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札记》导论

《狱中札记》导论 ﹝美国﹞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 A. Buttigieg） 2006年 田延 翻译、相明 校并统稿 　　〔说明〕本译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狱中札记》（Antonio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该译本由安东尼奥·卡拉里（Antonio Callari）和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 A. Buttigieg）合作翻译，是首部根据盖拉塔纳版《狱中札记》（Antonio Gramsci, Quadernidel Carcere, Einaudi, Torino 1975）进行翻译的英译本，目前已出版三卷。盖拉塔纳版《狱中札记》是意大利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版本，因而也是目前最为权威的版本，它完整地收录了葛兰西所写满的三十三个笔记本，并且严格按照葛兰西的手稿进行编排。 　　作者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 A. Buttigieg），美国圣母大学教授，主要关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著作有《多视角下的艺术家肖像》、《无边界的批评：后现代批评理论中的趋势及逆流》等。 　　导论大量引用了葛兰西的著作，其中符号§表示每一段独立札记的开始，前置的数字代表笔记本编号，如（25，§1）指《狱中札记》笔记本二十五的第一条札记；LC指代已经出版的《狱中书简》（Antonio Gramsci, Lettere dal carcere, Einaudi, Torino 1965），出现于其后的数字代表页数，如（LC，481）指《狱中书简》第481页；HM代表布哈林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社会学系统》（Historical Materialism：A System of Sociology，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引文内方括号〔〕的内容，则是葛兰西写在行间和页边的异文以及其他增补的文字。 　　原载“当代文化研究网”。田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相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译者按语〕意大利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在中文世界的翻译并不多，实际上葛兰西生前也并没有出版过任何一种著作，虽然在他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前，曾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字。我们也无法判断是他狱中写的多还是相反。这些都不重要。1926年11月8日晚，葛兰西被捕，从此身陷囹圄，直至1937年4月27日因病逝世。在这十年铁窗生涯中，葛兰西以其顽强的革命者的意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坚持阅读、思考和写作，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无与伦比的思想的和精神的巨大财富。后人将其统一命名为《狱中札记》编辑出版，但因为是手稿，而葛兰西的写作形式又是札记，并非一般的专著，不同的编辑方式和编选原则都可能对阅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很多无法通读的普通读者而言，选本的意义无疑是重要的。目前，汉译选本，以《狱中札记》为名的有两种，其一是葆煦先生的，比较早，据俄文版《葛兰西选集》第三卷译出；另一种是2000年出版的曹雷雨等人的译本，从英文版迻译。两书内容有部分重复，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编选均以主题排列，换言之，札记的编排是根据编选者的考量重新组织过的。完整的意大利文版《狱中札记》是1975年的盖拉塔纳版，正如此处发表的英文完整版《导论》题注所说，“盖拉塔纳版《狱中札记》是意大利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版本，因而也是目前最为权威的版本，它完整地收录了葛兰西所写满的三十三个笔记本，并且严格按照葛兰西的手稿进行编排。”要把葛兰西全部的《狱中札记》完整翻译过来，将是一个大工程。而就翻译来说，首选理所当然应该从原译出语进行翻译，选择第三种语言多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虽然据此可以了解英语编选者的意图和思路，但就更全面的葛兰西研究来说，这实在是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无论如何，对中文世界而言，葛兰西的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明年（2017）是葛兰西逝世8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也为了让更多汉语学界的朋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我们将陆续刊登由德里克·布斯曼（Derek Boothman）编译的《〈狱中札记〉增选》（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awrence&Wishart, 1995）。在此之前，我们先刊发英文完整版的译者之一约瑟夫·A·布蒂吉格（Joseph A. Buttigieg）为其所撰写的长篇导论。 　　1937年4月27日拂晓，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位于罗马的圭西萨纳医院中平静地辞世，享年46岁。他的内姐，塔提娅娜·舒赫特独自坐在他的身边。葬礼在警察警觉的目光下草草进行，他们的省督记录下了这一事件：“如下，运送葛兰西尸体的车子今晚19点30分启程，只有他的亲戚陪同。灵柩由马拉着快步行进到公墓，尸体被寄存在那里等待火化。”实际上，警察局的看守和国家安全特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当时在场的两位哀悼者——塔提娅娜和葛兰西的弟弟卡洛。葛兰西其他的所有亲人都远在他乡：他的妻子，朱丽娅·舒赫特和两个儿子，德里奥及朱利亚诺（他从未见过他的父亲）居住在莫斯科；他的大哥杰纳罗在西班牙抗击佛朗哥；弟弟马里奥在非洲的意大利军队中服役；而他在撒丁那边的其他家庭成员，大都从未敢远离他们在当地岛屿中的那片相对孤立的土地。皮埃尔·斯拉法，是葛兰西的一位忠实慷慨的朋友，此人几乎永久地定居在英国剑桥，他为葛兰西提供过几近于无限的书籍和杂志，他通过与塔提娅娜定期接触而一直与葛兰西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时还到监狱去探望他。那些尚未被法西斯政权迫害致死或监禁的葛兰西的政治同盟者和共产党人则星流云散，或者流亡国外，或者销声匿迹。在意大利国内，大多数人很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葛兰西的消失，4月29日，主要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通过法西斯电讯社Agenzia Stefani向他们提供的最新声明统一报道到：“前共产党议员葛兰西死于罗马的圭西萨纳医院，他在此处患病已久。” 　　如同早于他十几年的吉亚科莫·马泰奥蒂、乔万尼·阿曼多拉和皮埃罗·戈贝蒂以及在他不久之后的加洛·罗塞利那样，葛兰西成为了一名反法西斯烈士，许多其姓名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或很少被记住的人也是如此。和马泰奥蒂与罗塞利不同——他们的恐怖暗杀吸引了公众的广泛注意同时也招致了墨索里尼支持者的残酷镇压——葛兰西是默默死去的，经过十多年令人难以忍受的身体恶化、具有毁灭性的孤独和精神上的重创之后，他在卧病期间却并没有喧嚣。自从他1926年11月8日被捕以来，他几乎和这个“伟大并糟糕的世界”——像他有时所说的那样——隔绝开了。在当时看来，葛兰西之死似乎只是一种必然的结局，这一结局属于他为社会主义美好前程无私奉献而度过的艰苦生活，属于他为帮助创立意大利共产党而耗费的半生经历，属于对法西斯独裁统治所做的勇敢而坚毅的斗争，属于他的失败和受挫。 　　在1937年，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葛兰西留下了一笔永恒的精神遗产。然而，那些熟知他的和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人们——他们并不都是共产党人——早已把他当作楷模而敬重着并且意识到保存他的名声的重要性。例如，马里奥·蒙塔格亚纳——他在都灵获得了来自葛兰西的政治教育——在听到他的导师死讯的当天，从巴黎写信给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说： 　　……我确信，几乎没有人能够充分地理解（就像我们两人所理解得那样深刻）党以及我们整个国家遭受的这一损失的严重性。其原因在于，安东尼奥首先是在谈话中、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显示出了他的伟大、他的大量政治上的、知识上的以及道德上的天赋的。但是，当一位年轻的同志——他甚至不了解安东尼奥——告诉我说，安东尼奥之死最为令人可悲和痛苦的一面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天才——怎么来表达？——仍未被广泛地利用并仍未被人们广泛地知晓时，我震惊了。 　　为了防止葛兰西的“天才”被浪费掉，蒙塔格亚纳感到一种迅速筹划出版葛兰西著作的紧迫需要。蒙塔格亚纳显然考虑到了葛兰西的政论，或许还有葛兰西被捕之前创作的其他一些政治文献，因为当他给陶里亚蒂写那封悲痛欲绝的信时，他不可能知道葛兰西在狱中的岁月里所做的大量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工作。 　　陶里亚蒂几乎不需要来自于蒙塔格亚纳的任何鼓动，他也同样热切希望看到葛兰西著作的出版。1937年5月20日，他从莫斯科写信给斯拉法询问葛兰西是否留下了关于他的文章处置权的任何说明。在他的信件中，陶里亚蒂强调了保存葛兰西的“政治的和书面的遗产”的重要性，而且承认他对葛兰西狱中著作所包含的内容一无所知。就斯拉法而言，他十分清楚，葛兰西在被关押期间把所有能够使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智力劳动当中，而且对于那些令人为其保存深感忧虑的笔记本，他也有足够的了解。通过他的联络并根据他的建议，他帮助塔提娅娜·舒赫特在意大利保护了这些笔记本并越过守卫的警戒线，把它们交付到了可靠的人手中。 　　在葛兰西去世的那个年代里，没有人能够比塔提娅娜·舒赫特更充分地理解并体会这三十三个笔记本的价值。由于其温柔和持续的鼓励，塔提娅娜在这些札记的创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仍被人们低估），而且葛兰西去世后不久，她就开始进行必要的计划和安排去抢救并保存它们。葬礼过后两周，她给身处剑桥皇家学院的皮埃罗·斯拉法写了封长信，叙述葛兰西最后身体垮掉、他的去世以及葬礼等等细节。然而，在她心中最重要的还是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它们是在这封书信开头的寒暄之后最先提到的内容： 我最亲爱的朋友： 　　请不要对我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答复你，更确切地说，是给你写信告诉你这场巨大灾难的种种细节而感到生气。 　　但是，首先，我想让你写信告诉我，你是否认为整理尼诺的手稿这件事是值得的和完全必要的。毋庸置疑，这件工作必须由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完成。另一方面，尼诺也希望我把一切都交付给朱丽娅，都委托给她直到她做出进一步的指示。我原本认为最好是推迟寄出任何东西，直到从你那里听到你是否想在该家庭的一位成员的帮助下自行处理这些材料的消息。后来我想，让朱丽娅知悉我把所有著作寄送给她的打算，这样她将重新得到它们并确保没有任何内容遗失，而且没有任何人横加干涉…… 　　斯拉法认为葛兰西的文章最好委托给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塔提娅娜·舒赫特把手稿安置在罗马一家银行的保险库中，同时她力图确定用一种安全的方式把它们寄送到莫斯科去。与此同时，她为笔记本标了序号，斯拉法则对其内容进行了分类。手稿最终于1938年夏天运抵莫斯科并被委托给文森佐·比安科，他是葛兰西的一位私人密友，也是驻共产国际的意大利代表。二战之后，这些笔记本连同葛兰西的书籍和信件都被归还给了意大利，并最终落户在位于罗马的葛兰西研究院。不管怎样，它们逃离了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安全机关严苛的监视。 　　如果不是塔提娅娜·舒赫特的努力，葛兰西的大部分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遗产就永远不会让任何人见到。正如瓦兰提诺·盖拉塔纳在他的评注本《狱中札记》的导论中指出的那样： 　　很多功绩都应归于这位女性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通过其沉默而谨慎的行动，她阻止了最初的大多数严重危险的发生，这些危险曾对葛兰西著作的幸存产生过威胁。如果这些手稿没有被保存下来，葛兰西多半会被当成传奇故事而为人们记住。 　　而如今，葛兰西的精神遗产以书籍的形式，而不是以葛兰西式的传奇故事留存了下来——尽管在实际上，他从未写过任何一本书。 葛兰西的政治实践：狱中的研究及对札记的早期计划 　　葛兰西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为自己的身后留下后来被陶里亚蒂称为“书面遗产”的东西。的确，在他被监禁之前，葛兰西完全回避那些以书籍形式出版他著作的建议、邀约和机会。他至少三次拒绝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出版提议。在他1931年致塔提娅娜·舒赫特的一封相当具有启发性的信中，人们找到了其中的细节和葛兰西对自己早期大量作品所做的自谦的回顾性评价，那时他已经写好了笔记本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的草稿。 　　在10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写下的文章可以编成15或20本400页的书。然而，它们都是在当天写成的，而且我认为，随着当天的结束它们也就随之死去了。我总是连编辑一本很小的选集都予以拒绝。1918年，科斯莫教授请求我允许他将我的专栏文章——这些专栏文章是我每天写给都灵一家报纸的——汇编成一部选集，他将出版它们并为之加上一篇令人激赏的序言，但是我没有让他这么做。1920年11月，朱塞佩·普利佐里尼劝说我允许他的出版社出版一部文集，实际上，这些文章是根据一种有机的计划写成的，但是，在1921年1月，我决定偿付已出版的那部分的成本并收回手稿。1924年，弗朗哥·恰兰蒂尼又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新秩序运动（Ordine Nuove movement）的书，他将把这本书放在一套丛书里出版，这套丛书已经包括了〔J·拉姆齐〕麦克唐纳、〔塞缪尔〕冈帕斯等人的书在内。他保证连一个标点都不更改，而且不对我的书添加任何序言或引人争议的注释。在这些条件下，和一个法西斯出版商合作出版一本书是非常诱人的，但是我仍然拒绝了。如今我想，也许在当时最好能够接受。 （LC，481） 　　在这个事例中，葛兰西提起自己过去的著作是他所从事的一部分努力，即：向塔提娅娜·舒赫特、同时也间接地向斯拉法解释，为什么不能够指望他产生出关于知识分子历史的令人满意的研究。牢狱生活限制了他对资料来源的获取，而这些资料是他认为对其研究非常重要的，如此一来，也使得严谨、全面的研究变得不可能，而葛兰西认为，如果这些研究想拥有任何具有持久意义的价值，那么，这种严谨和全面就是十分必要的。 葛兰西非常严格并且要求对他自己的著作进行批判，就好像他是旁观者一样。尽管他非常勤奋地致力于他的研究并且在写作札记时对准确性予以严谨的关注，但是他把狱中札记仅仅当作为可能的未来工作所做的暂时性准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他的狱中札记和早期为社会党和共产党报刊快速写作的稿件等而视之或混为一谈。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两组著作之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联系，但是它们产生的具体条件——不是指它们特殊的形式和修辞的特点——使它们又非常不同。葛兰西认为，他能够将孤独的牢狱生活强加于他的空虚，变成对一系列使他长期感兴趣的话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有利时机。因此，这些笔记形成了一种知识活动的记录，这种活动是新闻业的截稿日期、党的责任和持续不断的组织工作不能让他从事的，虽然他那时仍然享有自由。鉴于新闻写作不值得以书籍形式出版——因为它们仅仅是“为当天而写作的”——所以狱中札记里的材料也不应该被认为是适于出版的， 因为它太不完整、太过于臆断以至于不具备学术上的准确性——至少，这就是葛兰西的看法。 　　把葛兰西关于出版其著作所具有的价值的观点仅仅归因于一种谨慎的意识，或者过分的谦虚是很吸引人的。然而，这么做会遮蔽葛兰西知识和学术工作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他对缜密的思考、规范的研究、全面的学识、毫不妥协的批判性评价的反复强调。葛兰西以极端的严肃性来对待他的研究，他并不是被要就某个特定话题做出一项完成了的“研究”这种冲动所支配着，恰恰相反，他是被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一种愿望和需要所支配着，即：对广泛的各种主题与学科进行持续的研究与探索，它们使他产生兴趣并且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起初是凭直觉，后来则清晰了许多），他认为它们是互相关联着的。矛盾的是，正是他对知识上的规范、批判上的严谨以及学术上的细致这些要求的坚定不移的遵守，阻止了葛兰西完成他的“研究”，妨碍他赋予其研究和理论工程以最终确定的形式，使他推迟实现将其材料汇编成书或者一系列专著这一可能性， 阻碍他给没有定论的研究一个确定收束的，是知识的规范、批判的严肃和学识的全面。 　　葛兰西在知识上的好奇心似乎是无法满足的，他的批判力量无穷无尽，他对分析与论证的偏好也是无限的。这些品质，连同他对社会主义原则坚定不移的遵守，有助于把他从国内流放与关押的悲惨年月的懒散和绝望中拯救出来。他被捕后便几乎立刻开始索求书籍并寄送他的研究计划。在他从狱中寄出的最早的一封信中——警察扣下了这封信，因此它从未抵达目的地——他请求他的房东寄给他三本书： 　　1、位于房间入口旁书架上的《德语语法》； 　　2、巴托内和巴托利合著的《语言学家手册》，位于床前面的贮藏柜里； 　　3、如果您能够寄给我一本便宜的《神曲》，我将十分感激，因为我的那本已经借出去了。（LC，3） 　　1926年12月9日，也就是他抵达乌斯蒂卡岛的两天后，他给塔提娅娜·舒赫特写了第一封信，叙述作为一个囚徒的经历和旅程，并宣布了他的计划：“1、保重身体以便经常拥有良好的健康状态；2、系统地、有规律地学习德语和俄语；3、学习经济学和历史。”那时他已经几乎全部地阅读了画报和体育报纸，他还开始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因此，除去一些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外，他还让塔提娅娜寄给他书籍。 　　如果你可以的话，请马上寄给我那本德语语法和一本俄语语法，袖珍的德意、意德词典和一些书（马克思和莫里茨——以及浮士勒所著的意大利文学史，如果你能够在那堆书中找到的话）寄给我那本关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文章与研究的大部头，我想它的名字是《十九世纪的政治与历史》，还有一本由R·恰斯卡写的名叫《民族统一计划的发展》的书，或者一些与此相类似的著作。 （LC，11—12） 　　此外，在给他的内姐写信的几天之后，葛兰西又一次表达出他对阅读材料的需要，这次他给皮埃罗·斯拉法写了封简短的信：“我想要一本关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优秀著作来学习：一本以你的判断力挑选出来的基本读物。如果可以的话，请寄给我一些你认为会使我感兴趣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书籍和杂志。”（LC，15）类似的对于书籍和杂志订阅的要求大量地存在于他的狱中书信里。 　　除了一种对于阅读材料的显然无法满足的欲望之外，葛兰西的书信还显示出，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有目的地、连贯地进行阅读。他试图通过为自己制定研究计划和方案来达到这一点，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所要的书籍都和这些计划紧密相关。他写给塔提娅娜·舒赫特的第一封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先告诉她自己要学习德语和俄语以及经济学和历史的决定，隔了几行之后，他便索要语法书、一本词典和两本关于19世纪历史的书籍。对于经济学和金融学书籍，他转而向斯拉法求助。在葛兰西努力求书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比抵御无聊这一当下最为强烈的愿望更深层的焦虑。他向斯拉法坦承：“相信我，如果不是被解决智力下降这一问题的需要所驱使，我不敢以此〔索求书籍〕来叨扰你，这个问题是我特别关心的事情。”（LC，15）起初，葛兰西制定他的研究计划，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一种自律的意识，以防止漫无目的的阅读所造成的浪费，并且防止使他的智力陷入废弃的状态之中。然而，尽管他在那时对此并没有充分的意识，但是他已然为一项范围更为广泛的研究准备了条件，而正是这项研究诞生了狱中札记。实际上，仔细地检视笔记本中的内容，就会遇到这些狱中寄出的第一批书信里约略提及的所有话题（连同许多其他的话题）。但丁、语言学、历史、意大利复兴运动、意大利文学——每一个题目都得到了全面的论述。经济学和金融学的问题（许多评论者错误地臆断说葛兰西忽视了这些问题）在札记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在第二个笔记本中是最为明显的，而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全部的笔记本都被留下来用于翻译练习。 　　由于葛兰西修改并精简了研究计划，所以他的大量阅读变得更为集中和有目的性，扩大了他所希望涵盖的领域并阐明了对他最关心的问题进行系统解决的详尽方案。当他仍在米兰等待审判，并距他认真开始从事札记写作还有两年的时候，葛兰西给塔提娅娜·舒赫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自此变得十分著名，因为在其中他表达出要做一些“für ewig”（“永恒的”）的事。短语“für ewig”在1927年3月19日的信件中出现了三次，在那里面，葛兰西告诉他的内姐，为了应付狱中生活的单调无聊，他需要着手从事一项具有如此巨大的分量与重要性的事业，以至于它能够为他的生活提供稳固的中心点。葛兰西在这里思考着从事一种相对定义完善的、多层面的知识活动，这项活动将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保障而发挥作用，同时以此来对抗那令人沮丧的牢狱的统治。这个时候，在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将得到长期徒刑的宣判之后，他无可非议地害怕精神崩溃。通过制定他的研究计划，葛兰西正准备着他的抗击心理围攻的防御策略，而这种围攻则是他完全希望法西斯党的司法与刑罚机关加之于他的： 　　我的生活伴随着毫无变化的单调继续着。甚至研究工作本身也比它所看起来的那样更加困难了。我收到了一些书籍，而且我也的确阅读了很多（除去报纸以外，每天阅读超过一本书），但是这并不是我要谈的，我的意思是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被这种思想困扰着（我想，这在囚徒当中是个常见的现象）：一个人必须在意识到歌德的复杂性理念的情况下，做出一些‘für ewig’（‘永恒的’）的事，我记得，这曾经极大地折磨着意大利的〔诗人〕帕斯科利。简言之，通过事先制定的计划，我想用一些吸引我的课题急切地、彻底地占据我自己，并为我的内心生活提供一个中心。 （LC，58） 　　葛兰西随后开始概述他分的四项计划，他至少暂时地将他的精力引向此处：（a）“一项关于上一世纪意大利公共精神之形成的研究，即：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他们的起源、他们有关文化思潮的派别、他们不同的思考方式等等”；（b）“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c）“对皮兰德娄的戏剧以及他在意大利所代表和引起的戏剧趣味转向的研究”；（d）“一篇关于连载小说和文学中的流行趣味的论文”（LC，58—59）。在葛兰西的思想中，这四项研究被一个统御一切的主题，或者说共同的中心思想整合在一起，即：“人类在其发展的不同状态与阶段中的创造性精神”。葛兰西长期以来都对这些课题具有兴趣。对19世纪历史和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他最初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在早先从乌斯蒂卡寄出的信件中就已经公布了出来。葛兰西在他被捕前也已经写了关于这些话题的许多方面的大量文章，但他从来没有时间或机会系统地，更不用说全面地来论述它们。对政治活动的专注已经迫使他放弃了都灵大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而他为了应付《前进报》加给他的截稿日期而匆匆写就的戏剧专栏文章，则只是他阐述对皮兰德娄看法的不甚合适的手段而已；他的被捕打断了他在一篇论“南方问题”的文章草稿中开始的、有关意大利知识分子作用的持续的理论阐述。现在，他打算重新拾起他未完成的工作思路，就像它原来那样；只是这次，他的论述和方法都将不同，因为他将以“für ewig”（“永恒的”）的标准来对待他即将从事的工作。 　　虽然他从歌德那里选用了“für ewig”（“永恒的”）这个短语，但毫无疑问的是，葛兰西运用了一种与歌德具有出人意料的相似性的措辞来构思他的计划。葛兰西并不打算写出一部作为遗产和纪念的、在美学上不朽的作品，恰恰相反，他把这种以细腻持久的方式进行的关于各种话题的研究，看作一种对他来说特殊的兴趣。自从他不能对听众讲话，自从他不能够直接参与任何种类的辩论或公开交流，自从他没有了让他应付的截稿日期和使他能够直接参与贡献的特定政治活动——换句话说，自从他完全被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斗争的当下需要与责任中隔绝出来的时候开始，葛兰西就把他的精力倾注在学术研究的严格训练上。因此，当他向塔提娅娜解释关于知识分子的有目的的研究的本质时，他使用了单词disinterested和短语für ewig。“你还记得我写的那篇论意大利南部和B·克罗齐的重要性的草率而肤浅的文章吗？我想进一步发展已经大略阐述过的论题，从一种‘公正的’、‘永恒的’（für ewig）立场出发。”在这两句话之后，当他询问塔提娅娜·舒赫特，就他打算研究比较语言学而言，“什么比它更为‘公正’和永恒？”（LC，58）的时候，他使用了相同的词汇。 　　在这些例子中，葛兰西两次用引号括起来的“disinterested”这个词，与公正的概念毫无关系，这一概念通常是和审美距离的状态、哲学家的中立或者实证主义者的客观联系在一起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需要一种充满强烈激情的批判，一种倾向于具有“超然宁静”的素养的批判——他不仅没有支持过这种倾向，更别说采取这种倾向了——而他实际上对克罗齐的这种倾向严加斥责。为了在言辞的平常意义中显得“公正”（disinterested），葛兰西将不得不采用一种非政治的方法进行研究，但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一种更广阔的语境和知识领域中对他所关心的话题进行研究与写作，这种语境和知识领域比他先前为难以驾驭的社会党和后来充满矛盾的共产党——那时他们正在许许多多的阵线上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报刊杂志撰稿时所领受的要更为广阔、全面。例如，当他在《南方问题的诸方面》中讨论意大利知识分子时，葛兰西正在介入一场关于他的党与农民关系的专门的讨论，他同时还主张缔造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同盟。他在那篇文章中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分析，是由其他的论题构成的。一旦葛兰西发现自己远离了政治舞台，那么他就想以更大的规模重新研究同样的话题，而不限于当时策略上的需要——因此他的计划考察知识分子在意大利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社会群体和阶级的形成所做的贡献、他们的互相团结、他们在维护现有领导权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的不同类型以及他们在工业化社会中不断变化的地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非常广阔的视角、近乎无限的调查研究范围和独特的观点——然后，在这些方面的条件下，采取一种“公正的”立场。 　　在他公布自己的长远计划前后，葛兰西安慰他的妹妹泰蕾西娜说：“我平静地看待任何事物，尽管我不怀任何幼稚的幻想，但我明确地相信，我并不是命中注定要烂死在牢房里。”（LC，66）同样轻蔑的语气也出现在其他的许多信件中，比如他告诉朱丽娅：“我已经确信我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十足的平庸之辈。”（LC，181）葛兰西一直信守着从罗曼·罗兰那里得到的格言，并且将它用于他协助创办的《新秩序》这份评论杂志的刊头，即：“智慧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通过对其处境的客观冷静的评价，他从头脑中祛除了所有对于迅速释放他的不切实际的愿望，但是凭借着意志的力量，他确信自己不会沦落为一个庸碌无益的存在。关于这一点，回顾一下葛兰西1932年的某一段时间在第九个笔记本（§130）中所写的评论是很适宜的：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应该被强调的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乐观主义除了是对一个人的懒惰、一个人的不负责任与什么都不想做这一想法的辩护之外，什么都不是。它也是宿命论和机械主义的一种形式。一个人往往依靠着与其意志和活动无关的因素并抬高它们，而且看起来充满了宗教般的狂热。这种狂热除了是一种外在的崇拜之外，一无所是。一种必须以理智为出发点的观念是十分必要的。唯一正当的热情是这样一种热情：它伴随着理智的意志、理智的活动和改变当下现实的丰富而实在的首创精神。 　　可以说，葛兰西的研究计划是他“理智的意志”中“实在的首创精神”与创造，但是在他能够执行这些计划之前，他需要克服许多障碍——他最终通过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它们。 　　为了开始进行他的计划，葛兰西首先不得不解决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何把他的想法记录在纸上。他必须获得钢笔、墨水和纸张，以及当局对他在牢房中进行写作的许可。因此，他在1927年3月提交了一份正式申请，但是被拒绝了，尽管进行审查的地方行政官员提供了有利的建议。葛兰西在大约一个星期后把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告诉了他的内姐： 　　我想我能够长期使用一支钢笔，而且我打算写作那些已经向你提到的著作。然而，我没有获得准许而且我也不想再坚持。因此，我只在留出的两个半或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写作，这些时间是被留出来让人匆匆书写每周的信件的（两封信），我当不能够写作札记，这意味着在现实情况下，我不能以一种有序的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进行研究。我百无聊赖地进行着阅读。 （LC，71） 　　葛兰西将这一问题放下了一段时间，他有许多其他的令他挂心的事，其中有即将来临的对他的审判，他在远方的家人的安宁以及他为适应监狱生活所做的内心斗争。他试 图安慰他的亲人和朋友：他正在非常理智地面对他的处境、他对他的困境毫不后悔、他们没有理由为他的境况担心、他已经获得了某种保持镇定的方法。他给弟弟卡洛写道：“我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这里有些人认为我是个魔鬼，有些人几乎认为我是撒旦。我并不指望去扮演烈士或者英雄。我仅仅把自己看做一个拥有坚定信念的普通人，他不会用这个信念来换取世界上的任何东西。”（LC，126）在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他在其中说明了自己如何凭借嘲讽的精神获取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有一个对牢狱和鱼缸的引人注意的对比。葛兰西坚持认为，凭借嘲讽和知识上的好奇心，即便是鱼缸里的生活也会是有趣的。“你会认为……我的生活乍看之下是那样的无聊并且一成不变地继续着。一旦一个人习惯了生活在鱼缸中，并且使他的感官适应了去接受流逝而过的昏暗的印象（同时保持一种多少是嘲讽式的视角），那么，整个世界就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形成一个拥有它自己的光辉、自己的独特法则和自身的固有进程的世界。”（LC，182）在其他的信件中，他提到自己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在最普通的事物中发现有趣因素的能力——他指出，这些品质使他的思想保持着繁忙的状态。“我拥有一种从最低级的知识产品，比如像连载小说中发现有趣事物的异常丰富的能力。”（LC，111）他在给他的朋友和共产党同志朱塞佩·贝尔蒂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用类似的语调告诉他的母亲：“我总是像一只鼬鼠那样好奇，而且我对十分微小的事物也很珍视。”（LC，184） 　　尽管他为使自己适应监狱生活的贫乏做了自觉的努力，但葛兰西一直对不能够从事系统的研究过程感到惋惜。他坚持不懈地对德语和俄语进行研究，同时，像他对朱丽娅所抱怨的那样说：“和我经常所认为的相反，在监狱中，一个人不能好好研究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技术上的和心理上的。”（LC，88）他向贝尔蒂悲叹道，要是允许他写作的话，他能够在“成千上万张索引卡片上”（LC，111）写满由其他方面的杂乱无章的阅读所激发的观察与思考。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从狱中书信里察觉到，葛兰西的思考和阅读并不像他使其看起来的那样分散。例如，如果仔细地看看他索要的书籍和期刊，就会看出某种结构——当它被置于他的计划的背景和笔记本的实际构成当中时，这种结构就会清楚地突显出来。他四处搜集那些在新书资讯方面对他有用的报纸和期刊杂志，这些新书触及到一些与他的兴趣密切相关的话题，他还同时从中剪下一些文章以备将来查阅。因此，他早就在一直收集那些最终将被吸收进笔记本中的材料。此外，1929年前，在狱中书信中简要表述过的许多评论、观察以及理念涵盖了在笔记本中详细论述的几个主要题目。所以，当他对因为禁止写作而导致“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LC，111）和“我能阅读却不能研究”（LC，176）这样的事实表达愤怒之情时，葛兰西在现实情况中凭借着可资利用的一切具有启发作用的有限资源，一直在工作中持续着知识上的努力。在一封非常吸引人的信中，他勉力完成此事的方式被充分地揭示了出来。 　　1929年春，葛兰西从马尔维娜·桑纳那里收到了几封短信，她的丈夫因为参与反法西斯活动而遭受着长期的牢狱监禁。她想让葛兰西告诉她，应该为丈夫获取什么样的书籍才能使他用严肃的学习来充实狱中生活。由于强加在信件上的限制禁止他对此作出直接的回应，因此，葛兰西在1929年4月22日致塔提娅娜·舒赫特的信中也给她写了一封仔细认真的信——他让他的内姐把它抄录下来并转寄给马尔维娜·桑纳，而且，他显然也想让这封信传送到她丈夫手里。葛兰西的这封信值得被完整地引录在此，不仅因为这是了解他如何在狱中进行研究的简明的、富于启发性的指导，或者说因为这是一个和葛兰西在与理智的瘫痪作斗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有关的、有趣的传记资料的来源，而且——尤其是——因为它就葛兰西如何研究、如何审读文本、阐释文本以及如何在他自己对文化的独特思考和对社会—政治历史的新颖解释中运用文本这些问题，向我们提供了宝贵而深入的见解。这封信让我们目睹了直接的思考与分析的过程，就像它原本发生的一样，通过这些思考与分析，产生了笔记本中的许多条札记，这些札记是以一些普通的书籍、平庸的文章、一时间的观察、随意的评论或者偶然发生的琐事作为出发点的。尽管如此，葛兰西在这封信中一直描述着他获许在牢房中从事写作之前所采用的研究方式，这是一种他从未放弃过的方式，即：他从未停止过谨慎认真地同时以一种开放的思想来细读文本，在这封信里，葛兰西向他的同志安东尼奥·桑纳界定了这种方式： 　　今天我将答复一个问题，一个我没有被直接地而是被间接地问及的问题，而且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被监禁的人来说都是普遍关注的：一个人如何避免在狱中浪费时光，而且如何通过某种方式继续研究学习？在我看来，首先，必须摒弃一种“学究式心态”并消除任何追求常规的和全面深入的研究过程这种想法——即便是在最好的环境下，这也是不可能的。现代语言学当然是最值得研究的：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就是一本在二手书店里花几分钱就能得到的语法书和一本用你所选择研究的语言写成的书籍（或许也能用一本二手的）。这并不能让人学到正确的发音，这是事实，但是却可以让人学会如何阅读，而且这当然也是一项最重要的成就。此外，许多犯人小看了监狱的图书馆。毫无疑问，监狱图书馆大都混乱无序。这些书籍被随意地放在一起，他们都来自于赞助人——他们从出版商那里获得所有因滞销而积压的书籍——的馈赠和刑满释放人员遗留下来的书籍。这里有大量的用于祈祷的书和三流小说。然而，我认为，一个政治犯必须能够从石头里抽取血液。这就是让阅读充满目的性并理解如何去写笔记（如果获许写作的话）的一切奥秘之所在。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在米兰，我阅读了一定数量的各类书籍，尤其是流行的小说，直到典狱长允许我自己去图书馆，从那些尚未被借阅的，或者，因为某些特殊的政治道德偏见而未让每个人阅读的书籍里自行挑选。我发现如果以如下的观点来进行阅读，那么即使苏、蒙泰潘、蓬松·杜泰拉伊等人也是足够有趣的，这些观点是：“为什么它总是最常被阅读和出版的文学作品？它满足了什么样的需要？它响应了什么样的强烈愿望？在这些拥有如此广泛吸引力的极糟糕的书中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和观点？”为什么欧仁·苏不同于蒙泰潘？根据他所讨论的那些话题来看，难道维克多·雨果不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家吗？而达里奥·尼科代米所写的《残余》、《冠毛》或者《飞翔》难道不是1848年晚期浪漫主义的直接派生物吗？等等。第二个例子如下。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格勒图森最近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在其中他研究了1789年之前法国的天主教信仰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他考察了那两个世纪中所有献身宗教的文学：布道书的全集、来自于不同教区的教理问答等等，并且将它们汇编成一部规模宏大的书籍。