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些八卦
布拉格
1950年，劳伦斯·布拉格爵士在某次学术讨论会上对弗朗西斯·克里克的不满达到了顶点。等克里克做完报告《狂热的追求》，布拉格瞪着眼对他说：“克里克，你就会拆台。”所谓“拆台”，是克里克自己的说法。换成詹姆斯·沃森的毒舌，恕我直接照搬他的原话：“劳伦斯·布拉格爵士给弗朗西斯·克里克起了个‘搅屎棍子’的外号。”
尽管后来沃森与克里克因为DNA双螺旋结构获得诺贝尔奖，但布拉格爵士依然有底气给俩后辈起外号——当爵士荣获诺奖时，俩后辈还没有出生。
布拉格家族世代务农，直到1880年劳伦斯·布拉格的父亲亨利·布拉格拿到剑桥大学奖学金。毕业后，亨利前往澳大利亚某大学当物理教授，1890年生下劳伦斯。本来父子俩有可能在澳大利亚度过平凡幸福的一生，但命运的齿轮却偷偷开始转动：1896年的某天，小布拉格从三轮车上意外掉落，医生无法确定孩子是不是摔断了胳膊。于是父亲根据几周前伦琴的新发现，做出一个极简X射线装置。通过X射线照片，能直观看到胳膊的受伤状况。由此，布拉格父子都对伦琴射线产生极大兴趣，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1909年，劳伦斯跟随父亲离开澳大利亚。亨利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执教，深入研究伦琴射线。劳伦斯进入剑桥三一学院，第一年就在抱病考试的情况下，拿到一大笔奖学金。数年之后，父子联手工作，合力写出论文。1915年，父子俩因“用X射线研究晶体结构”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于是二十五岁的劳伦斯·布拉格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41年，威廉·劳伦斯·布拉格被正式册封爵士。后来他用X射线研究蛋白质分子结构，是该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他相信蛋白质是破解遗传密码的关键。
三十四岁、刚刚接触生物学没两年、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就是在这样一位前辈面前，花了大约二十分钟，全盘否定布拉格爵士的学术路线。
说不好爵士嘀咕的是“拆台”还是“搅屎棍子”。我赌是后者。我愿意押五毛钱。
克里克
1916年，克里克出生在北安普敦镇。他的父亲有家皮鞋工厂，一家人衣食无忧，属于中产阶级。缺少科学素养的父母很头疼孩子一天到晚问东问西，给小克里克买来《儿童百科全书》，里面科学、历史、神话、艺术什么都有。小克里克沉醉其中，看着看着，忽然惶恐起来：“有一件事情令我惴惴不安：等我长大了——那得到什么时候呀！——世界上的奥秘都被发现光了怎么办？”坦率地说，小克里克多虑了。等他长成一个小男孩，会往烧瓶里放一些爆炸性材料，然后给它们通电。
1934年，克里克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学习物理。本科毕业后接到课题：测量高温高压下水的黏度。“二战”期间，他为英国海军部研究水雷。战争结束后，他去海军科学情报中心找了份工作。三十而立的克里克感受中年危机：“学位不算特别出色，在海军部的工作稍微弥补了这个不足。对电磁学及流体力学的某些领域比较了解，但是我对这两个主题毫无兴趣。迄今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论文。”谁的青春不迷茫呢？物理学家与畅销书作家相差无几。
一位好朋友热情地鼓励克里克，劝他继续搞科研：“我见过不少比你更笨的人——他们做科研都很成功。”克里克“备受鼓舞”。
“克里克声称他选择生物学作为他的新事业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是个无神论者，他想要把宗教上的观念逐出科学领域之外。”另一个理由是他很喜欢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
