在圈点。……须从此领其妙处”[5],又不限于姚氏本人圈点,更推扩于有关姚选的诸家评语。徐树铮辑录的评点颇为详赡,试举一例以见其概。如卷二韩愈《原毁》篇有方苞、刘大櫆与姚鼐“晚年本”的圈点,有唐顺之、曾国藩等人的眉批,辑有方苞、刘大櫆、张裕钊、吴汝纶的评识。如刘氏评曰“创调”,吴氏评曰“此篇动中自然与道大适,不善学之,则气易入于剽轻”[6]。值得一辨的是,此类评点辑录包括两层含义,凡姚鼐之前如朱熹、真德秀、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范等人的评点均为评述诸家文章,而姚氏及其后来的评点才是针对《古文辞类纂》所选之文的评点,前者是姚选的参照,后者属姚选的影响。 吴闿生编《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也是如此,将姚选前后的评点均加以收录,然辑录姚氏评论 110 条,以对应其选文,则较有价值。如韩愈《原道》一篇姚鼐有四条评点语：
“甚矣,人之好怪也。”姚云:“论道德仁义,是求其端。‘自古之为民者’以下五段,皆讯其末之事。”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姚云:“此段辟佛。”
“帝之与王”节……姚云:“此段辟老,仍承害至为备,患生为防意。”
“古之欲明明德”节,姚云:“此段辟佛,承‘弃君臣父子’。”[7]
姚氏于自选自评中实包含了创作思想、段落大意及为文之法。
继姚鼐后桐城文士或受桐城派影响者,其评点均聚焦姚选,对所选之文加以批评,可谓袅袅余音,不绝如缕。这其中也不乏借题发挥而生变奏之意的,其中近人林纾与严复的评点较为突出。林纾是传承桐城文章而从事翻译文学的早期人物,因此他的《古文辞类纂》评点极重文法与技巧。如评姚选韩愈《南海神庙碑》云：
文摹汉京,用短峭之笔,古色斑烂。入手步武高亢,瞻视非凡。叙及刺史位尊事集,而又惮劳,则极诋前人之畏葸,正为孔公留下勇往之地步。此亦常法。好在将祀事之不虔处,错错杂杂写来,都有一种肃穆尊严气象,诎然而止,能自顿断,成一段落,其善于行气,所谓不得不止也。既入孔公,用笔严絜。写祀事,写旋舻,有班孟坚、张平子之光色,未尝一笔趋入六朝。泽古之深,是昌黎独步。[8]
其重文章“行气”,与姚鼐思想相合,然评述此篇“文摹汉京”与“昌黎独步”，又隐含了论者对文法的理解及创思。 严复亦擅译事,最早译介《天演论》入中土,且受桐城古文法影响而倡译文之“信、达、雅”宗旨,故其读《古文辞类纂》所作评点,重议论,重文法,但论其新意则在运用他熟谙的“西学”以解析古文辞。 如评李斯《论督责书》云：
此书所言乃专制之极致,盖亦当时之学说,而战国之君所心仪,而欲见诸行事者也。始皇用之以一四海,胡亥用之以亡国杀身,可以悟其说之危矣。近世西洋政治学说,其似者有墨迦维黎 Ni-choloMachiavelli,而德国学者,若尼采,若杜来斯基,皆尚强权、贵督责,而民权之说遂与并兴,而革命之事以起。今日之战,论者以谓即二家学说之争存也。[9]
此以西学证旧文,至于所述君制与党派、学术与宗教、强权与民权诸论调,落实于古文评点,令人一新耳目。
桐城文学观的传承与变奏,构成其因时而衍展的特征,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的创制与承续,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注释
[1]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第 505-509页。
[2]马其昶著,毛伯舟点注:《桐城耆旧传》,第 444 页、445 页。
[3]参见拙文《〈古文辞类纂〉“严评”脞谈》,《文史知识》2023 年第 3 期。
[4]吴汝纶著,宋开玉整理:《桐城吴先生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656 页。
[5]吴德旋著,吕璜述:《初月楼古文绪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第 20 页。
[6]徐树铮辑:《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年,第 104 页。
[7]吴闿生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引自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下册,第1643 页。
[8]慕容真点校:《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308 页。
[9]严复:《评点〈古文辞类纂〉》,见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 9,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38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