在我看来，这足以向我们展示，如果存在任何一块石头的话，那么即使从石头里也能够抽取出血液这个道理。每一本书——尤其是，如果它讨论的是历史的话——都值得阅读。在每一本十分糟糕的书中都可以发现些有用的东西……特别是当一个人处于我们这样的境况之中的时候，在这种境况里，时间不能够以通常的标准来测算。 （LC，269～271） 　　虽然他因为不能写作而感到沮丧和愤怒，但葛兰西仍然利用他在乌斯蒂卡岛、在罗马与米兰的监狱斗室中被囚禁的时光，从他所能见到的任何一块“石头”中从事抽取“血液”的工作。他“抽取”出的许多东西不仅在信件中，而且在笔记本中——在这里，他的很多早期研究成果（包括那些他在致马尔维娜·桑纳的信中提到的东西）被记录了下来而且大部分内容都被扩展充实了——都能被发现。因此，葛兰西早期的狱中书信构成了对其笔记本来说非常重要的前言，而后来的书信实际上则是刚才提到的那些笔记本的必不可少的指南。 　　在罗马审判之后，葛兰西被送往为健康状况欠佳的犯人特设的、位于都里的巴里监狱。他于1928年7月19日抵达那里。由于检察官的话在他脑海中记忆犹新——“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头脑停止工作二十年”——所以，他立马开始采取措施为自己创造条件，获取能使自己挫败法西斯政权企图使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这一诡计所必需的资源。葛兰西和对他进行审判的检察官彼此都十分了解，他们两人都很欣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式）智力劳动的极端政治效应。检察官足够了解葛兰西，因此他意识到，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正是以一位知识分子的身份给墨索里尼对全国的镇压造成了最大的威胁。换句话说，这位检察官对葛兰西为了在他的同志们中间进行反复的教育而为之艰苦斗争过的那些观点是很敏感的，这一观点就是：激进的反对派政治主张要使人面对的，远不止和已经确立的权力机关进行直接的、正面的冲突。通过把葛兰西关进监狱，国家的司法系统就使意大利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领导者和决策人，但是这位检察官暗示道：并不能把葛兰西作为一种反对派力量完全根除掉，除非同时能够成功地使葛兰西的理智陷入瘫痪的状态。对葛兰西来说，他明白，如果实践他经常宣传的那些思想，即如果他坚持全心全意的知识研究工作——他认为这可以成为富有成效的政治活动的重要准备与基础——那么他就能够不让法西斯政权彻底战胜他。除了填补心灵空虚的真实需要之外，葛兰西对确定指导其研究的工作计划的忧虑被其他的一些事情搅扰得更加厉害了。他为献身于自己信仰的宝贵事业激励着，以剩下的唯一向他敞开的方式继续着他的政治活动——通过深化对他一直以来想靠斗争去改变的那个社会的理解；通过阐明关于马克思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些观点；通过分析复杂的并且常常隐藏着的权力结构；通过思考他自己的政党的特点；通过为以后的行动构想可行的策略等等。在他的信中，葛兰西不得不避免公开表明其研究的政治性质和暗示，他用心理学上的术语来表述他的写作目的和动机，这些心理学术语并不会使监狱检察人员感到恐慌。然而，对于熟悉葛兰西早期著作的任何人来说，很明显，他的学术计划表明着他打算在狱卒的眼皮底下从事政治工作的意图。因此，葛兰西在狱中研究里选取出来进行集中讨论的大多数话题，与他在杂志文章中讨论的话题享有一种相似性当然也就不是巧合了。那些早期著作——正如其原本的那样，它们构成了葛兰西狱中札记的前身——准确无误地传达了葛兰西的理念：知识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的方式。 　　从他最早的文章到他被捕前夕正在草拟那些的短文，葛兰西持续不断，而且一再地关注为反抗压迫的社会主义斗争而进行的紧张的知识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在一篇于1916年1月29日发表在《人民呼声》上的题为《社会主义与文化》的文章中，25岁的葛兰西指责社会主义贸易联盟领导人，他们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有着长满老茧的双手和未被文化与学校的弊病所污染的头脑”的阶级而大加赞扬。葛兰西反驳道，没有文化，被剥削阶级就永远不能指望达到对他们的历史角色，或者对他们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他继续解释说，推动自由与社会变革的力量是基于一个“理性反思”的过程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场革命都是以一场紧张的批判运动、文化渗透和理念传播的努力为先导的原因……”（CT，101）在次年年末，葛兰西强力督促社会党在都灵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是葛兰西在他的整个生涯中所建议的众多举措之一，而这一生涯就是让他的同志们都致力于建立一个他经常所说的“文化的组织”，并且促进对工人们的政治教育。这种理念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而且没有能够被确立下来，但是接着发生的争论却为葛兰西提供了机会去进一步阐述他对社会主义（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对于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文化之间必然发生的关系的看法。针对葛兰西计划的最典型的一个反对理由是由贸易联盟的一位官员提出的，这位官员用L'umilissimo（最卑贱的人）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没有义务变成有文化的人，如果他们对此具有强烈的倾向，那么他们可以获得文化，但是他们应该通过利用一些手段，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件事——这些手段是具有相似习性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能够利用的。葛兰西在1917年12月24日的都灵版《前进报》上以题为《慈善事业，良好的愿望和组织》的文章做出了回应。他断言，文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能选择获取或者忽视的某种东西，它不仅仅是经济与工业斗争的附庸。葛兰西认为，他的对手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化的错误概念，他错误地认为文化意味着“对所有事物都略知一二”，然而，“我有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文化概念：我认为它是指仔细地思考，无论一个人思考些什么；然后去认真地做，无论一个人做些什么。”此外，“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因为它完善了而且具体化了思想自由的模糊概念。”与组织其他所有实际活动相比，社会主义者有责任在文化的组织上投入同样多的精力。根据葛兰西的看法，这种组织的性质赋予处理文化问题的社会主义方式以独特的特点，使它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方式： 　　资产阶级仁慈地想出了为无产阶级提供普及的大学教育这个主意。我们对这种慈善事业与团结和组织进行对比。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正是良好的愿望所要求的，如果它不会一直毫无结果和成效的话。不应该强调讲课的重要性，而应该重视具体的讨论工作和对问题的调查研究，在这种工作中，每个人都参与，每个人都贡献，而且每个人同时都是老师和学生。 （CT，519） 　　“新秩序派”——他们获得与其在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期刊名称相一致的称呼——的突出特点之一，即：对文化和教育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葛兰西。《新秩序报》把它自己称作“社会主义文化每周评论”，而且其首页上印有一条标语：“教育你们自己，因为我们将需要你们的所有智慧。唤醒你们自己，因为我们将需要你们的所有热情。组织起你们自己，因为我们将需要你们的所有力量。”正如马丁·克拉克在他对葛兰西狱前政治生涯的研究中所说的那样，《新秩序报》“作为一份由咖啡馆知识分子、带有虚浮思想并擅长新闻写作，却对任何工业或管理都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出版的浅薄期刊，它将会受到攻击——而且也确实受到了攻击。”然而，这种攻击几乎没有吓到葛兰西。通过热情地参加工厂委员会运动，他同工人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获得了工业劳动领域中的宝贵经验。葛兰西在被选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前以各种官方身份为其服务时，他的管理技能就得到了长期的历练。葛兰西总是在不同的公开讨论的场合报（纸评论、党的会议、演讲、报告等等），以不同的方式，不仅在他的同志们当中，也在所有工人和与他的事业志同道合的其他每一个人中间促进教育、文化上的准备、批判性的分析以及理论的详细阐释等工作。 　　1925年，当狂暴的法西斯迫害已经迫使意大利共产党变成一个实际上私下活动的组织时，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葛兰西建立了以传授马克思理论研究为目标的“党校”，这种传授是通过相应课程的形式来进行的。每个共产党员所期望的学习方式一样，他在一篇刊登于1925年4月1日的《新秩序报》上的文章中，阐释了“党校”的目的。像往常一样，他努力将自己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的教育理念区别开来。葛兰西坚持认为，被“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反复灌输的“客观的研究”和“公正的文化”不应该在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人们中间占有任何地位；反之，工人们为了提高他们的理论意识，为了有效地抗击敌人而获取必要的武器，就必须严肃地进行研究学习。自从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了一场斗争，“在我们的行列中，人们为了提高、为了增强个体成员及整个组织的战斗力、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敌人和我们自己的情况，以便能更好地适应针对这些情况的日复一日的行动而研究学习。学习和文化，对我们来说，除了是理论知识以外，什么也不是，这种理论知识属于我们当前和最终的目标，属于我们能够成功地将其转变为实际的方式。”（CP，49—50）为了寄出两批学习材料，这个“党校”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这两批材料中都包括由葛兰西撰写的长篇导论性文章。这一冒险活动失败了，因为想通过邮件分发这些材料而不吸引安全机关的注意并且不提供给他们搜捕异见人士的简单方法，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由于警察镇压和国家支持下的恐怖统治对所有反对墨索里尼的政党都造成了危害，解散了他们的骨干队伍并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失败主义情绪，因此葛兰西的著作逐渐集中于两个重要的问题：对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具有帮助作用，并且能够让它作为一种独裁统治而变得根深蒂固的意大利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条件；意大利共产党通过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理智细密的分析，通过加强工人们的政治意识，通过与其他被剥削群体（尤其是农民）建立同盟并通过对党的理论立场、策略、目标的一致表达而巩固党的团结，从而把自身组织成为一场有效的反对派运动的迫切需要。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葛兰西一再地返回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确信，首先，如果想完全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导致它兴起的漫长历史以及使它继续执政成为可能的那些复杂因素；其次，如果想达到对领导权的特点、组织结构的类型、政治意识的程度、战斗行动的形式、文化干预的模式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在成功地战胜法西斯主义并实际地追求夺取政权之前所需要的群众基础这些问题的有用的理解，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被仔细地调查研究。 　　在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政治领域的分析、对党的策略的讨论和对社会主义目前与未来任务的描述中，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心地位再没有比《南方问题的诸方面》这篇未完成的文章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了，这篇文章是他被捕前刚刚草拟的。这篇文章视野广阔，把最重要的论题展开分析，又联系在一起，并且至少暗示出了葛兰西思想——一种关于复杂的关系网络的思想——的总体轮廓，这种关系网络通过由认同的产物，也就是由知识分子赋予它的合法性而将政治经济力量与文化权威联系起来，以建立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稳固持久的社会秩序。《南方问题的诸方面》初步地包含了葛兰西思想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来他在《狱中札记》里详细论述了这些部分，而且他也因此而更著名。特别是他的关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理论和他的领导权概念（尽管“领导权”这个术语，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论，只在其中出现过一次）。葛兰西非常理解他在这最后一篇不完整的文章中所达到的见解的重要性，以至于向塔提娅娜·舒赫特描述说，他的“永恒的”工程就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最初概述的内容的扩展补充与详细阐述。可以有把握地说，《南方问题的诸方面》，除了以其自身的重要性对社会政治理论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外，同时也是《狱中札记》的序言。但是，在关于“南方问题”的文章首次提及的思想获得造成一场重大突破的使人信服的力量之前，仍然需要进行大量具体的工作和耐心的思考。葛兰西明白这一点，并因此忧心忡忡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 《狱中札记》的构成与组织 　　在葛兰西刚刚到达都里监狱的那些日子里——从罗马开始的令人难受而且使人衰弱的旅途搞得他的身体精疲力尽——他便开始打听，为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牢房使他能够从事写作，应该从谁那里获得什么样的许可。当他1928年8月13日给弟弟卡洛写信时，他已经在新的监狱中度过了一个月，他指示卡洛，“以我家庭成员的名义（以母亲和你们的名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让他们采取措施使我能够被安置在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牢房里……在你们的申请中要强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过去的工作使我很难在一个满是令我难受的病人的牢房里阅读研究；而且要询问，如果被单独关押，我是否能够获准拥有纸张和墨水，以便使我能够投身于对文学的本质和语言学的某些研究工作中去。”（LC，221—22）不久后，他移居到了一个单独的小牢房中。在他的信件里，他一直敦促卡洛致力于为他争取狱中写作权利的事务。同时，他也做出安排，开始收集整理他那四散的书籍，并且使他订阅的杂志转寄到都里的新地址。最终，在1929年2月14日，他告诉塔提娅娜·舒赫特：“不久，我就又能够拥有在我的小牢房里进行写作的必要工具了，因此，我作为一个囚徒的最大愿望也将得到满足。”（LC，248）在他的下一封信中，他告诉他的内姐不要给他寄书了，因为“既然我将能够写作，那么我就会制定一份研究计划并且向你索要所需的书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就不需要任何书籍了。”（LC，251）从葛兰西最早写的那些信开始，他就想实现他所表达的愿望：开始工作和研究，而不仅仅是阅读。 　　葛兰西在一个普通练习本上的头两页，简要地说明了一些类似于研究计划的东西。在首页的上方，他写下标题：“笔记本一”，紧随其后的是它的起始日期：“1929年2月8日”。研究计划包括16个编着序号的标题（其中最后一个标题很可能是不久后添加上去的），它们被列在“主要论题”这个总题目之下。这个总题目里涵盖了葛兰西的四个研究领域——它们是葛兰西在1927年3月19日写作的那封“永恒的”书信中简要说明过的——中的三个领域，即：知识分子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大众文化，其中缺少的是对皮兰德娄戏剧的任何涉及。但是，作为一组集聚着他的不同兴趣，并且对他的阅读给予某种指导的中心与话题，葛兰西在这个笔记本中所记录的最初的内容并不是完全的研究计划。所有在首页中被列出的话题在笔记本中都被探讨过，有些还比其他的更为深入，除了“8）狱中生活的经历”这一条外。（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与他的书信相反，几乎完全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是自传性资料的内容）然而，这份列表仅仅在最低程度上暗示出了葛兰西所要从事的研究种类。例如，略过它之后，则是大量的话题，它们占据了笔记本中——包括“笔记本一”自身——某些最重要的篇幅，像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洛里亚主义、对布哈林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等等。这份列表完全没有使读者对紧随其后的许多札记那不连贯的特点和支离破碎的结构，或者相反，对札记写作过程中，建立在他所列举的话题和一道被介绍的其他话题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做好心理准备。但这份最初的列表显然体现出葛兰西对历史、文化以及他的文化概念所涵盖的广阔领域的特别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记本一中的头几页点出了葛兰西狱中著作最为突出的特点。它们同样优先关注那些葛兰西给予特别注意的，而且后来明确地体现在所有笔记本中的话题，包括知识分子（笔记本十二）、流行文学（笔记本二十一）、天主教运动（笔记本二十）、民俗学（笔记本二十七）、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笔记本二十二）、新闻业（笔记本二十四）和语法（笔记本二十九）。 　　葛兰西对文化的兴趣与其政治学之间的联系，在开头列出的“主要论题”中并非立马就能看出来（我说“立马”是因为通过思考才能看出，比方说，属于大众文化的那些题目反映出葛兰西的政治倾向），的确，在整个列表中，缺少任何一个明显的政治话题都会作为一件怪事使人感到吃惊。然而，与其说这是一件使读者感到迷惑的怪事，不如说它将提醒读者们想想葛兰西身处其下进行写作的条件。狱卒对他所做、所写的一切都保持着警觉的监视。每当他准备下笔写作时，监狱的批准以及他在都里填写在笔记本上的典狱长的签名就会浮现在他眼前。这并没有阻止他研究和写作他所认为重要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不得不谨慎行事。