1947年，三十一岁的克里克进入剑桥，开始研究细胞。1949年，他转到布拉格麾下，学习X射线晶体衍射，并由衍射图像推测蛋白质分子结构与功能。
在沃森的笔下，布拉格似乎不大喜欢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年人：克里克很爱聊天，嗓门又很大，常常吵得布拉格不得安宁，干脆连茶水间都不去了。还有两次，粗心的克里克没拧紧水龙头，水一直流到布拉格办公室外的走廊上。
在克里克笔下，专门写了一段布拉格“毛遂自荐”的往事——爵士主动给一位不认识的贵妇人打理花园。我只能说不光我爱写这些……正经八百的科学大师也好不到哪儿去……
1950年，布拉格带人开研讨会，克里克平生第二次做学术报告。耿直的新人花了二十分钟论证目前团队的研究方法行不通，没有“丝毫成功的可能”，令布拉格“大为光火”。
但克里克是对的。他极其敏锐地指出问题，并不是冲着布拉格，而是秉持真理的准绳。实际上，撇开这次风波不谈，业界新人与学界前辈还有更尖锐的冲突——克里克相信DNA而非蛋白质才是破解遗传密码的关键。和学术分歧比起来，外号那样的小事显得毫不重要。
很快，这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叛徒”，遇到了另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叛徒”。
沃森
常言道，文如其人。但对克里克与沃森来说，这句话恰恰相反。在现实中，克里克十分健谈，沃森寡言少语。但在自传里，克里克文风异常稳健，恍如一位秘书为某总裁写报告，严谨老成，滴水不漏。沃森的文笔则尖酸刻薄，跳跃感十足，属于脱口秀大会必备人才。
沃森写克里克：“我从来没有看见弗朗西斯·克里克谦虚过。”
写美国生物学权威：“由于他充满信心，因此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不知所以然。”
写开会：“他的出现令我惊讶，因为按照性格，他看不惯约2000名碌碌无为的生化学者在灯光幽黯而富丽堂皇的演讲厅进进出出。”
写学者：“当时，有几百名代表光临，大家享用着部分由美国出资提供的大量免费香槟，国际隔阂也大为缓解。”
写学界：“在英国，甚至其他地方，大多数的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都是一批糊涂虫。”
写细菌：“当我的暑假结束时，我还不想集中精力研究DNA结构。我把注意力用于性的研究上，但不是那种需要勇气的性。当时，大家都觉得细菌交配习惯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弗朗西斯和奥迪尔的社交圈子里，没有人能想到细菌也有性生活。”
写自己：“我盼望着第二天下午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可是我第二天一早赶到会场时，看到的是一群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几位豆蔻年华的拘谨少女，于是我大失所望。”
写友人：“这封信的附言部分询问了我们这些科学界小丑的消息。”
写男人：“当研究工作没有进展时，有彼得在，我们也就可以比较英国、欧洲大陆和加州女孩子的操行。”
写女人：“望着那些在圣·吉门附近的长发姑娘，我知道她们对我不会感兴趣的。我25岁了，已经没什么魅力了。”
看完沃森的书，我第一个念头是除了DNA，他更适合研究荷尔蒙。第二个念头是，作为图书编辑，自己有没有可能主动建议这位作者修改一下某些段落的文风？
和克里克一样，沃森也从来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在拜访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之前，他给达利留了一张纸条：全世界第二大聪明想见见全世界第一大聪明。
1928年，詹姆斯·沃森出生于芝加哥。在克里克鼓捣炸药的年纪，沃森爱上了鸟类。他十五岁就拿到芝加哥大学全额奖学金，除去聪慧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沃森母亲跟招生主任很熟。进大学后，他爱上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提出三个问题：“什么是基因？……基因是如何拷贝的？……基因如何行使功能？”带着这三个问题，沃森从动物学逐渐转向遗传学，开始研究噬菌体，一种能够攻击并摧毁细菌的病毒。当时美国的某些生物学家认为噬菌体有可能成为破解遗传密码的关键。
1950年，二十二岁的沃森取得博士学位，到哥本哈根大学留学。恰逢导师身陷婚外情绝境，对留学生不闻不问。无所事事的沃森向祖国申请去那不勒斯参加学术会议。“华盛顿发回了一封令人愉快的信，表示赞成，并祝愿我一路顺风。而且信中还附有一张两百美元的支票作为我的旅费。当我朝着阳光明媚的地方出发时，我多少有点感到自己不大诚实。”
“噬菌体门派”出身的沃森在意大利遇到了此生中除克里克之外、第二重要的男人——威尔金斯，一位彻头彻尾的悲剧性角色。
威尔金斯
莫利斯·威尔金斯也是受《生命是什么》那本书的影响开始对生物学产生兴趣。他虽然出生在新西兰，但很小就随父母迁居到英国。从照片看，威尔金斯很廋，有着高挺的鼻子和锐利的眼神，很难猜到他曾是个击剑手。1930年代，威尔金斯进入剑桥，学习原子物理学。“二战”期间，他先是钻研雷达，又去研究铀的同位素，参与过曼哈顿工程。战争结束后，威尔金斯的博士生导师在伦敦国王学院创办生物物理系，把弟子拉来当助手。
威尔金斯与克里克同岁，并且有着同样的观念，认为DNA可能是破解遗传密码的关键，所以他俩关系很好。只不过克里克需要完成血红蛋白博士论文，威尔金斯则主攻DNA结构。为什么说他是悲剧性角色呢？因为沃森和克里克摘取了本属于他的胜利果实。
1950年5月，威尔金斯在学术会议上得到同行赠送的DNA样本。他把一部分样本做成溶液。神奇的是，每当将细细的玻璃棒从溶液中抽出时，DNA纤维往往缠在玻璃棒上，仿佛蛛丝一般。这让人们猜想DNA与晶体结构有关。于是威尔金斯同助手用精密设备拍摄出DNA的X射线衍射图，从图片推测DNA或许存在螺旋排列。但究竟是单螺旋、双螺旋或三螺旋，谁都不知道。当时，威尔金斯倾向于单螺旋。
1951年5月，威尔金斯带着照片去那不勒斯参加学术会议。当他展示出成果后，一旁的沃森双眼冒光。鸡贼的美国人以强大的直觉预感到那张照片底下有一座金矿。沃森想接近威尔金斯，无奈无从下手，甚至于依赖美人计。“当我再次遇到他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可能交上了好运。莫利斯注意到我的姐姐（注：有可能是妹妹，此处或为错译）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饭了。我非常高兴。”不过让他遗憾的是，英国绅士对美国丽人待之以礼，友好地挥挥手。平行的画，几时交叉，下个路口再见吧。
当时的沃森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博士，还不足以引起威尔金斯的注意。曾有同行模仿沃森的文风描述沃森的外貌：“他个子很高，笨拙，有着独特的风度。他的装饰非常特别：衬衫的领带飘舞着，露着膝盖，袜子退到脚踝。他的不知所措的方式和习惯动作也非常特别，他的眼睛总是向前凸显，嘴总是张着并迸发出短促而抑扬顿挫的句子，中间常常夹杂着‘啊，啊’的语病。他进房间的方式也很独特，仰着头，像公鸡寻找着最纤细的母鸡一样，寻找着重要的科学家的出现，并且尽量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沃森没有死心，向奖学金委员会申请到剑桥学习。由此美国人飞往英伦，见到克里克。由于性格鲜明，克里克并不善于跟同事合作。他自言一生中只有三位同行算是搭档，沃森即其中之一。两人都记不清初次相遇的情形，但肯定相谈甚欢。“从我到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会在剑桥呆上一段时间。因为我很快发现与弗朗西斯·克里克交谈很有趣，白痴才会离开。”有时候人和人的缘分真的很奇妙。换成布拉格，很难想象他会得出什么结论。
通过克里克，沃森与威尔金斯也逐渐成为朋友。至此，DNA“信仰小组”的“三巨头”汇聚，剩下的情节，就需要“反派”出场了。
沃森写道：“莫利斯已经无法不惦念着他的助手罗莎琳德·弗兰克林了。”
弗兰克林