比如，他用伊里奇指称列宁，用勃朗施坦指称托洛茨基，在其他例子中，他通过创造性的迂回说法、类似的伪装的修辞手段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葛兰西以写下“主要论题”列表而开始了第一个札记本的写作。第二天，葛兰西写信给塔提娅娜·舒赫特：“由于我现在能在我的小牢房里从事写作，所以我会大概记下那些对我有用的书籍，并且偶尔将书单寄给书店。由于我拥有了一个笔记本，所以我想根据一个计划进行阅读，并对某些话题进行更为深入的钻研，而且我已经不‘贪婪地阅读书籍’了……你想到了吗？我现在正在自己的小牢房里写作。眼下我只通过翻译些东西重返写作实践；其间，我也整理我的思想，使之有条理。”（LC，253）几个月中，葛兰西只是从俄语、德语书籍中进行翻译工作，为此他使用了不同的笔记本；他告诉他的妻子，朱丽娅，这一工作平复了他的紧张心情并使他感觉到更好了一些。同时，“笔记本一”中“主要论题”列表后面的那些页仍然是空白的。葛兰西并不特别急于开始写作，他依旧在脑海里构思能够集聚其思想的计划或方案。1929年3月25日，他写信给内姐：“我已经决定，首先集中精力撰写关于以下话题的札记：1）19世纪意大利历史并对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与发展予以特别的关注；2）历史理论及历史编纂学；3）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LC，264）构成“主要论题”列表的十六个题目现在被缩减成为三个，但是葛兰西仍未开始写作他的札记。一旦他在1929年6月的某个时候开始写作，他的知识视野竟是那样广阔，即使他自己那雄心勃勃的预想计划也限制不住。 　　1930年5月前，葛兰西就已经在笔记本一上写满了158条札记，它们长短不一，而且论题的范围广阔。这些札记中的绝大多数所讨论的问题在后来的笔记本中得到了更多的回应。实际上，笔记本一中整整三分之二的札记最终都被葛兰西勾画掉了，因为他把它们放入了后来的笔记本中（通常是以修改过的形式）。这个笔记本的一些札记内容来源于他早期著作中所阐发的那些理念和观点。关于阿希尔·洛里亚的札记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类似地，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札记，它们使人想起《南方问题的诸方面》这篇文章中的某些段落。虽然它们使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与先前的著作联系在了一起，但这些各种各样的札记却并没有裹足不前，相反，这些札记集聚了那些获之于过去的思想见解，并且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深远而广阔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深入于意大利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结构，深入于知识分子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作用。尽管它具有零散性和异质性，但是“笔记本一”表现出一种思想上非凡的丰富感。在其中，可以发现致使葛兰西的一些概念得以形成的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这些概念是他最为重要和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如，领导权和消极革命。当他完成笔记本一的写作时，葛兰西已经完全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了，他的著述工作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进行着。 　　差不多在葛兰西用完笔记本一的同时（也许是在这之前），他开始在三个新的笔记本上进行写作。从前面的这一点可以看出，葛兰西同时在几个笔记本上写作，经常在没有用完一个本子之前就使用新的本子，同时又继续在他已经使用着的那些本子上写作。有些笔记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完全写满了，而其他的则包含着那些被写了超过两年或许更多年的札记。葛兰西在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中就写满了笔记本三中的158个页码。当他1930年10月完成它的时候，他仍然在写作笔记本二和笔记本四，并且继续这样写了一年。同月，他还开始写作笔记本五。笔记本六和笔记本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葛兰西自己对卡尔·马克思的德文版选集所做的意大利文翻译）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开始被使用，但札记仍然被写在笔记本二、四和五当中。对这么多笔记本进行统一汇编——只有当葛兰西由于身体的衰竭而完全放弃他的计划时，才会停止对这些笔记本的写作——使得清楚地确定年代顺序变得极端困难，不仅是单独札记的年代顺序，甚至也有笔记本自身的年代顺序。根据它们的创作时间顺序来严格地编排和再现这些札记，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然而，与此同时，也不能够简单地忽视这些札记和笔记本之间的时间关系，因为葛兰西在狱中的写作是其思考与阐释的复杂过程的记录与产物，这种思考与阐释是在一段时间内展开的。这种未完成的过程本身是很重要的。葛兰西的思想不是一个有着清晰可辨的开头、中间与结尾的线性论述的过程；它们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能够单独使读者获得感悟的断章残篇。葛兰西自己对组成其札记的各种要素的安排与重组，构成了他整个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葛兰西借以深化其思想、充实其概念的主要论述方式之一。从许多方面来看，狱中札记的手稿都是一个迷宫。为了出版的目的而对手稿进行的编排，自然让它们——依据选用的编排原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读者少了一些迷惑，但那也仅仅是一个表面性的好处，如果它使读者忽略了这座迷宫中的错综复杂性。那么这种好处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缺点。 　　葛兰西对多个笔记本的同时使用，是对其计划的快速演变、对他所提出要考察的问题的大量分支与内涵，以及对他身处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写作的反映。他采取的写作程序中所涉及的因素是繁多而复杂的。他的兴趣广泛而多样，但是在他进行著述的过程中，他研究的各个方面变成了彼此关联的整体。他的作为整体的计划和达到该计划的一般方法并非十分系统化，但是他的阅读、研究以及札记写作，却是在一种规范与秩序感的支配下进行的。在他获得狱中写作权之前的许多个月里，葛兰西将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重新思考那些他在狱中收到并阅读过的期刊中的问题。在研究大量期刊的时候，他对一些文章、书评、文告和其他问题都做了评注和摘录，他或者觉得它们很有趣，或者想对它们发表评论，或者认为它们在以后的某个时期会对他有用。当他已经开始笔记本的写作时，仍然对期刊进行相同的操作。那些由他对期刊的阅读产生的札记会在几个不同的笔记本中被找到，而且不可能总是能够确定，为什么它们被放在某个位置而不是另一个位置。 　　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札记来源于单独的一个论题，比如Nuova Antologia这个论题在笔记本二和三中都能被找到，但这两个笔记本没有一个是专门用于某个特定论题的。不同的笔记本中也存在着许多类似的摘录的重叠，这些摘录是从其他期刊那里得来的。葛兰西很可能由于材料组织上的原因，把特定的材料放入特定的笔记本中，这些原因并不能够从外部迅速地辨识出来。也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葛兰西正使用着当时立马能得到的无论哪个笔记本进行写作。在都里监狱中，葛兰西时常得不到他的所有笔记本——它们连同他的书籍被存放在一间储藏室里，而且他每次只能被允许索求其中极为有限的几本。 　　葛兰西在不同的笔记本中对材料进行的编排并不总是顺从于明显的逻辑，但它也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头脑中的总体设计当然是复杂的，并缺乏稳定性，而且其界限一直在变换，尤其是在早期的阶段。然而，大约在他完成第一个笔记本的写作的同时，或者在这之后不久，葛兰西开始思考，留出某些笔记本，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用来对特定的主题进行写作。所以，尽管他给笔记本二定名为“杂记”，并且像未题名的笔记本三那样（它和笔记本二不同，而和笔记本一享有紧密的相似性），用它撰写了涉及大量无关的或者关系不甚紧密的话题的札记，但是葛兰西开始写作笔记本四的时候，以明显的意图将它一分为二，这一意图是：至少将后半部分用于写作能够归在一个特定题目之下的一组札记。很难完全确定笔记本四中每一条札记确切的创作次序和这两个部分是否开始于同一时间。毋庸置疑的是，笔记本四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按照专题组织在一起的，整个第二部分（大概还有它之前的十五至二十页）从一开始就转向了特定的目的，而且葛兰西有意地选择把某些札记放置在其中，而不是放在他能够得到的其他笔记本的杂记集里。1930年4月末或5月初的某个时候，葛兰西在笔记本四中间那一页的顶部写到：“哲学札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且在下面写到：“第一辑”。后面的篇幅，直到札记手稿的结束，全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解释和探讨相关。单独的札记彼此之间并非紧密相连，它们没有包含一个系统化的阐述。然而，它们全部都包括在后来的笔记本中，在那里它们成为了对哲学的、批判的和理论的话题更加全面的论述的一部分。笔记本四的首页也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单个话题的札记。在标题“《地狱篇》中的坎顿十世”下面，葛兰西集中了一段时期内关于原文解释问题的札记，正像狱中书信和笔记本一中的“主要论题”列表所证明的那样，这一问题引起了他的特殊兴趣。他制定了一个超出其设想的，实际上是独立的、自足的计划——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两者都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并且是正确的——这一计划能够提供一种对但丁《地狱篇》里的坎顿十世的独到见解，并通过这种解释向克罗齐式美学的重要特性提出挑战。在手稿中，把属于“《地狱篇》中的坎顿十世”的札记与以“哲学札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第一辑”为题的那一页隔开来的部分，则被用于撰写各种杂记，其中包括一些关于知识分子、教育以及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的特别重要的长文。 　　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不在笔记本一列出的“主要论题”之中，但是从札记创作的最初阶段开始，它们就作为引起葛兰西特别兴趣的领域而同时出现。可以确定，早期的笔记本中也包括大量与诸如知识分子、大众文化和19世纪意大利历史这些论题有关的材料，这些论题葛兰西在他开始写作之前，就已经明确地宣称要好好地进行研究。哲学札记以许多方式和那些讨论其他论题的札记相联系，在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例如，哲学札记中关于克罗齐的全面论述不能够完全从对知识分子和意大利历史的讨论中分离出来。同样，对布哈林的唯社会学论所做的理论批判——它也在“哲学札记”之中——和札记中其他地方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持续抨击也具有许多联系。但是，认为葛兰西按照专题来编排札记的最初的（尽管只是部分的）努力应该包括留出一大块篇幅收录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零星思考，这样的看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对这些思考的重要性的强调，在笔记本七和八中被进一步加强了，紧接着的那些部分，葛兰西再次把它们分别留给了“哲学札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第二辑”和“第三辑”。 　　葛兰西在极短的时间内设定的研究范围，以及他的研究引导着他进入其中的研究领域的多样性，使得葛兰西有必要决定把哲学思考集中放置在一个单独的、总体性的话题之下。他试图同时探索不同的道路，并继续进行他的不断扩展的计划。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问题给他带来了许多烦恼：一方面，他越深入地钻研这个课题，就越清楚它的各种后果，以及它对于整个历史研究中其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的巨大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条件限制，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以这个课题所要求的那种严密性来对它进行探究。虽然葛兰西从未怀疑过，知识分子研究对他想做的其他几乎任何研究来说具有核心地位，但他的书信显示，他曾摇摆不定，这种摇摆发生在为了多少以系统化的、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研究而制定计划，与对自己从未能够比已经着手的那些研究前行更远而感到绝望这两种心情之间。1930年11月17日，他致信塔提娅娜·舒赫特： 　　我已经确定了三个或四个主要话题，一个是18世纪以前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全球性作用，这可以被分成几个部分：文艺复兴和马基雅维利等等。如果我有机会查阅必要的资料，我相信，一本真正有趣的和史无前例的书籍就会被我撰写出来。我说是一本书，仅仅是指，它是一定数量的专著的导论。因为问题在不同的时段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自己，而且我认为需要返回到罗马帝国时代。（LC，378） 　　8个月后（1931年8月3日），散见在不同笔记本中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已经变得更为全面而充分了，而且得出了对诸如国家理论的引人入胜的新思考，葛兰西沮丧地向塔提娅娜·舒赫特吐露说： 　　可以确定地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研究与工作的实际方案了，这自然是注定要发生的。我本来已经打算思考某一组问题，但是这些思考在某些方面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文献搜集的阶段，一个著述和阐释的阶段，这种阐释需要有许多藏书才能进行。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浪费时间，但是我再也没有巨大的兴趣朝着既定的总方向前行了，至少目前是如此。我想给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最大的兴趣之一就是确定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中的某种特征。这一兴趣，一方面起自于探究国家概念的愿望，另一方面起自于了解意大利民族历史发展的某些方面的愿望。即使将它局限于最低程度，这项研究依然难以应对。有必要回到罗马帝国以及它所造就的第一批“世界性”（“帝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研究神职人员的基督教会的形成，是它使帝国的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这一遗产符合于欧洲等级制度的形式，等等。我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18世纪，也就是教会与国家对司法权进行第一次斗争之前，谈论意大利“民族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直到意大利知识分子成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之前，他们一直起着一种普遍性的、非民族性的作用（要么为教会，要么为国家），作为技术人员和专家，他们帮助组织其他民族国家，并向全欧洲提出，要做‘管理人员’，他们没有聚合成民族中的一个类群，或者说民族阶级中的一个特殊团体。——正像你能看到的，这一话题将引出一整套的文章，但是它需要一个完整的学术计划——我的其他研究也与此相同。你一定还记得我在大学获得的严格的文献学训练渗透给我的——很可能是过度的——那些方法论上的顾虑。（LC，459—60） 　　除了展示出葛兰西从事研究时所面临的困难之外，这两封信还揭示出了其著作最重要的一些方面，并对理解有助于使笔记本成形的那些要素贡献很大。首先，它提供了对葛兰西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一般方法的简要说明，和它具备的广阔的历史视野。第二，它们能够使人看到——尽管是简略地——头七个笔记本中许多看似不相干的札记实际上和对知识分子有计划的研究多么紧密相关——许多关于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教会—国家关系、启蒙运动的后果与民族主义兴起等等是同一幅马赛克画上的许多个部分。第三，它们使葛兰西所发现的国家概念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之间的关系变得明确，从这些联系中申发出葛兰西对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领导权的大部分创造性分析。此外，它们还帮助澄清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概念，他们的不同种类以及他们的态度立场这些问题。总而言之，这些书信明显地体现出，知识分子问题的各个方面在葛兰西整个的政治—学术事业计划中所占据的优先的、甚至是核心的地位。最终，这两封书信证明葛兰西面对的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异的任务，以及为什么他有时对自己从未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而感到绝望。 　　在上面提到的第二封信中，葛兰西举出了至少在当时使他放弃自己计划的两个因素。在他不能得到存放于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各种资料以前，而且除非如此，他就不能够使他的工作取得更多的进展；他在任何情况下对文献学上的完整性的重视，不允许他在没有通过文献证据证明自身观点的情况下，从事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其中还包括着第三个因素，葛兰西那时正在经历一个精神压力与身体衰竭的特别困难的阶段。在他写了1931年8月3日那封信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体内大量出血。自然，他的工作效率略微减慢了一些——但是，必须相对地理解“减慢”，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在1931年年末之前，葛兰西已经差不多写完了七个笔记本，并且即将进入第八个笔记本的写作。事实上，放弃知识分子研究——这项研究构成了他的几乎所有研究的核心——的想法只是糟糕的健康状况造成的一时的结果，这并不是说，那阻止葛兰西严肃地进行研究——它有望为葛兰西开辟出如此令人振奋的历史与理论的界域——的条件没有使他深深地感到沮丧，而是说他的适应能力战胜了他被囚禁于其中的悲惨处境。从他被关押的时候开始，他就用自己已经采取过的相同的方式来面对困难，即：利用他的知识资源和自律精神来集中思想，并制定能够使他继续其著述的对策：“从石头中抽取血液”，尽管他身处于一切约束之中。