并不是说威尔金斯爱上了女同事弗兰克林。恰恰相反，假如威尔金斯真与女同事相爱，很可能将由这对情侣、而非那对兄弟破解双螺旋之谜。
弗兰克林来自于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家族。大约1700年左右，弗兰克林的祖上从中欧来到英格兰。1920年，弗兰克林出生，她的父亲是一位知名银行家。假如女儿不够努力，有可能会被迫继承家产。但弗兰克林足够优秀，从剑桥大学毕业时，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1947年，弗兰克林去巴黎工作，研究碳化合物。在法国，富家女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以及一位女权主义者。前者令她遇到威尔金斯，后者令她与威尔金斯相看两厌。
1951年1月，弗兰克林来伦敦国王学院入职，恰逢威尔金斯和未婚妻度假。威尔金斯的博导、生物物理系系主任接待了新人，将DNA样本和已有照片交给弗兰克林，希望她能够获得更多照片，并最终推导出DNA的结构。整个欢迎仪式漏掉了关键的一点：这个项目里，究竟谁才是团队领袖。毫无疑问，威尔金斯认为是自己。但弗兰克林并不这么想。她把DNA视为自己的课题，与威尔金斯平起平坐，更不要说给威尔金斯当助手了。
“富兰克林真正想要对抗的是当时盛行的男权主义。她对于男人们平日里在酒吧推杯换盏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无法忍受学院的公共休息室禁止女士入内，只能看着那些男性同事悠然自得地谈古论今。”
后来弗兰克林设计出一个新装置，成功拍摄了很多清晰的照片：“DNA在纯态时以两种形式存在。在潮湿状态下，DNA会表现为B型晶体结构；在干燥状态下，DNA将转换为A型晶体结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
1951年11月，鉴于所取得的进展，弗兰克林公开演讲。威尔金斯通知了对DNA感兴趣的克里克与沃森。沃森一个人从剑桥赶来旁听，但空着手没有做笔记。弗兰克林演讲的关键是提出DNA纤维有可能是圆柱状构造：“她推测此圆柱状构造是由核酸链卷绕圆柱体轴所组成的。罗莎琳没确定圆柱内的核酸链应该是二条、三条还是四条。”
对于弗兰克林来说，科学家应该在准确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大胆推测与严密论证，最后才能得出不容否定的结论。但对于沃森（应该还有克里克）来说，只要结论是正确的，准确的数据与严密的论证或许可以放一放，回头再找补也不迟。沃森回到剑桥，很快找到克里克商议，决定运用已有的数据和丰富的想象力，先做一个DNA模型出来。
现在我们都知道，DNA的结构有点像一个弯绕旋转的梯子。糖和磷酸连接成它的骨架，四个碱基（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和胸腺嘧啶）仿佛是梯子的踏板。但当时的人们却不知这些基本原件具体是怎样排列的，以及它们蕴含着怎样的秘密。
沃森和克里克在实验室里找到碳原子模型和一些钢丝，将其改装成磷原子。又经过很多复杂的计算和讨论，两人最终鼓捣出一个磷酸位于内部的三螺旋模型。“三条多核苷酸链以一定方式彼此缠绕在一切，形成一个沿螺旋轴每隔28埃绕一周的螺旋结晶。这似乎与莫利斯和罗西的X光衍射图谱相符，所以弗朗西斯沿着实验室的长椅来回看着刚做好的模型，琢磨着下午的成就，显得有些得意。”
两人给威尔金斯打去电话。很快，威尔金斯就和弗兰克林急匆匆赶来，看看剑桥俩兄弟是否抢走了果实。弗兰克林一针见血，指出模型的致命错误：含水量不对。这是由于沃森听弗兰克林演讲时没做笔记，所以记错了数据。最后，伦敦的男女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剑桥的兄弟垂头丧气，尴尬无比。
“三螺旋”事件导致另一个严重后果。伦敦国王学院生物物理系那边和布拉格爵士达成协议：DNA项目只允许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研究，克里克和沃森不得插手，尤其是在克里克还没有写完博士论文（且不时惹得布拉格爵士心烦）的情况下。
或许当时英国人不知道，他们最强劲的敌手并不在萧墙之内，而在大洋彼岸。
鲍林
莱纳斯·鲍林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1954年的化学奖和1962年的和平奖。就是这么一个看似与生物学无关之人投下的阴影，长年盘旋在剑桥大学与伦敦国王学院上空。
1901年2月28日，鲍林出生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父亲是药剂师兼推销员，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却在1910年因病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九岁大的儿子、八岁大和五岁大的女儿拉扯成人，十分不容易。可以说鲍林完全输在了起跑线上。
但非凡之人必有非凡之处。十三岁的鲍林早早显露出化学方面的天赋，并且会说中文、德文、希腊文。1917年，鲍林站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打工还是上大学？母亲直言，无力提供学费。宝林选择了勤工俭学：做工友，每个月工作一百小时，非常辛苦；送牛奶，从晚上八点干到凌晨四点，将一马车的货送到五百个客户手里；控制开销，把伙食费压缩至每天半美元。他每天都要记账，追问每一分钱的去处，以求收支平衡。
1919年，鲍林获得了一个铺路厂检查员的工作，包食宿，每月二十五美元。他第二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转正还是继续上学？当时母亲不仅不能提供学费，还需要儿子寄钱回家才能养活妹妹。或许是精诚所至，上天给了好人一个机会：俄勒冈农学院聘请他教课。于是鲍林半工半学，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大四那年竞逐罗德奖学金，还交了一个女朋友。
爱娃比鲍林小两岁，家境不算富裕但也不贫穷。她在鲍林的课堂上回答出一个关于氢氧化铵的难题，吸引到授课老师的注意。“现在，俄勒冈州大学的鲍林档案室里，仍然保存了一些鲍林和爱娃来往的书信，这些信件非常感人地传达了他们最终共享的挚爱。这些信件感人之深，会让读者觉得自己闯入人家这么深的关系中而不好意思。”
大学毕业后，鲍林走上学术之路，于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跟爱娃生下第一个孩子。他第三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是向科学顶峰进发？鲍林选择了后者，远赴欧洲游学。“他在慕尼黑工作了几个月，和索末菲在同一个系；在哥本哈根，他在玻尔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在苏黎世，他和薛定谔在一起；还访问了伦敦威廉·布拉格的实验室。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年龄、合适的地方得到合适的训练，使他能够掌握全新的进展，并运用这些进展解释原子是怎样结合成分子的。”
1927年，鲍林回到美国。他已准备好大杀四方。
鲍林
说不好鲍林归属于哪类学科。他领悟了当年最先进的量子力学，拥有扎实的数学功力，对生物学感兴趣，但最突出的还是化学天赋。1931年，三十而立的鲍林升为教授。第二年，他开始发表化学键相关论文。1939年，鲍林出版《化学键的本质》。这本书运用物理原理，破解化学反应之谜，并为开拓生物学新天地提供了上佳武器。1954年，鲍林因对“化学键本质的深入研究，及其在复杂物质上的应用”，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1935年左右，鲍林开始研究蛋白质。那恰好是布拉格爵士的领域。他们俩的激烈竞争持续过很多年，而美国人深厚的化学知识帮助他更胜一筹。1950年，布拉格和同事发表了有关蛋白质的论文。“但它有一个致命错误，它允许结构中肽键自由旋转。”令人更意外、更尴尬的是：第二年，鲍林发表了有关蛋白质的论文，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克里克在书中写道：“真相很快大白，鲍林的阿尔法螺旋模型是正确的。布拉格备受打击，他上楼梯的步伐都更为沉重（反之，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他会一跳一跃地高唱《圣诞节的士兵，前进！》）。‘这是我科研生涯最大的失误。’布拉格如是描述，而且输给的又是莱纳斯·鲍林——这已经不是头一遭了。”