他的新对策的主要部分在引用的两封信中表现了出来，在前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准备一个“对一定数量的著作所做的导论”的可能性，而在后一封信中，他表示如果给他机会，他将写出“一个完整系列的文章”。装在他心中的这类文章在笔记本八的首页上被简略地进行了阐述。在同一页上，葛兰西还表达出哲学以及方法论上的顾虑，他曾对塔提娅娜·舒赫特提到过这种顾虑，并把它看作一种阻碍其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 　　在《狱中札记》的总体结构中，笔记本八意味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关头，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葛兰西似乎本来打算把这个笔记本用于两大块单独的、以专题形式组织起来的札记。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最终，三分之一的篇幅被用于以“哲学札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为题的第三辑札记。笔记本的首页上也写有一个标题：“对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的零散注释与笔记”。然而，在此题目之下，并没有符号§，该符号是葛兰西按照习惯标记每一条札记的开端时采用的。相反，这个标题后面紧跟着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只能被描述为，是葛兰西对其计划进行评价与重新阐述的一份具有内在涵义的记录。这份计划至少要涉及到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第一页的前半部分包括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札记的本质的断定、强调了它们的暂时性特点、它们的局限以及其中某些内容错误的可能性。葛兰西写到，“这些札记也许会产生一些独立成篇的文章，但是不会产生一部全面而有机的著作。”然而，他同时也强调，他并不打算只是编纂出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内容纷乱的杂录，或者“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目的在于填补所有可能的与可以想象出的‘理论空白’。”这是葛兰西在笔记本中第二次较为详细地谈论到其札记的暂时性特点，以及它们可能包含的错误。第一次出现在一条补充说明性的评论里面，它位于一条关于关于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的札记末尾，这条札记写在笔记本四的“哲学札记”第一辑之中（§16）：“请仔细看这个结论。总地来说，请记住，所有这些札记都是暂时性的，而且是作为产生自笔尖的东西被写下来的：它们必须被详细地审视和检查，因为它们毫无疑问含有不确切之处、年代错误、必然包含着错误行为的错误方法等等，这是由于，这些札记仅仅拥有一种暂时的备忘录的功能。”将笔记本八的第一段与笔记本四中的早期评论区分开的，首先是它的这样一种地位，即：作为开头的提示与关于其后所有内容的具有劝诫性质的声明；其二，是它对一个特殊话题——在此处是指知识分子的问题——的论述性质：既非大杂烩式的杂录，又非完整或统一的著作。”类似的一种“提示”也在笔记本十一的首页中被突出地呈现了出来——其文字几乎是从笔记本四的补充性评论中一字不差地摘录出来的；而且，当然，笔记本十一的主体部分中包含着对大量材料的整理与综合并不是偶然的，这些材料最初是草拟于那三辑“哲学札记”之中的。（草拟于这三辑中的其余札记大多数被收集在笔记本十中）。在笔记本十一中，这些札记出现在“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导论及起始部分的札记”这个总标题之下。然而，由于它的编排，笔记本十一首页上的具有劝诫性质的声明类似于笔记本八开头的段落，而且两者的效果与动机与笔记本四中所作的那些评论十分不同，它们拥有比题外话更多的内容。此外，在所有笔记本中，葛兰西在许多时候都明确地提出要核对、检查、重新审视他已经写过的东西。但是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对暂时性特点与主导着笔记本八和笔记本十一的不完整性的突出强调，表明葛兰西当时正表达着他的一种极其特有的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于他的一项决定，即：开始以专题的形式来组织至少几个笔记本的内容。他想给予他的札记以某种秩序，想对激增的想法与四散于几个笔记本中的材料保持一种控制。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打心眼里担心，唯恐通过给予札记内容以一种有秩序的外观，或者清晰的条理而使札记成为完成的，或者近乎完成的著作，并因此产生错误。当葛兰西重新思考其札记写作的步骤、重新评价整个研究的形态、当前的状况，以及对其研究的未来指导时，当他将要开始以专题名称来组织一些笔记本中的某些材料时，葛兰西的这种先入之见会如此公开地展现自身当然就不是偶然的了。他在文献学上的顾忌无疑是这种先入之见得以产生的首要原因。然而，他已经遇到了错误地处理其著作的潜在危险，这些著作在他对马克思的研究中从未打算出版，而且这很可能是他对自己的著作谨慎认真的另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这也很好地成为了这样一个例子，即：葛兰西创作札记的自我经验，使他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未完成的、或者说，他身后文章所具有的那种疑难的特点）实际上，第一辑“哲学札记”中的第一条就和对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以及从他的手稿中汇编而成并在其死后出版的著作进行区分的重要性有关。在这条札记中——它作为题目是“方法的问题”的札记，以略微改动的形式重新出现在笔记本十六中（§2）——葛兰西比较详尽地讨论了在处理未完成的材料时必须采用的严格的步骤： 　　此外，在同一作者的著作当中，必须把他完成的和出版的著作，与那些未出版的著作区分开来——因为它们是未完成的。对于后者的内容，一定要非常谨慎地对待：它必须被看做是不确切的，至少是没有既定形式的；它必须被看作是仍然处于阐释过程之中，仍然具有暂时性的材料。（4，§1） 　　在笔记本八的首页上关于札记暂时性特点的导论性声明之后，立刻紧接着一份“主要意图”的长长的列表，也许正是由它们产生了有关知识分子的札记。这份列表包含着一个广泛的话题范围（一共有二十个话题），它展示了知识分子问题的各个方面，而这一问题是葛兰西已经思考过，并在当时发展至其顶点的问题。这张列表里的某些题目与笔记本一中列举的“主要论题”中的几个题目是一致的，尽管并不总是完全符合，比如：“1870年前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发展”、“连载小说这种流行文学”、“民俗学与常识”、“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天主教运动史”等等。“主要意图”列表中的其他题目，比如“改革与文艺复兴”、“马基雅维利”、“学校和民族教育”、“世界大战之前B·克罗齐在意大利文化中的地位”、“中世纪的市镇：国家的经济社团时期”、“洛里亚主义”等等，与分布在前七个笔记本中的许多札记的标题，或者至少与其主题是相一致的。通过准备这份列表，葛兰西做出了一个有效的决定，即：在他的大量札记中，哪些部分属于，而且能够被整合在一个（或几个）专门用于讨论知识分子这个总话题的笔记本中。“主要意图”的目录中绝不包括葛兰西已经写出来的札记里所讨论的所有题目，但是它充分地显示，葛兰西对知识分子问题所做的深入研究的范围已经变得何等广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他的著作进行评价并且创造一种能够使他继续写作的方法又是何等的重要。 　　在“主要意图”列表的末尾、笔记本手稿第二页上方这个位置，葛兰西写到“附录：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他肯定打算增加其他话题，这些话题与他的知识分子研究相关，但却并不直接地作为其中一部分。另一份列表位于笔记本八的第三页手稿上，它很可能写于“主要意图”列表稍后的时间里。这份题为“主要类别”的列表由十个小标题组成，他们全部被标上了下划线： 　　1、知识分子。学术的问题。 　　2、马基雅维利。 　　3、百科知识和文化话题。 　　4、哲学研究导论和对《社会学通俗手册》〔即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札记。 　　5、天主教运动的历史。天主教的整体论——耶稣会士们——现代主义的教徒们。 　　6、各种学术札记的杂录（过去与现在）。 　　7、意大利复兴运动（从奥莫代奥的《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时代》的意义上来说，但特别强调更为纯粹的意大利主题）。 　　8、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大众流行的文学（文学札记）。 　　9、洛里亚主义。 　　10、关于新闻业的札记。 　　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那样，这张列表的几个题目恰巧与笔记本一中“主要论题”列表里的题目相一致，不然就是与仅仅出现在笔记本八的头两页上，并且与“主要意图”列表中有关知识分子那一部分的题目相一致。没有必要去在这些不同的列表之间建立确切的联系。在这最后一份列表里进行的，是葛兰西为组织他的材料而概括另一种方法的努力。有趣的是，紧随这张列表之后的是164页札记。这一想法公布于该笔记本首页上方的文字当中。葛兰西由于某种原因，放弃了把笔记本八的第一部分用于写作“对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的零散注释与笔记”这样的想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坚持这样的观念，即：在札记中建立某种秩序，或者将某些笔记本用于特定主题。为了防止他的整个计划落空，对笔记本中间的材料进行重组，是他既想做又需要做的事情。他在1932年2月22日写的一封信中对塔提娅娜谈到了这个情况： 　　对于我写的那些关于知识分子的简单札记，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他们四散于一系列混杂着其他各种札记的笔记本中，而且我应该首选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并按照顺序来编排它们。这项工作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因为我频繁地患头痛病，它使我丧失了必要的专注。从实际的角度来说，由于我必须在其中工作的条件与限制，也使得这项工作任务十分困难。如果你可以的话，请寄给我一些笔记本，但是不要像之前寄给我的那样太大，而且不便使用，你应该选择常规尺寸的笔记本，就像在学校中使用的那种，没有过多的页码——至多40—50页——这样它们就不会逐渐变成混乱的、大杂烩式的杂录。我想得到这些小笔记本，严格地将它们用于重新编排这些札记、按照话题把它们分开，并使之条理化的目的。这将使我打发时光并将帮助我获得某种理智上的秩序。（LC，576） 　　于是，他继续前行。 　　笔记本八之后的大部分本子，实际上，都具有独特的样貌。从1932年初到1933年末他从都里出发之间的这段日子里，葛兰西开始在九个不同的新笔记本上进行写作——这九个笔记本中的其中四个：笔记本九、十四、十五以及十七，都含有杂记——同时他仍在笔记本八和一些早期的笔记本上写作札记。但是，笔记本九中也含有大量汇集在“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札记”这一题目之下的札记。笔记本十七被明确地定名为“1933年杂记”，而笔记本十五却以下面的叙述而展开：“这个笔记本开始写作于1933年，而且没有考虑到特定笔记本中主题与札记的分类。”所有这些葛兰西在都里的最后两年中开始写作的笔记本，都是葛兰西所说的“特定笔记本”，即，它们当中的每一本都用于一个特定的话题，如下所示： 　　笔记本十：“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 　　笔记本十一：“哲学研究导论。”该标题并未写在笔记本上，但是葛兰西在笔记本十中明确地以此题目来指称这个笔记本。 　　笔记本十二：“关于一组讨论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的简要注释。” 　　笔记本十三：“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简要笔记。” 　　笔记本十六：“文化的话题Ⅰ”（这个笔记本的大部分内容很可能创作于1934年，葛兰西移居到福米亚之后） 　　包含在这些笔记本中的大量材料都源于早期的札记。然而，在进行详细阐述与重新编排的过程中，葛兰西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地深入，他的整个计划的总特征也获得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尽管它从来都不是稳定的，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性也变得逐渐明显起来。 　　当葛兰西在这第一组特定笔记本上进行写作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到了肉体与精神完全崩溃的边缘。1932年8月29日，他向塔提娅娜·舒赫特坦承：“我已经到了抵抗力崩溃的边缘了，而且我不知道将会有怎样的后果。”（LC，665）与此同时，为了获取对他的开释，各种各样的努力都在进行着，但是法西斯当局并不会心软，除非葛兰西自己承认失败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递交争取宽大处理的申请书。不论其处境多么可怕，葛兰西坚决拒绝屈服。1933年3月7日，他几乎全面崩溃。两周后，一位对他进行诊断的医生宣称，如果葛兰西仍然在都里监狱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那么他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为葛兰西的开释所做的斗争尖锐化了，它主要是通过由斯拉法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倡议进行的。葛兰西自己请求被转移到别处，而最终，他被告知，可以转移到位于福米亚的圭西萨纳医院。他于十月离开都里，在茨维塔维奇亚监狱的医院度过了几周后，于1933年的第一周内抵达福米亚（他仍然是一个处于警察持续监视下的囚犯）在两个月内，他在笔记本上又重新开始了他的著述。 　　在福米亚的日子里，葛兰西开始写作如下的十二个笔记本，它们全部与先前在各种计划中列举出的话题有关： 　　笔记本十八：“尼可洛·马基雅维利Ⅱ” 　　笔记本十九：葛兰西并未给该笔记本命名，但它的第一条札记是这样开始的：“两组研究。一组关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时代，第二组关于意大利半岛先前的历史。”它的内容几乎是专门讨论意大利复兴运动的。 　　笔记本二十：“天主教运动——天主教的融合论者——耶稣会士们——现代主义的教徒们” 　　笔记本二十一：“意大利民族文化的问题Ⅰ：大众流行的文学” 　　笔记本二十二：“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 　　笔记本二十三：“文学批评” 　　笔记本二十四：“新闻业” 　　笔记本二十五：“历史的边缘。底层的历史” 　　笔记本二十六：“文化话题Ⅱ” 　　笔记本二十七：“对‘民俗学’的思考” 　　笔记本二十八：“洛里亚主义” 　　笔记本二十九：“语法研究导论的札记” 　　在这最后一组笔记本中，除了其中一本以外，其他的几乎全部都是从最初草拟于图里的那些笔记本中建构出来的，但是正如此前的特定笔记本那样，原文中添加的部分、详细的论述，以及重新的编排都是十分重要的。例外的是笔记本二十九——它的九条札记完全是原创的。葛兰西从他被捕后一开始的日子里，就已经打算从事语言研究。他在“主要论题”列表中反复提到他的打算，但是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时间深入这个课题。最终，在福米亚，他回过头来去研究他最初酷爱的一个知识对象，即：语言学。笔记本二十九以及其他所有写于福米亚的笔记本都只是部分地被使用着；实际上，其中许多本仅仅包括几页札记而已。在同一时间里，葛兰西仍然往早先就开始写作的笔记本中添加札记；笔记本十六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它的大多数内容（也许是全部内容）创作于葛兰西在福米亚期间。 　　尽管在福米亚，他的居住条件明显要比在图里监狱舒适得多，但葛兰西的健康状况仍然极端危险。1935年6月，他遭受了严重的病痛折磨，并在不久后被转送到了罗马的库苏马诺医院。离开福米亚之后，葛兰西对他的笔记本就没有再添加过任何内容。大量不完整的和零散的计划被放弃了；葛兰西已经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他不能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他的大脑并没有像他的迫害者所希望的那样停止运作，但是他已经被残酷地损害为一个身体上遭受摧残的人。然而，葛兰西的最后两年并非是平静的。在此期间，他写给家人的信是非常令人心酸的文献资料，它给我们呈现出一幅葛兰西性格特点的浮雕画，这种性格特点在笔记本中自然是不容易看到的，特别是他对孩子们的影响以及对他们智力与道德发育的兴趣。 　　葛兰西死后，默默无闻了很久。在狱中札记被运送到莫斯科之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流亡领导人一看到它，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是，只要法西斯主义继续掌控着意大利，或者掌控着战争来蹂躏欧洲，他们就什么也做不成。1939年至1943年间，只有少量简短的文章是关于葛兰西的，其中一篇是由马里奥·蒙塔格亚纳写的并发表在《国家工人》（1942）上，当时它是在纽约出版的。蒙塔格亚纳的短文中，首次公开暗示了葛兰西狱中札记的存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一返回意大利，即使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十分迅速地开展起出版葛兰西狱中札记的计划，尽管许多编辑工作还需要完成。1944年4月30日，即葛兰西逝世7周年的时候，后来被确立为意共领导人的陶里亚蒂为《团结报》的读者提供了一份对“葛兰西的书面遗产”所做的总体说明，并宣称出版这些笔记本的准备工作正在良好有序地进行着。两年后，即1946年4月，负责第一版葛兰西手稿的编辑菲利斯·普拉托内在陶里亚蒂创办的期刊《新生》上对狱中札记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像陶里亚蒂一样，普拉托内也把这些笔记本称为葛兰西的书面遗产。普拉托内文章的副标题，暗指着在后来引起特别关注的，札记中的一个方面——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历史。 　　署名为葛兰西的第一本书（即：《狱中札记》的第一个版本）出版时，恰逢葛兰西逝世十周年。一年后，六卷本《狱中札记》中的第一卷出版了，最后一卷于1951年问世。对于第一个版本的札记来说，手稿中的材料是按照专题来分类的，采取的是葛兰西自己对特定笔记本进行编排时所显示的方式。这六卷本的题目，按照出版顺序依次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1948）；“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组织”（1949）；“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及现代国家的札记”（1949）；“文学与民族生活”（1950）；“过去与现在”（1951）。在为出版狱中札记而进行准备的过程中，最初的编辑团队选择只使用那些札记的后一种版本（这些札记在手稿中存在两种版本），创作的年代顺序显然由于专题性的编排特点而被忽略掉了。同样地，一些札记也被删节了。这些编辑者的决定使得葛兰西的著作更易于阅读，并且使它们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更易于接受。然而，从文献学与政治学两者的角度来说，最初的编辑者们使他们自己遭受了抨击。正如他们从出版发行的版本中删掉某些札记的政治动机那样，他们所采取的方法的准确性也受到了质疑。在那些抨击共产党对第一版狱中札记手稿材料进行处理的人当中，许多都怀有他们自己的磨得光亮的政治利斧。最常提出的控诉之一就是，葛兰西手稿中的材料被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处理，是为了使他以一副列宁主义者的样子出现，而不是如其所是。当然，这些批评只是盲目的争辩，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第一手的知识，或者说没有直接接近原著的机会。然而，正如它所证明的，对共产党在准备葛兰西狱中札记的版本过程中取消或者删节重要资料的控告，是被严重夸大的，而且并不是特别能够成立的。在任何情况下，围绕着文本自身所进行的大部分有政治目的的辩难，以及文献资料方面的争论最终都被瓦兰提诺·盖拉塔纳筹备编辑的这一《狱中札记》的精良版本所平息，这一版本是为葛兰西研究院编辑的，并且于1975年出版。 葛兰西的方法 　　除了政治上和文献上的争论之外，仍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通过阅读这样一个《狱中札记》的版本——它尽可能准确地再现了最初的手稿中的内容——将获得什么？在这篇导论文章的剩余部分，我将解决这一问题。我的目的是揭示仔细研究葛兰西思考方式的重要性、他的札记的年代次序、他分析与写作的步骤和方法、他的计划所经历的变化与转折、他介绍的种种细节、他所做的重大修改的那些小字、他对材料的安排与重组，甚至还有他的整个工作的不完整性本身。我将通过集中关注一组观念的发展轨迹来试着从事这项工作，这些观念首次岀现于笔记本一最开始的一小组札记中，它们看起来并不怎么重要。 　　1929年7月至10月间，葛兰西在笔记本一中记录和收集的各种纷杂的想法与材料中插入了如下的评论： 　　居维叶的小骨头。与前面的札记相联系的评论。龙勃罗梭问题。有时，由一只老鼠的小骨头就能再现出一条海蛇来。（I.§26） 　　每当遇到这种意义多少有些含糊的札记，完整版《狱中札记》的读者很可能对它匆匆一瞥就继续往下阅读。因为尽管它在文本中出现得很早——它们位于手稿的前二十八页当中——然而同一笔记本中，位于它们之前的却是一些俏皮话、姓名目录、插入的简单评论、从里瓦罗尔那里抄录来的格言警句，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材料。所以，读者完全明白，这些大量互无关联的零散材料仅仅是一部暂时的备忘录，当它们在后来的文本中被详细地加以阐述，或者被放在具体的上下文（这一上下文将揭示，它们如何在葛兰西整个的计划、结构以及发展历程中与之“相称”）中时，也许就会获得意义。如果考虑到狱中札记不寻常的特点，就会发现，不可能迫使任何一个读者，甚至是一个专注的读者，去描述其中包含的每一个细小片段的含义，毕竟，这里面对的并不是一部小说，或一部精心撰写的、在其中预示了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多多少少准确而有序的意图的“科学”著作。然而，与此同时，读者们在阅读完整版本的札记时，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至少是对交织于札记中的主题思想的总体认识；因而，他们倾向于（尽管只是暂时的）在比如像“领导权”、“文化”、"知识分子理论”等等一些容量大的范畴中，为每一个不固定的片段安排它们的位置。 　　然而，“与先前的札记相联系”这个短语会让人暂停片刻，因为在这里，“先前的札记”含有对阿希尔·洛里亚的一些更为奇特的著作所做的概述。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现代读者来说，阿希尔·洛里亚的名字并不意味着太多的内容，甚至根本不意味着什么，除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想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和附录中针对他所做的猛烈抨击。但是，一个对葛兰西的著作稍稍熟悉的读者会知道，那些最晚写作的笔记本中，有一本是用于讨论“洛里亚主义”的，它就像“布雷夏尼主义"一样，是葛兰西作为一种手段建立起的一类主题，能够使他把某些类型的知识分子归为一类。所以，尽管在笔记本一的首页上题写的“主要论题”列表中既未提到洛里亚，也未提到洛里亚主义，但是不难看出，题为"洛里亚主义”的札记与笔记本最开始列出的两个论题，即：“意大利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他们的发展与立场"、“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之间的联系。就像用“布雷夏尼主义”作为一类文学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动立场、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对已逝秩序的怀恋以及民粹主义使得他们变成了日后压制人民的、正统的、极端保守的耶稣会士、通俗历史小说家和辩论家的安东尼奥·布雷夏尼的翻版——的常用标签那样，“洛里亚主义”也被用来代表那些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粗陋的实证主义、乐观主义、错误的思想以及不谨慎的学术研究，在经济学教授阿希尔·洛里亚的著作与生涯中得到了极好地（而且是令人发笑地，如果不就其广泛影响而言的话）反映。和“阿希尔·洛里亚”有关的这条札记紧跟在讨论“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的第一条札记之后（这一系列札记散落于整个《狱中札记》里面）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这条札记的主体部分包括一份书目清单以及对它们的简要说明，这些书目证实了洛里亚对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的强烈偏好。紧随其后的是贝奈戴托·克罗齐对洛里亚所做的一些评论。这条札记的结论是，洛里亚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反常的现象，而且对他的气质秉性的分析可以被成功地推而广之，并将许多其他的知识分子囊括在内： 　　洛里亚不是一个畸形的个例：他是一定时期内，某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系列代表人物中，鼓完善和理想的样本；一般说来，他也是那些讨论工人问题、认为自己多多少少在深化、修正或者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实证论知识分子的样本。［……］总而言之，洛里亚主义是我们国家某种类型的文学与科学著作的特点（这在克罗齐的《批评》、普利佐里尼的《呼声》、萨韦米尼的《团结》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且它与落后的文化组织，因而也与约束与批判的缺失有关。（I.§25） 　　“居维叶的小骨头”这则简短的札记，以两种方式对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较长的札记进行了补充：它提出把附加的切萨雷·龙勃罗梭归入被认为是”洛里亚主义”的这一类知识分子当中，它还提出，“洛里亚派”的“科学”方法类似于一些被误导的古生物学家们所采用的方法，他们对靠经验得来的证据的误用，导致了错误的、甚至是奇怪的结论。这种看法完全可以被看作与葛兰西那广为人知的、对任何沾染着实证主义色彩的事物的极度反感相一致。然而，如果暂停下来，更深入地思考“居维叶的小骨头”以及围绕着它的札记，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是对实证主义以及它在知识上的代表人物所做的猛烈抨击。 　　即使在最初写作这些札记的阶段，人们也能够注意到对不同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类型所做的区分。布雷夏尼主义者是一些新闻写手、小说家、随笔作家、批评家；简单地说，就是形形色色的文人学士。而一般说来，洛里亚派则是社会科学家。但是，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使得他们互相区别。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们都是反动派，不管他们是否自诩为高等文化的捍卫者或一种民族主义和恋旧的民粹主义代表。相形之下，洛里亚派认为他们自己是进步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包括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菲利普·图拉蒂）积极地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经常擅自增补或者删削马克思主义思想。当然，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在思想上与布雷夏尼主义和洛里亚主义两者都有联系的杰出人士助长了一种知识上的，或者最好说是文化上的环境，这一环境为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条件，并帮助它维持自身。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个关于洛里亚派的特殊方面，需要对它进行单独的、特殊的分析；这一分析将揭示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如何影响了大多数左翼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这种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会带来何种后果。紧接在“居维叶的小骨头”之后的一条札记证实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意大利左翼社会学关注犯罪行为的倾向。龙勃罗梭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是该派别的组成人员，这些人似乎对科学做了最极致的表述，这一倾向是否与此事实有关？还是说这是1848年的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如休，等等）抑或与这一寧实有关，即：在意大利，这些人被大量血腥的犯罪行为所震惊，而且他们认为，如果不首先‘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就不能做更深入地研究？（I.§27） 　　虽然关于布雷夏尼主义和洛里亚主义的札记很明显都隶属于“意大利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他们的发展及立场”这个总题目，但同样清楚的是，在笔记本一的首页中已经出现的“知识分子的派别”这一题目，开始获得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更为详尽的说明。 　　人们注意到，讨论“阿希尔·洛里亚”、“居维叶的小骨头”、“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的三条札记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札记组，它们区别于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的材料（接下来的两条札记与“自然法”和“对历史主义之中的变化的讽刺”有关。相反，这两条札记的后面跟着另外两条讨论洛里亚派的札记）同时，在这一组札记里，人们发现了一种从特殊到更为一般的运动。作为阿希尔·洛里亚的一些最为奇怪的理论文献资料而出现的内容，导致了“洛里亚主义”这一表述的诞生，以解释某种类型（一般所认定的左翼的，或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与心理；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被认为采用的是居维叶那背离正道的的科学方法；最后，意大利左翼社会学与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之间关系（及其历史）的整个问题被展示了出来。 　　在较为详细地思考这些片段之后，《狱中札记》的读者大概就会进一步看出，在笔记本的最初几页里简要提及的问题是如何被详细阐述的，是如何与后来的札记中提出并讨论的问题编排在一起的，以及在后来按照专题编排的“特定”笔记本的许多情况中，是如何以多少具有系统性的方式被收集和重组在一起的。实际上，我刚刚在上面引用的三条札记，都以稍微改动过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完整版本的《狱中札记》结尾之前——所有这三条札记并不是出现在同一个笔记本中。对这些札记的内容所作的更改和对它们的重新排列，乍看起来都显得不很重要，更确切地说，对于某些人——这些人为了直接比较的目的，从较早的版本跳跃到后来的版本中——它们可能看起来只有相对很小的重要性。然而，对于这一大堆片段有心的读者来说——他们已经仔细地查看了好几百页内容，以便把这三条札记的最初版本与最后的版本区别开来——它们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是因为获得了某种极好的解答，不是因为情况变得清楚明朗，而是因为被修改过的札记反映出这一必然没有定论的计划所包含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复杂性，而这些被修改过的札记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 　　我一直在讨论的这组札记中的第三条，当它重新出现在笔记本二十五中，出现在《狱中札记》结尾前时，保留了它的疑问的形式（标题除外）： 　　§科学主义和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人们应当考察意大利左翼社会学致力于研究犯罪行为的倾向。龙勃罗梭以及他的许多最‘杰出的’追随者们——他们在当时似乎对科学做了最极致的表述——是这个左翼派别的组成人员，而且他们因为专业上的曲解和特有的难题而产生影响，这种倾向是否和这个事实有关？或者说，这种倾向与1848年的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是否有关？（休和他那精心撰写的关于理想化的刑法著作）或者，它是否和这样的事实有关，即：在意大利，某些知识分子派别被大量血腥的犯罪行为震惊，而且它们认为，如果不首先‘科学地’（即，中立地）解释这一‘野蛮’的现象，他们就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25,§8） 　　变化似乎很小——这条札记处理的仍然是和先前一样的同一组问题，即左翼社会学与科学实证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身显现在犯罪学学术话语中。然而，焦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因为被修改的这条札记现在和另外两条札记分离开了，并被放置在题为“在历史的边界上”这个按照专题编排的笔记本的新语境中。 　　实际上，声称重新安排“科学主义与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这条札记的位置就意味着焦点的转换并不完全正确。确切地说，它产生的是对各种问题间关系网络的扩展与深化，这些问题是在充斥于笔记本之中的大量片段中被提出来的。因为讨论科学主义和晚期浪漫主义的札记——后来的那一条与早先系统阐述过的那一条内容一样多——仍然要求对意大利左翼社会学话语的系谱进行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确定这一话语的准确源头，而是在于使它历史化，并且丰富人们对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他们的发展与立场这些问题的理解；这样一种研究必须保留对洛里亚主义现象的研究——不是研究它那貌似进步或者左派的政治学与反历史的科学实证主义相混杂的学说中，最为古怪的那些方面——这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这项研究并不停留于一种对于话语结构本身的研究：它还讨论这种话语以及使用它的个人对意大利唯物主义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强烈影响。切萨雷·龙勃罗梭（1835—1909）通常因为所做的一种改进而被人们记住。这种改进是在处理囚犯的过程中，由他对犯罪学的"科学”研究带来的。在葛兰西的札记中，他的名字极少被提到，但是他与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流派（他们的名字散见于整个札记当中，而且总是和洛里亚主义联系在一起）相关，他的实证主义观点与理论对意大利的政治文化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和倒退的影响：除了其他方面，他们提供“科学的”合理性并有助于让一种决定论的（而且是宿命论的）理念持久化，这种理念认为某一类个体（比如说，罪犯）以及某一类群体（特别是南方人）天生地，也就是从生理学上来说，是“野蛮”和原始的。这种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阻碍了人们建构一种对压迫的历史进行阐释的可能性——生理学作为对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一种解释替代了政治权力和独裁统治。换句话说，通过把“罪犯”的不安分，把“南方人”的桀鹫不驯，把“品德败坏”或者“非理性的”普罗大众的言语行为归咎于反历史性质的生物决定论法则，实证派社会学家们定义了他们自己关于底层群体的历史。 　　切萨雷·龙勃罗梭——这些社会学家的典型代表和洛里亚派之后的著名人物——不仅出现在笔记本二十五：“在历史的边界上”（底层人民的历史）的最后一条札记中，也出现在它开头的段落里，这一点是完全相称的。第一条札记的话题是大卫·拉扎雷蒂，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宗教派别的克里斯玛型领袖，该教派活跃于1870年的托斯卡内，那是一个经济极端困难和普遍动荡不安的时期。切萨雷·龙勃罗梭在他的《疯癫与反常的人》这本书里对拉扎雷蒂的论述引出了如下的圆括号中的评论： 　　……（这是时代的文化习惯：人们把领袖孤立起来并把自己局限在撰写他的病态的传记中，频繁地采用那些未被证实的，或者能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的出发点，而不去研究一个集体运动的源头以及它之所以广泛，之所以拥有集体性的原因。对于一个社会精英来说，底层群体的构成成分中总是包含着与之有关的野蛮和病态的东西。）（25,§1） 　　人们不禁要再次注意一段评论，它是由一个非常明确、具体的细节所引发的——那就是，龙勃罗梭在把拉扎雷蒂看作是病态的或者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对他进行的描述——这一评论是对文化的历史、精英主义的话语实践、底层群体的边缘化进行更加广阔的思考的起点。这种从特殊转向普遍是《狱中札记》里大量内容的特征。很少有与此相反的情况，即：先假定一种普遍原理，然后利用这种普遍原理来理解特殊。而且，当片段，或者一些特殊的信息，或者由具体的思考引发岀某些普遍的或概括性的深刻见解时，普遍原理并未获得一种给予特殊事物以稳定的意义，同时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超越性理论的地位。普遍原理和概念自身从来都不是完成或被完成的，它们总是处于与其他普遍原理和概念的不稳定的、日益复杂的关系之中；它们总是显示出不同的综合性联系，但从未确定出一个最终明确的综合体系，而且它们总是要求回到特殊的细节和片段，这些细节和片段保有它们的历史特殊性，尽管它们产生出了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则在一个越来越密集且比先前更加广泛的、不断变换的关系网络中与另一个概念相联系。 　　通过对第一条专门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札记与后来的那个版本——它占据了题为“洛里亚主义”的特定笔记本的最初几页篇幅——进行比较，就能揭示出笔记本中关于特殊和一般之关系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在较早的版本中，该札记冗长的开头提供了关于洛里亚书籍目录的信息，以及对这些至为奇异的书籍所作的说明。