多插一句，沃森之所以想用实物直接搭建出DNA可视化模型，这一招就是向鲍林学的。
1952年，就在沃森和克里克被踢出DNA项目领域之际，鲍林发起了解开DNA结构之谜的全面猛攻。不算太久，他写完有关DNA结构的论文。1953年，英国学界收到论文的副本。沃森如丧考妣，布拉格如鲠在喉，克里克如芒刺背，威尔金斯如坐针毡。只有弗兰克林一身轻松，她已经受够了圈子里臭男人的乌烟瘴气，准备彻底离开伦敦国王学院生物物理系。
弗兰克林
弗兰克林与威尔金斯的摩擦日渐增多。尽管弗兰克林能取得清晰度好的衍射图，却未曾解释图片蕴含的深意。而当有可能理解图片的威尔金斯试图参与时，女权主义者愤怒斥责道“你怎么敢”。最后两人的领导不得不出面和稀泥：威尔金斯研究潮湿状态下的B型DNA，弗兰克林研究干燥状态下的A型DNA。
严谨的女科学家在整个DNA项目里越陷越深，看不到成功的方向，逐渐也失去了耐心。1952年6月，弗兰克林写信询问伯克贝克学院的晶体学实验室，能否带着奖学金转过去。此前她已经和伦敦国王学院方面打过招呼，领导并没有反对。
1952年7月，弗兰克林在一张白纸上画了好看的黑边，留下一段风趣但充满惋惜的话：“以极度的遗憾，我们要在1952年7月18日星期五宣称DNA螺旋（结晶）的死亡。死亡的原因是因为长期疾病在身，就连用螺旋衍射理论中的贝塞尔函数也无法挽救。纪念仪式将于下星期一二举行。威尔金斯博士要做演说，回忆已故的螺旋。”
以这段话来看，弗兰克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找到了能破解DNA双螺旋之谜的证据。两个月之前，弗兰克林拍摄出“51号照片”。“虽然镜头略微有点偏离样本中心，但是这张衍射照片在技术上已经堪称完美。”她也在笔记本中标注了“非常完美的B型DNA照片”。弗兰克林万万没想到，沃森竟然藉由这张照片一击中的，并且还是威尔金斯亲手递过去的。
威尔金斯
沃森来找威尔金斯，是想告诉他鲍林犯错的好消息。
1953年1月，英国学界收到鲍林的论文副本，众人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说实话，他们心里是很慌的，生怕美国人再一次享誉世界，将英国学界的脸面摁在地上反复摩擦。但沃森很快发现鲍林犯了错，还是一种非常基础、不通常理的错。无人能够解释化学大师为什么会犯如此简单的错，仿佛自由过了火，就像月亮惹的祸。
“在鲍林的模型中，磷酸基团没有离子化，每一个羟基都含有一个相连的氢原子，因此就没有净电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鲍林模型中的核酸根本就不是一种酸。而且，不带电荷的磷酸也不是偶然产生的特点。鲍林模型中的三条相互缠绕的多核苷酸链由氢键相连，而氢则是氢键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氢原子，多核苷酸链就会立刻松散开，结构也不复存在。”
为庆祝鲍林的失败，沃森叫克里克特地到他们俩最喜欢的酒吧点了威士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沃森决定拿着文稿去找弗兰克林与威尔金斯，将鲍林的失败多复述两次。
1953年1月30日，沃森来到伦敦国王学院实验室的地下室。他没看到威尔金斯，于是转而找到了弗兰克林。沃森掏出来鲍林论文的副本，说大洋彼岸的敌军认为DNA是三螺旋，但庆幸的是鲍林犯了错。严谨的弗兰克林依然坚持要先有准确数据、后有理论设定，不相信鲍林的观点。更关键的在于，沃森这个局外人居然先她一步看到鲍林的文章，这让弗兰克林怒火中烧。两人话不投机，沃森收起论文便跑，正巧威尔金斯过来，将他领向另一个房间。
两个男人互相安慰。沃森说他差一点被打，威尔金斯表示心有戚戚焉。说着说着，威尔金斯到隔壁取出弗兰克林拍摄的“51号照片”。