然而，在该札记的初稿（1929）与第二稿（1935）相互孤立的年月里，一份关于洛里亚著作的文献目录已经由路易吉·伊诺第——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知识界和政界的名人——汇总并出版了。从该目录中捜集到的资料现在补充并修改了一些记录在较早札记中的信息，这些信息显然是葛兰西靠记忆记下来的。（这种借以使甚至极小的文献细节得到谨慎记录的细致与专注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然而，伊诺第的文献目录不仅是一个检查并核对文献细节的工具；由它产生出了一段总体性评论，这段评论成为了这条札记剩余部分的导言： 　　§我记录了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在其中人们可以发现阿希尔·洛里亚的主要的‘奇异之处’。（我凭记忆回想起：现在有一份路易吉·伊诺第汇编的‘阿希尔·洛里亚的文献目录’，它是作为1932年9月至10月第5期《社会改革》的增刊出版的；［我的］这份列表显然是不完整的，而且也许遗漏了那些比我所记录的更为重要的‘奇异之处’。伊诺第的努力本身是有意义的，而且，由于它强调洛里亚的科学‘尊严’，并在同时代年轻读者之前不可避免地把所有洛里亚的著作等量齐观，这样便使人产生了一种洛里亚完成了一大堆‘著述’的幻想：在这个数量文化的时代完成了884项著作。对于这种努力，伊诺第理应成为洛里亚主义者名单中的荣誉成员。此外，还应被强调的是，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伊诺第应对洛里亚的‘奇异之处’负责，而且应该专门就这一点写作一条札记。）（28,§1） 　　现在不需要解释，这条札记的最初版本所添加的部分如何扩展了洛里亚主义的领域以囊括它的传播途径与合理性，也不需要解释在《狱中札记》的其他部分中，它如何将这整个现象同对知识分子在文化组织中的作用的思考联系起来。但是，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并不多余，即：伊诺第的文献目录——一件通常被当作意识形态上“中立的”，而且以客观的证明标准来评判的学术工具（它是完整的吗？它准确地传达出所有必要的信息了吗？）——并没有逃离批判的审查，即便它被当作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使用着。这种批判的审查准确地揭示出批判的严肃性与严谨性的缺失，而这正是运用像文献目录这样看上去“单纯”的工具所进行的汇编的特征。这样的“缺失”和“单纯”体现为复杂性的基本要素——通过放弃他的批判角色，通过佯装站在他的“科学的”汇编对象之外，这个权威的学者（伊诺第）评价并促进了一大批著作的传播（洛里亚以及洛里亚主义者的著作），而它本身是通过一种学术上的粗疏并缺乏批判严谨性的方式被描述出来的。这种类型的活动所由产生的知识分子立场，其后果是非常多的，而且绝不限于意大利这个地方，这一点在同一条札记的结论部分变得清楚可见。 　　在被修改过的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这条札记中，在最后两段话里重复了最初版本中发生的由特殊向一般的转变，但却具有显著的差异。洛里亚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后果,以及更重要的，一种使洛里亚主义成为可能的文化批判约束力的缺失，现在被看作是全欧洲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意大利的特点。“阿希尔·洛里亚”这条札记的结论段经过全面的修改和阐释，因为这些段落考虑到了自从它们初次被写出之后五年间瞬息万变的发展。 　　洛里亚不是一个畸形的个例：相反，他是一定时期中，某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系列代表任务里面最完善和理想的样本，一般说来，也是那些讨论工人问题，多多少少认为自己在深化、修正或者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实证论知识分子阶层的样本。但是，应该被指出的是：每个时期都有它自己的或多或少成形的，或者完善的洛里亚主义，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希特勒主义已经表明，处于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明显统治之下的德国，郁积着一种极端荒谬的洛里亚主义，它已经突破了官方的外壳，并作为一种新的‘官僚主义’的科学概念与方法而大行其道。洛里亚能够存在、写作、著书立说、自费出版书籍和学术巨著一点儿也不奇怪：经常有关于永恒运动的探索者和出版《解放耶路撒冷》续篇的堂区神甫。但事实是，他成为了文化的栋梁，一位‘大师’。而且他‘自发地’找到了大量的拥护者——这就促使人去思考批判堡垒的脆弱性，即使在正常状态的时期里，也存在着这种脆弱性。人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对于像洛里亚这样受到相关力量支持的人来说充满了不受控制的激情的时代，打垮每一个堡垒并改变知识分子文化环境——这一环境仍然脆弱，而且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要摆脱它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是多么地容易。 　　只有在今天（1935）,在对希特勒主义统治下的德国‘文化’的残酷性和空前恶名予以展示之后，一些知识分子才明白现代文明（在它的所有必然矛盾的表现之中）的脆弱，这种脆弱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公元1000年之后），并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与以‘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而为人们熟知的思想运动中获得了统治地位。由此产生了像乔治·索雷尔和施本格勒等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他们用令人窒息的和毫无生机的空气填补了文化生活。（28,§1） 　　如果人们想写出一篇对该短文的详细评论，那么最终当然要涉及笔记本中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大多数主题思想，涉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显著作用，涉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人们可能还要将这篇短文和其他讨论洛里亚的札记与讨论布雷夏尼主义的札记、与某些讨论意大利顶尖知识分子（文化的“泰斗”）的其他札记结合起来，以摆脱狱中札记的零散性，从而重新建构一项针对有助于法西斯主义兴起并使之持续发展的文化状况的详细研究。然而此刻，我想仅仅关注记录在这篇短文中的两种思考，它们在这篇短文早期的（而且是更加短小的）版本中已经出现过了，但现在看起来它们具有更加深远的含义：（a）一个值得注意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了方便，把他们称为洛里亚派）的实证主义，这些知识分子关注工人问题并且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马克思。（b）洛里亚派在学术上的粗疏以及混乱，这表明整个文化中缺乏批判的严谨性与严肃性。这种严肃性和严谨性的确是被科学性的外观所掩盖了，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或者说，它至少没有被完全限制住）上层领军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是文明的最后保卫者——的指责。在讨论洛里亚主义的札记中（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提出了许多关心的主要问题，其中之一是：低劣的思想、不切实际的理论、批判的粗疏以及普遍的知识上的不负责任并非右翼的、反动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独有的特点，它们已经影响了进步的、左翼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从笔记本中进行的详细具体的分析里，人们发现不可能把反动派单单归咎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人们应该意识到的更重要的东西是，社会党人以及在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更确切地说，是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够提供一个条理清楚、具有说服力的、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即：他们不能够有效地表现一种相反的文化——因为他们自身就缺乏严谨性，而且从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中不加鉴别地采用某些方法与范式。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据在伪科学的“唯社会学论”中被找到了，它是一种未经检验的实证主义，许多札记都把那种软弱无力的歪曲归咎于它，这种歪曲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提出了那些马克思主义流传最广的无益的变体。在“居维叶的小骨头”这条札记修改过的版本中（在笔记本二十八中那条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经过扩展的札记后面，这条札记曾经简要地出现过），两个与实证主义社会学互相关联的主要问题被明确地确定下来： 　　§居维叶的小骨头。对于居维叶的原理的阐述。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是居维叶，而且，特别是‘社会学’，不能够与自然科学相比较。在自然科学中，专断的和奇异的普遍原理是更有可能的（而且对实际生活也更为有害）。（28,§3） 　　就这一点而言，该札记的这一版本清楚地展现出，在早期的构想中，哪些内容已经被暗示出来，尽管是隐晦的；也就是说，那种伪科学的洛里亚主义导致了某些结论，它们和由对科学方法的错误应用产生的结论一样奇怪。然而，这里还表明了另外一点，在对居维叶原理早期的再现中，这一点并未出现（至少不是明确地），但是在整个笔记本中它却以大量变化的形式被反复地表现出来——即：“社会学”的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包括着，对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来的方法论的不加辨别与批判的运用。对于认真看过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社会学体系》所做的全面、详细并且尖锐的批判的读者来说，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占据了笔记本中的一大部分。（在俄文版中，布哈林的书被起了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教程，葛兰西一直称它为Saggio Popolare——即：《通俗手册》）在"居维叶的小骨头”这条札记的修改过的版本中，关注那把“社会学”这个词括起来的一对引号也是很重要的。此前，“社会学”这个词已经获得了特殊的含义，并且变得与洛里亚派和布哈林二者的理论及方法论紧密相关。虽然，布哈林从来不是洛里亚派那一伙人的成员（甚至不是像路易吉`伊诺第那样的一位荣誉成员），但在笔记本中的几个例子中，他的思想被直接比作洛里亚的思想（比如，参见笔记本十一，§21和§29）。所以，尽管“居维叶的小骨头”被放置在“洛里亚主义”这个笔记本中，但是它概要提出的批判性研究却具有一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岀了在洛里亚主义这个题目中所讨论的知识分子派别的特殊性。实际上，由对“居维叶原理”的提及而间接引起的争议和难题中，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葛兰西所说的“实践哲学”的目的是什么。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对等起来，并且以一种授予社会学——这是一种在明显的实证论和机械论的观念下貌似科学的“社会学”——以优先权的方式来描述历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导言里，布哈林对科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述，他写道： 　　在社会科学中，有两个重要的分支，它们不仅仅思考社会生活中的单个领域，而是思考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换句话说，它们不关心任何单独的一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着手研究社会的整个生活，关注一切种类的社会现象。这些科学中的其中一个门类就是历史学，另一个门类就是社会学……历史学考察并描述现有的社会生活在某个时代、某个地点如何流变……社会学则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提供答案，比如：什么是社会？各类社会现象（经济的、法律的、科学的等等）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应该如何解释它们的演化？社会的历史形式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形式继另一种形式而起这样的事实？等等。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普遍（抽象）的。它经常被叫做其他的名称，比如：‘历史哲学’、‘历史进化论’等等。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布哈林不仅仅确定了论述的范围，这两门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的任务。根据他的方案，社会学为历史学安排了计划；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步骤与目标是由社会学预先决定的。这在下一个段落中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由于社会学揭示人类进化的普遍法则，因此它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而起作用。例如，如果社会学确立了政府形式依据经济形势而定这个普遍原理，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在任何一个既定时期中，准确地寻求并找到它们的关系是什么。而且必须说明他们具体而明确的表现方式（HM,14）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语句中变得有些模糊，它似乎暗示着社会学依赖于由历史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历史学为得出社会学的结论和总结社会学的普遍原理而提供材料，因为这些结论不是纯属捏造的，而是源自于历史上真实的事件。"然而，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清楚地表明，是社会学指引着历史学而不是相反：“社会学转而构想出一种明确的立场，一种调查研究的手段，或者如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实际上，这意味着，即便在社会学从历史学那里获得材料之前，它也已经知道存在着支配历史的法则；因此，根据这一方案，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总是采用由社会学业已提供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而这种方法将确保历史学总是导向对普遍法则的发现与证实。这一观点在布哈林对序言所做的结论中被进一步强化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拥有一个明确的地位，它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历史学；它是社会的普遍理论以及它的进化法则，即：社会学。……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历史学的一种方法，这绝不有损于它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通常一门更为抽象的科学会为较不抽象的科学提供一种立场（方法）。这里的情况与此相同……（HM,15） 　　在《狱中札记》里，针对布哈林提出的主要的反对理由是：虽然布哈林声称要阐述一种“实践哲学”的“真正的”理论，但是他从未提供过“在实践哲学的名目下为人们普遍知晓的，前后一贯并且具有逻辑性的哲学概念（其中许多概念是虚假的，来源于一些毫不相关的原因，而且这些东西必须被批判和揭露）”相反，他脱离了“社会学”本身,制造了一种哲学——实践哲学。然而，社会学“是以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为先决条件的,社会学是从属于其中的一个部分。布哈林的社会学也不例外；事实上，他的社会学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之上。”与其说布哈林将历史唯物主义确认为世界上独立的、真正革命的、非传统的概念，不如说他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一种预先存在的哲学（即：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一种由霸权文化产生的哲学。 　　社会学试图创造一种历史一政治科学的方法，它独立于业已详细阐释的哲学体系，即进化论的实证主义之上，社会学已经反其道而行之，但只是部分地。社会学因此变成了一种独立的趋向，变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变成了一种依据自然科学模式所建构的标准，对历史与政治的事实进行概要描述与分类的企图。故而，社会学尝试着以某种方式，“根据实验”来抽取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这种方式和人们确定地“预言”未来是一样的，人们也是以同样的确定性来预言橡树会从橡子中生长出来这一事实。庸俗的进化论是这种社会学的基础，它不能够了解其从量向质过渡的辩证原理。（11,§26） 　　布哈林的错误与洛里亚派的错误相类似：他受到了自然科学的束缚（令人注意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布哈林甚至转向自然科学寻求证据，证明“突变”或者“剧变”这种革命性事件并不违背进化理论的真实性，而且在这方面提到了居维叶的“突变”论——他把这种理论描述为“幼稚的”。）在“居维叶的小骨头”这篇札记中所做的评论可以被当作针对布哈林的整个方法的指责来阅读。首先，"社会学不能被类比为自然科学"，因此，人们不能够用“橡树从橡子中生长出来”这种方式去描述社会的发展，也不能够像古生物学家运用居维叶的原理，从一块骨头中复原出恐龙那样去建构历史。其次，社会学对自然科学原则的错误应用导致出那些“奇怪的”结论，它们具有有害的实际后果。讨论洛里亚和洛里亚派的札记提供了有关实证主义社会学后果的大量例证。然而，在反布哈林的一连串札记中，人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实证主义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效用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的评论。其中有一篇题为“实践哲学向一种社会学的退化”是一篇相当长而且非常重要的，并且涉及各种重大理论问题的札记。