“‘这张出色的B型DNAX射线衍射照片’，透露出明显的钻石般的点阵图形，而且比以往图片都‘难以置信的简洁明了’，它无疑是一种螺旋，一种完美的螺旋。”
沃森
自从被布拉格爵士警告不得参与DNA项目，沃森表面上安分守己，但暗中从没消停过。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反复阅读《化学键的本质》，恶补专业知识；密切关注证实了DNA是遗传物质的韦林氏搅拌实验；等待一个错失诺贝尔奖的倒霉蛋上门。1952年7月，查加夫路过剑桥大学，顺便帮沃森和克里克两个“门外汉”补了补课。
1905年，查加夫出生于维也纳。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工作，研究过脂质、脂蛋白、病毒和核酸。1950年，查加夫发表论文，提出在DNA中嘌呤和嘧啶的总量相等，且腺嘌呤与胸腺嘧啶等量，鸟嘌呤和胞嘧啶等量。沃森注意到重要的“查加夫定律”。
后来据查加夫之子所言：“父亲之所以有些许怨恨，是因为他觉得克里克和沃森得到了本该属于他的诺贝尔奖。他无私地与他们分享了自己的所知，而他们拿去了他经年的工作成果却只是做了个最终润色而已。他将之比作装饰圣诞树，有些人只是在树顶放了颗星就宣称是他们装饰了树。”
某种程度上，对沃森和克里克的指责有一定道理。他们没有生产更多的新知识，他们是各种知识的搬运工，以及更重要的，创新者。对信息的组合与再运用，也算某种天赋。
当弗兰克林“51号照片”、“查加夫定律”、韦林氏搅拌实验、鲍林的建模法等多个因素汇聚到一起，沃森醒悟到DNA的结构近在咫尺。他忙不迭去找布拉格，明说鲍林论文有错、伦敦国王学院的照片是突破口、蛋白质“苍天已死”DNA“黄天当立”，恳请领导给克里克和他自己松绑，允许两人冲刺。
当听闻新发现有可能彻底驳倒鲍林，布拉格如狼似虎，如火燎原（原谅我没有想到合适的词语），“给沃森和克里克开了奋力向前的绿灯”。
克里克
如果没有克里克，沃森无法独立破解双螺旋结构，但如果没有沃森，克里克甚至都不会再次研究DNA。“三螺旋”事件后，克里克一度心灰意冷，大谈特谈蛋白质，即使沃森介绍“查加夫定律”时，起初也没太在意。不过他并非无视，而是深入思考其背后的涵义，还和沃森去找查加夫。但查加夫觉得剑桥兄弟专业素养有限，居然没记住四种碱基的化学差异，根本不适合研究DNA：“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懂得这么少，野心却如此大的。”
克里克有一种紧迫感，三十七岁的他退路无多。所以当沃森带着新思路找他时，克里克果断暂停博士论文。两个人开足马力，展开了大约一个月的艰苦工作。
1953年2月8日，克里克请威尔金斯吃饭，乘机询问了一大堆问题。2月中旬，克里克开始计算DNA内部数据，想到其结构具备对称性。2月27日，两人的胸口贴到终点线上。
1953年2月28日，沃森运用“查加夫定律”将四种碱基两两配对，搭建出一个新模型。“克里克只扫了一眼就对这种碱基配对模式深信不疑。尽管该模型的具体细节还有待进一步完善，A :T与G:C碱基对在螺旋骨架内的位置任需明确，但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突破。该方案设计非常完美，几乎找不到任何瑕疵。”
3月，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都去剑桥看了模型。威尔金斯坦言两个朋友就像一对无赖，但确实做出巨大的突破。弗兰克林极有风度地接受了对手的成功，并与克里克交流晶体学。“因此，她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坚定言论所反映出来的正是第一流的科学，而决不是一个迷茫的女权主义者的感情用事。”
1953年4月，沃森和克里克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九百字左右的短文，论述与进化论同样重要的发现。布拉格爵士老怀大慰。1962年，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三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莱纳斯·鲍林与三人同样登上舞台中心，他因“呼吁阻止核武器扩散”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唯独弗兰克林最为可惜，罹患癌症的她于1958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这个世界再一次欠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个公道的敬意。
布拉格
有人问沃森，他此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沃森没提DNA，而是说了他的书。他认为发现双螺旋不算难事，很多科学家都能做到。“但除我之外，不太可能有人写得出《双螺旋》。”
1962年，嗅觉敏锐的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沃森出书。沃森断断续续写了四年，1966年才交稿。书名原定《诚实的吉姆》。“吉姆”的沃森的昵称。他把书稿寄给克里克、威尔金斯等当年的圈内人，引起轩然大波。“大部分的人在读了初稿之后，皆感到非常愤怒及不舒服：有几位对书中关于自己的描述感到愤怒；一部分人认为书中所描述的事可能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更有一些人觉得这本书把一件原本很伟大的科学故事，变成了廉价的花边新闻；有一部分人发现此书太过于一面倒，所叙述的故事跟他们所记得的事实不大相同。”
作为读者，你去看沃森的书，会感觉很欢乐。但作为当事人，你去看沃森的冷嘲热讽，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尊重女性、不敬畏前辈、愤世嫉俗、唯我独尊的混蛋。
克里克跟威尔金斯拒绝为《诚实的吉姆》签字授权。克里克甚至扬言，假如这本书出版他就起诉沃森。假如弗兰克林仍然在世的话，她很可能会直接控告沃森。但是假如弗兰克林在世的话，沃森大概率不敢写《诚实的吉姆》。
嗅觉敏锐的哈佛大学出版社收到初稿后，犹豫再三，决定放弃出版。原因你懂的。可以返回去看看我引用过的沃森的原文。
书稿转给了另一家出版社，首印七千五百本。出乎所有人的意外，这本忆旧的书稿居然在畅销书榜单上停留了四个多月。原因你懂的。可以返回去看看我引用过的沃森的原文。
关于《双螺旋》，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觉得它丑化了弗兰克林，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有人觉得它三观不正、文风轻浮，这也是很难反驳的。有人觉得它避重就轻，是一部失败的著作，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这本书很好地起到了历史科普与品牌营销的作用。因为图书热销，影视从业者纷纷找到沃森和克里克等人，为他们拍摄了体量不一的纪录片和电视节目。学界也随之推出了更多更为优秀的作品，例如《通往双螺旋之路：DNA的发现》《创世纪的第八天：20世纪分子生物学革命》……
克里克收回愤怒，自己陆续出版了几本书。有关弗兰克林、威尔金斯、布拉格爵士等人的传记相继面世。吉姆虽然不够诚实，但他确实做大“蛋糕”，吸引到行外人的关注。
关于那次风波，或许谁也不能比布拉格爵士更有发言权。他应沃森之邀，为《双螺旋》撰写序言。看淡了风风雨雨的老爷子并没有过于苛责昔日的弟子。首先夸奖作者文笔生动，其次直言科学发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难以评价历史功过，最后建议读者把《双螺旋》看成一种个人印象，而非历史史实。
老爷子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个人很赞同的。
“作者曾经将手稿给我们这些与发现DNA结构的故事有关的人看过，我们修正了多处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个人感到不愿意修改过多，因为书中给人留下的鲜活和率真印象实质上是这部书吸引人的地方。”
是的，让书变得好看，而非居高临下地讲课，也是我个人的想法。