首先，我想从中引用一个段落，该段落最直接地讨论了由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所引起的危害： 　　而且，一旦被用于构想行动的前景和计划，统计法则向政治科学及艺术的扩展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在自然科学中，［统计］法则只会产生谬误和差错，它们可以被进一步的研究很容易地改正；而且，无论如何，在一个将以真正的灾难而告终结的政治科学及政治艺术领域中，它们只能让每一个运用这些法则的科学家显得更加荒谬，而这场灾难则会带来无可挽回的危害。实际上，在政治学中把统计法则作为一种本质性法则来运用（它不可避免地起着作用）不仅是科学上的错误，而且也成为了行动中的实践错误；此外，它促成了思想上的懒惰和体系上的肤浅。应被指出的是，政治行动的目标恰恰在于把多数人从顺从的状态中唤醒；即：破坏大量的法则。那么这样的法则怎么能够被认为是一条社会学法则呢？（11,§25） 　　这篇札记接下来解释了实证主义社会学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相冲突。决定论哲学（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是促成顺从的因素，它使群众易受个别领袖超凡魅力的影响，这些领袖永远维持对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机械地齐一化。相反，“群众的党”要通过提高批判意识去推翻“自然的”秩序。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把群众设想为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一场根据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展开的机械论戏剧中无意识的演员；这些法则使得某些人引人注目并授予他们特权，正是这些人声称发现了那些法则并且在他们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僭取了领导的权力。 　　对布哈林的批判不仅延续了遍布于葛兰西著作中对实证主义的抨击，而且也延续了他的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为了使群众能够获得批判意识而对教育群众这一需要的强调、他的反教条主义和根本的民主主义，以及最重要的：他对“现代君主”（而且，因此连同他对马基雅维利的论述）——共产党的特点及作用的全面论述，单从这一段就能看出，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这条独特的札记还证实了，在整个札记中表现出的对历史持续不变的关注。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对社会学家中的龙勃罗梭派所做的评论，他们对异常行为的解释回避了底层群体历史的可能性。的确，这则札记有助于让人更充分地理解这样一条众所周知的结论（它在《狱中札记》中反布哈林的篇幅里也能被找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短语时，人们应该记着强调第一个词：“历史的”，而不是强调源于形而上学的第二个词。（11,§27） 　　实际上，“实践哲学是一种社会学的退化”这篇札记强烈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退化的社会学观点，源自于它未能充分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这一点应该为马克思主义的畸形化，以及由它的可能是正统的（比如布哈林）以及不那么正统的（如洛里亚派）信徒所制造的奇谈怪论负责。 　　这种退化［从实践哲学向一种社会学的］代表着那种已经被恩格斯批评过的退化趋势的形成（在致两位学生［约瑟夫·布洛赫和海因茨·斯塔肯贝里：1890年9月21日和1894年1月25日］的信中，这封信发表于《社会主义学者》Sozialistiche Akadetniker［1895年10月1日和15日］,还在于它把世界的概念缩减为一组机械的公式，这组公式给人一种把历史的整体都装在口袋里的感觉。这已经成为那些轻浮的“天才们”创作浅薄的新闻急就文章的主要动机。（11,§25） 　　换句话说，这些“社会学家们”以居维叶对待一块块骨头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在这—整套方法论原则的支持下，他们在预先确定的总体中把每一项事物都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由于他们误认为他们的机械论公式就是历史本身，所以就不存在任何历史经验，任何他们处理其特殊性的历史事件。由历史研究发现的每一项结论仅仅用于补充细节，并证实总体图景的准确性。这就是当哲学与社会科学被体现于居维叶原理中的同一种“自然主义”支配时，所发生的情况。（葛兰西并不那么反对居维叶的理论；准确地说，是对科学概念的滥用和无用激起了他的批判的怒火。） 　　同一篇札记中接下来的几句话阐明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实践哲学不是社会学而是历史学，而且适用于它的方法论不应源于自然科学，而应源于批评和阐释的领域，即：“文献学”。 　　实践哲学奠基于其上的经验是不能够被图式化的；历史本身是无限变化与多样的，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使‘文献学’成为弄清楚特定事实的学术方法，并且使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般方法为人所理解，这也许才是那些作者们所应该做的；正如在［布哈林的］《手册》第一章［实际上，是‘序言’〕中非常简略地提及的那样，这些作者否认从实践哲学中建构一种社会学的可能性，并断言实践哲学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论文当中（这种被十分草率而粗鲁地提出的结论当时是错误的，而且看上去像是唯名论与哲学上的怀疑主义的奇怪的新形式）。否认人们能够建构一门社会学——它被理解为是一门社会科学，即历史与政治的科学，而且不同于实践哲学——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产生一种对实际观察资料所做的经验主义汇总，而这些观察资料将拓展传统理解之下的文献学的范围。虽然文献学是一种方法论的表现，它能弄清并详细说明具有独特‘个性’的特定事实的重要性，但并不能排斥确认某种更加普遍的‘趋向法则’的实际功用，在政治学中，这种法则与统计法则、或者大量帮助某些自然科学进步的法则相一致。有一点没有被强调，即：只有在大多数人对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无动于衷，或者假装无动于衷的时候，这种统计法则才被采用。（11,§25） 　　在同一条札记的第一个版本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文献学之间的关系被描述得甚至更为简洁：“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就是历史本身,对特定事实的研究，‘文献学’……‘文献学’是特定事实重要性的方法论表现。这些特定事实被认为具有具体而明确的‘独特性’。” 　　根据布哈林的看法，历史是一种活动，是一个由社会学法则指导的研究领域；作为—种研究模式，它是社会学的侍女。相反，在葛兰西的札记中，历史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几乎被完全分开：实证主义社会学讨论脱离活生生的历史经验的普遍抽象法则，而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则是打破那些绝对法则，超越它们并确保人类具有创造自己历史的可能性。因此，在同一则札记中，紧接着断言道：由历史唯物主义所设想的政党（“共同的有机体”），不是从用数量表示的社会学产生的统计法则那里获得关于群众思想感情的认识；相反，它是“通过‘积极并有意识的共同参与’，通过‘同情’，通过直观的特殊情况的经验，通过一个人们或许能够称之为‘活生生的文献学体系’来获取这种认识的。”（11,§25）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是无用的；只是说，它的观点需要被审查，它的整体性力量不得不丧失其合法性，对它的使用应该被小心地加以限制，它的“科学”结果必须经常接受历史的批判而不是相反的其他方式。在以“文化的论争。居维叶的小骨头”为题的札记的另一语境中，葛兰西讨论了社会学的有用性。在这篇札记里，社会学被以一种积极的眼光予以看待，但这只是因为它仅仅被当做构建前提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对普遍事实进行公式化表述的工具。它那源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仅在当它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候，而且在它应用于自然现象的时候。此外，社会学被公正地放在历史的从属地位上，它会对历史进行补充，但永远不会取代历史。 　　居维叶的关于身体各个有机部分相互关系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人们可以从其中的一颗微粒［假设它自身是完整的］重构出整个身体来——是，为了准确地阐释他的思想，就应该仔细地重新考察居维叶的原理）当然应该归入法国的思想传统，归入法国的‘逻辑’当中而且应该与动物一机械原理联系在一起。没有必要去考察这种原理在生物学中是否完全有效；这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例如，人们可以回想鸭嘴兽，它的结构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等等）。抛开比喻的说法，人们应该考察，这种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社会学中是否正确、有用并且具有成效。答案似乎是明显而肯定的。但是人们必须清楚：对过去的历史来说，相互关系的原理（像类比的原理那样）并不能替代文献资料，也就是说，除了假定的历史之外——这一历史是可能的，但却是假定的——它不能够提供任何东西。然而，谈论政治行动和谈论那些用于可以预见的事物，用于提出可能的假设和预期的相互关系原理（像类比原理那样）是不同的两码事。在假设的领域中，这一原理的确是有用的、正确的和富有成效的。而且这是一个找出哪一种假设最为可能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当相互关系原理用于个人的、甚至是群体的活动中时，就会经常存在陷入武断的危险：个人和群体行动时并不总是‘有逻辑地’、‘有条理地’并且‘必然地’等等，但是以人们这样做为前提开始却往往是有用的：个人和群体并不总是‘按照逻辑地’、‘条理清楚地’并且‘依据推论’去行动等等，但是以此方式假设人们的行动并展开讨论却时常是有用的。提出行为动机‘不合理性’的假设起不到任何作用，它只具有争辩的意义，让人就像经院哲学家说的那样：“以下任何皆为荒谬（ex absurdo sequitur quodlibet〔拉丁语，一时无从考查，暂时保留原文——译者注。〕）（14,§29） 　　只有以这种方式思考并且通过所有这些解释去理解，社会学方法才能够被视为在政治上是有用的。通过一个被明确限定的语境，将居维叶的原理局限于假定事物的范围中，人们防止了把这一原理抬高到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的危险（和诱惑）。因此，在《狱中札记》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反布哈林的篇章，与反克罗齐的那部分非常相似，都是由一种需要使历史唯物主义免受形而上学侵害（及挪用）的紧迫感所激发的。对历史的强调——从差异、多样性、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历史——除了形成对以各种样貌，特别是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出现的形而上学，所做的防御和积极抵抗之外，别无他物。尽管形而上学的冲动小心翼翼地把特殊纳入一般，同时立即使个体的现实性服从于整体的需要，但是就像在笔记本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寻找着重新获得这些断片、弄清楚它的特殊性并且详细描述其差异的方法。历史学通过抛弃那种享有优先权的沉思默想的观点，而代之以从事实践的、物质的文献学和批判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正是由于缺乏批判的严谨性和对具体事实的文献学的关注，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歪曲，所以批判和文献学都需要保持其独特性，即革命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品质。一条最初定名为"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的札记以及它的修改版本——它被放置在用于写作“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的笔记本中——包含着以下的结论： 　　由实践哲学带给政治科学与历史学的基本变革，是这样一个证明：不存在任何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类本质’（这是一个源于宗教思想和超验主义的概念），而是说，人类本质是被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特定的范围内，能够通过文献学和批判的方法来确认的历史事实。（13,§20） 　　在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任何地方，文献学的和批判的方法都明显地起着作用。占据了《狱中札记》大部分篇幅的、对于克罗齐所做的持续而且仔细地批判性分析广为人知，它们的重要性已经在不可计数的评论文章中被谈过了。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布哈林的详尽的批判，尽管它同样也具有分量。类似地，众所周知，大量札记被用作对意大利文化，特别是意大利文学所作的批判分析。然而，记录在笔记本中的大量详尽的事实信息却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价，而且多半还被忽视了——不知为何，在笔记本中起着作用的“文献学”的方法还没有吸引到很多的关注。要理解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很难。实际上，对葛兰西文本的每一项说明与讨论都包含着关于它的零散性与未完成性的思考。这种思考经常伴随着这样的假设，即：从这些断片中重构出一个条理清晰的整体是葛兰西派学者的任务。这些札记的零散性通常都被含蓄地，或者准确地归结于严酷的条件，它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被创作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种碎裂被认为是一种不幸的障碍物，它妨碍我们理解葛兰西要说什么；或者，如果葛兰西拥有时间和方法去写一本或者一系列“正常的”书，他又会说些什么。因此便产生了“编排”这些笔记本、围绕某个主题或在某个类目之下汇集这些片段的努力。这些主题或者类目经常源于题写在许多笔记本自身上的那些标题：“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对一组知识分子历史的文章所作的札记和注释”、“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文学批评”等等。鉴于笔记内容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把文本以一种“可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需要，也使得那些明显次要的，或者与笔记主旨发展并无关联的细节有了意义。葛兰西派的编辑、学者或者评论家因此感到，不得不把这些断片汇集起来，并且像一个当今文坛上的居维叶一样，把它们连结在一起。有时，这种重构的工作是被负责任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对其界限持有批判性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在另一些时候，这种工作却是以一种误导人的看法进行着，即人们不仅能够现实地重构出葛兰西的思想，也能重构出葛兰西自身。后一种工作就是产生诸如“列宁主义的葛兰西”，或"克罗齐派唯心论的葛兰西”，以及任何一种葛兰西的原因。即便是由对他的各种盗用而产生的“自由主义葛兰西”这一称呼，也时常是由这样一种想象引起的，即：人们可以返回到那些不连贯的笔记本中，并且从中重构出一个唯一“真实的”的葛兰西。无论这一情况发生在何时，这些笔记本都会变成一个欢乐的、有希望找到自己所需事物的地方，人们从中获取“重要的”内容，并舍弃那些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当然，每一个人都指责其他那些人，认为他们尚未识别出“正确的”片段及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或者认为他们以牺牲其他部分为代价而强调某些细节的重要性。 　　认为人们能够终结这场游戏是毫无希望的。即便是对葛兰西手稿最为仔细认真、精确完整的复现都将不能解决这一争端，或者说它仍然不能满足重构一个“真实的”葛兰西的强烈愿望。然而，只有通过接近并阅读札记的完整文本，才能够获得对强调历史的“无限变化和多样性”的全面评价。札记的不完整性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支配其创作的“文献学”方法造成的。“文献学”要求对细节给予仔细的关注，它试图去弄清具体事实的特殊性。构成笔记本内容的许多条札记都正是这么做的——它们记录了历史的无限变化和多样性。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细节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网络，而且它们反过来又形成了普遍的概念和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领导权”。但是，如果这些片段之间的关系被永久地固定下来，那么这些概念和理论就会有形成教条的危险。为了确定构成《狱中札记》的片段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放弃遵循居维叶原理的“文献学”。人们将不得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即建立一个能够在其整体之中进行思考研究的总体性结构，从而将每一个片段置于与其他片段的必要而且固定的关系之中。但是在札记中，历史是作为“经验”而不是作为沉思被呈现出来的；而且，“实践哲学奠基于其上的经验不能被图式化。”在第一个笔记本开始的几页中，对居维叶的间接提及包含着一种含蓄的提醒和引导。 　　它提醒人们，匆忙下结论是存在危险的，并且引导人们关注具体事实。葛兰西在无数的情况下，重复着这种提醒和引导——手稿中充满了诸如“这需要被检查”、“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人们需要弄清楚这个事实”等等这样的短语。笔记本八和笔记本十一开头的几个段落着力强调了札记的暂时性，以及其中表述的某些结论也许完全错误的可能性。1929年12月30日，也就是在写下了关于“居维叶的小骨头”这篇简短札记的几个月之后，葛兰西以如下的评论来结束致妻子朱丽娅·舒赫特的一封信： 　　我的一些判断也许是，确切地说，很可能是夸大的，甚至是不公正的。对于居维叶来说，从一小块骨头中复原一只大地懒，或者乳齿象非常合适，但是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人们从老鼠的一条尾巴最终却造出了一条海蛇。（LC,314） 　　狱中札记指出，避免这一类错误的方法就是，要始终保持忠于批判的和文献学的方法。正如它们在札记中被运用的那样，这些方法同时作为抵御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神秘化的武器与盾牌而发挥作用。在札记中形成的理论和文献批评实践本身，构成了对详细阐释反教条主义的实践哲学来说最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